第一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说明了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唯心主义杂质是什么。
在本章的一开始,恩格斯首先肯定了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并指出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在他的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接着恩格斯就着手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是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主义者。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当时的基督教,揭露了宗教的神秘外衣,从而在反宗教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中,还存在有唯心主义的渣滓。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中的唯心主义杂质是什么呢?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费尔巴哈的一段话,来说明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唯心主义杂质。费尔巴哈说:“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上的变迁。某一历史运动,仅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能算是根深蒂固。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能说宗教也应当在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从费尔巴哈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唯心主义杂质主要有二:
第一,费尔巴哈把宗教和人的感情混为一谈,认为宗教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是原来就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它不是存在于人心的外部,以后才搬到人心内部来的。恩格斯在这里所引费尔巴哈“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能说宗教也应当在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宗教和人的感情就是一个东西,那么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说,宗教是一种人类不可缺少的、永恒存在的现象,只要有人类存在,宗教就不会被消灭。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一书中写道:“说宗教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的,这话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一般宗教认为就是有神论的那些观念,亦即真正的上帝信仰的那些观念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宗教认为只不过是依赖咸,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觉得人若没有一个异于人的东西可依赖,便不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觉得他的存在不是由于他自己,那末,这句话倒完全是真的。这一个意义之下的宗教,对 于人的关系,很象光对于眼、空气对于肺、食品对于胃那样密 切。”[ 《宗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页。]
费尔巴哈把宗教分为两种:一种是旧的有神、有上帝的宗教,一种是新的没有神、没有上帝的宗教。费尔巴哈认为无神的宗教是一种合理的、应当积极加以提倡的新宗教,有神的宗教则是一种虚幻的、应当加以废除的旧宗教。费尔巴哈所写的“基督教的本质”等反对宗教的书,其目的就是为了批判这种有神、有上帝的宗教的。
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按其原来的意义讲,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性爱、友谊、同情等爱情上的联系。不过,这种人和人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在过去和目前人们都把它神秘化了。使爱情、友谊、同情等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上的联系,不是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人和神之间的感情关系表现出来,即通过“上帝爱人类,大家爱上帝”这个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粉碎这种歪曲的形式,叫人和人之间的威信上的联系,用它自己本来的面貌表现出来,即叫它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性爱,友谊、同情等关系直接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基督教,但他并不打算根本废除宗教,他只打算废除有神、有上帝的宗教,而建立一个新的没有神、没有上帝的、以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的爱的宗教。同时,费尔巴哈还认为,新的哲学也应当研究宗教,即研究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因此费尔巴哈才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指出:新的哲学应该和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它本身就是宗教”。因此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根本态度时就指出:“费尔巴哈所希望的并不是废除宗教,而是改良宗教。哲学本身应该变成宗教。”
显然,费尔巴哈这种把宗教和人的感情混为一谈,从而把宗教说成是与人类共存亡的永恒现象,并进一步想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创立新宗教的企图,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因此它也就是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唯心主义杂质之一。
第二,费尔巴哈过分夸大了宗教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历史上的各种运动能够不能够发生和发展,这就要看宗教的观点是否深入人心。因此,全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变迁的历史,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就应当以宗教的变迁为标准。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宗教而是生产方式。全部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宗教变迁的历史,而是一部生产、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就不应该根据宗教上的变迁,而应当根据生产方式的变化,去划分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显然,费尔巴哈这种夸大宗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观点,乃是一种唯心史观的观点,因此它也就是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唯心主义杂质之一。
在下面几段中,恩格斯就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这两个唯心主义的杂质作了详细的批判。
第二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第一个唯心主义杂质,即批判了费尔巴哈把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混为一谈的观点。
恩格斯指出,宗教和人的感情关系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是一种与人类共存亡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自从人类存在以来它就是存在的,并将随人类的发展而永远存在下去。人类存在它就存在,人类灭亡它才灭亡。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在最近八百年中,两性之间的性爱关系,在社会中取得了更高的地位,它几乎成了诗人们歌颂的中心了。
宗教是否也如此呢?不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并不是一种与人类共存亡的社会现象,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私有制和剥削制存在一天,它也就随着存在一天,私有制和剥削制被消灭了,它也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社会基础,而最终被消灭掉了。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现存的宗教绝大多数都是卑视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而主张禁欲戒色的,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为国家所规定的、调整男女性爱关系的婚姻法,作一作神学上的论证而已。由此可见,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绝不是一回事,因为宗教对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尤其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关心,十分重视的。
不用说一般禁欲戒色的宗教,就是那种为现存婚姻法作辩护的宗教,也不会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永恒存在下去。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它最终也要被消灭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宗教虽然是不存在了,可是人与人之间的性爱、友谊等感情上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它并不随宗教的消灭而消灭。由此可见,宗教和人的感情也不是一回事,我们决不可以把它们二者混为一谈。
下面,恩格斯又举了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基督教会曾经遭到了很大的摧毁。1793年,雅各宾专政的国民大会曾经把所有的天主教堂都毁掉了,那时候教会的势力几乎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了。1799年拿破仑夺取政权之后,力谋恢复宗教。1801年7月15日拿破仑与罗马新教皇庇护七世妥协并签订了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一方面,天主教教皇必须支持拿破仑政府,教皇也承认革命时期被没收,并为资产阶级、富农收买去的土地是合法的不再收回了;另一方面,拿破仑宣布天主教为法国的国教,牧师、主教、大主教都应当由政府委派而由教皇批准,僧侣们则向国家领取俸禄。这样,拿破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天主教重新扶植起来。
如果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宗教是人天生来就有的感情,宗教“对于人的关系,很象光对于眼、空气对于肺、食品对于胃那样密切”的话,那末在1793—1798年天主教已经被摧毁,还没有恢复起来的时候,就应当有人提出用新宗教代替旧的天主教的要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拿费尔巴哈那样的新宗教去代替被摧毁了的天主教。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三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巴哈上述观点的唯心主义实质。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唯心主义观点的实质就表现在,他不是把性爱、友谊、怜悯等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在它自己本来的意义上去了解,而是错误地把它和宗教联系起来,把它抬高到宗教的地位上去加以理解的。
费尔巴哈认为,只有当人们与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彼此友好、相互爱慕的关系时,人类才可能组成社会。如果人们与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人对人是上帝”,而是“人对人是狠”的关系的话,那么人类就不可能结成社会。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尤其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关系,例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朋友等关系,抬高到宗教信仰的高度去加以认识,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真正意义。正如恩格斯在这里所指出的:在费尔巴哈看来,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这些关系,只有用‘宗教’一词使之神圣化后,才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只有给这些关系盖上了宗教印的时候,他才同意承认它们是完满的”。
显然,费尔巴哈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人类之所以能够组成为一个社会,这决不是由于人们和人们之间是彼此相爱的缘故,而是由于人们要生产的缘故。因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衣食住等生活资料;人类要有这些生活资料,又必须生产它;人类要进行生产,又必须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否则人类便不能进行生产,便不能继续存在下去。
费尔巴哈的这种观点既然是错误的,那末费尔巴哈是怎样把性爱、友谊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抬高到宗教地位上去的呢?原来费尔巴哈认为,宗教(religion)这个名词是从动词联系(religare)演变来的。因此,从语源学的观点看来,宗教一词原来的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他就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抬高到宗教的地位上去加以认识。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这种观点时指出,费尔巴哈在这里所使用的论证问题的方法,乃是一种语源学上的把戏,“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是有其来源的,每一个字或词的内容,并不是一经规定以后就永远不能再改变的了。相反,有些字和词的内容,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例如,“于”字和“焉”字过去都是一种鸟的名字;“能”字过去是一种兽的名字;“若”字过去是一种草(杜若)的名字,现在“于”、“焉”、“能”、“若”这些字,都由名词变成动词、介词、助词了。又如,“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代表着一个一无所有、被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就代表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阶级了;“爱人”这个名词,过去只在未婚男女中间使用,现在它在已婚的人们中间,甚至在老头老太太中间也有人使用了。
总之,字和词的含义并不是一经规定之后就永恒不变了,一个字或词现在的内容,不一定和它最初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这样说来,研究语源学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呢?不是。作为语言学一部分的语源学,专门去研究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最初的来源,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研究每一个字的来源和变化,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掌握语言的发展规律,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社会的情况。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同是一样的自称,在帝王那里叫做“朕”,在一般人那里则叫做“我”;同一样死了人,在天子那里叫做“崩”,在诸侯那里叫做“薨”,在大夫那里叫做“卒”,在士那里叫做“不禄”,在百姓那里才叫做“死”;同一样的老婆,在天子那里叫做“后”,在诸侯那里叫做“夫人”,在大夫那里叫做“孺人”,在士那里叫做“妇人”;在一般老百姓那里才叫做“妻”。这些,就能够帮助了解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的情况。
由此看来,我们研究语源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各个字和词的变化过程,进一步发现和掌握语言的发展规律,而不是要用它原始的含义去说明和代替它现在的内容。如果我们今天还用鸟名、兽名、草名去解释“于”、“焉”、“能”、“若”等字,这不仅不能帮助我们认识语言的发展规律,相反却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混乱。费尔巴哈在这里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是按照“宗教”一词现在的内容去把握它和理解它,而是用“宗教”这个词的远古含意去把握它和理解它的。
恩格斯在揭露了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所玩弄的手法以后,紧接着又指出费尔巴哈这种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抬高到宗教地位的作法是完全符合唯心主义的要求的。因为费尔巴哈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把宗教说成是一种与人类共存亡的永恒现象了,而一切唯心主义者正好是希望叫宗教这个名词在人类生活中永远地保存下去的。恩格斯在这里举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巴黎的路易·布朗派的改良主义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路易·布朗派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的首领就是路易·布朗。路易·布朗(1811—1882)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在1840年发表了自己的有名著作《劳动的组织》,在这本书中他以简明生动的文字描绘了法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惨况,因此很受当时工人群众的欢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他当选为法国国会的议员,并参加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从而变成了一个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改良主义分子。他不仅不同情巴黎公社,而且还攻击第一国际;他不仅支持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而且还主张保留私人资本。他创立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工场”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不要进行武装斗争,而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在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下建立“社会工场”,这样,无产阶级就可以不通过流血斗争的方式而达到社会主义。显然,路易。布朗这种一方面攻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保留私人资本;一方面鼓吹工人阶级要取得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合作的态度,就充分暴露了路易·布朗派的改良主义本质。在宗教这个问题上,路易·布朗派认为宗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天生的宗教信念,谁要是没有宗教信仰,那简直就是个怪物。甚至无神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宗教,也有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无神主义。
最后,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企图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神的新宗教,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好象十六世纪以前的人们,想在现代化学的基础上,制造出一种点金术上所用的神秘工具“哲人之石”一样,是根本办不到的。
我们知道,炼金术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封建社会中,宗教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科学是非常不发达的,那时化学还处在幼年时代,还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当时有些炼金术士企图从铁、铅等不贵重的金属中炼出贵重的黄金来,但是他们始终也没有达到目的。以后他们又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世界是由火、风、水、土四种元素构成的,此外还有一种“第五本质”,这种“第五本质”能够把各种元素合成为一个东西。于是当时的炼金家们就开始追求这种“第五本质”的东西了。所谓“哲人之石”就是这种“第五本质”的东西。按照炼金家们的说法,如果能够制造出“哲人之石”来,它不仅能够点石成金,而且还能够医治一切疾病,能够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
显然,这种追求“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乃是一种和现代科学完全不兼容的幻想。因此,随化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一切关于“哲人之石”的荒诞的说法,也就消声匿迹了。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企图建立一个无神的宗教时就指出:“如果无神的宗教是可能的话,那么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能的了。”
此外,恩格斯还指出,由于宗教和炼金术都追求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它们在历史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法国化学家柏特洛(1827—1877)和德国化学家柯普(1817—1892)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用化学史上的材料表明了炼金术和宗教在历史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宗教曾经是炼金术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炼金术也曾经为宗教作过论证和补充。例如,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时候,希腊、埃及的炼金术士们在基督教的形成上就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的基督教就是曾经利用“点石成金”、“长生不老”等神话来树立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的。
第四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的第二个唯心主义杂质,即批判了费尔巴哈过分夸大宗教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宗教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把人类历史说成是一部宗教变迁史的观点。
恩格斯在这里用历史的事实驳斥了费尔巴哈这种夸大宗教作用,并把宗教的变迁当作划分历史时期标准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是怎样批判费尔巴哈这种观点的呢?
首先,恩格斯指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历史上的发展,都一定伴随着宗教上的变迁,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部宗教变迁的历史。
恩格斯指出,只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个世界性的大宗教,才在人类历史上起过比较大的作用,“才可以说历史上的伟大转变曾伴随以宗教上的变迁”,“才可以说,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关于其他的宗教,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则谈不上什么巨大的影响作用,当然更谈不上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了。
例如,原始社会中的宗教和以后阶级社会中的宗教是有所不同的。原始社会中的宗教是远古时代的人们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人类思维的不发达,而产生的一种对自然现象的错误认识。它不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人民、麻醉人民的工具,它没有丝毫阶级宣传的性质。因此,原始社会中的宗教只不过是原始人类对图腾等的一种崇拜而已,它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关于以后在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所流行的多神教,虽然在历史上发生过一定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它们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时候的神,还是民族的神,而不是世界的神。民族的神只能在本民族的范围内起作用,一离开了这个民族,它就根本不起作用了。不仅如此,而且民族神的命运还是被该民族的命运所决定的。这个民族存在,这个民族的神也就存在;这个民族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民族的神也就随之不存在了。显然,这种只能在一定民族范围内起作用的宗教,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它是不能起多大作用的。
其次,恩格斯指出虽然有一些宗教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不管它们所起的作用有多大,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影响的作用,而不可能是一种决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可以把宗教看成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历史常常被涂上一层宗教的色彩。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如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等等。这些农民起义都或多或少地涂上了宗教的色彩,都利用这样或那样的宗教旗帜来动员和组织革命的力量。
在中国如此,在欧洲也是如此。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末,欧洲的资产阶级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帜来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
为什么在封建社会中,历史的发展总要涂上一层宗教的色彩呢?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宗教和神学是唯一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除去宗教和神学之外,没有其他可以用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精神力量。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除去利用宗教这个现成的形式之外,别无办法。
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定要采取宗教外衣的呢?不能。我们知道,在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进行的,但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完全抛弃了宗教的外衣,甚至于谁想再利用一下宗教的外衣,都是不可能的了。
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政府的首脑罗伯斯庇尔,就曾经反对过对天主教的斗争,反对过革命高潮中巴黎贫民传播的无神主义的运动,并企图建立一种新的、以“最高实体”作为自己崇拜对象的理智宗教,但是结果却完全失败了。
为什么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革命就不利用宗教外衣了呢?甚至想要利用宗教外衣都是不可能的了呢?我们知道,十八世纪以前,宗教在社会中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科学和哲学都成了宗教的侍女。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随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当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创立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争取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的口号去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了,而根本没有必要再利用宗教的外衣去进行政治活动了。如果说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还没有忘掉宗教的话,那他们也只是考虑如何消灭它,而不是考虑如何利用它的问题了。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谁还想要利用宗教去进行革命活动的话,那他必然和罗伯斯庇尔一样,最终一定要遭到完全失败的。
总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伴随有宗教的色彩,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宗教的发展决定历史的发展,相反倒是历史的发展决定宗教的变迁。历史运动采用宗教的外衣,也是被历史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不采用宗教的外衣,也是被历史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
第五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极力抹杀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费尔巴哈那种把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一部宗教变迁史的观点,就更加荒谬,更加反动了。
恩格斯指出,阶级社会就是一个以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统治人为基础的社会。在阶级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只有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至于人和人之间的真实的纯洁的感情关系,那是少得非常可怜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夫妻、父母、子女等关系,都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金钱关系上面的,当然更不用说亲戚、朋友的关系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费尔巴哈却把这种少得可怜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加以神圣化,把它抬高到宗教的地位去加以认识。显然,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阶级社会中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掩饰和抹杀了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其次,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比起封建社会来已经是非常明朗化了。但是,当时德国的反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却千方百计地去抹杀阶级的对立和阶级斗争,以迷乱人们的认识,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条件下,费尔巴哈所宣扬的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宗教变迁史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支持了那些反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它使人们不能了解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能了解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能了解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待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和费尔巴哈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看作是阶级斗争,费尔巴哈则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看作是人和人之间的性爱、友谊等感情上的关系;我们把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费尔巴哈则把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作是一部宗教变迁的历史。所以恩格斯才在这里指出:“由此可见,我们已经超过费尔巴哈多远了。现在甚至连他那赞美新的爱情宗教的最精彩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
上面几段是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点中唯心主义杂质的批判,下面恩格斯就转入了对费尔巴哈伦理观点中唯心主义杂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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