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思想和各国留学生的动向
毛泽东思想给各国学生的影响
新谷：听说我们回国以后的这一年期间(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在留在莫斯科的日本学生党组的内部，也出现了左派分裂的现象。在各国学生中间，革命的左派团体一个接一个的组成。还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仅在民族友好大学之中，就是毕业回到各国的学生，也在他们的祖国纷纷成立了革命左派组织。
在这里，我们要谈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怎样渗透到在莫斯科的我们日本学生和各国留学生中去的?
我常为检查清洁而到各学生宿舍房间。一起检查的，有苏联共青团的代表、宿舍的管理主任和大学当局的代表，加上我作为摄影记者，到各房间去看看。有些宿舍的房门是开着的，如果遇到锁上的，宿舍管理人员有一副钥匙，就打开门进去。…… 每一间房间住着三个人。几乎我们进入的任何一个房间，总在什么地方有毛泽东的相片。有照片，也有画像，既有大张的，也有小张的。苏联当局人员看不下去，骂一声学生“这小子”，再到另一间房间去看，又发现有毛泽东主席像。如果只是少数房间有，也会有镇压的办法，但是到处都有毛泽东像。这样，它就不好下手干预，只得装作看不见。在中苏公开论战非常激烈的时期，共青团作出了取缔中国方面的文件的决定。但是外国学生当中，仍然有很多《北京周报》和其他中国方面的小册子。可是，像刚才说过那样，它没有办法。加上连苏联学生实际上也想看，所以取缔不了。
驱逐非洲留学生事件
佐久间：有个非洲学生，接到一道命令，以他常到中国驻苏大使馆为理由把他开除出学校，并且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苏联。这个非洲同学和我是经济系的同班同学。宣布那道驱逐出境命令是星期天早晨。因此星期二早晨以前，他就必须离开苏联。星期一上课不久，这件事情就在全系传开了，学生都说这样干还了得，纷纷聚集在经济系大楼的入口处附近。
那个被开除的非洲学生是位诚实、用功的好学生，也是学校的优等生，平素得到大家的信任。为什么现在要将他驱逐出境呢?大家都火了。连那些亲苏的学生，包括阿拉伯各国和智利、阿根廷的学生，都火了。大家要求系主任说明开除这个同学的理由，情绪激昂。上课时间到了，学生们都拒绝进课室，一定要求解释理由。经济学系大楼旁边有一间大礼堂，学生们蜂拥而入，坐满了礼堂的座位，喊着“叫系主任来!”
系主任来了，学生一见到他即纷纷质问：“听说学校开除非洲同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回答：“我什么也没说。” 于是，学生又追问：“如果是事实，你怎么办?” 学生们说：“他是优等生，他同那些马马虎虎的学生不同，他是一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认真的学生。完全没有理由把这样的人驱逐出境。他的毕业论文快写完了，打算在大学毕业后进研究院继续学习。是一个有学者素质的人。”
系主任答复学生的追究说：“如果是事实的话，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正像大家所说，完全没有理由开除他。他马上就要毕业了，我要设法至少把他留到毕业。”
原田：他还说：“要设法为此而努力。”
佐久间：系主任后来到校长室去弄清楚把那个非洲学生驱逐出境的真相。因此，事实上，这天是等于罢课了。以非洲同学为首，同学们还利用这个时间发动了签名运动，追究这一事件的真相，要求在真相弄清楚之前，暂时延期执行把他驱逐出境的命令。因为事情闹得太大了，教师们也都停止讲课了。
系主任一回来，大家又都集合起来。系主任说：“那个非洲学生因为常去中国大使馆，散发中国文件，所以决定把他驱逐出境。”“你胡说什么?”大家吵吵嚷嚷，闹得像捅了马蜂窝。“到中国大使馆去有什么不好?”系主任不得不说：“的确，到中国大使馆去不能说是坏事。”
原田：学生们要求从法律立场来解释这一点，法学系副教授答复问说：“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笑声)
佐久间：苏修当局不顾学生这样的反对，结果仍然使用权力将那个非洲学生驱逐出境。这一天的下午，校里出现了大批便衣特务，严密进行监视，并且跟踪那个非洲学生，使他不能活动。到星期二凌晨两三点钟，在黑暗中，一辆汽车驶入学校宿舍来接他。他走出宿舍虽然是在深夜，但是法学系和经济系的许多学生都起来了。我们聚集在那里，高唱《国际歌》，回头一看，背后早已站满了便衣特务。
这个事件，是最好的实际教育，它说明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什么东西。苏联当局这样做——它从各国招来了许多留学生，负担他们留苏期间的一切费用，施以五年的教育，结果把学生一个一个培养成为真诚的反修战士。
原田：当时，我曾到飞机场去给他送行。到机场时是早上三、四点钟，机场里已经布满了便衣特务。据后来那个非洲同学回国后写来的信说，有两名苏联特务随飞机一直跟他到开罗，而且在判明他确是从苏联出来的以后才返回去。
佐久间：这件事情以后还有这一段插曲：苏联当局虽然把他开除了，但是事情竟发展到举行罢课，他们很是慌张。那个非洲同学被解送回国两三天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一则消息，说是因为那个同学进出中国大使馆，所以将他驱逐出境。又硬造了一条反华报道，并且让大学里的苏共党员到处进行宣传。有一次我偶然到学校负责人的办公室去，他立即从办公桌抽里拿出那份《消息报》的剪报说：“喂!这段新闻你看了没有?”我说：“这个么，我看过了!那是谎言。”“什么，你说是谎言?他定期地到中国大使馆去，并且散发文件，这怎能是谎言?”我说：“仍旧是谎言!”他说：“不，我们有证据。他把从中国大使馆带回来的文件一份一份地塞进挂在学生宿舍进口处的同学们的大衣口袋，这是确凿的事实。”我格格地笑着说：“正是因为这样说，我才说是谎言!”他生气而认真地说：“不是捏造，我们有确实的证据。”我便顶他一句说：“就是因为你们拿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随便捏造出来的谎言去骗人，所以人们就不理睬你们。”他以为我在侮辱他，气得脸色都变了。我又对他说：“你是知道的，学生宿舍入口处根本没有挂大衣的设备。”(笑声)“正因为你们这样胡说，就更只能使自己的信用扫地。宿舍入口处是没有衣钩的。”我这么一说，那个负责人便说：“照你那么说，是没有啊!”(笑声)
苏共党员都分头竭力传播捏造的情报，但是，他们都是一些无头脑的家伙，所以各国学生更加嗤笑他们。他们说：“确实没有衣钩。”同学们追问他们：“喂，那么往那里塞中国宣传品?”如果他们闭上嘴，也就完了，可是他们接着说：“他是进入各个学生宿舍房间内，把宣传品塞进挂在门口的大衣口袋里。”(笑声)
原田：闭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若无其事，这是修正主义的做法。这种作风是普遍的，从上到下，无不如此。
我们同各国留学生们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修太郎”的孤立
佐久间：到我们鲜明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起来反修，合革命左派组织开始斗争时，修太郎们的反革命的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干出了极为卑鄙无耻的勾当。
修太郎马上向苏修当局告密，指控我们谁是“毛泽东派”，因而要求大学当局立即予以开除，从大学里赶出去。他们又对各国学生说：“他们是‘毛泽东派’，今后你们要同日本学生联系时，不要同他们来往，直接与我们联络好了。”
倒真的多亏修太郎这么一宣传，各国革命学生相继跑到我们这边来，对我们说：“万一你们有什么困难时，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一定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如有必要进行动员，我们就动员人。”这些话使我们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们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体会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可贵。
这以后，大学当局把我们叫了去，问我们：“听说你们都是‘毛泽东派’，是真的吗?”我们说：“我们对一贯的信念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
他说：“在学校方面看来，你们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评价，压根儿就和宫本领导机构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听说你们现在和宫本领导机构的关系决裂了，也并不奇怪。只是我们尊重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的人。” 学校负责人的话，使我们感到意外。
从这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学生们，把修太郎的动向一一告诉我们。我们对修太郎的动向了如指掌。我们就根据这些情报，连续不断地向盲从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那一伙人开火。
等到我们在大学毕业回日本时，尽管没有邀请，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学生，纷纷特意赶来机场送行。至于修太郎的情形，他们缩成一堆，像是鬼鬼祟祟逃跑一样，离开了莫斯科。当然，没有一个外国学生去给他们送行。
原田：讲起那种国际性的援助，使人永志(原版译文此字为：誌)不忘。左派分裂出来后，各国革命学生经常鼓励我们。他们给我提供了特别是关于世界局势、日本局势和学校内部动态等详尽的消息。
例如把世界上各种共产党，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对 “四・二九” 论文的反应，告诉了我们。特别是有几位以法语为祖国语言的黑人同学等，把这些反应逐字逐句从法文翻译给我们看。他们说：“日共宫本领导集团也公然地走上了‘和平过渡’和‘反华’的道路。所以你们要充分提高警惕。”
佐久间：我们和宫本集团决裂之后，在莫斯科也毫不孤立。不仅不孤立，反而更加加强了国际联系。我们根据快而准确的情报，不断地对修正主义者发动主动进攻。
修太郎采取了不和我们交谈的方针。在路上，在走廊，大家碰面时，他们急急从旁避开，逃之夭夭。有一次，我在饭堂里面碰到一个“民青”的女同学，我向她打招呼：“你好!”她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你好”之后，猛然觉醒地大喊：“哎呀!糟了，和他们讲话了!”她急忙掩嘴而去。(笑声)我们总是主动地找那些丧失了信心的家伙谈心，因此，修太郎照例挥舞“组织原则”，下了缄口令。
不仅如此，修太郎们也不同一般学生来往。因为一见面，就必然会碰到“毛泽东派”，向他们提出质问或同他们进行辩论。因为辩论一深入，他们就无言以对，所以他们除了和自己的一伙人来往以外，不和其他人接触。这样一来，他们就真正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最后，他们一小撮人彻底和外界隔绝，把自己终日关在房间里，变成一见不得人的人。
原田：的确，我们在莫斯科看到了修正主义都没有好下场——不管他是苏联的，还是日本的。
佐久间：说来也真有趣，我们这些在莫斯科被贴上“毛泽东派”标签的人，昂首阔步地来去活动，而那些只知向苏修当局巴结阿谀的修正主义者，却过着见不得人的隐居式的生活。事情就是这样明摆在那里。
足立：话又回来，我在那所大学感到最好、最受感动的，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团结。最能表现出这种精神的，是我们因为越南问题而到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举行示威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国籍，即使打开世界地图，一时也难以找到他们的国家所在。我们大家手挽着手，为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浴血奋战。有人说，把特定的政治立场或政治路线带进来，国际联合或国际友好就难以建立。这是岂有此理的说法。只有明确世界人民的真正敌人，认清了斗争方向，毫不含糊，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战斗的国际大联合，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国际统一战线。
各国留学生对 “日本晚会” 的援助
足立：在那次援越示威过后，我们日本学生受到大学当局的处分。正好在这次示威的一个星期之后，决定要举行“日本晚会”。这类晚会，是由各国留学生自己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向其他外国学生介绍本国情况，演唱民族歌舞和戏剧，举办图片展览和木偶展览等。日本学生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这种晚会。
大学校长正式拒绝接受出席这一次的“日本晚会”的邀请。这一来，所有的苏联师生，从大学教授、共青团的干部到苏联学生，都将不来参加。即使没有这个原因，因为举行“日本晚会”的地点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当时许多人都担心参加的人数可能很少，晚会场面可能冷冷清清。
可是外国同学获悉我们因为参加那次游行而受到苏方的压力，都来援助我们。中国学生表示，一定动员到日本方面所希望的人数前来参加晚会。越南学生也表示全力支持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个学生，一向不参加任何国家学生举办的晚会，这一回他自动和大家一起来参加了。他说：“我不是专门来看你们的歌舞表演，我是为支持你们的斗争而来的。”在这种气氛中我们举办了“日本晚会”。大学当局派人来窥测，想不到满场尽是来宾，会场气氛非常热烈。他们所最害怕的中国学生也大批到场，使他们吓破了胆。
同中国学生的友好
新谷：印尼学生处于流亡状态，环境非常恶劣，可是他们反而在各方面援助日本同学，完全是忘我的，并且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代价。这是真正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这使我们非常感动，也使我们强烈地感到：革命运动就是建立在这种国际联合的基础上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友好关系，这是在莫斯科最令人愉快的回忆。我们两国学生在莫斯科，曾经共同进行了反修斗争。以后，就是在宫本一恶化了对中国的关系之后，我们两国学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丝毫未受影响。一九六六年十月，苏修片面地赶走在苏联留学的全部中国学生。这时，我们举行了简单的饯行会，并到车站送行。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很简单，其实不然。当时监视非常严，学生宿舍看门的知道是中国同学就不让进去。要在我们的宿舍举行践行会，首先要解决怎样使中国学生进入我们宿舍的问题。到车站去送行也是如此。
当时，苏方对给中国人送行的各国学生施加了压力。例如苏联外交部打电话给北越驻莫斯科大使馆，说“不要让越南学生给中国学生送行”。因此，北越大使馆向越南学生发出一个通知：“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学生将乘从雅罗斯拉夫车站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全部回国。苏联外交部要求越南学生不要去送行。”对于这个通知是什么意思，越南学生分别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据此采取了行动。
佐久间：我们在暑假期间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去旅行，在爱沙尼亚的塔林车站上一下碰到几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就站在月台上亲密地谈了好久。和我们一起去的外国同问我：“你们以前就认识吗?”我说：“不，我们以前根本没有见过面。”他奇怪地问：“那么你们怎么会谈得那样亲密?”这时，一个中国学生对他说：“是的，因为我们是站在同一战线最前列并肩战斗的同志啊!”
宫本一伙的 “独立自主” 路线
原田：我们同严肃地考虑革命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斗争的各国学生，坚持团结到最后。如果服从宫本显治路线，我们就要和这些人完全断绝关系，而同我们一直轻蔑的如同蛆虫一般的家伙们握手。在莫斯科，这个区别可以说是极端明显的。所以，不管宫本显治怎样虚张声势，怎样飞扬跋扈，宫本显治的路线在国际上是完全行不通的。
新谷：宫本显治一伙所干的，正同苏联十年前所干的一样。他们根本不搞思想斗争或者理论斗争，只要服从“组织原则”，只读《赤旗报》，就是不让人们听到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不让听到毛泽东思想，等等。(笑声)因为他们一旦开始考虑这些事情，思想就混乱了。
足立：那就是所谓不看、不说、不问。用这种办法搞，堕落得快，非常快。
学习毛泽东思想
新谷：这里想谈一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在苏联修正主义跟前，看了几年苏联的现实，自然不能不认真地重新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现在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究竟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以什么形式产生的?怎样才能克服现代修正主义?
宫本领导集团始终一句也回答不出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只是说：“你们对这些问题有兴趣，这是好现象。不过，你们应该遵守组织原则。”反而威胁提出这种问题的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轮流地站在宫本领导集团的立场上，分成回答问题的和提出问题的，进行模拟讨论。
关于这些问题，过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中，曾经大加争论。我们在莫斯科，就国际论战，对照许多资料和经典著作，进行了学习。最后的结果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来看，很容易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最正确的。
在我们讨论、学习的期间，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认为这是好得很的事情，我们想，要彻底地研究这场文化大革命，学习这场大革命。我们越是学习，就越是感到要重新全面地学习毛泽东思想，重新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不单单是中国需要的革命，我们本身所面临的任务，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我们从学习中理解到不能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别的国家发生的革命，而站在一边旁观，我们自身也应该发动一场在本质上同它相同的革命。
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毕业回国，亲身接触日本的现实，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当时在莫斯科思考的问题是正确的，所以就立即选择了和日本的革命左派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道路。一九六八年毕业回国的许多同学，也在一九六七年这一年内，在莫斯科公开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行造反，展开了斗争。
原田：一九六八年二月，日苏两党会谈的结果，宫本修正主义公然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勾结在一起，完全走进了死胡同。凡是严肃地考虑日本革命的学生，越是认真读宫本领导集团的那一连串又臭又长的论文，就越是糊涂，从而丧失了信心。这种情况在高中一毕业就来莫斯科的年轻人中间特别多。
正是因为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才打破了这种困境。在组织上分裂以后，坚持革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朝气蓬勃，满怀信心地去推进斗争。而落为宫本修正主义的人的状态是，尽管受到苏联政权的庇护，却表现非常自卑自馁，甚至不能抬起头来走路。
我在莫斯科，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到十二月，化几个月时间学习了四卷《毛泽东选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硬赶的，但也是以革命的气概读完的。这时我又得到了俄语和英语的《毛主席语录》。
我们把它从头到尾反复读了三遍，然后每天交谈自己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而且，对照《语录》检查工作，进行互相批评。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特别是青年，一旦开始学到毛泽东思想，就变得革命热情或信心非常强。而这种革命气概，在宫本修正主义那里是已经无影无踪了。
从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到同自己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佐久间：我在去苏联留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苏联是修正主义。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到苏联去时，原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苏联革命后几十年教育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是什么样子的人。
在我初到苏联的一段时间里，虽然看到和我想像中完全不同的残酷的现实，但我总是这样自我宽解：这大概是例外吧，仅凭一些例外的事件，就把整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看成坏现象，是不对的。但是随着时日的逐渐消逝，我在苏联每一天都看到同样的荒谬事物，我这才懂得，这绝对不是例外，而是成了苏联社会上的典型事物。
以后，日苏两党也发生了争论，在国际上也发生了各种争论。在这当中，我们才理解，苏联这种现实，是现代修正主义带来的。在我们亲身体验了苏联的现实和对我们进行了颠倒敌我关系的镇压，才感到必须同它进行斗争。
在我们中间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才能克服修正主义，也成了议论的中心题目。这个时期，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是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思想，我们也要运用这种观点来分析事物，培养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在我们来说，虽然主观上要坚决地站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但是尽管如此，在自己的工作中，却发生种种的缺点和错误。当我们互相批评的时候，不仅是指出你这一点不对，那一点有错误，而是深刻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懂得了，尽管自己认为是站在反修的立场上，实际上自己的思想也有修正主义。在对它进行彻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中，我们才能更正确地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我在莫斯科的五年生活期间，要说得到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这一点。必须坚持斗私批修。必须根据这个观点，经常地检查自己的思想。
批判苏联的现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工作，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于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提高。正是这个时候，《赤旗报》那篇“二・四”论文发表了。没有用上述态度进行学习的一伙人，他们过去虽然也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把苏联的现实说得一钱不值，但对于这篇论文的反革命本质，却看不出来。我们读了文章后，看出了它的可疑，它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从此以后，我们严密注视着宫本集团堕落的过程，亲眼看到它一步一步地走上叛徒的可耻道路。抽去自我批评的观点，只是单纯地骂宫本显治，骂苏联，这是投机分子也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是真革命。这样的人归根到底是要掉队的。我们也要清楚地辨别这种人。
足立：这是今后我们在日本建立工人阶级真正的先锋党，建立革命的左派，推动日本革命前进时所不能忽视的。批判宫本集团，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固然重要，但是，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更重要的一个侧面始终是，我们自己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开展党的工作;从斗私批修的立场经常进行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工作，把日本的革命运动不断推向胜利。
新谷：在中苏公开论战刚开，中苏两国的关系非常恶化，但是日中两党关系还保持着良好状态，到中国访问过的日共领导干部，曾到莫斯科向我们作报告，讲述中国的情况。记得一位日共领导干部这样说，中国受到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很大的打击。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非常愤慨。但是中国并不仅仅是口头上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而已，它还探讨为什么在苏联发生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和历史的因素，检查本国有没有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因素。经过调查研究，果然发现在中国也有产生修正主义的许多因素。中国现在虽然在大力批判苏联，但是说不定中国也有一天重走苏联同样的道路，说不定在中国也将发生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的事。即使现在不发生这种事，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也可能发生。现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听了这个领导干部的报告后，我们受到很大的感动。不久之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震动。因为中国不只是在口头上批判修正主义，而是付诸实践，而且是几亿人民一起投入这个伟大运动的。
现代修正主义是怎样发生的?怎样才能防止和克服现代修正主义?从正面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指明正确的解决方向的，正是毛泽东主席。要真正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必须自己也进行斗私批修。在彻底地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宫本修正主义的同时，也要对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存在的修正主义思想进斗争。才是对修正主义全面地展开斗争。斗私批修，无论对于个人、对于党都是必须进行的。
与此相反，宫本一伙是怎样干的呢?他们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却这样说：“我们过去和苏联有过小的争吵，那是因为苏共干涉我们党的内政引起的。今后我们两党各自独立自主，对于对方的事情不要说三道四。”(笑声)
如果按照我们的事你不要说三道四的原则去办，那就是说，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如何，你不必理会它，只要你遵守 “组织原则” 就行，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信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请问这样怎能克服现代修正主义?
佐久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起时，我们大学里的苏共干部就问我：“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认识的?你个人的见解怎样?”我当时就直截了当地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实在好得很。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论战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从此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过，这一场新型的革命斗争，必须在你们的国家，就是在你们这个苏联进行。”那个苏共干部被我说得直瞪着两眼，无话可说。(笑声)
足立：我们回国以后，和多人谈起苏联的各种社会现实，他们听了后都说：“这样看来，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了!”“毛泽东的确伟大!”
过去俄国进行革命时，帝国主义者曾对它发动战争，企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扼杀。当时世界的革命人民就说：“这个革命不仅仅是俄国人民的，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他们奋起为捍卫社会主义俄而斗争。如果现在还坚持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就必须坚决地同葬送了社会主义革命果实的一小撮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作斗争。应该在人民面前说明苏联变质的现实，指明怎样才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怎样才能坚持革命到底的精神，怎样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并且发动人民来参加这场斗争。但是，现在宫本集团却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辩护，美化苏修，掩盖苏修的现实，对苏修一个字也不批评，另一方面又干着同印尼苏哈托法西斯政权一样的反华、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勾当。
苏修和日修的反华大合唱
新谷：从来所有的革命，总是遭到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大肆辱骂的。苏联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不久，世界各国反动派一致对列宁极尽诋毁之能事。他们说：“列宁这个冷酷的人进行糟蹋破坏，把俄国人民逼上了生灵涂炭的灾难境地了。”这次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在《真理报》等报刊上，都了叫作“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大专栏，天天都在说什么红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了，哪里又杀了人了，哪里又罢工了，报道“毛派”在“破坏”中国的消息。他们乘此机会疯狂地煽动反华情绪，他们甚至这样：“破坏活动”越过了中国国境，也波及到了苏联。
对这些疯狂的反华叫嚣，我们完全不为所动。我们认为这些反华宣传，只是反革命分子所搞的造谣诬蔑的伎俩。然而苏联是从几年前就系统地在进行反华宣传，现在，《赤旗报》也干起来了，只不过比苏联晚几年而已。而且是把过去苏修报刊上的陈旧东西翻译过来刊载，宫本集团跟在别人几年前的反华大合唱调子的屁股之后，也来搞反华，实在太拙劣了。
世界性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新谷：在今天的世界上，一面疯狂地反对中国，一面却叫嚷结成反美国际统一战线，这种荒谬的作法，已经行不通了。为什么?在我们大学里面，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进步的学生，都对中国、对毛泽东主席抱有非常强烈的亲切感。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包括印尼民族党的成员在内，都认为除了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武装斗争以求祖国印度尼西亚解放外，没有别的道路。
非洲许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创立共产党，但是来自非洲的学生，也在某种程度上直觉地感到：真正的解放道路，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在莫斯科，当然很难获得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但非洲同学知道我们有一些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后，就忙问我们从那里得到的，他们想要。这些非洲学生看到中国那种敢于和美、西欧各国以及苏联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气概，产生了一种可以指望和友好的感情。由于有这种看法，他们自然地感到中国是可靠的朋友，因此他们有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情。
排除一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而侈谈什么组织反美国际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
足立：除了本来就是出卖灵魂的家伙或者心里根本没有革命的家伙不在话下外，只要是稍为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祖国的解放问题的学生，经过在苏联学习五年到七年到回国时，大部分都成了反修的左派。这是世界各国学生的共同点。
佐久间：有一位非洲学生，读完了经济系即将归国。在他离开学校宿舍时，他的朋友都到宿舍门口话别。这位非洲同学最后说出这样一番话：“各位为我送行，非常感谢你们。如果以为我在这里学习了整整五年，回国后就会成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同路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在莫斯科最大的收获是认清了什么是现代修正主义。因此，我回国以后一定坚决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各位同学，希望我们要不惜牺牲一切，毕生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啊!”这几句话说得大家异常激动，当场欢呼声四起。看到这种情景的苏联特务学生，立即通知了秘密警察。这位非洲同学到机场时，特务密探已经在那里“恭候”了。苏联特务对他说：“你发表了极其荒谬的反苏演说，不能就这样让你回。”说完就把那个非洲同学押走了。
但是，偏巧那个非洲同学所属国家的大使馆人员也来机场送行，看到这一情景，立即上前从苏联特务手中把那个同学抢过来，坐上大使馆的汽车驶到大使馆去，才使他免受苏修的迫害。
新谷：我有一个美洲黑人同学，来自马提尼克岛。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同住在一个房间。他在求学最初的两三年，同苏修关系非常密切。他也常谈论革命。等到读完五年大学课程回到马提尼克岛之后，他变成了真正的革命左派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归根到底，一个人只要不忘记革命，认真地追求革命真理，最后总会走上共同的革命道路的。
足立：马提尼克岛这个名字比较生疏……
新谷：它位于古巴以东，是一个小岛，是法属殖民地。
佐久：国际共主义运动大战开始后，各国的共产党在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反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上，一个接着一个地分成左右两派。特别是从我们学校的情形来看，拉丁美洲的这种分裂是最激烈的。他们祖国从事解放斗争的政党，一般是不合法的。把“和平过渡”路线搬到那种地方，党内就必定发生分裂了。因此，首先是本国的党分裂，接着在莫斯科的组织也随之分裂，所有的附属组织、团体都不例外地分裂。一方继续高举革命旗坚持武装斗争;另一方则一心走“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的道路。
足立：这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发生。
原田：拉丁美洲有三大派：一个是格瓦拉、卡斯特罗系统，一个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是修正主义的马利肯(译音)们。格瓦拉、卡斯特罗系统和毛泽东思想系统，在搞武装斗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先锋队的党这个问题上，意见又不同了。他们到一块儿就展开激烈争论，很是热闹。
破“私”立“公”
新谷：各国的普遍现象可以说是，革命的左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后，修正主义方面即便人数多一些，也是完全软弱无力的。而且他们一般都不准说“过激”的话(笑声)，不谈论革命。他们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大人物们的竞选活动，因此，不加竞选的下级党员，就尽量回避政治问题，眼光只集中于个人的利益。他们的路线不是破“私”立“公”，而是恰恰相反，彻底走上破“公”立“私”的道路。所以，革命热情啦、革命干劲啦等等，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修正主义暂时在人数上占多一些，也是有气无力，没有力量。
再加上特别是像日本的宫本修正主义那样，在理论问题、路线问题上还不如意大利修正主义明确，所以就尽量逃避这样一些问题。因此不管问他什么问题，就只能回答“遵守组织原则”这一句话了。
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新谷：使莫斯科的宫本修正主义分子陷入最大的窘境的，就是他们总想压制广大学生对苏联现实的批评，他们千方百计为苏联修正主义辩护。但他们词穷之余，只得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对谁也没有吸引力，更没有人愿意抛头、洒热血去实现现在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敬谢不敏了。
宫本一伙仍极力花言巧语地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作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旦发生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这种问题，就陷于窘境了。他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搞侵略。他们大肆宣传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了。现在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就是宫本集团也疯狂地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性”。
然则在宫本一伙所指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既有侵略，又有压迫和剥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什么区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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