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现实
苏联的青年
新谷：首先，我们还是谈谈苏联的青年吧。经过革命五十年的苏联，她的第三代、第四代青年的人生观如何?世界观怎样?今天苏联青年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佐久间：简单说来，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只要你想一想在日本随时都能碰到的那些只知享乐，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就知道了。
具体地来说，他们认为，政治和恋爱观、人生观、生活兴趣是一样的东西，可以随个人好恶而定。包括“共青团”的干部，对政治也表现出惊人的漠不关心。我们这个民族友好大学，学生们常常主动召开有关政治性的集会。但是跑到莫斯科大学看看，那里的学生最多，几乎是清一色的苏联人，学校里越南留学生多次召集抗美援越集会，却硬是开不起来。有一次莫斯科大学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援越集会，而其中只不过有苏联学生十几二十人。但是在这个会场的隔壁，第二天举行了一次舞会，会场挤满了苏联男女学生，他们在舞会上大跳西方扭腰舞、摇摆舞。
看到这种事情实在令人生气。而在民族友好大学读书的苏联学生，也完全一样。
原田：就这一点来说，苏联的母亲们的一般想法是，自己这一辈人已经吃尽了苦，好容易到这个和平时代，可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种苦了，青年们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句话，就是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和政府的“和平共处”政策来的，并且越来越浓厚了。
所以，青年们的想法也就是进大学，就高职，拿高薪，娶个漂亮老婆，过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别是大学生和中上层家庭的子女，这种想法更为普遍。
对政治漠不关心
新谷：不限于青年，在一般苏联人之中，漠视政治的风气也是根深蒂固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我毕业后办理回国手续向学校告别时，一位苏联教授对我说：“好啦!再见!”这是他给予我的最大限度的欢送词。那意思是说：“你回到日本后可以找到好的职位，拿高薪，有了钱，就可以讨个漂亮的老婆。”(笑声)我简直是无言以对了。
那位教授在苏联可说是最标准的正经人。他说这些话并没有恶意，完全是他的真心直言。苏联全体的大学教育工作者都抱着这种想法。不仅是教授、讲师如此，苏联的青年和学生从小到大，就是梦想进第一流的大学，最好是著名理工科的学府，学成之后成为专家、高级技术人员。在大学学习中，最好能入党，毕业后就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去。生活理想是，住高级豪华的别墅，家庭用具全部电气化，出入有汽车代步，这些就是苏联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从这点来看日本，许多青年人不也是不关心政治，只知埋头读书，一心要做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将来过舒适安定的生活吗?可以说，苏联青年不关心政治的倾向比日本青年还要普遍。苏联没有像日本、西欧那样的学生运动，也没有日本那样的私立大学，所以苏联的教育就是有系统地彻头彻尾培养不关心政治的人。
毫无意义的纪念大会
新谷：在苏联，“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是最重大的节日，每年都要盛大庆祝。党政机关、大学当局也在自己的单位举行庆祝集会。在苏联，“五一”集会是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开会仪式，讲话，致节日祝贺等;第二部分是余兴节目，唱歌、跳舞等。但是第一部分的集会，会场几乎是空的;到第二部分时，观众还要看看是否有著名的歌手演出，或者是否有吸引人的影片，才决定入场参加。据参加过克里姆林宫“五一”集会的人说，那里的集会也是如出一辙。在一些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人出席的集会，预定开会的时候到了，只见座席上放着一方方的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则是空的。演讲人只是对着一方方手帕讲话，到第二部分余兴节目开始时，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陆续进场。这在十年之前就已经如此了。
不仅仅是青年人，苏联一般人也多对政治不关心。首先是苏联政府的宣传，就叫人民群众不要关心政治。他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是人民的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没有矛盾。政治是他们的事情。工人们只要去采煤、炼铁、分担一种生产任务，放心将政治全部交给政府办理就行了。
其次，苏联领导层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例如赫鲁晓夫下台，一会某个人上台，另一些人下台，这类事情究竟怎样发生，人民大众完全被蒙在鼓里，使人民大众对政治具有恐怖之感，都想远远离开政治。这也是促成人民漠视政治的一个原因。可以说，今天的苏联人民大众，无论老少，完全和苏联政府所说的他们关心天下国家大事相反，而是走向全不关心的道路。
足立：我们在苏联所看到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用中国式的语言说，就是工作作风吧，绝不是要求人民大众革命化，和教育他们自己站立起来，而是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办法。他们就是要群众变成盲目无知者，这样才容易统治。人民不关心政治，就不会自觉地起来闹革命，考虑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我随便可以举出苏联青年人对政治是怎样漠不关心的例子。有一次，我到格鲁吉亚旅行。遇到一个十八九岁模样的青年，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见我是一个外国人，就说他对世界政治很感兴趣，他说：“日本在两三年前已经爆发革命了。”这位自称关心世界政治的青年，竟然会说出这样幼稚的话来。如果换了个不关心的人，岂不是更要闹出笑话。我问他关于日本的现况，他却什么也不懂。
我又曾向一个苏联少年问：“你能谈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吗?”这位十五六岁的少年竟木然不能回答。像这类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社会主义没有剥削的最基本的答案，这个苏联少年也说不上来，对于日本人民的斗争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等问题，他们更是无法了解，也不会去注意。
佐久间：我也来举个例子，我举的不是苏联一般人，而是共青团里面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有一次我和他们谈天。一个共青团的领导人对我说：“你们老是说日本人民反对在日本的美国基地，日本人民为此而斗争，这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正是这样。”他又问：“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我回答说：“一贯就是反对的。”
他接着问：“为什么不能把美国赶出去呢?”我向他解释，因为有日本反动政府的存在。他又质问我：“日本人民既然反对美国军事基地，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把那些基地撤销?”我便和他谈起日本社会的阶级组成，反动政府的阶级性和反动性。我说完之后，那位共青团的领导人却说：“你们那里可以进行民主选举嘛。人民既然反对，通过选举把政府推倒不就行了。”
作为一个共青团的领导者，连阶级斗争的起码常识也不懂，看来对他必须从阶级斗争课的ABC的A字教起。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趣
佐久间：在苏联青年普遍不问政治的同时，对于西方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却处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倾向非常强烈。
他们如果从哪里弄到一两张西方的音乐唱片，明明有唱片袋可以装进去，他们却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招摇过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国唱片。
他们如果开唱机，住在楼上的，一定把窗户尽量打开，把音响放得大大的，好让左邻右舍知道他在“欣赏”西方音乐，并引以为荣。(笑声)他们跳起舞来，不是扭摆舞，就是牛仔舞，以此为时髦。
过去我在日本曾参加过歌唱运动，会唱一些俄罗斯民歌。有一次我和苏联青年在一起时，我唱起俄罗斯歌曲，不料无人附和。我感到奇怪，忙问个究竟。那些苏联青年回答说：“唱那种没有意思的古老调子做什么，我们要听新歌。”接着他们就唱了起来。所谓新歌，就是那些无意义的时代曲，这些歌曲拿到日本来一样可以通行。
我穿的西装裤脚是有折边的，一个苏联姑娘竟指着我的裤脚说：“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还穿这种老式的裤子?”(笑声)好像不效法西方，不穿那种裤脚没有折边的紧身腰的阿飞裤，就不算“时髦”。
不良少年的出现——“游荡儿”
佐久间：现在苏联也出现了终日游荡的孩子，由于父母参加工作，孩子丢在家里无人教养，变成小流氓，成为社会问题。在我们看来，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已。
据我们所知的一个例子：我们大学宿舍的附近有一片森林。夏天每到夜晚甚至过了十二点钟，还有大群小流氓在树林中聚集，有时大吵大闹，有时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有一晚，两个印度学生一边谈心一边步向森林地带，在黑暗中被一群小流氓包围，没说上几句话就争吵起来。一会儿，一个印度同学飞奔跑回学校宿舍，带领另一批同学到树林中去，只见另一名印度同学已被小流氓杀害。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学校宿舍二三百公尺的地方。
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本身就不只是游荡孩子造成的问题，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根本问题。这些小流氓从小就干坏事，他们之中不少人还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长大后就加入共青团，再大就加入共产党，如果在这种不关心政治的环境下成长，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细想下去不是令人感到可怕吗?
现在，苏联也有大量的“硬壳虫”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消沉、过一天算一天的思想，正在毒害着苏联青年一代。少年犯罪问题，确实成为苏联今天重大的社会问题。
“要住房，要汽车，不要老一辈的人”
足立：在日本有一句话：“要住房，要汽车，不要老一辈的人”，想不到在苏联，情形也是这样。
原田：在苏联，一般妇女挑选的“理想对象是：大学毕业，身为党员，有高级住房，没有老一辈的人”。
佐久间：有一个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年约四十岁左右的苏联妇女，在和我谈天时问我：“你们日本也有婆媳之间的问题么?”我说：“当然有的，我也要问问，你们也有这个问题吗?”她说：“可厉害啦。”这时我又谈起日本妇女嫁人的三个条件：“要住房，要汽车，不要老一辈的人”。她听了后咯咯大笑，然后说：“我们这里的闺女的出嫁的条件，和你们那边可说是一模一样啊。”
新谷：今天苏联社会的不断蜕化变质，除了当局有意识地促成之外，有些是环境影响的结果。例如忽视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特别是青年人一代中，如此醉心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憧憬资产阶级的玩意，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任其发展起来的。苏联青年对爵士乐和摇摆乐的疯狂迷恋，也是这样造成的。我们原先以为，到苏联以后可以听到真正的、地道的俄罗斯民歌。结果相反，不但听不到，而且我们会唱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早期革命歌曲之多，竟使苏联人大吃一惊。现在的苏联青年人早已不会唱这些歌曲了。他们所唱的都是爵士乐和摇摆乐一类。他们也不像以前苏联人讲究唱歌艺术，只是一味狂喊大叫。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不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所能制止得了的。舞蹈也是一样。他们向往种种美国生活方式，向往西方。这种风气越来越发展。
例如在我回国的一年前，一首日本时代曲《花生米》在苏联非常流行，这首由一对双胞胎歌手合唱而走红的日本歌曲，不仅在俄罗斯共和国，在拉脱维亚等共和国也流行，一年不到，在全苏联都流行起来了。
有一年夏天，我们民族友好大学的几十个学生，到一所在海滨举办的滨海暑期学校去参观。一群从幼稚园到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出来欢迎我们，并且唱歌表示友好接待。这群天真的孩子，唱的竟是那首日本时代曲《花生米》，而且反复唱那歌词中“爱情的假期”的一段。 (笑声)他们看到我是日本人，就再三要求我用原文唱给他们听。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在众人面前唱的歌｡这是受美帝国主义颓废､堕落文化影响最深的东西｡日本的正派青年也不唱这种东西｡”我的这番 话,竟使他们感到诧异｡
儿童唱歌这类小事可能会被忽视,但是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首先总是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的工作｡在苏联,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已经在社会上无孔不入,正在腐蚀者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年青一代思想被腐蚀,是社会变质的第一步｡我曾经和苏联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们面谈,我常常问他们:“你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究竟采取什么对策?”他们对这个问题,可说是完全不懂,所以无法回答,大概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佐久间:有的苏联领导人这样说:“好的就是好的,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哪国的,好的都可以吸收｡”这是一次我们学校组织旅行团到一个加盟共和国首都访问时,一个共青团组织的书记说的｡这个旅行团不仅有日本学生,也有其他外国学生,我们大家都向他提出:“青年人大跳扭摆舞,你认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们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怎样去指导青年?”不料他竟反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我们吸收好的东西难道不好吗?”反而使我们好几次都无言以对了｡
修正主义从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开始西方广播自由开放,却不准听北京广播
原田:回顾在苏联五年来的生活,使人痛感到:究竟是从哪里打开了使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缺口,又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呢?首先仍然是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这些方面｡
例如,我们到苏联之前,美国爵士音乐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全苏联泛滥｡当时爵士音乐已经流入,但只是一些青年人围在一起,听听 唱片,跳跳舞｡我们在苏联这几年来,却目击爵士音乐､扭摆舞等势如洪水,毫无控制地在全苏联蔓延开来｡
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每年都举行爵士音乐演奏会｡在黑海沿岸一个叫索契的城市,每年夏天都举行有东欧国家参加的爵士音乐和狂欢舞会｡从这里被选出来的乐手或舞蹈冠军,常常被派到美国和法国去｡这样,在政府热烈提倡下,爵士音乐自然就更快的流行起来了｡
在这以前,苏联政府对西方国家的广播是限制收听的,例如“自由柏林”､“美国之音”､伦敦“BBC”电台的俄语广播节目,都不能随便收听的｡可是从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就对西方广播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态度｡相反,对于北京广播,却采取发射出干扰讯号等等的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最近,在莫斯科已经完全不能收听北京的俄语节目了｡由于收听西方广播不再受限制,来自西欧和“美国之音”的爵士乐､摇摆乐,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地在苏联天空泛滥｡
佐久间:讲到广播,今天的“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两个电台的世界收听率,恐怕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最高｡收听的人说是要听听这些电台的爵士音乐,实际上不过是遁词,他们也收听这两个电台的政治宣传节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如此猖狂的文化侵略,苏联政府却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这样被葬 送了｡
“同志”这个称呼正在消失
佐久间:还有,在我们回国之前,苏联出现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连我们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志)”的称呼,正在消失｡ 《文学报》上刊出的一个作家的倡议认为“托瓦利什”这个字眼是个陈旧的､不文雅的称呼,应该停止使用｡他主张在苏联人中间提倡使用高尚文雅式的称呼,例如用一些古代的词语,像西班牙语中的“塞尼约尔”(SENOR,西班牙上流社会使用的字眼,意即先生)､“塞尼约里达”(SENORITA,西班牙语,对女士､小姐的尊称),代替目前的“托瓦利什”｡如果不用这两个西班牙字,也可以用俄国贵族使用的古老的词语“苏一达利”或“苏达鲁尼亚”代替(意即老爷或太太)｡
这一问题正在人们议论之中,看情形,“托瓦利什”这个称呼十分可能将在十月革命的国家中消失｡
原田:谈到青年人不关心政治这点,例如莫斯科大学,是苏联高级知识分子的巢穴,学生差不多全部是苏联人｡莫斯科大学的政治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都拒绝参加,或者参加了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最近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有报道,苏联是今天世界上唯一没有学生运动的国家｡苏联青年也看报,问他们为什么看报,他们说:“有人问起时,如果不知道一点苏联政府的说法,那就很难为情｡”他们看报,不是为自己解决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政府说什么,他们就说什 么｡所以,他们不出席政治集会的第一部分,因为那些发言,无非是重复政府､党或机关报上发表的言论,参加了也是白搭｡可是集会到了第二部分--余兴节目部分,他们参加了,又看电影又跳舞,气氛为之一变,和第一部分的参加者寥寥无几的情形,适成了强烈的对照｡
自卑感与优越感
足立:羡慕､崇拜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到了很根深蒂固的地步｡有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这方面事事带头,上行下效,理所当然｡赫鲁晓夫穿的衣服,就是特地到英国定制的,这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贯穿人民装相比,也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两个国家所走的不同方向｡
例如,我们在莫斯科“红场”就碰到一些奇特的事情｡“红场”是苏维埃革命的圣地,直到几年以前,到苏联的人,心情应该是严肃的｡但是,今天的红场,已经没有庄严肃穆的气氛了｡我们到红场去参观时,就看到许多栽着假睫毛,涂上蓝眼圈,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苏联女人｡他们见到外国人,就施施然走近来问:“有没有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带着美钞吗?”我告诉她们:“什么都没有!”谁知她们竟指着我穿的日本西装说:“就这个,你卖给我们吧!”
这些行为表明:在苏联人心目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文化当然也是西方的好｡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念头更是烟消云散了｡在我们看来: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向着共产主义迈进,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这种想法,就不可能羡慕别人穿的西装,更不会千方百计想要一架外国半导体收音机｡也只有丧失了对建设自己祖国的热情的人,才会觉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苏联人一开口,就说什么都是苏联的好｡这个是世界第一,那个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按照他们说的,第一架飞机是俄国人发明的,无线电也是他们首先发明的｡环游世界一周,也是他们首先做出来的｡但是在这种狂妄优越感的背面,却又暴露出这么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这可能是在他们性格中,优越感与自卑感和平共处,而这两重性格又不断地交替表现出来｡
“红场”上的妓女
佐久间:红场周围的奇特事情,可以举出数不完的例子｡我在红场就碰到过日本战后初期的那种“梆梆女郎”(妓女)｡有一次我陪两个日本游客在红场附近散步｡游客的样子一望而知,特别是日本游客少不了两样东西:照相机和眼镜(笑声)｡那些女郎见到我们后,就从红场上跟着,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里参观完毕后,再度回到红场中间,最后进入国营百货公司,她们仍在尾随着,当我们一回头时,一个女郎用英语向我们搭讪着问:“你们住在哪个旅馆?”我一看那些女郎的化妆就明白了一切,那些女郎的模样和战后初期的日本妓女完全一样,我立刻用俄语说:“你们不必用英语讲话,用俄语说吧｡”我的话刚出口,她们面露惊悸之色,匆匆逃走｡她们原以为日本游客多数是说英语的,我的俄语一出,她们知道路数不对,吃惊地逃走了｡
一看电影就明白社会真相
有游客自日本来时,我总是劝他想办法去看一场电影,就是言语不懂也不要紧,看看俄国人平时看些什么电影,也就能够有助于了解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至少我感到今天苏联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是描写间谍､强盗､庸庸碌碌的小职员或颓废悲观的人之类｡法国的阿飞､黑社会打斗片在苏联上映得最多,好莱坞的喜剧片,南斯拉夫和西德合作拍摄的美式西部片等,都在苏联大大流行｡观众看了这些影片,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是必然的｡我们在苏联五年多,还没有看到过一部优秀的革命影片,充其量只是很早以前拍摄的早年的影片｡ 所以说,从放映的影片,就可以了解到现实情况｡如果按照原定的浏览日程,是不能了解这些情况的,只有深入社会观察,才能一目了然｡
帐篷里发生的料想不到的事
佐久间:还有很多料想不到的事,拨开表皮就露出了真相｡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有四十多年,从形式上看,它的成就至今仍然存在｡ 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赤旗报》原封不动地大力宣传这些东西｡例如,某工厂的共青团组织,夏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用工厂的汽车载运大批帐幕,到森林去野营｡把这种照片刊登出来加以宣传｡日本的青年工人看到以后,感到每星期都能到野外去露营实在是太棒了,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啊｡可是,到那个工厂去实习的日本留学生,被邀请参加野外露营回来之后,却气得满脸通红｡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所谓野外露营生活就是唱那些无聊的歌,跳那些下流的舞｡如果 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到了深夜,这些男女就一对对步入森林深处,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在帐幕中,那些人直胡闹到天亮才回来｡ 第二天整个白天就在帐幕中蒙头大睡,到了晚上,整理整理帐篷再回工厂,这就是共青团主办的､每周让团员过着的有组织的生活｡”如果说,你只听了前一半话,那当然你就要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啊!”可是你听了后一半话,那你就会问,“这到底是哪个国家啊?” (笑声)像这类剥开表皮就露出真相的事情,要说起来真是多得很｡
剥开皮来看
新谷:最近一个时期,日本到苏联的游客特别多起来了｡这一来,凡是日本游客常住的旅馆､港口､车站和风景胜地,总是围聚着大批想买日本商品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年青,络绎不绝地向日本游客纠缠,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还有不少小孩子则伸着手围着日本游客说:“给我一片口香糖!”“给我一支钢笔!”看到这种情形,使人想到苏联青年已把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自豪,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近日本大企业陆续在苏联设立分公司和商行,并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举行了多次日本商品展览｡日本是个进行广告宣传的国家,商行对每一位入场者都赠送一个印有许多日本商品广告的塑料袋,不料许多入场者竟为了一个薄薄的塑料袋互相争夺起来｡一些在苏联的日本商人也叹息说:“太浅薄了,太不要脸了!”
在旅店或者其他场合,小费给得多,服务态度马上转变,不先给小费,他们就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总之,从上层领导集团起,整个苏联社会是越来越走向腐败､堕落和变质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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