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复兴并深化早期劳工运动支持者所信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阶级结构之上的制度;这种结构对社会行动者施加了真实制约;这些制约是生活中的事实而非象征性建构;而政治斗争的基本策略即是调动政治利益以追求政治目标。如果这一分析传统确实对复兴进步运动至关重要，那么社会理论就必须自“文化转向”浪子回头。”(维维克·奇博《阶级矩阵》)
“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并且“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列宁 《第二国际的破产》)
本次更新为书中第五章“资本主义何以延续”，以下为《阶级矩阵》已更新部分：
作者：维韦克·奇伯(Vivek Chibber)
原文：《阶级矩阵》(The Class Matrix)第五章：资本主义何以延续?(How Capticalism Endures)
资本主义何以延续？
也许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ism)最重要的遗产是：它坚持认为冲突(conflict)被内置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核心。对冲突的关注自然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这个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以牺牲从属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自身利益。捍卫各自利益的行为本身就使得主要的社会阶级相互对立。鉴于对冲突的强调，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自然也将这个系统视为是内在地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它的成熟，其被取代的条件也随之成熟。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业无产阶级(industrial proletariat)的壮大，他们不仅有推翻这个制度的利益诉求，而且也有能力这样做。确实，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头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对不稳定性的强调似乎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1890年代到1930年代，该体系不仅似乎摇摇欲坠、濒临崩溃，而且社会冲突的轮廓似乎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期望——正是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站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爆发的掌舵位置。
因此，对于早期的阶级理论家来说，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结构是矛盾和不稳定性的根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系统稳定的来源是什么，它们都注定存在于经济基础(basic structure)之外。而且，它们将不得不逆着强大的潮流前行，因为它们必须中和系统核心本身的矛盾。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论证的那样，战后的左翼人士尽管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有批评，但或多或少全盘接受了这一基本前提。因此，尽管他们正确地坚持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地低估了该系统生存的能力;但在着手去解释这一种现象时，他们却坚持在“上层建筑”，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寻找答案。这是对古典框架的默许接受，即使它被表达为对该框架的彻底否定。
我在本书中认为，这两个传统共有的前提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其随着时间推移的稳定再生产——真正的来源不是文化或意识形态，而是阶级结构本身。该结构确保了工人阶级内部的个体选择个性化而不是集体的形式。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就像“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或文化霸权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准确地感知到了与集体行动相关的风险/成本矩阵。因此，他们通常选择个性化的形式提升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集体的形式。但是，选择个性化的策略无异于接受雇主——以及作为整个阶级的资本家——的主导地位。它不对雇主对工人的结构性权力提出挑战，而仅仅是试图在后者提供的参数范围内实现工人福利的最大化。这是对游戏规则的默认接受，而不是努力去改变甚至挑战它们。
由此可见，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种——绝不是自动发生的。当工人们开始倾向于选择集体策略而不是个人策略来追求他们的利益时，它就会发生。但这需要一系列仅仅具有偶然性的条件，甚至到现在人们对此还知之甚少。广义上讲，当与集体行动相关的风险和成本降低时，当工人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时，当他们形成足够深刻的共同目标感和相互承诺以做出任何劳工斗争中都不可避免的牺牲时，集体行动就变得更有可能。某些时间与地点，那些减少物质障碍和增加团结感的部分条件在劳工没有进行有意识努力的情况下就已经具备了。有时资本主义本身就会创造出增加阶级形成机会的条件。但这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需要有意识的能动性来实现这些条件。无论是解决物质上的不利因素，还是应对心理倾向，巩固阶级形成的制度都必须从头建立，然后面对来自远为强大的行动者——雇主阶级——的大量抵抗，持续不断的维持下去。
能够促成工人阶级形成的各种制度必须经过逐步建立并长期维持才能发挥作用——这些制度并非自然而然产生——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其构建过程充满挑战。它们很难建立，而将它们维持作为有效战斗组织甚至更加艰难，这意味着它们极易遭到破坏。因此，犯错的代价非常高昂——时机不当的罢工可以摧毁工会，腐败的领导层可以使成员士气低落，甚至一位领导人的去世也能使一个组织走向衰落。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可能会使整个事业看起来像是一项西西弗斯式的任务。总之，资本主义将阶级形成的重担完全放在了工人阶级的肩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过程高度具有偶然性的原因。
另一方面，雇主则较少需要组建自己的阶级组织，因为他们的利益仅仅通过雇佣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的再生产就能得到保护。这与劳工所面临的状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资本家不必为了推进自身利益而自我组织。由于阶级结构将每个雇主置于对其雇员的统治地位，集体行动对于确保相对于后者的优势是不必要的。只要工人每天来上班，只要他们服从雇佣合同(employment contract)的条款，即在为资本家经济利益的扩大服务。这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基本不对称性。
正是由于这种结构上的不对称性，各个阶级如何利用其政治能动性也大相径庭。对于劳工来说，他们利益的任何推进都取决于“能否建立并随后维持能够实现集体行动的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将其政治能动性导向创建政治组织并随后捍卫它们。但是，相对于劳工而言，资本免除了这一负担。雇主确实从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来协调其针对劳工的活动中获益。但这并不是他们维持地位的前提，更不用说提升地位了。他们更大的权力是内置于阶级结构本身之中的。因为这免除了他们必须像劳工那样建立组织的需要，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政治能动性转向阻挠和瓦解劳工正在竭力创建的制度。像沃尔玛、亚马逊、福特、花旗银行甚至更小的实体等雇主，可以将巨大的资源用于阻止他人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去筹划自己的集体行动。
对于政治争斗中一些更寻常的挑战而言，上述不对称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由于他们的权力存在于阶级结构本身，而不是存在于政治组织中，雇主们免除了为了推进自身利益而建立阶级组织的负担。与此必然相伴的结果是，当他们确实建立这样的组织——政党、行业协会、游说团体等等——时，他们较少依赖这些实体的质量和能力。政党可能失败，他们的领导人可能被证明是腐败的，甚至总统的心智和性情可能像个孩子——但这通常不会对该阶级的权力和统治地位构成深刻威胁。只要在他们之下的阶级继续来上班，并创造出维持这个系统运转的收入，它就给了资本家时间和空间来修复故障——例如更换不称职的经理、渡过任何丑闻、建立更好的政党等等。
雇主的这些优势与劳工面临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推进劳工的利益完全取决于集体行动，这使得他们组织的质量和能力变得至关重要。主导阶级能够挺过组织上的崩溃和政治上的错误，而劳工运动则没有这样的奢侈。战略失误可能导致政治失败，而失败又可能导致士气低落以及下一次不愿采取冒险行动;组织可能遭遇衰落和瓦解——这意味着重建它们的工作，连同其所有的风险和成本，必须重新开始。花费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制度可能会在几周内因镇压、骚扰、丑闻、腐败或各种其他原因而被摧毁。而不同于有阶级结构作为后盾的资本家，劳工在其阶级组织之下，面临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即使当劳工克服了雇主的政治抵抗并拼凑起自己的阶级组织时，这些组织也会被阶级结构的其他属性所侵蚀。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变革。资本家通过升级技术、引进新机器并围绕它们重组生产来在产品市场中竞争。新技术具有双重效应——它淘汰了一些职业和附加在这些职业上的技能，同时又产生了对新职业的需求。这个过程在微观层面上展开，但当它向上扩展时，它就改变了职业结构本身。技能变得过时，曾经抢手的特定职业开始减少，曾经是经济中心的地区开始停滞，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则成了新的积累中心。
这一由技术变革引发的过程内置于阶级结构之中;它是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之驱动力的直接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对劳工而言，它造成了巨大的政治挑战。随着职业结构的变化，依附于其上的利益群集也随之变化。基于特定利益分布的联盟开始磨损，而新涌现并获得牵引力的联盟则为组织者创造了一片全新的阵地。组织策略必须围绕新技能和新工作条件进行调整，必须跨越职业群体组建新联盟，而巩固阶级工程的文化工作也必须应对全新的挑战。劳工运动必须不断适应阶级结构的动态特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在主导自身的衰退。而雇主却没有面临相应的必然要求，因为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其阶级成功实现凝聚力上的，而是建立在阶级关系本身的简单再生产之上的。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保障自身稳定性的方式。这些结构不断地对劳工起反作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资本家的政治权力。阶级结构使政治地形系统性地向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倾斜，以至于它必须承担起创建和维持其政治制度的全部重担，而且它这样做是在对抗一个在结构和制度上占有优势的敌人。毫不奇怪，典型的工人对此的反应通常是选择谨慎而不是勇敢——优先保住他们已经拥有的，而不是冒险投入到集体行动的艰巨工作中。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虚假意识”——而是对实际呈现出来的地形的清醒认识。
因此，马克思坚持认为阶级关系本身之中就存在着冲突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冲突无处不在，且总是一方更有优势。或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正是产生冲突的那个阶级结构，将政治能力不平等地分配给了对立的两个阶级。系统将这些阶级锁定在敌对关系中，但能力的不平等分配确保了冲突一旦发生，往往会以有利于雇主的方式解决。而劳工阶级则必须承担起在不断变化的职业结构和演变的政治地形中弄清楚如何组织自身的重任——以对抗一个拥有对其有利的结构性力量的政治对手。
因此，我们可以致力于唯物主义阶级理论，同时也断言没有目的论，没有一套决定性的力量推动着走向阶级形成。当后者(阶级形成)确实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发生时，它是源于一组局势性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劳工能够克服那些通常抑制组织成功的力量。而随着这些环境的改变，随着使得成功成为可能的条件减弱，或被不断演变的结构特性所侵蚀，那些围绕特定一套环境建立起来的组织就会变得不稳定。它们要么必须适应新环境，要么面临灭亡。
在二十世纪初期，劳工能够想出如何利用当时的结构和制度事实，并建立将工人组织为一个阶级的组织。他们能够肩负起阶级形成的重任。但随着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左翼建立起来的阶级制度开始瓦解，阶级本身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其增长最快的部门往往落在了其组织机构保护之外。今天，当该机构的很大一部分已被显著削弱或被拆除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重新建立它，并设计出一种能够驾驭当前经济格局的战略。
有了这一理论在手，我们就能够用唯物主义的方式，连贯地解释战后左翼试图透过文化棱镜去回答的那些现象。
一、第一代左翼的成长期
接下来的论述之中，各位读者要记得两点。首先，这并非一个详尽完整的论证，而是一个用于理解一个世纪以来阶级形成与破碎过程的框架。其次，其中所指出的各种实证现象应被视作“典型事实”——即那些在不同地区以不同节奏呈现、具有时间差异的基本趋势与社会发展脉络。
我认为，20世纪初阶级组织的成功导致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稳定作用。这种成功的原因何在?20世纪初工会成员和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形势与阶级环境与今天有着巨大差异。这一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因素的结合共同促进了阶级形成的进程。
最为首要的是关于阶级结构本身的若干关键事实。西欧那些成为工人运动前沿的地区中，经济正在经历从农业向城市制造业的深刻转型，这些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这首先意味着，最有利于阶级组织形成的领域正是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当然，将制造业与农业相比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及此后无数社会科学家所指出的，工业就业比农业劳动更有利于工会组织的建立。由于工人主要从农业领域涌入城市工业，他们所处的组织环境也由低密度转变为高密度。此外，工作场所本身还为工人解决了集体行动方面的问题。那是拥有数千名工人的大型工厂盛行的时代，对于工会组织者而言，这带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少量工会成员就能在有限范围内影响成百上千的工人。最后，工业就业的迅速发展缓解了人们对长期失业的担忧。 相比于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的工业领域，因政治活动被解雇对组织者来说不再那么可怕。即便被解雇，他们也有信心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可能还是在同一个工业区，而很快他们就能重新开展组织活动。
这一时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之上，还有一些制度性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直到本世纪20年代，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都沒有选举权。即便在美国，自1896年以来，白人工人理论上来说已经获得投票权，但实际上在此后二十年里仍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工人阶级的政治边缘化加剧了由当时工作条件所引发的经济不公感。而这两个因素方向一致、相互强化，让工人阶级意识到：整个体制完全被资产阶级掌控——那些在职场中支配他们的人，同样也在国家层面制定法律。这一现象成为贫困群体形成阶级认同感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正如许多城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城市中心的居住布局加剧了阶级间的分离。20世纪初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隔离现象：有些有助于工人阶级的凝聚，有些则对其产生破坏作用。但阶级隔离这一事实不可否认，并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聚居区的形成大大增强了居民之间的共同命运感和利益认同。这不仅源于共同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孤立感，还体现在工人们自发建立的互助团体日益普及——这些团体以家庭和社区为核心，在日常生活中将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因素有两个我们感兴趣的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是关于世纪之交那几十年工人阶级生活的核心事实;其次，它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共同促成了工人阶级内部对共同地位、共同境遇的认同，进而形成了共同的阶级身份。这使得处于相同社会结构中的人们更容易被组织成一个阶级。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强化了“自己承受着同样的困境与不公”这一认知，同时也让那些掌握权力的群体暴露无遗。这种权力是高度集中且多面的，它辐射到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各个层面。
这些相互叠加、相互强化的制度因素成了20世纪初工会主义者建立阶级组织的基础。无论是工人政党还是工会，这些用于阶级动员的组织形式都利用了工人共同处境所提供的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实际的组织工作对最终成果至关重要。无论结构性条件如何，无论社会生活多么封闭，无论政治边缘化感有多深，这些因素本身都无法实现阶级的形成。阻碍阶级形成的基本障碍依然存在：工作中严重的权力失衡、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资产的匮乏——这导致即使是短暂的失业都会给工人带来巨大代价——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人们即使在20世纪初的条件下，也更倾向于选择个体抗争策略而非集体行动。
因此，阶级形成的成功实属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若非当时组织者的共同努力，那些有利条件可能永远无法转化为现实。那个时代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就是大规模工人政党与工会运动的同步兴起。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尽管在世纪之交时，这两种制度在政治经济领域还难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到20世纪30年代，它们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它们不仅创造了现代劳动运动史上最有效的政治工具，还培育了团结与合作的文化，而这正是有效集体行动的基础。今日劳动运动中的几乎所有大型组织都诞生于那个时期，而后来的运动在规模、范围、深度和雄心方面都远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正是推动本世纪初阶级形成的最后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
工人阶级组织的这种大规模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结果是：现代史上首次出现了向社会底层大规模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现象。新兴的劳工组织利用新获得的权力，不仅重新制定了劳动契约，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契约。工作场所里的物质待遇改善之同时，住房、医疗、交通等基本服务方面获得机会也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成果被制度化为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身份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社会民主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轮廓，以至于到20世纪末，许多社会科学家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政治交易而得以维持——经过谈判之后的妥协，雇主被迫顺应劳工的利益诉求，而劳工则同意维护工业秩序。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论述的，如果资本主义体系中真有过文化霸权的体现，那就是二战后的四十年间：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体系依赖于劳工的主动认同。工人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显著的生活水平提升，这大大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其程度是本世纪前几十年无法想象的。重要的是，这种“同意”即便真实存在，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体现在文化中的霸权”，但并非“文化的霸权”;其存在条件源于组织与经济因素。从组织层面看，工会运动及其相关机构——其中各劳工政党最为重要——起到了关键作用。经济角度看，正是战后几十年空前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速足以支撑不断扩大的福利制度，同时也让企业利润得以提升。
只要经济的蛋糕一直越做越大，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竞争性诉求就能同时得到满足——它们不会演变成零和博弈。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以制造业为中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笼罩了一系列发达经济体。一度颇为丰厚的企业利润开始明显下降;美国率先出现这一现象，随后西方其他国家也相继受到影响。雇主们的利润率受到挤压，这使他们对待与劳工的政治协商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工会的要求虽然令人不满但尚可忍受;如今随着利润空间的缩小，这些要求变得难以接受。那些早年不愿打破现状的雇主们，现在愿意冒与工会对抗的风险——哪怕可能引发经济动荡。
美国雇主们率先发起了对战后阶级协议的挑战，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英国也紧随其后。他们利用工作场所中的各种强硬手段以及劳动法赋予的一切权力，将工会势力从企业中驱逐了出去。事实上，尽管劳工运动有所反击，但实际造成的经济破坏相当有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工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几乎回到了新政之前的水平。十年后，欧洲大陆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进入新千年时，发达工业国家的有组织工会规模已缩减至原来的很小一部分——就连向来以工会力量强大著称的北欧国家也不例外。
二、从同意到顺从
随着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的衰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范性基础也发生了重心转移。“同意(consent)”作为规范性基础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因为劳资双方持续进行政治交换的基础已经被严重削弱。取而代之的，越来越是雇主的单方面支配。由工会代表并保护的劳动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员工被迫以个人身份去谈判劳动合同。这只能意味着，相对于雇主而言，他们的议价能力被大幅削弱，而雇主则重新获得了以“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方式提供雇佣条件的权力。因此，“同意”被“认命”所取代——因为对典型雇佣劳动者而言，“拒绝”根本不是现实选择，他们只能接受摆在面前的条件。
而他们得到的，则是回到工会出现之前那种典型条件的旧秩序。在率先恢复旧式劳资秩序的美国，战后工资增长与整体就业改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停滞，同时其他多项经济福利指标也开始恶化。收入倒退已经足够令人震惊，但财富领域发生的变化更加惊人。正如近期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到2010年，人口中最富有的0.1%所占有的财富份额，已经回到了大萧条前夕的水平——几乎退回到一个世纪前的状态，抹去了此后几十年所取得的成果。到了2010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男性甚至出现了平均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这种现象在这一群体中已经一百多年未曾出现。
劳动者承受了这一切。他们接受了工资停滞、财富不平等的爆炸式扩大、劳动条件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即便在劳动力市场趋紧时，他们仍继续默默忍受。不仅工会——乃至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没有对雇主的进攻形成反向运动，工业冲突事件的发生率反而继续下降到历史低点。工人们似乎接受了撒切尔夫人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没有别的选择)”格言——他们明白，即便是一份痛苦的工作，也总比完全没有工作要好。在一种普遍不安全感与原子化的社会氛围中，即便劳动力市场紧张降低了风险，他们仍不愿冒犯雇主。这种劳动交换，被压缩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的沉闷强制”。
但任何以“认命”而非“同意”为规范基础的体系，都存在其极限。多年来，劳动人口接受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交易，仅仅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选择。表面上，这似乎像是一种同意——或者至少是一种满足。但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对主流制度支持的缓慢而深刻的侵蚀。学术研究者对此已有某种察觉，因为民调中的相关指标持续下滑。然而，并没有出现政治爆炸，没有出现大众性动荡，也没有出现波兰尼意义上的“第二次运动”来回应不断恶化的社会条件。更常见的反应恰恰相反：人们退回私人生活之中——放弃政治参与和公民社团生活，尽可能守住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维持自身生存。这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下降的投票率、政党认同的瓦解、公民机构的衰败——即“独自打保龄球”现象——以及各种倦怠与犬儒主义的表现之中。但由于这种不满是缓慢累积的，以个人形式表达，并且只有在统计层面才显现出来，因此它很容易被忽视，也确实被忽视了。
直到非常近的时期——或许是自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才首次以显著的公共形式爆发出来。而它席卷政治文化的速度相当惊人。在整个发达工业世界，大批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开始拒绝主流政治与经济制度。这当然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所开启趋势的延续。但其形式已经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退出公共参与，变成对新政治力量多样而不均衡的支持。总体而言，这表现为一种选举上的“出走”：迅速空洞化的中间派空间，正在让位于那些直到不久前还处于边缘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政治力量。因此，对现状支持度的下降，也推动了那些曾被视为“政治荒野”中的竞争者的崛起。
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变主要让极右翼受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主流失去工人阶级支持，这些支持大量流向了一批新兴政党和组织，它们奉行排外与种族主义政治纲领。但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趋势正在积聚力量：几十年来第一次，美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欧洲——出现了明显增加的罢工活动。尽管多个州教师罢工获得了最多媒体关注，但从整个十年来看，真正主导罢工增长的，其实是私营部门，而非公共部门。从历史标准来看，如今的罢工活动规模仍然微不足道，甚至还达不到20世纪80年代工运全面退潮时期的水平。但它毕竟是近四十年来工人运动复苏的第一个信号。此外，它还伴随着一种清晰可见的文化转向：无论在体制内政治还是体制外社会领域，都正在形成一种针对贫富差距巨大且不断扩大的普遍社会动员。
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劳动人口内部的无力感正在减弱。广泛蔓延的愤怒、主流体制合法性的流失、罢工活动的增加——这一切都预示着，过去半个世纪的趋势也许正在发生逆转。人们很容易猜想，近期事件的动力是否会重新点燃一个阶级形成的过程，也许类似于一个世纪前的时代。当然，这种想法还为时过早，因为真正需要的组织规模将极其庞大，以至于目前看到的这些活动爆发仍显得微小，甚至微不足道。但这一轮变化之所以不同于我们近几十年所见的一切，在于两个事实：第一，它具有多维度性质，同时覆盖经济、文化与政治层面，而非局限于其中之一;第二，它具有国际规模，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动员几乎已经在所有大陆与大多数工业国家中获得了发展。虽然现在宣布“新一轮工人阶级形成”还太早，但若忽视这是一场针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性转向，则同样愚蠢。
人们很容易设想，这些事件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工人阶级形成浪潮的开端——无论是复兴那些已经废弃的制度，还是像一个世纪前那样创造新的制度。这当然是可能的。很明显，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度政治流动性的时期。但必须意识到，即便重建劳动运动的冲动进一步增强，它展开的历史地形，也已经与20世纪初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考察那些曾经促进阶级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今天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
三、今日的阶级矩阵
我在第二节中指出，20世纪初，结构性、制度性和组织性三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劳动制度的形成。可以合理推测，任何试图复兴劳工运动的努力都会依托这些相同的因素，因为它们构成了成功的模板。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特征依然存在，而这些特征导致了劳资对立、激励着工资劳动者的自我组织。但这些结构要素的结合方式及其再生产的形式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外，那些更具偶然性的制度和组织环境也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与最初建立劳动制度时(二十世纪初)的组织者们几乎无法辨认的政治环境。
首先，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工业化趋势转变为21世纪20年代的去工业化趋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工业领域转向服务业，到本世纪末这一转型进程显著加快。这种就业结构的巨大变革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服务业的兴起与就业增长停滞同步发生。最后，这种增长放缓、走向去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表现为企业规模缩小、分布更加分散，不再是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代表的大型制造厂。更有趣的是，服务业的转型也在全球南方地区蔓延，经济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早期去工业化”。所谓“早期”是指：「去工业化」现象在核心经济体发生于几乎完全完成农业转型之后;而在南方国家，这一转型过程却是在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仍从事农村劳动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很可能永远无法达到西方国家在制造业就业方面的规模。与工业将农民从农业中吸走并转化为稳定的城市就业不同，现在的南方国家正在大量流失劳工，导致半就业者(semi-employed))或从事勉强能维持生计的非正规工作的人不断增加。
当今资本主义的这些结构性特征使得阶级形成的环境与一个世纪前工会所面临的状况截然不同。增长缓慢、以小型工作场所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自然带来了与传统制造业完全不同的挑战。大型企业曾为工会活动提供便利的条件，但现在这种条件已难以获得;工会不再能同时动员成千上万的员工，而只能一次聚集几十或几百人，逐一在各个机构中进行活动。此外，外包现象使得工作场所规模缩小，工会干部对投资和工作场所决策的掌控力大大减弱，这些决策往往由价值链上游的企业掌握，工会对此几乎无法施加直接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工会甚至不清楚该向谁提出诉求。最后，裁员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就业稳定性大幅下降——或称朝不保夕感(precariousness)。人们重新感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就业不安感，这意味着工人们在向雇主提出要求时变得极为谨慎。
这些状况在发达国家已十分普遍。但南方地区较早出现的去工业化进程意味着这一问题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打破了这样一种期望：即发达国家中有利于阶级形成的条件衰退可以被发展中国家相应条件的改善所抵消。毕竟，人们原本以为：当核心经济体的阶级结构逐渐脱离制造业时，全球南方的快速工业化至少可以将阶级形成的中心转移到南方——这就可以维持劳工在全球经济中重新崛起的趋势，尽管这种崛起发生在新的区域。
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阶级结构上。比起一个世纪前，还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制度变革。以我之前提到的、有利于阶级形成的两种因素为例，显然它们已不再发挥同样的作用。上个世纪初，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受到剥削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被排斥在外。而这种政治排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剥削带来的不公感。但到了本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工人都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公民。他们充分利用了政治体系提供的参与机会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这些维护利益的行动，一直依靠着早期政治被剥夺权利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如今的挑战在于，在人们不再有强烈政治排斥感的背景下，重新建立起类似的组织。的确，由于对精英统治感到无能为力，许多成年工薪阶层已经退出了政治体系，但“选择退出”与“面临法律障碍”是两回事。后者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与共同使命感，而前者则更像是绝望的象征，因而也更催生个人主义倾向。
同样，另一个强化阶级认同感的制度因素是城市中心的居住模式。我曾指出，大型工业中心的空间布局将工人聚集在拥挤的区域内，同时使他们与雇主分离。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已不复如此。在1987年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阐述了劳动史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工业从城市中心转移，加上有稳定工作的工人家庭迁往郊区，对阶级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十世纪初围绕大型制造中心的住宅区有助于强化工作中形成的共同身份感，但到20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已不再存在。随着就业机会的分散以及住宅区向城市边缘扩展，工作生活与社会生活日益分离。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城市发展，都在摧毁那些曾经让‘城市村落’ (urban village)形成的基础。而劳工运动一度正是孕育在这些城市村落之中……”这一切对大城市的劳工运动的影响在于，使其失去了往日的凝聚力。
若将这两个因素综合考虑，当前的情况与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工人的选举权与社会境况一同作用于阶级结构，促使工人形成共同的认同感，但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工人阶级生活这两个方面的现状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们加剧了阶级结构的碎片化趋势，使工人相互疏离而非团结，因而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化反抗的倾向。昔日，社会与政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人集体行动的问题，而如今反而强化了各种束缚。
问题不在于阶级形成的障碍已变得无法克服，而在于工人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过去有助于组织活动开展的条件如今已不复存在，或者即便仍然有效，也会与带来新挑战的新发展共同起作用。因此，过去有效的组织策略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今天。过去几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充分表明，工人阶级对现状不满，且有动力寻求在政治经济中实现自身代表的新途径，但要将这种动力转化为集体行动，就需要战术上的创新。
阶级形成的重担再次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劳动者的肩上。他们既无法重蹈旧辙，又没有现成的新方案可循。制定新的规则、构建其架构与形式完全取决于劳动者自己。而这种负担的不均衡性在于：资本家阶级无需承担相应的重负。他们无需组建组织来捍卫或推进自身阶级利益，因为阶级结构本身就在发挥着这一作用。只要员工每天按时上班，企业的盈利能力得以维持——简而言之，只要系统的各个基本元素依然还在每天的运转——他们的基本物质利益就会随之扩展。这一切都不需要政治组织来推动。因此，资本家可以将精力用于破坏员工的组织活动，由此在阶级结构本身对劳工运动的限制之上再加一层又一层限制。
迄今为止，劳动阶级尚未能解决在这一新环境下进行阶级组织的难题。其组织所能做的最多只是维持现状或减缓衰退速度。当阶级成员表达不满时，他们只能利用手头可用的手段，而目前最普遍的手段就是投票箱。因此，这些不满的爆发不论是呈现为左翼还是右翼，皆采取选举投票的形式与民粹主义的实质。过去十年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正是当今工人阶级反抗的新表现形式。它能否发展成更实质性的变革，取决于劳动阶级能否解决新环境下的阶级组织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尤为具有挑战性的是：上个时代用于解决组织难题的政治力量如今已不复存在——那些推动阶级形成的政党、工团(syndicates)、激进工会以及左翼群众组织等都已消失。若说劳动组织的形成是一种政治成就，而非结构性条件的必然结果，那就要归功于那些深入资本主义世界社区和工作场所的基层组织者。而如今，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核心地区，所谓的“左派”早已与工人阶级脱节，他们主要活跃在大学校园和非营利组织等专业领域，而非工人阶级与资本对抗的日常生活场所。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西方社会民主党也不再以工人阶级为根基，而是更加依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因此，曾经存在于自诩为“左派”的势力与工人阶级之间自然且有机的联系已不复存在。
这种关系中无疑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换句话说，结构条件的变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个世纪前那种迅速发展的工人左翼力量的消失。具体的因果关系尚不完全清楚。但可以合理推测，20世纪初由结构性和制度性环境催生了抵抗文化，而这些因素也促进了赋予抵抗文化以形态和方向的政治组织。这部分原因在于，这种环境为城市制造业中心中的工人活动家在社区、工作场所和俱乐部中团结起来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吸引了中产阶级成员——激进分子、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受到日益壮大的工人组织的理想理念的激励，因而成为连接工人阶级与中间阶层中进步势力的桥梁。若真是如此，则随着结构性条件的变化、工人选择更为个体化的抵抗方式，曾经促成早期激进分子和劳工组织者形成的因素也被稀释了。而当劳工组织者的数量减少时，集体行动的传统渠道也日益匮乏——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选择谨慎行事、单独抵抗的倾向。
因此，如今的阶级结构依然像一个世纪前那样制约并塑造着政治格局，但其方式与过去已有巨大差异。知识界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工会组织的衰落是导致财富和收入极度向少数人集中、而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关键因素之一。人们也意识到，若想重现战后时期的那种进步态势，复兴工人阶级组织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想要回答如何复兴这些组织，我们依然面对重重难题：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世纪前有效的策略和组织形式能在当今的劳动环境中被直接复用。
不论新的战略和组织是什么，只有仔细研究劳动者面临的现实制约因素，且规划出可行的应对路径，我们才能被发现它们。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艰巨的任务：吸引众多劳动家庭参与这一议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且在组织为自身利益发声的过程中保持其长期运转。而对此，一个虽小但至关重要的步骤，即是复兴并深化早期劳工运动支持者所信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阶级结构之上的制度;这种结构对社会行动者施加了真实制约;这些制约是生活中的事实而非象征性建构;而政治斗争的基本策略即是调动政治利益以追求政治目标。如果这一分析传统确实对复兴进步运动至关重要，那么社会理论就必须自“文化转向”浪子回头。
本章翻译：凯文
本章校对：公民伯里克利 本章编辑：思空 仅供学习目的，译文基于CC BY-NC-SA 4.0发布，欢迎规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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