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宣队进驻学校中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原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中关于反右斗争的若干篇研究文章，今后我们将陆续编发他在这一轮反右纠“左”斗争中关于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发表的是第二篇纠“左”文章。

这篇文章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置于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后期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背景下，分析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必然与偶然，驳斥了工宣队、军宣队就是新的工作组的观点，揭示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带着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掌握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使命才进驻学校的。

据著者说，由于工宣队、军宣队最初是为了解决学校内部的两派矛盾和武斗，制止、纠正两派之间的过“左”行为，为下一步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创造条件才进驻学校的，因而就将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置于纠“左”的系列中。实际上，他们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不仅是来进行纠“左”的，还担负着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的历史使命。这是在这里要予以指出的。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四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在工宣队进驻学校中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郭建波

目录

1、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2、转发地方工宣队进校文件，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

(1)转发工宣队文件，供其他工宣队成员参考。

(2)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3、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必然与偶然。

4、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为标志，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要求就是在夺权以后，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斗、批、改。这就是要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这种要求愈发迫切。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驻学校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不仅要解决学校内部的派性纷争与混乱，实现学校稳定，还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实现工人阶级对于学校的领导权。这是进行教育革命的必要手段。

1、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制止北京高校内部派性斗争的过程中进驻学校的。由于清华大学发生了两派之间的百日大武斗，造成的破坏性最大，因而由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首先进入清华大学制止两派武斗。而后，又进驻了北京其它高校。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京高校并非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校发生了派性斗争乃至于武斗，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在毛泽东的谈话中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

这段话的一些内容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谈到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时，还说：“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对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2]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学校的斗、批、改还是要依靠本校的教员、学生和工人，但是光靠他们是不行的。因为有的学校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致使斗、批、改难以进行下去，因而才让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的。从这方面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是为了制止武斗，解决派性斗争的需要。实际上则远非如此。因为工宣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的工作，并且要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是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即在城市、农村实现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对于学校的领导权。这才是工宣队进入学校更为深层的原因。至于进入学校的工人、解放军的比例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是一定要有工人参加。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人阶级掌握学校领导权的需要。

从中不难看出，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并非仅仅是因为制止校内派性斗争乃至于武斗，而是担负着教育革命的领导重任，是为了和学校的教员、工人、学生一起搞好斗、批、改工作，实现工人阶级对学校领导权的掌握才派出的。在农村则是由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阶级来完成这一任务。这既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实现教育领导权的现实需要，也是进行教育革命的迫切要求。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指示，规范各地派驻工宣队的行动，推动学校斗、批、改工作的进行，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报告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主席予以批示。”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毛泽东在审阅时还对文件作了少量修改：“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引者注——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

通知稿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3]

从中可以看到，通知要求各地要依照北京的作法来管理大、中城市的各级学校。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还对实施管理的这些大、中城市作出了政策上的界定(即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工人的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大、中城市，才能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派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解放军配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工宣队并不是随意派出的，只能从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以及清理了阶级队伍的工厂才能派出。

通知还在政策、工作方法上作出了规定。为了防止一哄而起，遍地开花，造成混乱，通知要求各地先作试点，总结经验以后再逐步推广，要分期分批派出工宣队。工宣队只带政策，不带武器，还可以进行轮换。在进入学校的顺序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这是因为大学存在的问题更为复杂、严重。在进入学校的范围上，是进入全部学校，而并非只是存在两派矛盾特别是武斗的学校。从这里进一步反映出工宣队进入学校并不仅仅是制止武斗、促进两派联合的问题，而是担负着进行学校斗、批、改的重任，要完成教育革命的任务。

通知要求工宣队进校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学校要实现大联合，存在武斗的学校要首先制止武斗。对于两派组织及其斗争，工宣队入校后不要匆忙表态，而是先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相以后再表态，作出处理。通知还要求工宣队进校后，不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是要团结学生、教师、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他们一起来进行教育革命。

从中不难看出，通知要求各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向大、中城市的学校派出工宣队。对派出工宣队的前提、范围、政策、工作方法、任务以及依靠力量作出了规定，用以指导工宣队进校后的行动，使得工宣队进校后能够站稳脚跟，有效开展工作。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4]

其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仅向地方学校派出，也向军事院校派出了由工人、军管人员组成的宣传队，解决军事院校中的两派斗争问题，建立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工作。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报送了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报告建议，对目前还“没有成立革委会，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长期打‘内战’，存有不少严重问题”的五十三所军队院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除派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外，拟从部队抽调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部分“五好战士”参加，组织强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并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5]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是要派出工宣队和军管人员一起进入军校的。这不仅要向长期进行武斗、没有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军校，而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向全部军校派出工宣队。毛泽东说的“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其实就是要工人插进去，进行军校的教育革命，和军校的学生、教职员工一起搞好斗、批、改，使军校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的摇篮。

我们还注意到，不仅在大、中城市和军校派出工宣队，而且在农村也要有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以利于工农这两大阶级掌握学校教育的领导权。为了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搞好农村学校的教育革命，各地派出贫下中农进入学校，和学校师生一起管理学校，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党中央将各地在农村教育革命中的调查报告及时在报刊上发表，供他们参考。我们看下面的两篇调查报告。

八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将《人民日报》批判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报送毛泽东。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九月下旬，毛泽东在审阅这份调查报告时，将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文中“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后，加写“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他在审改后批示：“照办。”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6]

这篇调查报告的特点集中在贫下中农掌握教育的领导权和教育体制革命这两个方面。毛泽东加写的文字突出了贫下中农在学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这既是为了使贫下中农能够更好地行使学校的管理权，也是与贫下中农掌握教育的领导权相一致的。我们再看下一份调查报告。

十月二十五日，姚文元将黑龙江送来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报送毛泽东审阅。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黑龙江送来两篇材料，挑选了这一篇，我觉得内容、写法都较好。准备再过三四天在《人民日报》用。”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革委会、爱辉县革委会、爱辉公社革委会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说：

爱辉公社拉腰子、松树沟、外三道沟三个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于去年十一月开进了学校，一举夺回了农村教育大权，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管理学校的做法是：

(一)高举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坚持一条道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三)建立一支队伍——整顿、改造、重建了农村教师队伍。(四)实行一元化的普及教育——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五)组成一个班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人民日报》为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写的编者按指出：“这篇报告写得很生动，有对比，有材料，有总结，使人们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毒害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好处，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贫下中农说：现在‘学校是咱们的学校’了，这不是对教育革命最大的赞美吗?”

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十月二十八日，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7]

从中可以看到，这篇调查报告主要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立什么样的教师队伍，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建立什么样的领导班子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总结的。报告写得生动、形象，既有详实的材料，又有较强的说服力，是农村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活生生的事例，为其它地方贫下中农掌握学校的领导权提供了借鉴。

这两篇调研报告是在农村教育革命中有代表性的事例，公开发表以后不仅会对正在进行的农村教育革命起到导向的作用，还会推动农村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利于贫下中农掌握农村教育的领导权，解决农村学校由谁领导、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由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宣传队不仅进入了大、中城市的学校，也进入了军事院校以及农村学校。在城市、军校中，由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入，在农村则是由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宣传队不仅进入有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的学校，还进入了其它学校。这是工农两大阶级行使教育领导权的需要，也是搞好学校斗、批、改的有效手段，更是进行教育革命的迫切要求。

2、转发地方工宣队进校文件，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

我们知道，虽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由工农兵组成的，但是其主体仍然是工人。在农村是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实质上也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意志和要求。这是由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为了做好各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的工作，提高工宣队、军宣队的地位，统一工宣队、军宣队的行动，毛泽东、党中央不仅转发各地制定的相关文件，还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推动各地宣传队工作的深入发展。

（1）转发工宣队文件，供其他工宣队成员参考。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也是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后，最早派出工宣队的地方。因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文件，对于各地派出工宣队具有指导性意义。文件在报经毛泽东、党中央批准后，转发各地参照执行。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九月五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要求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执行。规定指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下的规定：

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一部分青年工人为宜;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利团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议，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8]

从中我们看到，这个文件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关于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指示，总结了派出工宣队的经验以后制定出来的。文件对于从什么样的工厂选调工人、选调什么样的工人、如何进行审查批准、抽调工宣队员与生产的关系、工宣队的工作方法以及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等问题，分条缕析，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对于各地如何选择派出工宣队的工厂，选调工宣队队员，加强对工宣队的监控，处理好派出工人和发展生产的关系，采取适宜的工作方法，及时交流经验，汲取教训，少走弯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关于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指示，迅速组织了大批工宣队进入学校。而后，将工宣队入校情况写成报告上报中央。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市革委会向毛泽东、林彪等报送了《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十个区的五百一十三所中学和一千二百四十九所小学。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市中小学于九月十六日开学，广大师生纷纷到校。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此外，工宣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目前，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组织工宣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深入调查研究，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作准备，摸索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

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9]

我们看到，上海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他们派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情况。工宣队在实现大联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校风、建立新秩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样就为下一步进行斗、批、改创造了条件。毛泽东阅后认为上海不仅迅速派出了工宣队，还在进入学校后展开了工作，取得了成效，带了一个好头。这对于各地工宣队的派出及其工作会起到借鉴、促进的作用，因而才建议转发各地参考的。

从以上北京、上海两份关于工宣队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在作出派工宣队进入学校的决定后，还密切注视着各地的执行情况，将这方面有价值的材料转发给各地参考，使得各地在派出工宣队以及工宣队开展工作中得以借鉴，吸取经验，少犯错误，为搞好斗、批、改，进行教育革命做好准备。

（2）召开工宣队、军宣队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协调行动，总结工宣队入校以来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止各行其事，造成损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召开了一次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会议。而后，为了进一步做好工宣队入校后的工作，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又召开了工宣队、军宣队队员代表大会。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九月三日向毛泽东等报送了《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对重要问题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与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而最好的办法，是接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三)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确是坏人的，要实行群众专政;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

九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10]

从中可以看到，报告阐述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说明了召开这次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会议的原因，总结了宣传队、军宣队入校后的工作方法、注意事项，着重强调了对学校要实行政治领导、处理好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关系、要依靠群众、实行“三同”、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功与过、开办学习班、在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表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等问题。这不仅是要站稳立场，也要注意工作方法，目的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

我们看到，召开了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会议后，经毛泽东批准，还将他们起草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为了进一步做好工宣队、军宣队的工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一日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我们看了些材料，觉得似有必要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向他们打个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请主席考虑，开这样的大会，是否必要，是否及时”。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太多。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11]

从中看到，毛泽东是同意召开这次大会的。不过，觉得参加大会的人数过多，会影响到入校工宣队、军宣队的工作，因而才主张缩小规模的。这次大会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不仅对北京市的工宣队、军宣队，也对全国的工宣队、军宣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主要还是针对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召开的，既对文革的发展及造反派学生的作用进行了介绍，又对工宣队、军宣队处理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政策性说明。这不仅会使他们在思想上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还会有力地推动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为了做好宣传队的工作，不仅转发北京、上海宣传队进校及其它相关的报告，还召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及其成员代表大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政策条文，将宣传队的行动统一到中央方针政策的轨道上来。宣传队要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具体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革命师生和工人，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掌握学校的教育领导权。

3、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必然与偶然。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由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两大阶级构成了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解放军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进行文革的强大后盾。在文革从全面夺权阶段向斗、批、改阶段转变的时候，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着毛泽东、党中央的最新指示，进入学校行使领导权，既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又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统一。

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的偶然性。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时派出工宣队、军宣队，是因为北京的一些高校(特别是清华、北大)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斗争，发生了激烈的武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就难以建立起来，即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行动起来也会面临重重困难。这样又怎么能够进行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呢?

况且，这个时候文革已经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的后期了，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以及许多单位、机关、工厂、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业已建立起来了。文革即将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了。这个时候结束两派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武斗，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开展斗、批、改，进行教育革命，成为文革在教育领域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高校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这是与文革发展的趋势及其内在要求相背离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派出来的。从一些高校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两派斗争特别是武斗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是具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

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的必然性。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2]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属于文革的重要领域，因而就要在教育领域进行文化革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要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确立的教育方针，站稳立场，认清形势，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只有通过文革的方式，工人阶级进驻学校，才能使工人阶级真正掌握教育领域的领导权，实现在教育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从文革发展的考察中还可以看到，仅仅依靠学生、老师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是不行的，要派工人、解放军进去，实行工兵学三结合，一起来管理学校，进行教育革命。[13]这是在教育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领导权的必要保证。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也就是从天下大乱即将实现天下大治的时候，就要在教育领域建立新的秩序，使工人阶级掌握教育领域的领导权，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学校，将无产阶级专政在学校建立起来。工宣队、军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进入学校的。从这方面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又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的。这是巩固文革成果，实现教育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学校领导权的必然要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以后，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既具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统一。从一些高校仍然存在着两派斗争乃至于武斗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具有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从文革即将从天下大乱进入天下大治，工人阶级掌握教育的领导权，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进行教育革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又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农村，则是通过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这样就使得工农两大阶级掌握了教育的领导权，不仅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我们说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的统一。

4、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为标志，拉开教育革命的序幕。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不仅是要解决学校内部两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武斗，还要占领教育阵地，在城市由工人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在农村则是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工农这两大阶级占领城市、农村的教育阵地，是在教育领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

其实，在这一年的八、九月间，伴随着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等。[14]这些报告特别是毛泽东撰写的编者按或修改的文字，为即将进行的教育文革指明了方向。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就是要在解决了学校发生的两派矛盾特别是武斗以后，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一起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这是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学校成员面临的主要任务。他们进入学校是真正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将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领域建立起来，使学校教育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有力保障。

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领域能够真正建立起来，使工人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就必须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就是要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一起来进行这个工作的。因为进行教育革命，搞好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单靠学校的学生、教员和工人是不行的，还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在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中，宣传队要团结学校的学生、教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不仅要把握运动的方向，还要在具体斗争中进行指导，使教育革命和斗、批、改在沿着正确方向的发展中取得成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以领导者的面目进入学校，承担起进行教育革命和斗、批、改的重任的。

有人将工宣队、军宣队与文革发动时的工作组进行类比，将工宣队、军宣队视为新的工作组。[16]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首先工宣队、军宣队与工作组出现的时期不同。一个是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一个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后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其次，是两者的职能不同。工作组反对破，工宣队、军宣队则是为了实现立。坦率地说，派出工作组不过是一个方式问题，关键是工作组在工作中站在什么立场上。当时，绝大多数工作组在派出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是要工作组代替已经瘫痪了的党委来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这样就背离了毛泽东代表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路线。[17]因为毛泽东认为由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来领导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18]

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一线常委就派出了工作组。在工作组领导下从群众里面抓右派，显然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工宣队、军宣队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进入学校的。这个时候群众已经进行了夺权，就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了。此时与文革发动阶段业已有了根本的不同。文革发动之际派出工作组是为了阻止乱，这个时候派出工宣队、军宣队从形式上来看是为了阻止乱，实际上则是在天下大乱以后，通过教育革命和斗、批、改来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了。我们不能用形式上的相似性来代替实质上的不同，否则的话，就会张冠李戴，在认识上误入歧途。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文革发动之际派出工作组的时候，文革面临的任务主要是破，而工作组的行为却是反对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期，工宣队、军宣队派出的时候，文革面临的任务主要是立，工宣队、军宣队就是要消除乱，实现立，在斗、批、改中建立新的秩序。因而工宣队、军宣队与工作组虽然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却是不同。不顾它们派出的具体环境和时期的不同，以形式来代替内容，如果不是认识不清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

总的来说，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是进行学校教育革命，搞好斗、批、改，实现学校大治的必然要求。这是为了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教育领域，工人阶级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解决学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必然选择。这样以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为标志，就拉开了教育革命的序幕，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五日

文献索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301页至302页;[5]，第303页;[7]，第358页至359页;[9]，第335页至336页;[10]，第313页至314页;[11]，第324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526页;[12]，第1510页;[14]，第1527页;[18]，第1423页。

3、《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83页;[4]，第188页;[6]，第193页至194页;[13]， [15]，第183页。

4、《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6]，第220页。

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7]，第134页。

6、国防大学文革资料中《“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第194页至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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