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市场”已经被一帮人操弄成近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谁要对它说半个“不”字，谁就可能会遭到布鲁诺一样的命运。
然而，正如当年的天主教教义一样，今天的“市场”无论如何神化，无论它统治中国经济界多少年，包装在“市场”身上的种种不可触碰的光环，也正在被今天的“布鲁诺”——它自己所制造的事实所戳破，犹如中世纪的修女不会感染黑死病的谎言被颠覆一样。
最近，长城汽车的魏建军痛批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吉利汽车的李书福直言：汽车工业产能过剩。看到这两则消息，人们一定会感到纳闷：市场经济不是能优化资源配置吗？怎么配置到如此过剩的程度？
在此之前，房地产的过剩，已经令人吃惊：14亿人口居然搞出6亿多栋住宅来。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算起，中国就没有房地产这个行业，即便有，也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从1998年住房市场化算起，仅仅过去20多年的时间。更令国人不解的是，尽管资源配置到如此过剩的程度，结果却是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居民负债，钱去哪了？
这说明什么？起码可以说明，所谓的“优化资源配置”是值得严重怀疑的，或者说它是否成立都不好说，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果相差万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所谓的“优化资源配置”，只不过是为了把资源配置到少数人手里的一片“遮羞布”，是把资本和权力勾兑在一起的一个漂亮说辞而已，如同他们今天把失业美化成灵活就业，把经济衰退说成“负增长”一样。
假设这样的结果出现在计划经济时期，不知道要遭受这些人多少谩骂和攻击，然而出现在他们自己鼓吹的“市场经济”时期，他们连个反思的话都没有，更没有一个站出来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有的还在鼓吹，这是市场化的程度还不够的结果，还要继续市场化，那股劲头，就跟屠夫杀了人，还嫌杀的人不够一样，按照他们的逻辑，人杀够了，就自然达到目的了；市场化彻底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早在1992年，当中共十四大确立要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就大肆宣扬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而且最近一次是2019年，仍在高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一直在告诉国人，市场经济能优化资源配置，能把资源配置到人们最需要满足的方面，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企业，使资源使用者尽可能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作用。看吧，在他们嘴里，市场经济就像一块糖，谁吃了这块糖，谁就能够得到甜美的东西。
翻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哪个是靠所谓市场经济的“优化资源配置”发达起来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除了通过“圈地运动”和“羊吃人”，对内进行掠夺外，更多的是靠对外的掠夺。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期，就曾公开支持过海盗，抢劫西班牙商船，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不惜与荷兰开战，更不用说对美洲、亚洲、非洲殖民地的残酷掠夺了。正是这种残酷掠夺，才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法国、德国、俄国、日本，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何尝不是如此？而中国改开后被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洗脑的一帮人，完全忽视这一点，把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归结为市场经济，归结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完全忘记了本国所遭受的资本主义的掠夺而导致的贫穷和落后，好像中国只要更早地接受“市场经济”，中国早就跟西方国家一样了，而不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种割裂历史的说法，不是至今还在有人四处宣扬吗？
中国的“市场派”所刻意回避的，还有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即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破坏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从来不排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问题是，既然学习西方，既然引入所谓的“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弊端不能不加以注意和回避。可惜的是，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连起码得警惕意识都没有，把西方资本主义这种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一块拿了过来，以至于今天同样陷入西方早就屡次发生过的经济危机泥潭。这就是中国政界和学界那帮家伙令人讨厌和不齿的地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市场派尽管鼓吹“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们始终不告诉人们，市场对资源的这种决定性配置能力从何而来，？所以，他们告诉国人，市场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不告诉市场凭什么能够配置资源。几十年过去了，都是如此，好像是上帝赋予它这种魔力，不需要解释。这无疑等于承认，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玄乎其神的力量可以配置资源，人们的命运可以用这种虚幻的东西来左右人们，这跟中世纪的神学又有什么区别？这不是唯心主义又是什么？怪不得他们喜欢讲预期，讲信心，而不懂得所谓预期和信心从何而来。也许他们觉得，用他们的一张嘴喊一喊，开动机器叫一叫，预期就好了，信心就来了。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被他们操弄的玄乎其神的所谓“市场”的这种配置资源的能力，就是一种商品生产中普遍存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一种在资本驱动下满足私欲膨胀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一种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都摆脱不了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来自人，而不是物，也就是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是所谓市场配置资源背后的决定力量，物的东西是不可能产生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今天中国的汽车和房地产的过剩，恰恰是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产物。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对今天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破坏，今天的中国人都已经领教到了。“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列宁所阐述的这一基本原理，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印证，在中国3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更得到充分印证。在中国这个讲究人情的社会，资本更容易与官僚买办结合在一起，形成官僚买办阶级，走向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今天各行各业的“卷”，各个阶级之间和各个阶级内部普遍存在的“卷”，正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生产过剩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帝国主义阶段的集中体现。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有谁能把它驳倒呢，尤其是弗里德曼的那些徒子徒孙们，那些站在资本家立场上中国的所谓头面经济学家们。可以肯定地说，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迄今为止，没有人能超过马克思，在马克思面前，那些攻击马克思的人，只能自取其辱。他们攻击的越厉害，越显示出他们的浅薄。这一点，连马克思的敌人都承认。
包装出来的“真理”，不是真理，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捏造出来的“真理”，更不是真理。对于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这种说法，不用举出更多的例子，有汽车和房地产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足可以说明问题了。在今天的中国，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本和权力，是寡头政治和寡头资本。只要他们想得到，什么资源都可以配置到他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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