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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资本》二、11.阶级

梁展青阳 · 2026-06-30 · 来源:Lotta Continua
在资本家阶级的背后和前面,是资本。资本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相反,它首先需要在它面前看到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但是,即使在资本获得了主观的、阶级的表达之后,引导这一过程的仍然是一个客体、一个事物、一种以社会关系形式出现的物质关系、一种发展机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对此感到震惊,但在资本的历史中,拜物教、物化和异化是永久的现实。

《工人与资本》二、11.阶级

在资本家阶级的背后和前面,是资本。资本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相反,它首先需要在它面前看到已经形成的工人阶级。但是,即使在资本获得了主观的、阶级的表达之后,引导这一过程的仍然是一个客体、一个事物、一种以社会关系形式出现的物质关系、一种发展机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对此感到震惊,但在资本的历史中,拜物教、物化和异化是永久的现实。只不过,客体、事物、异化劳动本身,都是历史地决定了的,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特定的。如果在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背后,我们发现了作为阶级的工人们——即其政治定义上的无产阶级——那么在对立面则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在资本家阶级背后是作为经济范畴的资本,是作为经济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与资本家的观点是同步的。在资本的实践——历史——经历了如此多的转变中,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经典形象始终是经济学家。经济学是卓越的资产阶级科学。社会学本身无非是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问题比问“什么是社会阶级”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了。社会学家从《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开始阅读,当关于阶级的那一章中断时就停止阅读了。然后,时不时地会有人,从伦纳到达伦多夫,乐此不疲地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东西,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的诽谤,这至少应该受到物理暴力的惩罚。但是,关于阶级的这一章未能完成是有原因的。关于阶级概念的本质内容,在《资本论》的整个分析中早已经被说清楚了。而手稿在“分裂”上的中断,比任何文本的续写所能表达的都要多。在论述再次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所支配的生产资料与劳动之间的真正分离出发,伴随着劳动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以及生产资料向资本的转化之后,对由分工所支配的“三大阶级”进行内部分析是如此必要甚至危险,以至于它无法继续下去。当马克思停在那里时,这完全像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停止追求一条已经走错方向的推理路线。此外,很难理解为什么关于阶级的一章应该作为关于收入部分的一部分,如果马克思自己排除了任何认为相同收入来源就足以表明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观点。一开始就存在的模糊性也许恰恰在于“三位一体公式”——我们不能像马克思那样说,它包含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所有秘密。如果社会生产过程是处于其充分发展水平的资本,那么它就不能由任何包含多于两个主角——即资本自身以及面对资本、在资本内部并反对资本的工人阶级——的公式来定义。这适用于任何算作“科学”的对该过程的定义。

在政治实践的阵地上,需要做进一步的还原。从其本质来说,三位一体应该被还原为单数。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只有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的秘密时,唯一可能的回答是工人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的秘密。马克思在1857年所说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上最复杂、最发达的生产组织。但我们不应该从这里出发,从资本的高度去重建所有人类社会的过去历史;很难理解这将服务于谁或什么目的。也许资产阶级经济学确实提供了理解古代经济的钥匙,但是,毫无疑问,这对我们的目的没有任何用处。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把资本不仅作为生产而且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来聚焦,然后在这一点内部定位解释、评判并制约它的连续发展水平。而资本内部这一更高的发展水平,确实就是工人阶级:此外,我们已经称其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钥匙。 我们能说工人阶级解释资本就像资本解释地租一样吗?当然不能。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都还原为“范畴”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求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工人阶级就不能理解资本,但没有资本却可以很好地理解工人阶级。然而,资本和工人阶级只能结合在一起才能被理解,一个总是反对另一个。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工人阶级并不像资本对于前现代社会范畴那样;也就是说,不是历史发展的到达点,从而也不是其逻辑演进的出发点。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挖掘出一种也许具有政治而非经济内容的新客观主义,而这将导致一种新型的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确实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出现,我们需要准备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我们论述的发展则完全不同。在这里,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出发点。我们也可以从资本出发,以便达到对工人阶级的逻辑理解。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本人所走的道路吗?把资本主义构想为一个再生产工人阶级的历史体系,意味着将这条道路走到底。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只有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的秘密呢,如果相反,是资本揭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本质?只要我们牢记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这是可能的:就解释资本主义而言,工人阶级不是资本主义的秘密,而是就它是资本主义解体的秘密而言的。资本在理论上可以解释关于工人阶级的一切,但在实践中却不能消灭它。工人阶级及其科学,可能无法解释关于资本的一切,但可以在革命中成功地摧毁它。正因为如此,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想要比资本家自己更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是一种虔诚的错觉;资本的每一种工人阶级管理形式与直接的资本主义管理形式相比,都必然会相形见绌,而且也许不久就会发现,对工人阶级一边来说最现实可行的道路、“最容易的”道路,恰恰是通过革命进行破坏的道路。因此,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研究工人阶级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他们能很好地研究它,但即使有工业社会学意识形态的烟雾弹,他们也无法取消这个阶级对他们意味着的死刑判决。如果“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那么工人阶级就是唯一能支配资本的政治权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也是解释资本的途径——但那时它将是一种必须通过力量来强加的解释。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其客观性中,也就是说,在其自发性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人阶级衔接作为资本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发挥作用。为了使这种衔接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规律来发挥作用,组织那种唯一能够迫使资本家转入防御的工人的攻击力量,是一项浩大的任务,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要通道。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秘密不是一条理论规律,而是一种实践可能性。它不能客观地发挥作用,而是必须被主观地强加。它必须从资本的社会中被撕裂出来,交到工人阶级的政党手中。这样,在任何社会形态的历史上,资本的发展规律将第一次被迫服务于推翻它的过程。而这正是最终需要被理解的。有充分的理由,迄今为止我们总是谈论工人阶级,而从不笼统地谈论阶级概念;我们谈论工人阶级斗争,而从不笼统地谈论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拒绝接受发现阶级存在以及阶级之间斗争的功劳,而是将这些发现归功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事实上,列宁甚至可以评论说:“阶级斗争的理论不是由马克思创造的,而是由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创造的,而且,一般说来,它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¹如果这确实是真的,如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该过程所达到的那一点——推翻资本、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并在其内部才能构想阶级和阶级斗争。难道你会认为农奴和封建领主之间,或者也许斯巴达克斯和李锡尼·克拉苏之间的阶级斗争,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而告终吗?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没有在这方面尝试过:出于通常与在古代世界找到资本的资产阶级竞争的决心,这些历史学家把金字塔的建造者称为“工人”。我们可以通过把所有人从这些对历史的呼吁中拉回来,转而为今天的政治实践确定一个可能的结论,来区分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是;也就是说,通过把所有人从一般的阶级斗争拉回来,去审视反对资本的革命的特殊需要。对列宁来说,这是“检验对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的试金石。”²这在今天依然成立。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并走得更远。很难理解熊彼特怎么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称为他的“历史的经济解释”的“残疾姐妹”,并在五页之后将其描述为“分析战略中一个大胆的举动……它把阶级现象的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³确实,在这里他以传统的方式,将资本主义的终结意味着阶级的终结。但真正的战略胆识——确实,不仅在分析领域有效——在今天截然不同:即把问题翻转过来,把阶级的诞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现象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应该在解散资本的阶级社会——即历史上唯一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单一政治视角中被捆绑在一起。也许帕森斯在马克思那里把“一个有组织的生产单位的事实”和“固有的阶级冲突”联系起来时,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既然这两个阶级的直接利益是完全对立的。”⁴确实,他将其还原到社会思想史中,因为他在霍布斯的权力差异因素中找到了先例: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认识到这一同样因素的重新插入是经济系统中严重不稳定的特定决定因素,而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又作为“特定制度框架内权力关系的结果,暗示了一种明确的社会组织:资本主义企业。”⁵在这里,我们自然无法设法把阶级关系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而且这要求太高了,重要的是不要向这些人询问这些事情。资本的科学观点也可以走得很远,以至于把阶级斗争的进程封闭在资本主义历史之内。社会、集体层面的直接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实践需要,每天都被迫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阵地上,现代资本科学不仅看起来而且确实比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马克思主义更先进。站在工人阶级观点之外——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之外——绝对看不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阶级关系在历史上先于资本关系——因此阶级在历史上先于资本,因此工人阶级在历史上先于资本家阶级。确实,这种历史的优先性无非是工人对老板施加的永久性和侵略性的政治压力。

难道工人阶级观点的诞生,一种不标榜客观性的非客观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一种从单方面把握当前社会所有现象——不是为了认识它们而是为了推翻它们——的单方面综合的可行性,马克思著作那“令人敬畏的综合”,难道所有这一切不都恰恰在历史上存在的第一个社会阶级即工人阶级的诞生中找到了它的物质存在理由吗?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出发点是,一边是工人们,另一边是资本家。这是又一个以简单性的暴力强加于人的事实。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谈论单个的资本家:即主持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特定人物。因此,至少在体系的经典发展中,这个历史人物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被消灭或压制。相反,他被集体组织起来,在资本中被——可以说——社会化,恰恰作为一种阶级关系。但在任何历史时刻,我们都不能谈论单个的工人:工人这个在物质上、社会上确定的物质形象,一出现就已经是被集体组织起来的。从一开始,工人们就像资本家的交换价值一样,是以复数形式前进的:单数的工人是不存在的。达伦多夫指责马克思“有时”只承认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的错误。但对我们来说,这个错误很容易理解。阶级斗争的条件就是这样,几乎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倾向于看到,一边是一个作为这样而运动的社会阶级,另一边则总是少于或多于一个社会阶级的东西。少于一个社会阶级的东西,因为资本家一边的直接经济利益一直以分裂的方式呈现自己,并且也许永远不会停止这样做。多于一个社会阶级的东西,因为资本的政治权力现在扩展了它的控制机器和镇压统治,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形式,从而掌控了新社会的所有结构。所以,在每一次,我们都需要努力把所有那些表面上似乎与这两个阶级的层面相矛盾或无关的现象,都还原到阶级的层面。这尤其是理论的繁重任务,也是其之所以必要的原因。但对于理论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够的。下一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其基础且必须在结论中使其自身明确的前提——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质的差别,是一个对另一个实际的历史优先性,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决定的、一个对另一个可能的政治从属。如果阶级关系先于资本关系,那么起源时的阶级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是活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死的生产条件;一方面是已经部分地形成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仍然完全在其自身中、仍然完全在潜能中的资本;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作为商品劳动力卖者的社会大众,他们被困在一种单一的集体处境中,这使得他们全体成为单一敌人的对抗者,另一方面是单个的资本家,真正也是唯一拥有主权的个人,这个王侯般的企业家以所有死物——货币、土地、劳动工具——的力量征服了对活劳动的指挥权,从而夺取了对一切的权力。对一切的权力和对劳动的统治,因此是一回事。但是在这里,劳动是劳动力的活的活动,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个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就是把沦为死物的工人阶级劳动压在自己底下的那个阶级。伴随着一种暴力行为,资本夺取了劳动的生命,并将其并入自身之中;于是资本自身变成了一个活的主体,使自身成为一种形式上自主的活动,作为资本家阶级而前进。正如从严格的工人阶级观点来看,很容易犯把工厂工人们那紧密的社会大众当作单一阶级的错误一样,从严格的资本家观点来看,也很容易犯把资本在社会层面的绝对统治认作唯一权力的错误。其结果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工人阶级一边不可消除的“革命错觉”;在第二种情况下,是把资本主义倡议的政治历史连结在一起的“实践错误”之网。这些错误中的每一个都曾为——且正在为——革命提供一个“历史机会”,而能否从中获利,取决于主观力量的准备程度。如果他们准备充分,那么即使是这些错觉——被翻转为理性的战斗计划——也确实能发挥作用。永远无法发挥作用的,是未被阶级仇恨所推动的冰冷的理性逻辑。我们绝不应该向那些指责马克思总是看到街角背后的革命、指责列宁在不恰当的时间和时刻想要革命的市侩让步——除了给他们以应有的蔑视之外。在这些情况下,应该立即——直觉地——应用一条实践行为的基本规则。当一方面,我们发现那些人说,明天一切都将炸毁,旧世界将会崩溃,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那些人说,五十年内什么都不会改变,前一种人被事实所否定,而后一种人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和前一种人站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必须和那些犯错的人站在一起。

注释

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文本来自http://marxists.org。此处列宁评论了梅林(Mehring)发表在《新时代》(Neue Zeit,1907年,第XXV卷,第2期,第164页)上的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Weydemeyer)的信。

2 《国家与革命》,第二章,文本来自http://marxists.org。

3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2013年。

4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行动的结构》(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纽约: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1967年,第108页。

5 同上,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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