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引言
第一章：警察与法庭开始放松 1933年至1936年
第二章：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中的紧张政策与时局 1934年至1937年(上)
第二章：斯大林主义领导层中的紧张政策与时局 1934年至1937年(下)
第三章第一节：政治警察在1937年至1938年“大恐怖” 期间的所作所为
第三章第二节：逮捕行动中证据的作用
第三章第三节：内务人民委员部与苏联社会
第三章第四节：在古拉格
第四章：大清洗的终结
第五章：恐怖之下的信仰与不安：对被捕(情况)的反应
第六章第一节：工厂中的生活
第六章第二节：论斯达汉诺夫运动：工人的批评与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
第六章第三节：工人用于批评和参与决策的机构
第六章第四节：战争前夕的工人们
第七章第一节：1937年至1941年间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红军
第七章第二节：1941年士兵们对德军入侵的反应
第七章第三节：民众对德军入侵的反应
结论
引言
1987年9月，我走出谢列梅捷沃机场，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巴士。在那儿，我无意间凝望着那幅体现本书核心主题的图片：一幅挂在驾驶座后面的斯大林肖像。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原名约瑟夫·朱加什维利，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高加索山区的哥里镇。他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恶名仅次于希特勒、波尔布特或伊迪·阿明。斯大林从1928-1929年开始担任苏联领导人直到1953年3月去世，他领导苏联从欧洲二流崛起至超级大国。但同时他必须为许多苏联人的非自然死亡负责。
在斯大林统治这个国家的二十五年中，没有哪个时期比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恐怖”更引人注目。在这个时期里，莫斯科发生了一系列怪诞的摆样子公审，数十名共产党高级官员承认了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有少数人被送往劳改营;大多数人被处决。逮捕行动席卷了武装部队、艺术界、管理层和党的精英阶层，甚至波及到普通民众。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便是本书的主题。
在那个1987年的秋天，我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冥冥之中仍在延续。10月，我去拜访了一位流亡者朋友的母亲，她是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我们谈到了恐怖(Terror)，我点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逮捕行动是主要发生在精英阶层，还是深深影响了所有阶层?她立刻痛苦地回答道：所有阶层。但几分钟后，她朝她独自坐在厨房里的清洁女工指了指——这个动作既印证了苏联人常因知识倾向与教育程度而割裂的现实，也警示着无人能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发言。“我的清洁女工仍然相信斯大林，”女主人说，“我真的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1988年5月底，我乘坐出租车穿过莫斯科。那个中年司机告诉我：“现在出租车或其他车辆完全不允许贴肖像。当然，这是针对斯大林的肖像。本来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肖像。”
我问司机在这位人民之父还活着的时候对他有何看法。“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迂回地答道，“我住在离莫斯科几百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里。我是那里的电影放映员。一天晚上，我正在放映一部电影，一位官员走过来，让我停下。他宣布斯大林已经去世了。突然，整个村庄就都陷入了哀悼之中。没有人命令人们这样做;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有两位俄罗斯作家最近写道：“毫无疑问，理解‘斯大林昨天去世了’[正如另一位作家所说]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什么斯大林至今仍‘活着’。”[1]鉴于全世界对斯大林统治的极度负面看法，斯大林怎么可能如此鲜活地、看似积极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呢?
罗伊·梅德韦杰夫曾被称为持不同政见的苏联历史学家，但近年来这个被视为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这样描述这个困境：“斯大林统治苏联的时间越长，越是冷血地摧毁了数百万人，大多数人似乎就越忠诚于他，甚至爱戴他。当他于1953年3月去世时，苏联和世界各地数亿人的哀悼是相当真诚的。”[2]当时的许多其他报道也表明了这种哀悼之情广泛存在。[3]
梅德韦杰夫的难题在先前关于大恐怖的研究中仍未解决。[4]尽管对这种现象存在一系列解释，但在西方，一个近乎标准化的叙事占主导地位。这种叙事——尽管有些变化——在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1968年出版，1990年修订)、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1972、1974、1989)和罗伯特·C·塔克的《掌权的斯大林》(1990)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5]这种叙事最近也在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一般可以这样概括：1922年，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总书记(ГенСек),他将这个职位塑造为领袖职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击败了党内的反对者，包括列昂·托洛茨基和尼古拉·布哈林。他的胜利恰逢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开始。尽管斯大林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但他仍然面临着共产党内部的强烈批评。这些反对意见与工业化的狂热步伐有关，并且更重要的是，与集体化过程中对农业和农村精英的破坏有关。本就极度敏感，渴望荣耀和奉承，而且还是偏执狂的斯大林，对这些批评做出了激烈反应，要求处决一位曾呼吁罢免他的中层党员干部。
这种标准叙事继续说道：在1934年1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面临着另一个挑战，这次来自列宁格勒(现在它像一战之前那样被称为圣彼得堡)年轻、充满活力且英俊的党魁谢尔盖·基洛夫。斯大林轻易地挫败了一场旨在用基洛夫取代他的运动，但这一举动在他多疑的心中留下了印记。1934年12月1日，一名独行枪手在位于旧帝国首都的基洛夫办公室外杀害了基洛夫。斯大林秘密安排了这次暗杀，表面上看此举为他带来了多重好处。这次暗杀除掉了一个危险的对手，并提供了一种威慑全国的手段：一位领导人被意图摧毁苏联的邪恶人物杀害，任何官员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罪犯被确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前党内反对派，他们现在正与外国势力结盟。
然后，在1935-1936年间，斯大林通过清洗旧反对派成员，在党内制造了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他暗中策划了在1936年8月至1938年3月间进行的摆样子公审，导致可能反对他的主要人物被处决。与此同时，斯大林下令处决军官团中最优秀的人员、许多有能力的行政人员和党内精英。他们都被诬陷犯有叛国罪和破坏罪，并被枪决。随后，逮捕行动蔓延到普罗大众。
据推测，在这场混乱中，“Вождь”(或称“领袖”，类似于德语中的“元首”)的目标是攫取绝对权力。他通过一个“恐怖体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体制中，先前的行为态度或忠诚毫无意义;逮捕是随机的。这个计划是为了深深地恐吓人们，并使他们惶惶不安，以至于无法产生有组织的抵抗。到1939年初，这个体制已经完善，苏联民众彻底被恐怖统治。
除了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民众和经济造成的破坏之外，学界普遍认为苏联还付出了另一惨重代价——这一代价在1941年6月德军越过苏联边境时显露无遗。许多说法认为，大清洗的恶果此刻在斯大林军队的表现中暴露无遗。士兵们被大恐怖弄得士气低落，变成非人化的生物，他们要么集体向入侵者投降，要么无法有效战斗。很少有人愿意捍卫共产主义政权;向德国人投降比在斯大林统治下苟活要好。然而，事实证明，侵略者比共产党人要更糟糕，这使得俄罗斯人想要为苏联而战。由于这种不情愿的支持、租借法案的帮助和德国的错误，斯大林赢得了战争，他以定期逮捕的形式保持了政治恐怖，直到去世。这种描述已成为大量关于该时期的著作的基调特征，尽管存在一些变体。[6]
这是关于斯大林主义和大恐怖的正统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许多方面修正了早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这往往预示了我将在下文就斯大林统治的本质以及当局与官民关系提出的观点。例如，在1958年，美国苏联研究学的学术权威梅尔·费恩索德出版了一份关于苏联一个地区的调查报告《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7]他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制度是极权主义的，由恐怖统治主导，但他也强调了普通公民抱怨自己处境的权利;[8]他们写给官员的信件被阅读，而且往往促成有利于申诉者的调查和判决。费恩索德描述了逮捕党和军队高层的影响，但没有对大恐怖做出全面解释。他认为，详细的解释必须等到苏联档案开放后才能得到。[9]
1957年，约瑟夫·伯林纳根据对流亡的苏联经理和工程师的采访，出版了《苏联的工厂与经理》一书。伯林纳在描述苏联生活中的这个以妥协、谈判和试图解决诉求为特征的关键领域方面超越了费恩索德。管理者非但没有被来自上级的压力和威胁所吓倒，反而不得不冒险生存。为了维持生产，他们必须努力满足工人的要求。[10]
在《苏联公民：极权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1961)一书中，亚历克斯·英格尔斯和雷蒙德·鲍尔强调了理解恐怖统治对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性，但也详细描述了其他重要的服从来源，包括对教育和经济政策的支持。[11]与此同时，在流亡者回忆录中的许多材料都反对“对政权的恐惧主导了苏联的生活”的观点。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对战前年代的研究过度集中于恐怖统治及其所谓的影响，将其视为苏联存在的核心特征。这些著作还通过将斯大林视为追求极权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来解释大规模逮捕。这些论点主要基于那些与斯大林关系并不密切的人的回忆录，在一个关键案例中，回忆录作者在事件发生时甚至很少身处苏联境内。[12]
这种对20世纪30年代的更严苛的描述，为关于大恐怖的毁灭性影响的论点提供了大量证据。许多幸存者报告说，他们害怕被捕。他们意识到国家对人性、文化和家庭生活领域的抨击，简而言之，是对当局所要求的狭隘的热情服从范围之外的一切的抨击。[13]
当然，有数百万受害者，尽管俄罗斯档案馆最近的证据表明，许多被广泛接受的正统估计的死亡人数过高。即使有了新的、较低的数字，痛苦也是巨大的，显然许多与被捕者有关的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涉及的痛苦导致梅德韦杰夫等作家认为“不能认为镇压的受害者只有那些曾进入难民营或死亡的人。原则上所有人都是镇压的受害者。”[14]但许多证据与这一结论相矛盾。一个关键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935年至1939年间，有这么多人支持国家的暴力，甚至心甘情愿地参与其中。
显然，“恐怖”(terror)一词在本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用它来指代国家表面上为了自卫而实施的迅速、广泛且不正义的暴力行为。这种用法将在整本书中被大写。此外，有必要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一术语稍作说明——尽管大众通常将其视为事实描述，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建构——并需参照纳粹案例加以阐释。这个概念旨在解释某些现代政权如何主要通过高压手段进行统治，尽管如前所述，这个词在学术著作中的含义存在很大差异。[15]在公众心目中，极权主义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密不可分。然而，那种认为公民被纳粹机器控制的旧叙事已经，或本应永远被粉碎。近几十年来，大量作品表明，德国法官、医生、律师、教授、普通民众以及许多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群体，都积极而真诚地支持纳粹，至少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是如此。[16]
纳粹在德国人民中获得广泛支持的结论并没有减少帝国的罪行。事实上，这反而使历史叙事变得更加阴暗;不仅仅是少数罪犯，而是数百万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直面这个现实，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问题。
与其说极权主义理论是不正确的，不如说它与20世纪30年代德国或苏联发生的大多数事情毫无关系。这两个政府都想控制自己的人民，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完全控制。但此种意图绝不可与实际发生之事混为一谈。例如，这两个国家都不仅希望公民完全忠诚，还希望提高生产率和维持纪律。这两种期望几乎被证明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德国政府都无法独自承担抚养所有儿童的任务。正如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努力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极不受欢迎。因此，培养受人尊敬的成年人意味着将抚养孩子的责任交到家庭手中，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必须鼓励对家庭的忠诚。
除了这种在德国或苏联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的困境之外，还有一个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够物理意义上地真正完全掌控一个国家，或者哪怕只是一座监狱，或者预见到中央做出决定后可能带来的所有复杂情况。事实上，仅离克里姆林宫几个街区远的管理者发现，为了完成所有事项并生存下去，每天都必须违反法律。
因此，用极权主义理论思考纳粹和苏联政权的意图确实具有一定意义，但它与这些政权实际执行的成效关联不大。诚然，这些国家用以干预民众生活的权力巨大，但这点与日复一日地严格把控事件进程的设想截然不同;事实上，这种干预往往给政权自己带来混乱和其他负面后果。
恐怖和恐惧是任何依赖极权主义模型进行分析的核心。[17]可能在某个时刻，对国家的恐惧影响了大量德国和苏联公民，尽管现有证据与这种猜测相悖。言论受到许多限制，许多选择被禁止，政府和执政党施加了大量强制手段和控制。但也有一些人不害怕国家，而维系德国与苏联运转的机制实则复杂得多。现在，在分析第三帝国时，强制必须被视为次要因素;自愿支持显然更为重要。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个等式无疑仍被倒置理解。
今天在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部分是因为这样一种信念，也就是所有受到迫害的人都是爱国的、高尚的和在政治上有用的。苏联人民被宣布无罪;自由主义者谈论斯大林的罪行，而将军、哲学家、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则写道斯大林的胜利就是人民的悲剧。[18]有助于描绘斯大林主义综合图景的主要文件，例如共产党最高机构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的记录，由于未知的原因而没有公开。但关于酷刑和苦难的故事源源不断地出现。每篇文章都间接地指出，旧的苏联制度是糟糕的，必须彻底改变;这种观点有助于支持需要深刻经济结构调整的自由主义政策。已出版的回忆录中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与失业或通货膨胀形式的变化相关的任何痛苦都无法与斯大林统治下的旧苦难相提并论。命令经济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全面计划，不存在个人的主动性，它被与大规模谋杀和集中营相提并论，从而助长了旧结构必须消失的观念。此外，在向市场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曾经生活在苏联政权下的人们被不那么隐晦地告知，私人活动通常是好的，而国家活动往往是坏的。政治仍然制约着前苏联历史的叙述。[19]
当然，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真实的悲剧故事。斯大林主义充斥着骇人听闻的罪行，旧的苏联制度迫切需要政治和经济变革。但仅仅从痛苦和不公正的角度描绘过去，无法解释许多关于它的事情或其持久吸引力。
对斯大林主义的旧观点在西方也一直在道德和政治上给人慰藉。我们陶醉于这种受害者叙事所折射出的崇高感中。我们不必思考普通人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犯下反人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我们不必审视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或个人力量。我们不必问在希特勒或斯大林统治下我们会做什么;国家就是罪魁祸首。
但是，当数百万人都在参与国家职能的运转时，国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讨论是否应该对涉嫌过去实施暴行和国家恐怖行为的责任人进行纽伦堡式审判时，法学家亚历山大·M·雅科夫列夫最近表示，只要刑法允许，他就支持这种行为。但他补充说：“如果大多数人不断重复特定的行为，那么将其描述为犯罪将是徒劳的。也许可能存在大多数人参与的暴行。”[20]
如果雅科夫列夫的暗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参与了国家犯罪，甚至相当一部分民众支持他的行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那么将国家视为与社会割裂并支配社会的观点几乎没有意义。当大量公民参与行使公共权力的团体时，他们也构成了国家。更符合逻辑的是，将国家和社会视为密切相关的。
本书的主题是开放*之前的苏联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我将探讨那里当前的改革派所宣称的他们试图扭转的历史积弊;正如一位俄罗斯作家所说，“斯大林和斯大林希纳*[斯大林现象，但带有贬义]是开放和改革*政策的对立面”。[21]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也谈到了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斯大林主义是如何为变革铺平道路的。若忽视开放政策的早期根源，只会导致一个悖论：它竟源自那些被数十年极权统治麻痹的头脑。
在最近的研究中，一幅更为平衡的斯大林主义图景开始重新浮现，这一图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学术界。只有一些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谈到了普遍的恐惧，其他人则在他们的经历中指出了截然不同的主题。在苏联社会的诸多领域，斯大林的权力远非绝对。无论是工人还是集体农庄庄员都不会完全受到中央的控制，人们经常能找到发展一些自主权的策略。[22]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和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强烈的紧张关系和意见分歧。[23]党的路线经常是不清晰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
尽管如此，我们对“高度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生活的诸多重要领域仍然知之甚少。例如，工人批评地方现状的机会、人们对其政权和恐怖的看法，以及德国入侵期间士兵士气等议题都没有被深入研究。在就“恐怖如何影响民众生存状态”得出结论之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领域。
许多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对他们长期以来固有的观点提出了很多挑战。对于那些了解苏联总检察长、摆样子公审的主要原告安德烈·维辛斯基形象的读者而言，看到他被同时描述为在其他层面追求正义的人物，将会感到不安。而大恐怖的主要受害者——例如尼古拉·布哈林——其自身持有的某些信念与假设，恰恰加速了他们的毁灭。斯大林既主动塑造事件，也常被动应对局势。
恐怖在苏联制度中并非不可避免;斯大林不需要大众的恐惧来统治。其他因素对确保民众服从更为重要。一个威权和压迫性的政权尽管——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广泛使用高压手段而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没有导致群众的“崩溃”。[24]这一结论将得到最近公布的逮捕和死亡统计数据以及人民对其国家和社会的反应的支持。
苏联公民经常表示，在1930年代他们确实相信社会上存在真正的“人民公敌”在进行破坏活动。许多幸存者表示支持斯大林铲除这些恶棍的努力。这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在1937年至1938年，人们在这些声明中的表态是真诚的。这样的说法似乎纯属无稽之谈：所谓的破坏分子(вредители)，其中包括列宁的亲信，革命的坚定战士，他们竟然把碎玻璃放进黄油里，还在工厂里引发爆炸，怎么会有人认真对待这些指控呢?然而，我认为，人们确实相信这些事情。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为什么在特定情况下，这些指控在许多人眼里显得很合理，正如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府被共产党彻底渗透的指控对许美国人来说看起来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能够看到，苏联公民对斯大林观点的广泛接受是普通民众和官员的许多行为的原因。
对一些读者来说，这些论点，以及任何提出这些论点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甚至是不道德的。另一些读者则未曾对故事预设立场，还有一些读者会克服最初的震惊甚至厌恶，并认真考虑这里列举的证据。这些问题足够重要，值得如此对待。
注释表
[1] 列·戈兹曼和亚·埃特金德,“权力的崇拜：极权主义意识的结构”,载于《理解斯大林的崇拜》(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9年),第337页。他们提到了米哈伊尔·盖夫特尔的一篇文章，“斯大林昨天去世了”,载于《工人阶级与现代世界》第1期(1988年)。
[2] 罗伊·亚·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修订版和扩展版，乔治·施莱弗编辑和翻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617页。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引用的是本版本。
[3] 参考罗伯特·哈·麦克尼尔，《斯大林：人与统治者》(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4] 例如，沃尔特·拉克尔，《斯大林：开放政策曝光》(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90年)，第14、227、241页。拉克尔强调了恐怖统治在斯大林主义中的作用，但也强调了领导人的受欢迎程度。
[5]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时期：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8年);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重新评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另见罗伊·亚·梅德韦杰夫的以下作品：《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科琳·泰勒译：大卫·约拉夫斯基和乔治·豪普特编(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2年);《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4年);《让历史来审判》，修订版。
[6] 除前注中引用的作品外，还请参见拉克尔，《斯大林》;乔尔.卡迈克尔，《斯大林的杰作：三十年代的摆样子公审和清洗，布尔什维克独裁统治的巩固》(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6年);亚当·布·乌拉姆，《斯大林：这个人和他的时代》(纽约：维京出版社，1973年)。乌拉姆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斯大林不是基洛夫谋杀案的幕后黑手。关于采用文中概述的观点并将苏联置于极权主义理论背景下的对于恐怖的处理方法，见卡尔·约·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卡·布热津斯基，《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第2版(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69页;亚历山大·达林和乔治·威·布雷斯劳尔，《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政治恐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5页。
[7] 梅尔·费恩索德，《苏联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
[8] 同上，第379、12页。
[9] 梅尔·费恩索德，《俄罗斯是如何统治的》，修订版(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37页。
[10] 约瑟夫·伯林纳，《苏联的工厂与经理》(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
[11] 雷蒙德·鲍尔和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苏联公民：极权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
[12] 这种依赖的例子有康奎斯特的《大恐怖：重新评价》和罗伯特·C.塔克的《掌权的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纽约：诺顿，1990年)。缺席观察员的案例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斯大林罪行的秘史》(纽约：兰登书屋，1953年)。
[13] 例如，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450-451页。
[14] 《莫斯科新闻》，第7期，1989年2月12日。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安魂曲》中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想法，这首诗收录在《安娜·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中。朱迪思·海姆谢梅尔译，罗伯塔·里德主编(波士顿：西风出版社，1992)，386页。
[15] 最近对极权主义这一术语及其许多定义的曲折历史的研究是朱塞佩·博法的《斯大林现象》。尼古拉斯·费森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2年)，60-75页;阿博特·格利森，《极权主义：冷战的内在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尤见第121-142页。
[16] 除其他例子外，见德特勒夫·尤·康·波伊克特，《纳粹德国内部：日常生活中的从众、反对与种族主义》，理查德·迪夫森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列昂·波利亚科夫，《仇恨的收获：纳粹摧毁欧洲犹太人的计划》(锡拉丘兹：雪城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18页;马丁·布罗萨特，《希特勒国家：第三帝国内部结构的建立与发展》。约翰·威·希登译(伦敦：朗曼出版社，1981年)，第349-351页、第357页;爱德华·诺·彼得森，《希特勒权力的极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尤见第443页;米尔顿·梅尔，《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德国人，1933-1945》(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5年)。
[17] 例如，见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极权主义独裁》，尤见第15页;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新版(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66年)，第344页;兹比格涅夫·卡·布热津斯基，《永恒的清算：苏联极权主义下的统治》(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7、27页。
[18] 德米特里·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两卷本。(莫斯科：新闻社，1989年)，第1卷，第2部分，第215页。
[19] 参见拙文〈图书馆展览对苏联历史的错误“揭秘”〉，《高等教育纪事》第39卷第14期(1992年11月25日)，B1版。
[20] 凯南高级俄罗斯研究所，会议报告8，第6号(未注明日期，但是在1991年)，未注明页码。
* 译者注：гласность，一般特指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政治公开化”原则。
* 译者注：сталинщина，参见第二章注释48。
* 译者注：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般特指戈尔巴乔夫改革。
[21] 亚历山大·格尔曼，《积聚力量的时刻》，《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4月9日。
[22] 近期关于工人的新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观点，主要包括：弗朗切斯科·本维努蒂，《斯达汉诺夫运动与斯大林主义，1934-1938》(伯明翰大学CREES讨论论文第30号，1989年);黑宫博明，《斯大林的工业革命：政治与工人，1928-1932》(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刘易斯·H·西格尔鲍姆，《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与生产率政治，1935-1941》(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唐纳德·菲尔策，《苏联工人与斯大林工业化：现代苏联生产关系的形成，1928-1941》(纽约州阿蒙克市：M.E.夏普出版社，1986年);以及弗拉基米尔·安德烈尔，《斯大林时期的工人：计划经济中的工业化与社会变革》(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8年)。关于1920年代工人批评与参与的权威研究，可参阅威廉·J·蔡斯，《工人、社会与苏联国家：莫斯科的劳工与生活，1918-1929》(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关于1930年代的农民研究，参见内莉·豪克·奥尔，《集体农庄与俄罗斯农民社会，1933-1937》(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90年);罗伯塔·曼宁，《农民与党：二战前夕苏联农村行政管理》，载约翰·W·斯特朗编《革命文化与斯大林主义论文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斯拉维卡出版社，1990年);以及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斯大林的农民：集体化后俄罗斯村庄的抵抗与生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23] 参见J·阿奇·盖蒂，《大清洗的起源：重审苏联共产党，1933-1938》(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关于战后时期的研究，可参阅维尔纳·G·哈恩，《战后苏联政治：日丹诺夫的失势与温和派的失败，1946-1953》(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小威廉·O·麦卡格，《受困的斯大林，1943-1948》(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
[24] 这句话出自康奎斯特《大恐怖：重新评价》，第434页。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