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国民党党史新论”，系作者为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所撰书评，原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6月号。
本书作者王奇生先生早年从事中国留学史研究，出版专著两部。自1994年转向国民党史研究，先后以《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以1927~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和《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1924~1949)》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7)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本书即由作者博士后研究报告增补修订而成，笔者拜读之下，深感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资料翔实，堪称近年来大陆国民党史研究中罕见的力作，因撰此文略作评介。
除序言和结论外，全书共13章，各章内容大致按时段排列，在各时段内则分专题进行论述。前三章论述1924年改组到1927年清党前国民党的组织状况。第一章从制度层面探讨国民党如何借鉴俄共组织模式建立一套新的政党体制。第二章论述改组后国民党的社会构成和基层组织运作。第三章详述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相互关系的认知、表述以及权势易位的过程。第四至第十章的论述时段为1927年清党至1937年抗战爆发，全书对此时期着墨最多。第四章探讨清党对国民党自身的负面影响，以及国民党从动员型革命党向控制型执政党蜕变过程中阶级支持力量的缺乏。第五章通过一起劳资纠纷个案进一步印证这一结论。第六章考察国民党执政初期的党治结构，指出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第七章详细描述了地方层级国民党党权日渐低落的状况。第八章从政治录用机制的角度，证明国民党党治其实是“党义治国”而非“党员治国”。第九章以“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两种模式，论述战前国民党的派系之争。第十章对战前国民党的党员群体进行分析，认为它是一个党力涣散、衰微和软弱的执政党。最后三章侧重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体制调整和组织状况。第十一章论述战时国民党的体制调整及党权的进一步低落。第十二章考察战时国民党的组织状况，认为其组织功能障碍并未清除，党力并未强健。第十三章论述国民党“六大”期间的派系纷争，以及抗战结束前后国民党内部发起的“党政革新运动”。
本书最核心的论点是，“一党独裁的政权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其“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作者首先对改组后国民党的社会构成和基层组织运作详加探讨，指出改组后国民党的基本力量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边缘知识青年，他们在强化国民党党势的同时也对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下，国民党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远未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第二章)。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两者皆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沈重打击，而都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本书将关注的视角转向国民党自身，发现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第四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和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从而由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参与的动员型革命党蜕变为一个以政治控制为主的执政党。直至抗战前夕，国民党的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务组织形态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第十章)。
作者并对国民党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说法提出质疑。通过对国民党党政、党军关系的深入考察，作者指出，在党权与军权的较量中，1924~1926年为党权支配军政时期，1927~1931年为党权与军权颉颃时期，1931年以后则为军权控扼党政时期。蒋介石以军权裹胁党权所建立的独裁政权，只是形式上仿拟苏俄一党专政体制，实则仍以蒋的军治理念为内涵(第170-179页)。作者还专门考察了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情形，指出在实际运作中，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时起冲突，而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行政交由地方政府主控，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加之战前国民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国民党最终只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党治国家秩序(第七、八章)。抗战时期蒋介石曾试图调协党政关系，党员规模也得到了空前扩张，但党权低落的格局并未改变，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积弊并未清除，党力亦并未强健和壮大。经过这样层层推进的论述，兼与俄共和中共的比较，作者最终得出了国民党为一“弱势独裁政党”的结论。
本书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国民党政权阶级属性的出色分析。作者指出，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须迎合旧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需求;既声称代表全民，就须同时兼顾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这使得国民党时常陷于理论和行动互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极力维护旧的土地私有制，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却“未必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欢心”。因为在地主看来，其土地是祖上遗留或自己购置，而并非国民党无偿赐予的，故对其并无感激;相反国民党执政后田赋的大量增加，则使地主阶级深怀不满。在城市，国民党力图在劳资之间维持平衡，抑制和消弭劳资冲突;但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终究是一种对抗关系，国民党的调和努力常常导致自己“两不讨好”(第116-120页)。作者并以1930年代初期一起大规模劳资纠纷(“三友案”)为个案，细致而生动地展示了工人、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这一个案充分表明，国民党执政后虽一再声称代表全民利益，事实上却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这种左右逢迎、模棱两可的政策，反使国民党为各方所厌弃，失去了坚实的社会阶级基础(第145-149页)。
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的法令条文与实际运作之间，往往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探明历史的真实面相，势必要将目光从制度层面转向运作层面。本书在这一方面着力不小。书中所论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同时兼顾制度和运作两个层面，而且鉴于以往相关研究重制度轻运作的状况，作者明确将重点放在后者。例如第一章分析国民党改组后的组织形态，侧重制度层面的描述，予人以“具有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之印象，似与以往看法大致雷同。但第二章随即详论这种组织体制的实际运作形态，出人意料地得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即改组后的国民党内聚力并未增强，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这令人不得不重新评价和反思国民党改组的意义和影响。又如第六章论战前国民党的党治结构，先从制度层面分析中政会的法理地位，指出其作为“制度化的党治输入管道”的重要地位;进而考察其实际运作时，作者发现中政会的职能和地位有一个“由实变虚”的过程(第155-157页)。再对地方党治以及党权与军权较量的实际情形详加探讨，得出国民党党治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的结论(第169页)。
以上是制度与运作相分途的实例，书中也不乏制度与运作相互印证的例子。例如第四章对国民党阶级基础的制度考察，已经显示出国民党阶级调和政策的自相矛盾;第五章通过劳资纠纷个案的细致展现，则更形象生动地加深和印证了这一结论。第七章论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先从制度上揭示出党政分开、党部不准直接干预行政的基本原则;进而对地方党政纠纷的实态详加考察，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党权低落的结论。第八章论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录用，同样先阐明“党义治国”而非“党员治国”的制度规定，然后以入党与入仕的实际关联予以印证。在这些例子中，对运作层面的探讨使相关结论更加确凿、深刻和生动。
本书作者深谙比较分析之道。通过对国民党与俄共、中共的深入比较，作者意欲探究几乎同时“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在“治党”与“党治”体制方面的同与异。作者指出，在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方面，两党实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但正是这种“同源性”和“同构性”孕育和蕴含着激烈的矛盾和对抗。作者并未停留于考察两党师俄之同，更着重探讨了两党师俄之异，认为国民党虽然组织形式上以俄为师，而意识形态上却排拒共产主义，结果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从而使自己陷于一系列两难困境之中：欲讨全民欢心，反为全民厌弃;欲使党政制衡，反致党政倾轧;欲求以党治国，却成以军治党……因此，国民党实际上是依据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俄共的党治学说和西方民主政体的分权理论)，“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这种兼收并蓄未能兼收二者之长，反兼得二者之弊，最终决定了国民党的弱势独裁性格(第361页)。
从书中论述来看，作者颇能借用历史时期的话语来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脉络梳理和理论提升。如1924至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两党的历史参与者都从各自的立场来塑造和表述，乃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学者的描述仍存有较大差距。而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党合作的形式、内容和表述亦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改换。作者通过史料爬梳，从中勾勒出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从“容共”到“联共”(国共关系由主从到平等的转换);一是从“容共”到“容国”(两党权势易位，共产党“反客为主”)(第三章)。这两条线索的勾勒，突破了以往或“容共”或“联共”的各执一端的偏颇之见。“容共”、“联共”、“容国”等概念皆出于当时的报刊言论，以之清厘这一段复杂历史的基本线索，令人信服。
作者在搜集史料、发现问题、再现历史情景、探寻因果关系之间，亦对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有所借鉴。例如第五章对劳资纠纷的个案研究，笔者十分叹服其对工人行动策略的精彩分析。作者指出，工人在“三友案”中虽处于弱势地位，却并非完全被动受压的角色。他们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策略，将纠纷“闹”大，将自己的生存困境推演到危及社会安定的程度，使政府无法推诿回避。而与此同时，他们又自觉保持着模糊却又无处不在的行动界限，即始终采取和平的“闹事”方式，始终以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为理念诉求，从而尽可能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而让资方去承担各种责任。笔者读到此处，即刻联想到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关于“弱者的武器”的论述，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关于“行动者”和“策略”的理论。工人通过“闹”大纠纷而“建构问题化”的具体策略，则与社会学者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一书中对三峡库区移民上访策略的描述极为相似。在笔者看来，虽然全书新见迭出，但就阅读的即时感受而言，当以此段论述最为出彩。
本书的基本观点和创见，大体已如前述。但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也对若干问题有所存疑，在此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正于作者。
关于党、政、军各系统人事关系的考察，是本书研究国民党党治之实际状况的重要依据。作者将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的角色剥离开来，发现党权“若无其他军政实职相依托，便难免落空”，从而得出了党权“附骥于政权和军权之上”的结论(第164-165页)。这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但在接下来论述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时，作者为了强调地方与中央的差别，又做出了与此相反的论断：“在中央一级，党的精英不仅垄断了决策权，也垄断了执行其决策的党、政、军权力体系内的关键职位”(第199页)。两相比较，显然前者才是作者的本意。同样，第七章论述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时，已经充分证明了基层党权的边缘化。而在第九章分析派系之争时，又出现了这样的论断：“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县党部委员一般规定由本县人担任。这实际上给地方‘精英’们提供了一个觊觎和分掠国家权力资源的良机。地方‘精英’们为了争夺权力资源，大多分立门户，互争雄长。”(第216-217页)从作者的描述来看，地方土著势力渗入党部、攘夺党权、分立门户，当属实情。但是既然地方党权本身已经如此低落，甚至军队和地方政府竟可擅自捕杀党部人员(第197页)，那么地方“精英”对党权的侵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分掠了国家权力资源呢?
书中多处引述蒋介石赞赏军事而贬斥党务的言论，但引述的目的不一，或以之作为蒋重军轻党的证据(第173页)，或以之作为军权重于党权这一客观事实的依据(第178页)。虽然主观上的轻视党务与客观上的党权低落密切关联，但是对于蒋介石个人的身份归属，却容易造成含混不清的印象：蒋究竟是作为国民党党魁，致力于一党专政(如第294页称“蒋不仅把政权视为国民党一党所有，连民众也要为国民党所独控”，即视蒋为国民党利益和权力的忠实代表);还是作为军事独裁者，重军而轻党(尤其是第六章第二节，充分论述了蒋对军权、军治的迷恋和对党权、党治的轻视)?
由此出发，笔者对本书更重要的结论之一也不禁生发疑问，即国民党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独裁的党?根据作者对国民党作为“弱势独裁政党”之性格特征的描述，这种弱势不仅取决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国民党人(尤其是作为党魁的蒋介石)自身的取向密切相关。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不仅“独裁之力不足”，甚或连“独裁之心”也并非“有余”(就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而非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而言)。尤其书中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一各章，展现给读者的景象似乎是国民党中央一直在自觉约束全党，以防范党权对行政的侵越(至于蒋介石本人，更站在其个人独裁的立场上青睐军治而轻忽党治)。如作者所称，国民党一方面具有“党天下”的意识(第151页)，另一方面又秉承孙中山“党义治国”而非“党员治国”的遗训(第201-204页)。这种缺乏制度支持而难免沦为空谈的“党义治国”，似乎很难说明国民党的“独裁之心”。在将国民党定性为“弱势独裁政党”时，作者的关注点全在“弱势”一面，而对其“独裁”却似乎视为理所当然而未加详论，致使读者难免心存疑虑。以笔者愚见，在做出国民党以党治国和一党独裁(即便是弱势的党治和独裁)的论断之前，必须对国民党高层自觉约束党权的态度和举措，在逻辑上做出更明确、更深入的阐释和说明，否则不宜遽下结论。
笔者注意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民党推行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其间因素虽然复杂，但并非有意使其政治体制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迈进。只是它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第191页)这似乎表明，作者已经意识到国民党“一党独裁”的论断与“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但作者并未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仅将其说成是国民党的“始料未及”，似难令人信服。
全书布局亦有畸轻畸重之嫌。战时及战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在时间上近占全书考察时段的一半，而论述篇幅却不足全书四分之一。尤其是战后阶段，除最后一章“党政革新运动”有所涉及外，几乎置而不论。尽管作者认为“国民党的危机在其执掌全国政权之初即已展露无遗”(第275页)，但不可否认两党绝对实力的逆转发生在战后决战时期。这一时期相关问题之探讨的阙如，显然有损全书内容的完整性，读罢全书而觉言犹未尽。全书资料虽搜罗极广，但作为研究国民党史之学术专著，而未能利用台湾业已开放的相关档案史料，亦是一大遗憾和缺失。
但在笔者看来，上述缺憾绝不足以掩盖本书的重要价值。总览全书，作者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可能为学界所赞同或反对，但作者独具特色的研究(无论是思路、方法还是结论)为相关领域所作的学术累积，无疑是今后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和漠视的。
本文选自《跨越边界的历史历史》，李里峰 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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