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日推送谢晶老师的文章《平等的海市蜃楼》(选摘)。文章直指当代社会的核心悖论：为何在“平等”理念已成全球共识的多年后，人类所面临的不平等却可能空前加剧?
卢梭对旧制度的经典批判与当今全球图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谢晶老师指出，“不平等愈演愈烈”暗示的线性叙事简化了对不平等演化方式的描述，在当代，传统不平等形式表面上的改善背后，是复杂、多因的“不平等的转移”与“新的不平等形式”的涌现。更具批判性的设问在于：奉行平等的人们，为何可能“头脑简单”地接纳某些看似公正的观念与制度，无意中成为特权的“同谋”?文章提示，面对平等的“悖论”，需要跳出对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探析，转而质疑“平等”理念本身是否暗含逻辑陷阱，以致其践行可能产生悖反性结果。
今日推文为谢晶老师所著《平等悖论》(书籍详情见“每日一书”)“序幕”部分的节选。
文/谢晶
为什么我们奉行平等，
不平等却愈演愈烈?
1755年，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中写道：“社会和法律……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陷于奴役和不幸”;“我们看见一小撮权贵和富人享尽荣华富贵，而大多数人挣扎在黑暗和贫困之中”。
将近三个世纪后，我们读到这些话，很难不觉得就是在描绘我们当下身处的世界。
然而，情况不应该是相反的吗?我们在卢梭笔下看到的，难道不应该是历史，而不是现状吗?卢梭所控诉的，是当时的贵族制社会。《论不平等》写作于法国大革命前夕，它以最雄辩的方式道出了当时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平权要求，后人乐于把卢梭奉为大革命与人权宣言的思想先驱。从《论不平等》到今天，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人类难道没有在世界各地为了推进平权做出巨大努力吗?从民主革命到人权宣言，从国际公约到工人运动，从殖民制度的废除到科技进步及其带来的福祉，极端的不平等难道不应该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这难道不应该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吗?
Jean-Jacques Rousseau.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Marc-Michel Rey, 1755.
那么，卢梭对于“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为何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适用?不平等，至少是极端的不平等，究竟有没有成为过去?
事实上，我们甚至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人类可能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平等。如果说卢梭所描述的是他身处的欧洲，那么今天这些描述的适用范围是全球。从狭义的经济标准来看，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之下，全世界的财富，而不仅仅是一个氏族、一个地区或一个王国的财富，都集中到了一小撮人的手中。根据乐施会(Oxfam)2024年的报告，占全球人口1%的首富掌握着43%的金融资产，他们的财富大于后95%的人的总财富。2020年以来，全球产生的新财富中几乎三分之二归他们所有。这可能才是“全球化”最真实的含义：它并不像表面上允诺的那样意味着“自由流通”(试想，当我们想让一个人或一笔钱自由地流通到地球上的随便哪个角落时会遇到多大的障碍，通常是暴力强制)，而是意味着财富高度集中的过程如今正在最大的范围内被推向极致。
以货币为衡量方式的财富差异是最容易想到的不平等形式，但它当然不是唯一的形式。如果我们将范围扩大到广义上的财富，扩大到一切对我们有用乃至必不可少的资源，那么不平等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极端的样态，并且愈演愈烈。当有些人仍然抱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态度挥霍(因为他们从不曾匮乏过)，另一些人却在为了水、土壤这类最基本的资源挣扎。全球有超过22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源，获得水源对于他们意味着长途跋涉乃至斗争。全球7亿人处于饥饿中——将近全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对于生活在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中的中产而言，这些数据是匪夷所思的，基本的资源居然要算着用，这件事本身就匪夷所思。我们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计算一下自己消耗的每样东西的资源成本。仅以水为例：制作一条牛仔裤需要约8000升水，一个汉堡约2500升，一块牛排约2500升(这还不是养牛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其所需的大量谷物和大面积土地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的总产量明明能够养活现有人口，却有7亿人在挨饿)。
但这些都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还没有提及超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运转方式—所有公共场所和办公楼里开得过冷的空调，所有公共和私人的交通工具，更不要说金字塔顶端的私人飞机、游艇、豪宅、庄园……地球这个家园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乐土。
选自美国摄影师Johnny Miller于2016年创作的系列照片“不平等的场景”。一条看不见但清晰的分界线将老房子与位于墨西哥圣达菲贫民窟旁边的新城区的干净的白色房子隔开。
除了资源和财富，还有太多不平等形式常常被忽略—这是不平等现状被低估的一个主要原因。以暴力手段为例，过去的300年是人类高呼文明和进步的300年，但我们常常忘了这也是人类制造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300年，在它们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不能再大的同时，使用最先进、最具有杀伤力武器的权力和能力也像财富一样高度集中。其实际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保卫自身的资格和手段。
暴力和杀伤的反面呢?如果我们考虑照料与呵护、关心与聆听，也就是“关怀伦理”(care ethics)中的“关怀”(care)，那么不难发现关怀不平等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主要的后果。当有一些人在身心上可以获得充分的滋养和照料，大量的人却成为“孤岛”—因为现代化进程就包括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和大工厂(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中的加工厂)对于劳工的大量需求，包括传统社区和互助模式的消失，包括文明社会的自我清洁，也即对“不合格”成员(如有精神障碍的人、罪犯)的隔离……这些都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国内移民工、常年与他们分离的亲人(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成为极度缺乏照料和关爱的群体，也使得大量的边缘群体因为从小就得不到关怀而走上歧途，进一步边缘化，最终被整个社会彻底放弃。拥有亲情和友情、常常得到倾听和关爱，这些最基本的需要，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特权。
经济收入微薄的人，常常也是资源匮乏的人(不仅因为他们没有钱去买资源，也因为他们被排挤出了资源丰富的地域)、没有资格和能力自卫的人、无人照料的人……所有能给人带来好处的东西极度集中是否才是我们时代的现状?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时代有一个巨大的悖论：人类可能从来没有如此地奉行平等，但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平等!一方面，“平等”的观念从欧洲已渐渐地传播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对于平等的要求已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不平等非但没有像我们相信的那样渐渐地成为过去，反而愈演愈烈，并趋于极端。
这个平等悖论是本书想要提出的问题。
宏福苑位于香港大埔区，1983年建成，楼龄42年。小区共8栋住宅楼(每栋31层，1984户)，单户最大面积仅44.9平方米，属香港资助出售公屋。图为火灾之前的宏福苑。
我们是否在平等的理念上
就陷入了僵局?
平等悖论是否值得被提出和探讨?事实上，它很可能受到几种“常识”的反驳，让人觉得它要么与事实不符，要么并不构成悖论。
不平等没有消除，而是此消彼长、层出不穷
第一个可能的反驳是：“不平等愈演愈烈”这个说法过于耸人听闻，与事实不符。哪怕不平等的现状仍然堪忧，总体而言，人与人之间毕竟在趋向平等。
能支持这种观点的，是一些最常用的衡量标准，例如公民权的普及，医疗与教育的普及。这些也常常是平权运动最初所关心的，从这些方面来看，平权运动似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在长足进步的表象背后，真实的情况比线性发展复杂得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原有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少，而是被转移了。以公共教育为例(它是所有现代国家实现平等的一项主要措施)，义务制教育普及，文盲率大幅降低，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进展，但它们是否就意味着人们获得了更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公共教育中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高等教育得到的投入远远高于基础教育(包括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场所建设和研究经费等)，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其所获的教育资源不是成正比地增加，而是呈指数级增加。与此同时，同等程度的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差异也非常大，它们往往汇集在已经是教育中心(往往也是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大城市。在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想要在教育资源上摆脱彻底不可逆的劣势，至少要去县城上学，因为基础教育经费的管理权集中在县，乡镇的教育资源往往没有保障。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一个公共教育非常发达的国家，处于受教育程度两端的人之间的差距(例如一个乡镇小学毕业的人和一个985/211高校的高材生之间的差距)，很可能并不小于没有公共教育、文盲程度很高的时代。也就是说，在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并非不平等程度的缩小，而是随着下限的大幅上提(现在大多数人都从不识字的文盲变成了会写字算数的人)，同等程度的不平等发生了垂直的位移。下限的上提不应该与上下限之间的差距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持有的是平等理念，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满足于前者(无论上提的幅度有多大)。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它在今天这个学子们都疲于内卷的时代非常迫切)：为什么整个社会的努力，不是为了让基础教育更好地展开，而是为了培养出更尖的“尖子” ?
另一种不平等看似在消减、实则在转移的形式是它从一些人群之间转移到另一些人群之间。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女性主义的反思。大量女性不仅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且我们能在越来越多领域的决策层看到她们的身影(当然这个意义上的平等还远未成为事实)—这是女性平权运动获得的不容置疑的进展。然而，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后一种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方式有违平权的初衷，因为它只不过是使得一小撮女性成为精英，而这必然意味着其他人群——往往是女性——为她们提供成为精英所必需的后勤服务。原本存在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在转移到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一部分女性能够“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代价，是有其他的人为她们打扫一地玻璃碎片。
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并不能得出“平权取得了长足进展”的结论，而且这些在平权理念产生之初占主导的不平等形式，在今天已远远不能穷尽所有的不平等现象。以一些更晚近的标准来衡量，不平等就是在加剧。刚才我们提到的暴力和关怀可能就属于新兴的不平等形式——因为它们与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更新，很可能也是更堪忧的不平等形式，是环境不平等。环境学家们以越来越绝望的语气向全人类敲响警钟：碳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温室效应不仅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而且其结果很可能比任何预期的都要糟糕，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只不过是使全球变暖的速度放慢一点，好让人类多做一点准备来应对。但这样的说法容易使我们忽略不同群体在需要为此负的责任和能够对此做出的应对上存在极端不对等。2010—2018年，全世界碳排量前1%的人口中有60%生活在北美，他们的碳排量大于后50%的总和。而过度碳排放造成的后果(高温、极端天气、空气污染)则往往落到后50%的人头上：死于高温，因为极端天气而失去收成和家园，沦为难民，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而患病……这些后果不太可能是那1%来承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才是全球变暖的重灾区。也就是说，最贫困的人，尤其是那些最贫困地区最贫困的人，将要遭受由最富有地区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而酿成的越来越严重的气候与环境危机。这种不平等被称作“全球碳不平等”(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116个国家的全过平均碳足迹，从低(蓝色)到高(红色)。Bruckner et al./《自然：永续》
看来，“不平等愈演愈烈”的说法确实与事实不符，它需要被纠正，但不是因为它骇人听闻、夸大其辞，而是因为它所暗示的线性规律过度简化了不平等在当代的演化方式。对这种演化方式更确切的认识应该是：传统的不平等形式并非单纯地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在很多情况下，表面的改善背后是不平等的转移;与此同时，新的不平等形式在源源不断地涌现。
这使得不平等就像科幻片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怪兽，每一次我们以为战胜了它，结果都发现它在其他地方复活和繁殖。这使得我们所追求的平等就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每一次我们以为向它迈进了几步，最终都只发现它离我们更远。出于语言上的便利，以下我仍然保留“愈演愈烈”的说法，但它指的是这种线性逻辑所无法穷尽的复杂现状。
……
信奉平等的我们可能因为“头脑简单”而成为特权的“共谋”
可是，从增长中获利的人与相信增长能够促进平权的人并不一定是同样的人——这是平等悖论可能受到的第三种反驳。对“平等悖论”最合理的解释难道不就是：追求平等的人和令不平等愈演愈烈的人，并不是同一些人?“愈演愈烈”应该归咎于最贪婪的那1%，是他们将所有的财富和特权垄断在手中，而不考虑平等的问题，甚至非常清楚自己的财富和特权是建立在对于平等原则的践踏之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人不可能是平等主义者，很多当代正义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将矛头指向他们，了解他们如何酿成不平等和不幸，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
但这不是本书将从事的主要工作。因为本书的另一个根本立场在于，一小撮野心勃勃的人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参与，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99%，1%就不可能成为1%。没有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全球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财富的高度集中。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我们在使用“受害者”一词时就应该谨慎，对于它的滥用也是对于行动能力的否定。给一个人贴上受害者的标签，是在暗示“ta”需要被救，正义需要为了“ta”而被伸张。我们的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主的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身不由己的客观原因，这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自主选择意义上的行动能力的差异本身就构成一种重要的不平等形式，也因为“自由意志”和“理性主体”这样的概念完全遮蔽了客观因素所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参见本书第五章第3节)，但是无论我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或不自主的，它们都是构成不平等的要素—恰恰因为“我们是99%”。
而99%中就有很多平等主义者。
因此，除了追问1%如何酿成不平等，更有必要追问：为什么信奉平等的我们，却让1%得以垄断，成为他们的“同谋”，促成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这是本书将采取的视角。这本书写给“我们”，不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而是作为有行动能力和作为平等主义者的“我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所有行动都以推进平等为直接目的—实际上如果这是对于平等主义者的定义，那么恐怕很少有人，可能根本没有人，可以被视作平等主义者了。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支持平等，认为歧视是不道德的、特权是不正当的，如果你努力令自己的言行不违背平等原则并且希望自己在促成更平等的社会，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而写的。
当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设想不平等的起源，他认为必然存在这样一个时刻：由于最初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富人的财富受到食不果腹者的质疑，而富人在纷争之中认识到自己因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必须要诉诸暴力之外的其他东西来巩固自己的财富。为了让饥肠辘辘的人不再企图“抢夺”自己的财产，他们发明了“社会契约”：
迫于形势，富人终于构想出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所能想到的最深思熟虑的规划：利用那些前来攻击他的人的力量来为他自己服务，把敌人转变成他自己的卫士，向他们灌输一些新的道德准则，并为他们制定一些新的制度……他说：“让我们团结起来，保障弱者不受压迫，遏制野心勃勃的人，保证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为此，让我们制定保证公正与和平的规章，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它们，它们不偏袒任何人，它们让强者和弱者都平等地互相承担义务，以便在某种意义上补偿无常的命运造成的损失。总而言之，与其把我们的力量用来危害我们自己，让我们将它们集合成一个最高的权威，它按照贤明的法律治理我们，保护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抗击共同的敌人，使我们永远和谐共处。”
哪怕是今天的我们，在并不为生计所迫的情况下，如果听到这样的提议，难道不会将它视作最公正的社会契约而欣然同意?然而卢梭马上就称它是为了让“那些头脑简单、容易上当的人落入圈套”，这些人现在“争相扑向枷锁，却还以为在保证自己的自由”，而正是这一契约将使得“社会和法律……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陷于奴役和不幸”。
“头脑简单的人”的存在因而是极端不平等得以持存的最重要前提。在《论不平等》的第二部分一开始，当卢梭设想私有财产的产生，发挥关键作用的也是“头脑简单的人”：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缔造者。
每一次卢梭构想制度的奠定，“头脑简单的人”都是关键。他以此提醒我们的，是1%在观念上对于99%的需要：让99%从观念上认同1%，用“象征暴力”去取代物理暴力，让99%自愿地“扑向枷锁”，不自知地成为同谋，这才是1%的地位得以巩固的最有效方式。由此，卢梭已向我们敲响警钟：让我们不要做“头脑简单的人”!让我们不要急于“扑向枷锁却以为在为自由奋斗”，让我们先不要“团结”，让我们在同意之前再看一看契约中的条款：什么叫作“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什么叫作“保证公正与和平的规章”，什么又叫作“强者和弱者的相互义务” ?同意这些条款，认同这些观念，究竟意味着建立公正的社会，还是承认了强者与弱者的关系?
让我们注意到“头脑简单的人”指的不是底层——让我们不要不假思索地污名化底层。“头脑简单”指的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套对于共同生活的构想，这套构想看上去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但实际上是让所有的人都努力巩固1%的特权。我们还需要注意到，99%的人并非“铁板一块”，对于那些为了获得生存所需而已经耗尽精力的人来说，“接受一套对于共同生活的构想”都是遥不可及的，更遑论对其反思。99%的人并不在同等程度和意义上参与不平等的制造，有的人并不是因为“头脑简单”，而单纯地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选项，才会为1%添砖加瓦。此时的“暴力”是赤裸裸的，它并没有象征的涂层。
因此，尚有条件反思的人却因为自己的“头脑简单”而给99%中的其他人造成不幸，这才是99%成全1%的确切方式。当今世界的财富集中有赖于消费主义。当我们不假思索地将消费视作实现自由和进步的方式，我们是通过过度消费在成就1%。作为一种成瘾行为，常常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糖上瘾、咖啡上瘾、酒精上瘾、肥胖、心血管疾病……)，但是它的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对于劳动力的剥削。我们能“享受”廉价消费品(如此廉价以至于我们快速而高度地上瘾)的前提，是产业链底端，种植园、血汗工厂、屠宰场、矿场中的“现代奴隶制”。剥削是利润的秘诀—这是我们都会背诵的经济学原理。可是谁要为此负责，仅仅是产业链顶端的富人?还是要加上作为过度消费者的我们?这是一个会引发“认知失调”的问题，但在试图回答它之前，这些真实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现状，因为我们的进步史观(又一种不假思索地被接受的观念)，被认为是历史，以至于我们在考虑自己是否要为它们负责之前，甚至都不愿正视它们。全球资本主义也确实令我们难以看到谁在为我们生产消费品;难以看到千里之外在种植园中生产蔗糖和咖啡的人、在血汗工厂中生产快时尚服装的人，处于什么样的不幸之中;难以在变得越来越长的生产—消费链条中，在越来越错综复杂的不平等关系中，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但既然我们要讨论不平等，那么是时候面对这些现状，确切地看到彼此的位置和负有的责任，而不总是将自己简单地视作“受害者”。
文森特·梵高：《吃马铃薯的人》，1885
经过对于上述三个反驳观点的考量，我认为平等悖论不仅不能被推翻，反而愈发清晰地呈现出其真实性与复杂性，因而是一个有必要探讨的议题。本书想要探讨它的原因。像所有的社会现象一样，它一定是多因的。关于不平等，已经存在着众多来自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它们有的从一种不平等类型或现状出发(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机遇不平等、医疗不平等)，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解决方案。有的则更综合，并试图提出更普遍的原则。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巨人的肩膀。然而，它们所关注的大都是不平等的原因，而不是平等悖论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们关注的大都是如何实现平等，也就是说，它们都预设平等的理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所有“政治正确”的理念的宿命：我们不再去质疑理念(这将是大逆不道的)，因而在陷入困境时总是认为，一定是这个理念实现得还不够好，一定是践行的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但平等悖论和“头脑简单”的现象都在提示我们：理念本身也是有可能出问题的。有可能，那个因为成为绝对政治正确而被我们不加批判地接纳下来的平等理念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而其践行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使得我们越是以为自己在奉行平等，就越是在制造不平等——这是本书将试图论证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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