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与资本》我们的工人主义

我们的工人主义¹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工人主义始于《红色笔记》的诞生，止于《工人阶级》的停刊。故事结束。人们就是这么论证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麦粒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工人主义以其他方式被再生产，被转世、被改变、被腐化，并且……失落了。这篇文本最初源于一种冲动，想要澄清工人主义——“workerism”作为不充分但不可避免的英语翻译——与后工人主义或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以后的自主运动之间的思想界限。然后，回忆带来的甜蜜愉悦完成了剩下的工作。这种“剩余”是否符合好品味，或者在今天是否有任何用处，将由它的读者来评判。这是我的真相，基于我当时的信仰，而今天我只看得更清楚了。我不想对那个项目提供一种正统解释，但这是可能的解读之一，它足够片面，足以支持游击队研究这个古老而美好的观念，这种不可消化的“观点”理论实践塑造了我们。

我说我们，因为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少数几个人发言，我们被政治友谊的纽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活生生的思想”分享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结。对我们来说，经典的政治敌/友区分不仅是关于敌人的概念，也是关于朋友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成为并一直是朋友，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发现了我们面前的共同敌人;这产生了一些后果，决定了当时的思想决策以及随后的视野。我将尝试用简单的语言来讲述，避开文学语言。然而，需要说明的是，60年代的工人主义锻造了它自己的“高雅”写作风格——经过雕琢的、清晰的、对抗性的，我们认为在其中我们把握了工厂工人在与老板斗争中的节奏。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选择它自己的象征性再现形式。

面对纳粹行刑队的半文盲游击队员创作了《抵抗运动死囚的信》，这是一件艺术品。²同样地，清晨站在都灵米拉菲奥里工厂大门外的男孩子们，晚上回家会阅读年轻卢卡奇的《灵魂与形式》。强大的思想需要强大的写作。对冲突宏大性的感知唤醒了我们对尼采风格的激情：以高贵的语调，以底层人民的名义发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工厂大门口学到的一课，当时我们带着自命不凡的传单，邀请工人加入反资本主义斗争。从接过我们纸片的手中传来的回答总是一样的。他们会笑着说：“这是什么?钱吗?”确实是一个“粗犷的异教种族”。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指令，发财吧;而是工资这个词，作为对利润这个词客观上对抗性的回应。工人主义重塑了马克思那句才华横溢的话——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的解放将解放全人类——将其解读为：工人阶级通过追随自己部分的利益，在资本关系中造成了一场普遍危机。工人主义标志着一种政治思考的方式。思想与历史在一次直接的、即时的和正面的冲突中相遇。其结果必须经受分析、反思、批评和评判。关于它的所说和所写是后来才有的。

接下来的传记式叙述保留了个人和世代记录之间的某种模糊性。但我应该在开头说明，我的工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那一种。就绝大部分而言，即使在早期也不是这样;党员在意大利工人主义中从未占多数，在《红色笔记》或《工人阶级》中也不占主导地位;这种结合也许是我个人的问题。在这里，我将描述工人主义者的学徒岁月——即他们成型的见习期，他们是一个有限但意义重大的世代派别。作为一个对事件以及思想把握笨拙的历史学家，我将尝试解释对工人主义者论点的复杂、早期的尝试以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56年的决裂

一个关键的日子作为一个战略焦点为我们所有人凸显出来：1956年。有几件事让那一年令人“难以忘怀”，但我要强调的是从党内真相到阶级真相的转变——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决裂。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匈牙利事件的时间跨度，构成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意识中的一系列飞跃。甚至在我有意识地思考它之前，我就感觉到二十世纪在那里结束了。我们从历史性的教条沉睡中醒来。在意大利，专有名词(作为名词或形容词，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德·桑克蒂斯-拉布里奥拉-克罗齐-葛兰西路线)的统治，在政治上行使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霸权。由于陶里亚蒂的个人魅力，在战后时期，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群体围绕着它形成，并开始着手将其付诸实践。在葛兰西研究所，你会遇到来自书记处和秘书处的党员。他们不写书，也不会找些不靠谱的代笔为他们写书。他们读书。而且，在每一次倡议之间，他们会讨论他们对这些书的看法。

在某一点上，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人物从西西里来了。他一直在墨西拿教书，身材高大，骨瘦如柴，长着鹰钩鼻和一张鹰一样的脸。他用难懂的语言说话，他的文章甚至更难懂。但是德拉·沃尔佩完全不顾正统派的效忠，把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文化路线一块一块地拆解了。³老实说：我们把自己从意大利共产党的葛兰西式“民族-大众”中解放了出来，但一种特定的知识分子贵族主义仍然依附在我们身上。理解比说服更重要;在概念上的辛勤劳作造成了文字上的困难。今天，情况正好相反——话语的轻松意味着摒弃思想。我们当时采取的方法在现在看来更加有价值，因为今天媒体化的粗俗对政治语言的胜利已经彻底完成了。我们是一所禁欲主义般知识分子严谨的学校，而其代价是稍微有些自我指涉的孤立。科学对抗意识形态——这就是范式。马克思对抗黑格尔，就像伽利略对抗经院哲学家或亚里士多德对抗柏拉图主义者。然后，广义上讲，就内容而言，我们超越了这种图式，同时保留了它在方法方面的教训。反思起来，恰恰是在这个基础上，从1956年起，当其他人——大多数人——在重新发现资产阶级自由的价值时，我们少数几个人获得了机会，通过试错，一步一步地去发现共产主义自由的地平线。

对于当时政治战术的选择，我仍然不确定——不是什么是“正确的”，而是什么本来是最有用的。确实，有时候，结果很少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机会和遭遇。但在1956年，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在大规模的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实现政治成长，其领导层已经开始了一个“在连续性中更新”的时期。第二条道路意味着什么?通过组织进行长征;在实践的祭坛上进行文化牺牲;运用文艺复兴时期 “诚实的掩饰”这一政治范畴。在我的个人成长中，陶里亚蒂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大师。我问自己，是否有可能成为一名陶里亚蒂主义者，但带着不同的文化——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政治有其自身的自主性，甚至独立于维持它且有时使其合法化的文化框架。我们任由自己被另类思考那种令人着迷的愉悦所冲昏头脑。但是挥之不去的疑虑依然存在：另一条道路可能是正确的——少说一点，多做一点。“政治的自主性”的理论发现在工人主义的实践经验中发生;它的历史-概念阐述是后来才有的——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到未能实现“内部且反对”的综合。

几年前，我写道：“我们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匈牙利叛乱者一边是正确的。但是——这是西方革命的悖论——社会主义国家用坦克结束这场竞争并没有错。”⁴这是那种连一个人最亲密的朋友，恰恰因为他们对你抱有善意，也会假装没有读过的句子。然而，解开二十世纪劳工运动的这个俄狄浦斯之谜正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做出选择是很容易的;困难的是当你必须在两个正确之间做出选择，而它们都属于你的一方。两难的困境在于，是追求归属的激情，还是对可能性的精打细算。1956年的两个正确也是两个错误，它把那些只看到后来被称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之可能发展的人，与那些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在两个对立阵营的交叉火力中直接控制阵地的人分开。

然而，对苏联系统最重大的批判分析之一来自工人主义内部。丽塔·迪·莱奥的《工人与苏联体系》证明了，从工人的观点出发，能够理解远比资本主义工厂多得多的东西。⁵工人们卓越的政治实验在这里被批判性地引入局中。它仍然是一项极其孤立的分析：真相和事实太过于吻合，以至于不被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对立意识形态所欢迎。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工人主义者小组开始自发形成。与70年代初“团体”被制度化的方式不同。我们的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完全非正式的在政治和文化上走到一起的方式。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相互的感情依然保留着，甚至在那些没有经历从《红色笔记》到《工人阶级》相同旅程的同志之间也是如此。在回想起像比安卡·贝卡利、达里奥和莉莉安娜·兰扎尔多、马里奥·米埃格、乔瓦尼·莫图拉、维托里奥·里泽尔、埃达·萨科马尼、米歇尔·萨尔瓦蒂等人的为人品质时，我仍然感到深深的共鸣。《红色笔记》是一本期刊的美丽标题，具有一种令人回味的简单性，其本身就富有表现力。“笔记”表达了研究、分析和学习的意志。封面的红色是一个决定的标志，是成为这种事物的承诺。从封面开始写作并因此进行阅读——红底黑字——是潘齐耶里才华横溢的想法。

拉涅罗——他死于1964年，只有四十出头——是那些注定在这个地球上度过太少时间的人之一。不过，也足以留下痕迹。今天回忆他，再次想起他，我感到对一种逝去的政治人性的怀旧。他天生不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但由于环境的压力成了一个英雄。他想从工人主义的组织者变成工人文化的组织者。但他真的无法组织任何东西。他的局限性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局限性与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我的局限性——如此相似，这使我们感到与他很亲近。潘齐耶里的马克思是卢森堡的，而不是列宁的。像罗莎一样，他阅读《资本论》并想象革命……不像列宁，阅读《资本论》是为了组织革命。他过去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传统是革命工团主义，带有旧意大利社会党(PSI)在历史上所承载的那种无政府社会主义成分。但“工人控制”是一个神奇的词，它把我们从另一个教条式的沉睡中唤醒——即社会主义者的 “全民族的政党”。

在晚上和拉涅罗在罗马或米兰——而不是可恨的都灵——的街道上散步，是体会本雅明在城市街道上“迷失自我”观念的时刻。在城邦中迷失自我也是一门艺术——政治的艺术;我们投入所有的努力去掌握这门艺术。我们不止一次迷失方向，发现自己处于划分两边的边界上，却从未跨越它。我们更喜欢开明的老板，但这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去打那场让我们感兴趣的战争。我们对进步的民主没有兴趣，只是把它作为更先进的斗争领域来使用。直觉上，我们认识到左翼的改良主义者是资本主义普遍智力(今天在欧罗巴全球层面上统治着)认真的职员。我们珍视运动主义的冲动，将其作为一种激情而不是作为一种事实。它是政治想象力的一个事件，我们不断地思考它——并实践它，这是一个严重得多的事情。

《红色笔记》打开了工厂内的灯光，对准镜头拍下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生产关系以令人吃惊的清晰度凸显出来。不管关于前工人主义知识分子有过什么样的议论，人们总是有一个共识，即它的工人调查分析是“清晰的”。工人主义开辟了一种从事社会学的新方式：韦伯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政治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回顾《红色笔记》与《工人阶级》之间，或者维托里奥·里泽尔与罗马诺·阿尔夸蒂之间，分歧比我们当时认为的要少。意大利社会学对工人主义的亏欠现在已被广泛承认，但后者也提供了一个背景，在其中设想从事历史学的新方法。翁贝托·科尔达盖利和加斯帕雷·德卡罗在《红色笔记》第3期中用他们的“关于当代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假说”开辟了一条批判之路。科尔达盖利开始了他对法国政治和制度史的漫长探索;塞尔吉奥·博洛尼亚开始对德国、纳粹主义和工人阶级进行研究。

穿过炼狱的道路

我们与潘齐耶里以及《红色笔记》的社会学家们的分歧在于政治的理念与实践;没有别的。政治的首要地位从一开始就体现在《工人阶级》中，该报于1963年创刊，作为“斗争中工人们的政治报纸”。我在第一期的社论标题“《列宁在英格兰》”中的口号——“先是工人，然后是资本”;也就是说，是工人们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这就是政治：意志、决定、组织、冲突。从分析工人们的状况(正如《红色笔记》继续做的那样)，转向干预他们为其阶级利益提出的诉求，这就是从期刊向报纸飞跃的意义所在。而且，如果《红色笔记》实现了内容上的创新，《工人阶级》在形式上也是一场革命。图形的选择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从巴别尔到布莱希特，从马雅可夫斯基到艾吕雅，诗人和作家挤满了它的页面;它开创了连环画政治讽刺——胜利的龙追赶逃跑的圣乔治，颠倒了奴仆与领主的关系。我们把《工人阶级》看作是工厂工人们的《理工学院》——那份传奇的战后文化周刊。

印在报纸红色刊头上的是马克思的话：“但是，革命是彻底的。它仍然在穿过炼狱的旅程中。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它的事业。”陶里亚蒂的翻译/解释：它直达事物的底部。还不错。开头那个但至关重要;一个意味深长的疑问。今天，我们不再知道它是否还在有条不紊地工作，或许变得岌岌可危，或者它是否实际上已经退休了。相比其他时代，漫长而缓慢的复辟时期更容易产生革命错觉的鬼火;在1848年到1871年之间，马克思看到了好几个。从我们的小角落里，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一些，这后来成为那些将工人主义者经验带到斗争阵地上的人的选择标准之一。今天，乍看之下，《红色笔记》内部著名的分裂似乎是因为潘齐耶里和罗马诺·阿尔夸蒂等人物之间水火不容。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研究项目走到了一起，却无法共存。在阿尔夸蒂那里，智力的混乱被提升到了天才的高度。他看到的与其说是存在的事物，不如说是正在生成的事物。他告诉我们，只有在成年后，当他终于能够给自己买副眼镜时，他才意识到田野是绿色的。阿尔夸蒂会发明并由此产生直觉;他会说他总是快人一步。但正是他向我们展示了年轻的菲亚特工人是如何进行斗争的。

换句话说，我们聚集成了一个有趣的古老疯人院。在我们的会议期间，我们会花一半时间谈话，其余时间在大笑。而且除了几位普通的意大利共产党员之外，我从未见过比那些我先在《红色笔记》、然后在《工人阶级》交往的人具有更高人类价值的人：如此无私的公共干预，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如此直接的承诺感;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一种不再抱有幻想、自我嘲讽的分享集体工作的方式。来自《红色笔记》的同志们更有名气，并且他们被随后的敌对时代所宽恕，受到了善意者帕纳塞斯山的欢迎。《工人阶级》的同志们被引用的较少，更多时候是被谴责的;我带着无限的怀旧之情记住他们。这些年轻男女没有将“从事政治的新方式”理论化。他们实践了它。

我们的工人主义

那么，什么是工人主义呢?一次思想形成的经验，伴随着数年的见习期和朝圣之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插曲，在斗争的形式与组织解决方案之间摇摆不定;一次在意大利及更广范围内打破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和资本关系正统观念的尝试;一次在西方发起的尝试性的文化革命。在最后这个意义上，工人主义也是一个带有鲜明二十世纪特征的事件。它出现在一个确切的过渡时刻，当时二十世纪悲剧的伟大性发生了自我转变，从永久的例外状态转向了新的“常态”、一个没有特征的时代。回望20世纪6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年具有一种过渡性的功能。最大的无序更新了现有的秩序。一切都改变了，以便一切本质的方面都能保持原样。

我们遇到的工厂工人是二十世纪的人物。我们从不使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我们”的工人不像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描绘的那些工人，而更像底特律的工人。我们没有把《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带到工厂去，我们带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工人反抗工作的斗争。驱使我们的不是对工厂工人所受剥削的道德反抗，而是对他们发明的反抗不服从实践的政治钦佩。我们的工人主义应该得到赞扬，因为它没有落入第三世界主义、农村包围城市、农民长征的陷阱。我们从来不是中国人，东方的大革命让我们感到冷漠、疏远，不仅是有一点怀疑，而且实际上对它进行了强烈的批判。红色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但我们知道，当守卫或别动队拿走它时，人类历史上只有最糟糕的方面才会从中产生。

但我们对二十世纪工人们以其绝望的反叛、其千年的异端、其屡次和慷慨的试图(总是被痛苦地镇压)打破枷锁而扰乱了下层阶级“漫长而光荣”的历史这一事实表示欢迎。在大型工厂中，冲突几乎是平等的。我们在日常的持久堑壕战中，有输有赢。我们对斗争的形式感到兴奋，但也对其时机、抓住了的时刻、被强加的条件、追求的目标以及追求这些目标的手段感到兴奋：要求的绝不多于可能的，绝不少于能够获得的。这是另一项深刻的发现，即在菲亚特长期的表面沉寂阶段——从1955年(内部委员会选举失败)到1962年普遍的合同斗争恢复——并不是工人们的被动性，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罢工斗争：“跳过底盘”、装配线上的破坏活动、泰勒制生产进度表的不服从使用。

是的，这些工人是1943年反法西斯工人的后代，那些反法西斯工人从纳粹的破坏中挽救了仓库和机器。但他们也是1919-20年革命岁月工厂占领的继承者，当时红旗在工厂上空飘扬，见证了效仿俄国行事的意志。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意大利工业劳动力的强制集中过程中，飞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经验、日常需求、工会不满和政治诉求的熔炉;这就是工人主义者试图——无疑天真地——去解释的。这种被祝福的天真使我们——福尔蒂尼说得好——“像鸽子一样聪明”。工人主义是我们的大学;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毕业——赋予我们的资格不是去教学，而是去生活。工人们的视角成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政治手段，一种在其中行动的人类方式，通过始终站在同一边来实现。事实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整个历史都汇聚在大众工人这个人物身上;只有在1914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出现并在此之后成长起来的工人主体，才能达到这段历史的高度。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纪的衰退后半期;只有随后几十年直至世纪末及以后的悲惨进程，才能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奇迹般的新开端季节。动乱与革命之间的质的差异需要更深入的调查。批评权力是一回事，让它陷入危机是另一回事。20世纪60年代个人的解放导致了旧力量平衡的恢复，现在被一些新的改革修饰过了。我们是这个过程中的牺牲品，这不是异常现象，而是政治的一个正常特征。理解这一点不足以推翻它，但这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关于“政治的自主性”的整个讨论——它起源于工人主义并在那里传播开来——就是关于这个的。工人们的斗争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如果没有一个有组织的革命进程开启并有能力改变这种力量平衡，资本主义发展将利用这些斗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社会斗争的案例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在这些斗争中，统治的整个系统装置重新定位、改革、民主化并重新稳定自身。

一个悖论：在文化上最落后的斗争——为了“平权”——产生了有利于劳工的社会后果，迫使资本做出让步：福利国家、宪政改革、工会和政党的角色。然而，在文化上更先进的斗争——为了解放——迎来了一场报复性的资本主义复苏、关于单一可能社会形式的唯一思想，以及将人类的一切从属于资产阶级生活的普遍理论和实践。也许，正如保守派和自由派会异口同声地说的那样，最初的斗争是正确的，而第二种是错误的?我相信我们需要寻找另一种解释。在为了平权的斗争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发挥了中心且积极的作用。在为了解放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却是那个运动的危机——而且矛盾的是，斗争加剧了那场危机。工人主义是否也是这样起作用的?我把这个问题敞开。

工人主义与意大利共产党

然而，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不能通过政治意愿的行动被消除。构成20世纪60年代“替代性主体性”的许多人，是在劳工运动及其政党的官方、体制形式之外形成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它们的。因此，在1962年，菲亚特工人关于新合同的争议成为了一场非凡公众骚动的机会，这场骚动在国家层面产生了影响。我们了解到，这就是工人阶级政治中心地位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每次爆发，都会把布莱希特在1935年巴黎反法西斯会议上的提议重新提上国家议程：“同志们，让我们谈谈所有权关系!”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免除它应尽的职能，即将60年代初的伟大工人斗争转化为高层政治。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更愿意听取68年学生的声音，而不是69年意大利工人的声音。(这里也有事后的证明：在随后的几年里，该党的领导层从学生队伍中补充的远比从工人队伍中补充的要多得多。)与此同时，一种需要历史分析的左翼反共产主义发展起来。在这里，它从根本上是反意大利共产党的，由今天仍然存在的知识分子力量(尽管他们的对手已经消失了)组成，他们在运动、世代和观念的标志下成长;他们代表一种感受、亲密和交流的模式，而不是存在、思考和斗争的模式。那些日子的先锋现在已经加入了一支忏悔者的军队。

这一现象在1964年陶里亚蒂去世后加剧了，不仅是因为该党调解能力的真正下降，还因为意大利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现代资本主义才在意大利真正起飞，植根于十九世纪记忆中的古老公民社会的微小世界终于走到了尽头。复兴运动时期心胸狭隘的“小意大利”仍然压在我们这些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的肩上;我们从研究那十年中学到的，将比从经历随后所有那些十年中学到的还要多。我们接种了预防古老意大利疾病的疫苗。意大利到那为止的整个历史都只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次要故事。我们这些试图用现代、祛魅的方式思考的人，感觉到了压在肩膀上的这种重量——从意大利语的局限性到其文化的盲目性。正如我们阅读洛克和孟德斯鸠并考察威斯敏斯特模式时发现的那样，整个前法西斯时代终究只是西方自由制度的漫画。而两个彼此截然不同的“红色维也纳”——1919-20年和1945-46年——是只有从世界大战的灰烬中才能显现出来的神奇时刻。

意大利共产党的安静力量在于将自己置于这部漫长的次要历史中，缩减其目标，停止任何冲动，组织起一个永远不会超越可能范围的“怎么办?”，小心翼翼地绝不去触碰不可行的事物。意大利共产党的“民族-大众”路线对于我们这些工人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眼中钉，即使在政治之前的文化层面上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很早就意识到的事情。1964年，我们三十岁的同志阿尔贝托·阿索尔·罗萨写下了《作家与人民》⁶：这是一篇探讨并反对意大利民粹主义文学的文章。他的书标志着意大利政治文化中一直保持霸权地位的那一方面开始出现危机。然而，如果没有那种民众的(而非民粹的)政治，我们永远没有理由去唱“前进，前进，我们工人属于伟大政党……”意大利共产党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有意识的战略，即清晰地、在文化上扎根于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的人民之中。

把意大利共产党称为真正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是老生常谈。但它不是。相反，它是共产党的意大利版本。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一直延伸到远方：我们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现实，一种文化的传统。葛兰西的生平与工作将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并将它们的霸权思想遗产留给了陶里亚蒂的总体化政治行动。因此，在最初的意义上，改良主义是革命进程在那一背景下采取的政治形式。随着关于资本主义落后神话的破灭，这个周期结束了，这个神话长期存在于意大利共产党中，甚至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崛起期间也是如此。最正统的陶里亚蒂派系，即阿门多拉派系，不遗余力地培育了这个神话，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常识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里，该党与新兴的年轻知识分子力量之间发生了分裂，这些年轻力量在部分工会部门(特别是在北部)以及该党焦躁不安的队伍中找到了支持。⁷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初意大利北部的工人斗争，更接近新政时期美国的斗争，而不是50年代意大利南部农场工人的斗争。成为都灵大众工人的阿普利亚劳工，象征着“小意大利”历史的终结。陶里亚蒂牢牢掌握了早期中左翼的上层建筑和政治方面，但无法看到导致它们的社会、物质原因，以及大工厂的中心作用。《红色笔记》和《工人阶级》比意大利共产党的期刊《社会》和《复兴》更清晰地看到，工厂-社会-政治的联系是资本主义发生转型的战略位置。只需翻阅一下工人主义者的期刊：来自工厂的通信、对生产过程重组的实地分析、对管理战略的评估、对要求的批评、对合同的评价、对斗争的干预、国际问题，以及关于当时关键政治问题的社论。

危机文化

链条必须在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地方而不是资本最薄弱的地方被打破这一假说，设定了工人主义者的议程。即使现在，我也不确定对知识分子冒险的喜爱与行使政治责任能否真正相容;但在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政治友谊中，它们对我们来说是共存的。如果没有别的收获，至少我们找到了一种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以令人愉悦的人类尊严生存下去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工人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革命的形式，它产生了重要的知识分子人物，而不是决定了历史事件。它与其说是一种从事政治的方式，不如说是定义了一种从事政治文化的方式。这是一种严肃的高雅文化：专业化而没有学术化，旨在达成一种具有战略连贯性和历史深度的实践。它关乎恢复，或者说植入一种后无产阶级的人民贵族，以对抗现有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倾向。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形式的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具有陷入危机的传统历史形式的主体。我们新的社会主体，大众工人，已不再被容纳在旧的政治形式之中。诞生于危机中的主体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工人主义与十九世纪中欧思想之间随后将发展出一段充满激情的恋爱：这是一场没有令人失望的爱，并且我认为也是得到回报的，考虑到在该框架内产生的作品。只需浏览一下像《新天使》、《反计划》以及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实验室》这样的杂志，就能确信对我们来说，交流从未与思想分离。

在关于意大利工人主义中的反黑格尔主义的争议中，挥洒了大量的墨水。黑格尔主义首先体现在工人作为“普遍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在第二国际时代充满了康德的伦理学，在第三国际时代则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对无产阶级的想象——“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人类”，存在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之中——被蒙克的尖叫粉碎了，随后是二十世纪初所有形式的大崩溃。我们这里说的不仅是艺术先锋队，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先锋队，以及所有其他人类集体形式——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在第一次欧洲及全球伟大内战悲剧影响下(1914年!)的革命。人类进步的潮流——美好时代——撞向了有史以来最残酷大屠杀的墙壁。但在有危险的地方，也生长着拯救力量。从那个地狱中产生了希望的原则：这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革命实验。只有布尔什维克，孤独而受诅咒，完成了这一飞跃;在他们的实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取消人类对那英雄般努力所亏欠的感激之情。一个人不必是共产主义者也能理解这一点。任何不理解它——或不想理解它——的人，都丢失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采取政治行动所需的灵魂的一部分。我们有幸伴随着这种思想启程。我们加上了“工人的视角”之德性，于是这里讲述的知识分子冒险便开始了。

1968年批判

命运给予我们的两个好运是：我们在还年轻的时候经历了1956年，在不再年轻的时候经历了1968年。这使我们能够把握隐藏在这些日期意识形态外壳之下的政治内核。我们能够回应1956年而不受压在上一代人身上的历史枷锁的束缚;我们能够抓住它带来的机遇。这是一个历史和政治全面流动、强加于日常生活的时代;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参与事件，质问自己，做出决定，在两边之间做出选择。我从未接受过教会用来驯服信徒的善恶观念。但我通过艰难的经历明白，恶意味着那些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漫长而沉闷的时期;当被迫表明立场时，善就会显现出来;正是堕入罪恶唤醒了你的自由。同样地，虚无主义并不是黑暗的野蛮时期产生的，而是文明的虚假微光产生的——对此，它并不是最糟糕的回应。

在1956年，没有空间进行自恋的嬉戏或分析无意识——至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片麻烦不断的土地上没有。政治灾难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危机。随着戏剧性事件的逐渐展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讲，匈牙利起义及其被摧毁——一切都被追究责任。陶里亚蒂的官僚们在苏联系统的矛盾中小心翼翼地行走，把葛兰西反对克罗齐的法令粗俗化了：少一些对立面的辩证法，多一些差异的辩证法。我们年轻且精神自由：这也许显得天真，我们想要清晰而不是混乱，但我们得到的却是精致的明暗对比。这是我们对党的领导人说出的第一个“不”——痛苦但却坚决。没有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我们感受不到与社会主义祖国之间那种铁的纽带：它并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对于我们的长辈来说，反法西斯主义曾经是一项政治和道德上的势在必行，能够在一个人身上永远留下印记;那是具有极大人性强度的承诺，在当时的氛围下，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无法逃避。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我们，对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来说太年轻了，而且在战后时代也从未害怕过法西斯主义会卷土重来。作为斗士，我们将冷战体验为“文明的冲突”，而不是势力范围的冲突。从那时起，我们的思想中就没有了“宏伟和进步命运”的空间。共产主义不再是将人类不可阻挡地引向进步的一条铁路线的终点站。追随马克思，它将是对现在的自我批判;追随列宁，它将是组织一种有能力打破历史链条中最薄弱环节的力量。

对1956年的这种反复重申并不过分。没有那次飞跃，工人主义就永远不会存在：我们就不会有潘齐耶里的“关于工人控制的论纲”，我们也不会作为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⁸1968年依然会发生——它源于其他根源，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指令——但它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形式，有更多的花童和更少的革命学徒。我们成年后见证了1968年，这是另一个好运，因为在年轻时经历那一年，从长远来看被证明是一场巨大的不幸(就像马克思说过，当雇佣劳动者是一场巨大的不幸一样)。表象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真正的实质却丢失了。表象——即运动象征性表达的东西——是它的反权威性质。以它自己的方式，这起作用了。实质是它作为反叛的性质。然而，这并没有持续下去：在个人身上，它熄灭并被吸收了，在群体中，它被转移并被贬低了。

我们这些曾亲历60年代初工厂工人斗争的人，带着同情的超然态度看待学生的抗议。我们没有预言代际冲突，尽管在工厂里我们遇到了新一代工人——特别是来自南部的年轻移民——他们活跃且富有创造力，总是处于领导地位(这与因过去的失败而疲惫不堪的老年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工厂里，父辈与子辈之间的纽带依然维系着;而这种纽带恰恰在中间阶级中破裂了。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但对于改变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力量平衡来说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68年3月的朱利亚山谷，我们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反对警察——不像帕索里尼。但同时，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在敌人防线后方进行的斗争，决定由谁来负责现代化。旧的统治阶级，那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已经筋疲力尽。一个新的精英阶层正冲向光明;一个为未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服务的新统治阶级。冷战早已成为一种障碍;政治、政党和“公众”的危机已经降临。正是68年的运动首先将“反政治”的毒药注入了社会的静脉。公民社会的成熟和新权利的获得改变了集体意识。但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这些转变有利于意大利资本主义及其对现代性的追求。从这个时期开始，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重新私有化开始了，且至今尚未结束。

矛盾的结果

1968年那些非凡的年轻人没有理解——我们也没有，尽管我们很快就会领悟——这个真理：推翻权威并不自动意味着人类多样性的解放;它可能意味着(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专门为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带来的自由，这些精神一直在系统曾视为革命、危机和战争年代不可避免疗法的社会契约的铁笼中不安地踩踏着。1968年是目的异化的一个经典例子。“这只是一个开始”的口号只能在西方世界爆发这种构成运动力量背景的短时期内取得成功。喊出“继续斗争”已经是对失败的承认。

从长远来看，这场游戏输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对政治自主性的论述的激进化，正是源于起义运动的失败，从跨越整个60年代的工人斗争到青年起义。所缺乏的是一种有组织力量的决定性干预，这本只能来自现有的工人运动，因此也就是共产党。一种协调一致的倡议本来可以推动不情愿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去承担历史性的重建任务，当时进行这种重建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本应该在基层运动内部推动一种新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以反抗那种隐含的滑向反政治的趋势，并因此打破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平衡，而不是重新稳定它。在那个时刻，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将不再可能。机会没有被抓住，转瞬即逝的时刻溜走了，死者重新征服了生者。真实的过程击败了想象的主体。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情况比欧洲更好。在那里，美国的歌利亚被越南的大卫羞辱了。在这里，我们从巴黎的叛乱走向对布拉格的入侵，从《红色笔记》走向新哲学家，从伍德斯托克走向丰塔纳广场，从花童走向铅之岁月。“时代在改变”：1968年十年之后，时代确实改变了。三头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发号施令，确立了新世界秩序及其公民宗教的信条。

在意大利，古典工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工人阶级》做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宣布其计划已经耗尽。“别订阅了”，在1967年出版的最后一期中，它以特有的讽刺口吻告诉读者，“我们要走了”。如果“斗争中工人的政治报纸”在1968年事件发生时仍在运作，凭借其紧凑、声望卓著的活动分子核心，它可能会发挥什么作用?它能影响运动、提供领导、赋予它政治方向吗?我不这么认为。关闭它的决定是为了避免变成“小团体”的迫在眉睫的风险，这伴随着所有常见的变形：少数派主义、自我指涉、等级化、“双层结构”、无意识地模仿“双重国家”的做法等等。在最好的情况下，小团体也会致命地重蹈大组织的恶习。因此，政治工人主义与1968年潜在的反政治运动之间没有连续性。当然，当我们听到人们高呼“学生权力”时我们会微笑，但我清楚地记得，在罗马科尔索大道上的一次学生游行中，突然意外地喊出了“工人力量”。事实上，如果工人主义对1968年持怀疑态度，那么是1968年发现了工人主义，而且这远在1969年的“火热之秋”之前。“学生和工人，在斗争中团结起来”是一个令人激动、动员人心的口号，它帮助塑造了一代慷慨的武装分子，并且至今仍悄然存在于公民社会的毛孔之中。

《工人阶级》恰好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时停刊了。从来没有比这更令人吃惊的对立面巧合了。当时我处于离党休假状态，但党员身份——由于个人自由意志而被征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工人主义经历之前如此，只要党存在就依然如此。但我们没有卷入陶里亚蒂之后高层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中。我们反对阿门多拉，但并不支持因格拉奥。我们不喜欢意大利只有一个左翼政党的想法，这将意味着意大利共产党明确的社会民主化。但首先，我们在党对意大利资本主义分析的问题上与党的右翼作斗争。我们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风格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概念，我们将其视为更先进的——因此也更具生产力的——斗争阵地，而另一方则对意大利经济抱有过时的看法，再加上同样落后的苏联正统观念。国际环境也因冷战缓和以及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开始而发生了改变。资本将需要征召新一批政治专业人士，他们配备有不同的文化传统——这还有待构建——和新的智力工具。这将是一个为新资本主义更新的人物，一个兼具专家和政治家的结合体，能够在未来无序的偶然事件中熟练地操作。

1969年意大利的“火热之秋”是一场自发的运动：这也是它的局限性，其短暂的特性最终在中长期内发挥了没有革命的现代化的结构性作用。至少在意大利，工人主义是1968年的奠基前提之一;但同时，它提前对68年进行了实质性的批评。反过来，1969年纠正了很多东西，但也引起了更多的警报。那才是真正的奇迹之年。1968年诞生于伯克利，并在巴黎受洗。它到达意大利时虽然还年轻，但已经成熟，在工人和意大利共产党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正处于我们为自己定位的位置。工人主义将1968年推向了超越其前提的境地。在1969年，问题不再是反权威主义，而是反资本主义。

工人和资本发现他们在肉体上针锋相对。随着火热之秋，工资对利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权力平衡转向有利于工人，而不利于老板。“工人斗争”的观念带上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维度，这从它衍生出的两个结果中清晰可见。首先，国家社会意识的飞跃以及为最大的反对党凝聚共识的政治开放，该党在形式上仍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次，系统的暴力反应，它使用了其所有的防御战略，从法律让步到国家恐怖主义，从特务机关到社会妥协。系统对火热之秋所施加冲击的攻击性回应，扫除了这一运动——或者，相当于同样的事情，使它改变了路线。正是这第二条道路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另一段历史将由此流出。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铭刻在斗争与组织之间未解决的矛盾之中——新的斗争，因此需要新的组织——这一矛盾在工人主义的早期阶段阻碍了它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中期试图与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发展联系的所有尝试都出了差错。在作为实验的工人主义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卓越“人类材料”，并不是为了一个必须在并非自己选择的不同的阵地上测试自己的假说的政治游戏而准备的，也没有有机地适应这种游戏。“内部且反对”的想法——这个在形式上表现为政治工人主义的复杂、或许过于复杂的原则——无法在有血有肉的个体中生根;它仍然只是一种方法的陈述，对于理解必不可少，但作为行动的基础却无效。

铅之岁月

我们的工人主义与意大利共产党形式上的工人主义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工人阶级政治中心性的概念。我们一直进行这种讨论，直到1977年，当时我们在一个压抑的帕多瓦与纳波利塔诺和托尔托雷拉举行了一次关于“工人主义和工人中心性”的会议，遭受了所谓的自主主义者非和平主义的突袭。⁹在这里，我并未把1977年作为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日期——这是一种选择，而不是疏忽。我同意，与1968年相比，1977年具有更大的政治分量，并标志着更具决定性的社会转变;新一代人与政治之间消极关系的大部分内容，都在那片战场上得到了解决。但我想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意大利工人主义并没有导向这个方向。从现在的角度看，《工人阶级》比奈格里的“工人力量”或所有那些后来参与“工人自主”的人更接近于《红色笔记》。确切的分界线如下：最初的两个项目，先是杂志，然后是日报，认为自己是在批判性地置身于工人运动内部，而随后的那些尝试——更多地以自我组织为基础——将自己危险地置于与那场运动对立的位置。托尼·奈格里的智慧体现在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转变的理论中，¹⁰但到了那一点，实践上的损害已经造成了，对宝贵人力资源暴力的浪费已经绝望地滑向了错误的一边。

奈格里在《工人阶级》的经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报纸的诞生，然后对编辑工作和发行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双脚坚定地扎根于马尔盖拉港的战略位置，感受着发展并塑造了他的立场。关于福特主义-泰勒主义工人的经验——以及后来对这个人物的批评——是他所有后来研究的根基。“没有盟友的工人”，1964年3月《工人阶级》的一篇社论标题这样喊道，该社论由奈格里撰写。这是一个错误。官方工人运动在先进的前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盟系统——雇员、中间阶级、红色艾米利亚——确实需要受到批评和反对。但在发达资本主义内部，随着从大规模生产背景中出现的新专业人士、随之而来的市场扩张和消费主义的蔓延，以及国家正在进行的公民转变和文化变迁，一个新的联盟系统正在形成。这些都是1962年的工人预见1968年现代化和1977年崭露头角的后现代性的方式。

接踵而至的是一段悖论性的历史：一场总体性的失败，其间点缀着虚幻的局部胜利。如此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彼时我们所有人都被迫认清历史究竟走向了何方。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层以一种从属的方式，遭遇了与本国统治阶级相同的命运。现代化要求将接力棒从战争与抵抗的一代传递给和平与发展的一代。1968年的运动为此交接提供了新的人选。党内的变化正是权力圈层所发生之事的缩影：一个全新的政治阶级并未诞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管理阶级——始终是经理人式的，无论在执政还是在反对派层面皆然。整个贝林格领导时期——无论是推行“历史性妥协”还是其替代方案——都不过是一段喧嚣的防御期，它将共产主义人民排列成阵，用以遏制并延缓新资产阶级浪潮的涌入。但到了那个地步，也几乎别无他法。在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共产党被重新命名为左翼民主党。随后便是闹剧：在反政治民粹主义的压力下，连“党”这个词也消失了。屏障尽毁，唯余洪流。

自19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削弱了工人的反抗能力。随着反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苏联国家——的断裂，再无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回归的霸权权力攫取绝对控制。资本新近宣示的支配地位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它同时是理论的与意识形态的，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常识的结合体。然而，值得强调最后一个事实：只要后资本主义的地平线依然敞开，争取在资本主义内部引入社会正义要素的斗争便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旦革命计划被击败，改良主义纲领也随之变得不可能。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或许讽刺性地类似于国有社会主义的最终形态：皆已丧失改革能力。

注释

1.摘自2009年由DeriveApprodi出版的《我们工人主义者》(Noi operaisti)。最初由埃莉诺·基亚里(Eleanor Chiari)翻译，并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73期，2012年1-2月。

2.皮耶罗·马尔韦齐(Piero Malvezzi)和乔瓦尼·皮雷利(Giovanni Pirelli)编，《意大利抵抗运动死囚的信，1943年9月8日-1945年4月25日》(Lettere di condannati a morte della Resistenza italiana, 8 settembre 1943–25 aprile 1945)，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Einaudi)，1952年。

3.另见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马克思主义对卢梭的批判》(The Marxist Critique of Rousseau)，载于《新左派评论》第一卷第59期，1970年1-2月，以及《与俄国形式主义者清算》(Settling Accounts with the Russian Formalists)，载于《新左派评论》第一卷第113-114期，1979年1-4月。

4.特隆蒂，《日落时的政治》(La politica al tramonto)，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98年。

5.丽塔·迪·莱奥，《工人与苏联体系》，巴里(Bari)：拉特尔扎出版社(Laterza)，1970年。

6.阿尔贝托·阿索尔·罗萨，《作家与人民》，罗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5年。

7.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内部辩论，见《新左派评论》第一卷第13-14期，1962年1-4月。

8.拉涅罗·潘齐耶里，《关于工人控制问题的七项论纲》(Sette tesi sulla questione del controllo operaio)，载于《工人世界》(Mondo operaio)，1958年2月。

9.关于会议记录，见特隆蒂等人，《工人主义与工人中心性》(Operaismo e centralità operaia)，罗马：联合出版社(Riuniti)，1978年。

10.安东尼奥·奈格里，《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关于工人主义的访谈》(Dall’operaio massa all’operaio sociale: intervista sull’operaismo)，米兰：Multhipla出版社(Multhipla Edizioni)，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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