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对“理论还是实践”这一选择题关注背后，也许是你正被用“犬儒主义”、“理论主义”、“事务主义”、“改良主义”指责沉溺、被动、懦弱、天真、淡漠，然而你只能喊冤叫苦。
让我们换一个方式破局，先放下这个选择题，也不必在“实践”与“理论”的概念上进行无休止的修辞学考证。我们可以直接从作者对“实践”的定义入手——“人们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人们所做的事情”。把问题化作“在当下，我们需要何种行动?”
首先，我们的行动必须直指压迫性秩序，即要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同时，行动还应指向集体力量的积累，正如作者开篇对两类左翼人士的区分，左翼理想主义者的反面是“组织者”，这就要求我们的行动必须是服务于实现组织化且以组织化的形式进行。我们应当主动介入，勇于影响，加入和创建组织，积极参与并推进各项议题的抗争运动，同时传递我们的思想和经验。
然而如此的行动，唯有通过制定纲领才能得以保证。因为，唯有纲领，才能使我们时刻直面远大目标、保持紧迫性——不至于因阶段性成果或暂时平静而削弱斗志;唯有纲领才能使得我们每次的争论能化为指导集体行动的成果，而不至消散，赋予不同个体不同生活选择与行动以意义，从而建立共识、凝聚人心、积累力量;唯有纲领在我们面对伟大目标心有余而力不足，深感缺乏资源，不得不做取舍，甚至被迫落下部分苦难者时候，能有继续行动的底气和信心，不至无以承受他人质疑而颓靡、心虚。唯有纲领使得我们真正蜕变为战士，使得组织真正拥有战斗性。
总而言之，当外界质疑指责你在沉溺、被动、懦弱、天真、淡漠时，我们唯有以“我在取舍、决断”来回应。但如何才能让这一回应既情感真诚又理智充分？答案在于：以一个清晰、有力的纲领示人。
然而，在追求形成纲领，成为战士的道路上，必然会面对各种诱惑与挑战。改良、安逸和退缩的诱惑随时可能出现；短期支持策略或构建替代结构的做法，甚至用口号替代深入解释、粗暴对待他人、放弃对特定社会议题坚持、自绝于沟通坠入“沉思”，这种种行为都会使我们偏离真正变革的方向。尽管“做点实事”或“一步到位”的诱惑看似吸引人，但正是这些短视的做法，使我们无法直面并彻底改变根本的压迫性秩序。
这些正是我从这篇文章中所得到的启示。
它不仅阐释了“实践”的真实内涵，而且揭示了如何通过组织化纲领来指引变革行动。它既展示了左翼如何认识和挑战压迫性秩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直接行动到集体战略的清晰路径。通过阅读，我们不仅能更充分地理解行动与纲领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纲领需要回应的问题，还能从中获得应对各种诱惑和挑战的战略启示，从而在当下成为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战士。
原文链接：https://cosmonautmag.com/2024/04/theory-and-practice/
文|Ayo Awujoola
译校| 喵了个咪
按| 喵了个咪
排版| 高川
前言
对于左翼人士而言，世界可能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从气候危机到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genocide)，许多人能够批判他们目睹的压迫、剥削、边缘化和破坏，甚至能解释其结构性本质，但似乎完全无法采取实际行动改变现状。许多左翼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他们缺乏如何通过行动改善社会的可行构想。这种困境促使他们仅以"理想主义者"或同情者的身份参与社会政治议题，而非成为行动者或组织者——即停留在"理论上的左翼"，而非"实践中的左翼"。
在左翼理想主义者与左翼行动者的分野之外，大多现有左翼政治与行动主义也缺乏对何种行动能够改造社会以实现更美好未来的合理认知。
一方面，变革性的长期目标常被当作短期目标对待，导致其可行性不足。例如某些社会主义组织仅通过口号宣传（sloganeering）推广其长期目标，仿佛传播"废除资本主义"这类激进(radical)口号就足以实现目标。问题不在于这些终极目标过于理想化，而在于这种策略未能充分解释为何这些目标具有现实可能性，以及通过何种具体步骤才能实现。在此类案例中，左翼行动主义没有重视通过制定明确的短期目标以积累集体力量，从而为争取更宏大的长期目标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被视为长期的目标往往被视为短期目标，因为它们对统治秩序（ruling order）的挑战力度不足。换言之，长期目标和终极目标常具有改良主义(reformist)性质——它们与现存社会秩序的延续并不矛盾。这种路径的根本问题在于：由全球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cis-hetero-patriarchy)和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仇外心理、健全主义(ableism)(译者按：指基于身体或心智能力差异形成的系统性歧视与压迫体系，其核心假设是“健全”(即符合社会主流能力标准)状态优于残障状态。这种意识形态将残障视为个人缺陷而非社会结构性排斥的结果，导致残障人士在物理环境、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中遭遇系统性边缘化)等构成的现存社会秩序，正是我们必须推翻的结构性压迫。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即便组织拥有变革性的终极目标，这些目标也往往未能与组织推动的相对短期的具体目标形成有效衔接，因而无法验证其方法是否足以实现终极目标。例如许多社会主义组织的具体行动仅限于组织工人阶级加入工会。这类行动固然有价值，但其价值并不意味着所需方法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等同。这些策略最终仍可能沦为改良主义，尽管这并非其初衷。
这篇分析文章的要点在于阐明：为实现长期目标必须确立短期目标，同时需要明确通向终极目标的路径以有效指导短期目标。我们面临的困境在于，大多数左翼政治与行动主义缺乏强有力的战略导向(strategic orientation)——即从现状通向理想社会的完整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这些矛盾是实践不足的问题，但根源在于对现状及改变路径的认知缺陷。这对致力于左翼斗争成功的人士意味着什么?
理论在左翼实践中的角色
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影响着我们参与社会的具体方式。若想变革整个社会秩序(social order)，就必须采取能实现此目标的行动，这需要理解如何通过行动达成目标。但当人们认为缺乏变革整个社会秩序的可能路径时，即便仍坚持理想，也不会尝试行动，转而将参与范围缩小到仅改变部分压迫性社会秩序、改良主义目标，甚至完全放弃左翼目标，沦为左翼理想主义者。
反向观之，若某人积极尝试变革整个社会秩序，其行动必然基于某种潜在理论——关于行动如何促成变革的战略或变革理论。这种理论本质上是对行动如何影响社会的预测性主张，其前提是对社会运作机制的明确解释。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主义实践(activist practice)——如同所有自觉实践——始终受某种解释性理论与预测性理论指引，无论这种理论是来自日常观察还是系统研究。(所谓“实践”(practice)，我在这里仅指人们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人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始终在理论化如何实现自觉追求的目标。理论越准确、连贯、系统、实证、全面、经过验证和修正，就越能有效实现目标。
对左翼行动者而言，"实践"的角色是按我们的愿景改造社会，而"理论"的角色应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可能性及实现路径。这意味着左翼必须发展具有足够预测力的解释性理论以完成长期社会变革任务。解释性理论的预测力源自其普遍性——即从具体案例的特殊性中抽象出共有的底层结构。有效的解释性理论通过揭示产生特定结果的底层机制，帮助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影响相关机制达成目标。就左翼实践而言，正是通过理解形塑社会的普遍机制，我们才能掌握改变社会的方法。
因此，左翼理论必须包含：
(1)关于社会运作机制的普遍解释性主张;
(2)运用这些主张对具体社会情境的分析;
(3)基于此分析实现目标的战略;
(4)根据新信息修正解释性主张、分析与战略。
正是通过接触左翼理论，人们才能从对世界的绝望不满转向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投身社会变革的左翼战略——从此岸世界通向彼岸世界。要使实践具备改造社会的能力，就必须理解何种实践具有这种潜力，而这种理解最可能通过自觉的批判性研究获得。
这些观点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系统或非系统的方式处理"如何实现某事"或"社会现象成因"等问题。理论越系统、越具实证基础，就越可能引导我们成功理解与行动。因此在回答社会运作机制及其变革路径时，我们不能满足于日常思考得出的结论，而应尽可能系统化、有意识地研究问题，以得出综合最严谨推理与最重要现有证据的结论。
我们越理解更优质的解释性理论能够改进我们的实践，就越能认识到可以诉诸历史来改进我们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因为：一方面，现状是历史事件发展的结果。过去形塑了当下行动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当前行动的未来结果。未来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当前行动，也受历史轨迹制约——历史决定了当下可用的资源与战略。在此意义上，历史通过增加某些结果的可能性、降低其他结果的可能性，约束着未来的可能性空间。
具体而言，正是通过理解形塑与约束历史偶然性的普遍社会动态机制(sociological dynamics)，我们才能发展出能够提供合理预测主张的变革理论。我们越理解现状如何历史性地形成于偶然因素与普遍社会因素的结合，就越能有效追求理想的未来可能性。
另一方面，历史能告知我们在相似条件下追求相同或类似目标时曾用战略的可能结果。左翼社会运动并非新鲜事物，因此我们有机会通过研究这些运动的历史经验，以更明智的视角开展实践，避免重蹈覆辙。唯有深入研究前人运动史，才能把握这个机会。因此，我们必须从形塑现状的动力(包括我们运动的实际经验)和指导这些运动的战略中，汲取历史提供的最佳经验教训。(历史的相关性远超此范畴。我们拥有的知识与默认假设始终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这意味着我们的思维始终受限于本土语境中长期存续的认知框架，而那些因历史偶然性消亡的视角(即便可能比现存框架更具价值)则被遮蔽。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左翼斗争史(history of leftist struggles)及自身历史社会处境的偶然性，从而突破本土语境的认知局限，汲取历史的最佳教益。思想史著作如昆廷·斯金纳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拉斯·T·李的《列宁再发现》(Lenin Rediscovered)、威廉·克莱尔·罗伯茨的《马克思的地狱》(Marx’s Inferno)皆可拓展我们的视界，进而与行动主义实践产生关联)
理论、实践与紧迫性
必须明确：强调理论重要性不等于主张左翼行动者应拒绝参与当前缺乏完整历史认知变革理论的组织。现实社会语境中，许多投身左翼行动主义的人都渴望立即行动——或因直接承受压迫性社会秩序(oppressive social order)的压力，或因对受压迫者的道德关切。特别是承受更大压迫压力的行动者，往往无法推迟行动以完善变革理论，因为压迫迫使他们必须立即行动。这些压力和关切使得左翼行动者容易忽视前文讨论的理论类型。
这种紧迫感是完全恰当的，但整个左翼并没有严肃对待这种紧迫感——因为问题很紧迫。说服人们理解并响应这种紧迫性的部分困难在于：若未被压迫性结构本身所强迫，人们往往不会对压迫性结构形成普遍的实践关切——即便形成关切，这些结构未对其个人造成直接影响的事实，也会削弱其实践关切的紧迫性。左翼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高紧迫性(尤其对直接受害者而言)，但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这些问题在物质或实践层面缺乏紧迫性，导致他们难以将问题视为紧急，进而限制实践可能性。对许多左翼而言，将关切的社会政治问题视为紧急事项，意味着生活优先级的剧烈调整。
但这种紧迫性不意味着应将全部精力投入通过短期支持策略（short-term support）解决眼前问题。为受剥削者、受压迫者或苦难者"做些实事"的吸引力强大且合理。然而尽管这些短期策略常在做重要工作，它们作为"实事"仍不够充分——因其未能触及制造压迫情境的结构性因素。
我们的变革理论也不能仅限于构建替代结构（alternative structures）。大量左翼行动主义通过互助、服务供给和合作社构建替代结构以缓解压迫性社会秩序的伤害。尽管这些工作很重要，但其与专注短期支持的共性在于：回避如何改造统治秩序的难题，从而回避多数左翼理论对此目标的不适应性。通过单纯缓解伤害并使人们脱离压迫性社会秩序，这些方案实质上预设了我们无法改造它——未战先降。
换言之，由于未与解释如何削弱或推翻压迫性社会秩序的长期变革理论衔接，短期策略与替代结构无法解决最初催生"做些实事"需求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它们只能服务于(相对)少数的受压迫群体，而非全体受压迫者;或针对压迫性社会秩序的局部，而非整体。最好的情况下，它们能赋权并实质性改善（相对）少数群体的生活；最糟的情况下，将强化受压迫者对外部支持的依赖。这些困境反映出更广泛的现实：除非我们能直面压迫性社会秩序——特别是掌控经济政治决策的资产阶级与国家(capitalist class and state)——改造世界的努力就始终受制于其利益，并终将被其毁灭性力量吞噬。(该论点最早可追溯至1864年。卡尔·马克思曾指出：工人阶级的合作社运动将始终受资本家与地主的"政治特权"(political privileges)破坏，由此得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结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参见《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载于卡尔·马克思《政治著作集》(The Political Writings，伦敦：Verso出版社，2019年)第764页。两年后，马克思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指示》("Instructions for Delegates to the Geneva Congress"，《政治著作集》第774页)中重申此观点)因此，短期目标与替代结构永远不足以改造压迫性社会秩序，必须与直面并削弱该秩序的长期战略结合。
当然，此问题仅在存在可行长期战略时具有实践意义。若确实存在削弱或推翻压迫性社会秩序的可能，我们就不应优先考虑与此战略无关的短期支持。这看似严苛的判断，因其暗示着在短期内“将人民落在后面"（leaving people behind）。一方面，若不增加左翼政治与行动主义的可用资源，发展长期战略确实会缩减短期实践目标的范围;但另一方面，认为此导向必然“将人民落在后面"的说法至少在三个层面具有误导性：
第一，短期策略本身因不挑战制造剥削压迫的结构而事实上将人民落在后面;
第二，短期支持目标可通过不依赖短期策略的方式实现——在我看来，一个可行的长期战略是与短期支持相容的，并将短期支持作为其短期目标之一;
第三，由于资源有限无法同时完成所有必要工作，始终会落下部分人群(leaving people behind)，因此不能将此问题归咎于长期战略。短期策略因其无法覆盖全体受压迫者和压迫性社会秩序整体，注定会落下部分人群；但即便全体左翼突然达成共识并执行包含短期支持的可行长期战略，总是会落下部分人群——因为我们现有的集体资源根本不足以完成所有必要工作。
这是我们继承的历史情境及其理论与实践困境的现实写照。一方面，许多左翼人士仅是左翼理想主义者(left idealists)，未能以实际行动践行自身价值观与目标。这种反应在实践中自毁根基，因为左翼目标历来通过实践斗争得以实现、得以捍卫，未来未竟事业也唯有通过实践才能完成。因此，左翼理想主义注定导致挫败与士气溃散，形成恶性循环——用失败与消沉为退缩至理想主义辩护。
这也构成道德层面的自我挫败。左翼理想主义者依赖左翼行动者为共同目标付出牺牲，自身却置身事外，本质上是对他人斗争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为——而由于理想主义者缺席，行动者被迫承担更沉重的代价。由于一些人将在压迫压力下不得不反抗，这也意味变革重任将越发依赖更受压迫群体来承担。因此按左翼自身的道德标准，左翼理想主义理应接受质疑——它既是对受压迫者也是对左翼同志的团结失效。
这番批判并非指责左翼理想主义者未能立即成为行动者。如前所述，理想主义的常见根源是对解决路径的无知。但既然左翼目标确由历代行动者的实践斗争实现与维护，我们就有充分理由相信左翼行动主义的潜在力量。一旦认识到这点，我们就有责任探寻实现目标的路径，同时正视理想主义在实践与道德层面的双重破产。承担这份责任意味着：左翼理想主义者必须转化为行动者。"行动主义"并非特指组织示威或领导口号，而是指将时间与能力投入超越个人的事业——其形式可以多元。行动主义不是某些人的"天职"（calling），而是每个左翼人士的唯一可行选择。
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左翼行动都具有同等战略相关性(strategic relevance)。更严峻的是，许多左翼行动者深陷短期目标而无力参与长期变革项目构建，这对长期目标造成双重实践伤害：既将左翼引向不充分的实践形式，又阻碍其发展充分实践的能力。
这一切再次凸显形势的紧迫性。短期内总有人被落下。若真在乎此悲剧事实，我们的回应应是：
(1) 坚决投入时间制定连贯的长期战略;
(2) 尽可能将战略与短期支持目标衔接;
(3) 以紧迫态度对待整体局势——因为越以紧迫的态度处置，我们为追求这些目标所能调动的自身资源就越多。
正因如此，严肃对待左翼关切问题将迫使许多人(尤其是理想主义者)彻底调整生活优先级。我们亟需制定并执行强有力的长期战略，同时最大限度开展赋权民众、解决根源问题的具体短期支持。参与此类实践的左翼越多，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在参与现有组织时，我们应竭力向他们宣传，制定严谨完整战略的重要且紧迫的！这样才能真正让人民的牺牲降到最低。若持续无法扭转组织事务优先级，就应与重视此诉求者共建独立平台。左翼解放目标的艰巨性意味着：缺乏严谨完整战略的组织注定失败。当失败重演时，必须存在既能解释此循环又能提供替代方案的组织。只要我们的战略需要争取广泛群众支持，就必须与不同立场的左翼组织保持接触。
但为确保理论发挥我们期待的实践作用，必须明确理论究竟应承担何种职能。
左翼理论的任务
对于致力于改造社会秩序的左翼人士而言，理论最根本的任务在于提供从现状通向理想社会的认知路径。具体而言，这种变革理论需要：
1.解释现存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问题
2.具体描绘更优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可行图景，尤其包括：
a. 如何激励人们参与劳动，以及劳动任务如何分配
b. 如何组织劳动并分配劳动成果
c. 如何组织政治决策
d. 如何保障公共安全并抵御入侵或篡夺社会秩序的行为
e. 如何确保当前所有被边缘化与压迫的境内社会群体(marginalized and oppressed social groups)获得社会包容
3.制定能积累足够力量以实现上述变革的战略，包括：
a. 与选举政治(electoral politics)的关系
b. 与包括劳工运动在内的现存左翼社会运动的关系
c. 与包括武装起义在内的暴力手段(insurrection)的关系
d. 明确变革主体(agents of transformation)及其组织形式——尤其是如何通过组织形式确保行动效力并对成员与价值观负责
e. 如何应对当前民众承受的严峻生存条件
f. 论证该战略为何可能导向理想愿景而非其他结果
4.识别并回应该战略(或类似战略)的历史挑战
每一个旨在整体改造社会秩序的左翼组织都应对这些标准作出解释。对我来说，特别列出第3(e)项，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应在追求长期目标时尽量减少被落下的人，这意味着必须阐明长期战略与短期支持赋权(short-term support and empowerment)实践目标的关系。若你作为左翼行动者无法解释这些标准——包括如何对抗并战胜资产阶级与国家的破坏性力量——则证明你的理论未能提供足够的战略资源。
当然，存在一种合理质疑：在左翼仍处弱势时，我们实际上不可能预先给出所有这些标准的答案。但无论此质疑是否成立，它本质上仍属于对这些标准的解释——因为它提出了关于如何应对这些标准的主张。只要目标是整体改造社会秩序，就必须直面这些标准。
除宏观层面的变革理论外，我们的理论还应能指导左翼政治与行动主义的日常实践。左翼组织普遍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内部决策程序要么过于僵化导致参与门槛过高，要么过于松散导致组织混乱。无论何种情况，都会削弱组织效能。因此，我们的理论需致力于识别有效的组织性的最佳实践(organizational best practices)。
理论还需关注包容性与社会可持续性实践（inclusive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practices），以尽可能防止人员因倦怠退出运动，或遭受边缘化、排斥及暴力行为被迫离开。最后，理论应协助应对组织动员的实践需求，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争取群众支持。
综上，我认为提出的理论任务需回答以下问题：
1. 宏观层面如何从现状过渡到理想社会?
2. 如何说服相关行动者加入斗争?
3. 哪些理论与组织原则能帮助我们高效、包容地工作?
除紧迫性压力外，左翼低估理论作用的另一原因在于理论常源自错误的问题框架——即不提出上述关键问题，或与之缺乏实质关联。这反映出，左派往往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理论的作用。例如，有人将理论作用简化为通过提升人们对压迫本质的认知来改造社会，因而认为理论目的仅在于完善对压迫性社会秩序（oppressive social order）的批判。尽管传播连贯的社会批判确有必要，但这种必要性源于改造社会秩序的根本诉求，因而必须发展为社会变革战略(strategy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这种唯批判论折射出对理论潜能（或信念）的认知不足——即未能理解理论可协助制定可行的长期战略。相较之下，前文提出的问题与标准为理论构建指明方向，避免我们迷失在学术细节与空洞批判中。本文倡导的理论类型致力于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他们实际栖居的世界、实际做出的决策，以及如何将可能世界转化为现实。
马克思与左翼理论
战略不足(strategic inadequacy)的部分根源在于：许多左翼人士(leftists)缺乏足够的社会分析理论工具。这引出一个相关论点——左翼忽视解释性与预测性理论(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theory)的第三个原因：多数左翼人士不知道存在更好的理论工具。若此论断成立，则令人宽慰——因为它部分解释了社会政治问题看似无解的原因。掌握更优质的社会认知工具将提升我们改造社会的能力。
这自然导向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在左翼阵营的显赫地位可能令人却步，因其对自诩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威式(imperious)教条影响。这种批评确有依据：许多马克思主义左翼缺乏发展严谨分析与论证所需的批判性思维。
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倾向(dogmatic tendencies)不能归咎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反，其思想持续笼罩左翼政治版图具有深刻根源：马克思通过强调理解人类行动必然发生的社会-历史-物质条件(social, historical, and material conditions)及其对行动的形塑与约束，彻底重塑了社会理论的前提。运用此方法，马克思深刻推进了对资本主义运作机制、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以及阶级斗争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分析。马克思的方法的这些方面对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形塑与约束历史偶然性的普遍社会动态机制(general sociological dynamics)具有奠基意义——正是这些洞见使我们，即便在充满不可预测偶然事件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仍得以掌握改造社会的可能路径。仅此就足以证明：马克思对左翼战略思考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相关性。其理论框架仍是理解当代社会秩序及其变革路径的关键。
这并不意味着我全盘接受马克思所有论断，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核心要素达成共识。要非教条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可作如下界定：马克思不是神，而是天才——正如其终身战友恩格斯在他逝世后所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Speech at the Graveside of Karl Marx")，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读本》(The Marx-Engels Reader，纽约：W.W.诺顿公司，1978年)第681页。该讲话网络版可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3/death/burial.htm)对天才的定位已足显其价值。无人认为马克思全知全能，故无需将其奉为绝对真理。相反，若理解马克思的天才属性，就能明白：其著作并非字字珠玑，但他建立的理论框架(framework)具有如此深刻的解释力，使之成为理解(尤其是超越)当代社会秩序的基石。我们应视其为极具洞察力的思想家，而非永不谬误的先知。我们应该像马克思自己一样，认为他是可能犯错的（fallible）(译者注：Fallible(拉丁语 fallibilis)可译为“可错性”，指任何认知、制度或实践因信息不完整、逻辑局限或历史条件制约而存在错误可能性的本质属性。该概念否定绝对真理与完美系统的存在，强调知识与实践的条件性与可修正性。必须强调其不等于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可错性解释了为何科学理论必须被持续质疑(所有理论均可能含错);可证伪性提供了具体的检验路径(通过实验寻找反例))，并且只欢迎对他工作的严肃批评。("任何基于科学批判(scientific criticism)的见解我都欢迎。"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纽约：企鹅图书，1990年)第93页。该序言不同译本网络版可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p1.htm)事实上，所有思想家都应被如此对待。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战略
本文旨在向广大左翼受众(leftist audience)阐明三个基本主张：
第一，发展强有力的左翼理论对整体改造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第二，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真实可期，但前提是足够多人采取行动;
第三，存在一种连贯的、可操作的战略满足前文详述的标准，能团结并引领现存左翼运动的斗争。此战略最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其本质是立足历史、物质与实证基础，追求科学严谨性的方法论。正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概念所示，这是政治的"科学"路径，有别于将战略视为生活情趣、忽视历史与实证依据的"非科学"(unscientific)路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阐述，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读本》第683-717页。该文网络版可见：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0/soc-utop/index.htm)
此文之所以面向广大受众呈现，并将其置于左翼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框架下(situating it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ft-wing theory and practice)，是因为左翼阵营内部存在一个各种策略组成的庞大生态系统(ecosystem of competing strategies)，虽然这些策略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但皆需被纳入讨论，并被视为共同致力于让世界更美好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左翼力量对同一根本问题——压迫性社会秩序——的回应呈现出纷繁多样的路径(myriad of different reactions)：从改良主义到革命政治，从草根团体(grassroots groupings)到全球机构，从单一议题运动(single-issue campaigns)到整体性纲领。每一种路径或许都至少存在表面合理的支持理由，但若我们愿意系统性地考察它们对实现目标的切实相关性，便能超越肤浅的论证，更根本地评估其可行性。
这也意味着，我在提出上述主张的同时，这意味着隐含着一个主张：
第四，说服持异见的左翼人士具有可能性。
最后，我希望强调的底层主张是：你有能力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战略的核心论证。正如对社会世界的日常化、轶事化认知会诱导我们相信社会变革仅依赖伟人行动、选举正确官员或等待新一代掌权，这种认知也可能使我们误以为智力水平完全固化，而非可通过社会条件改变提升。而我的观点是：理解世界的认知能力可通过后天培养获得，即便你之前尚未展现此禀赋。
理论即实践
当我宣称存在通向新世界的可操作战略(worked-out strategy)时，并非指该战略或其指向的理想社会(ideal social order)的每个细节都已深思熟虑，而是说它充实程度足以让我们理解：未解答的问题处于整个策略或关于理想社会构想的范围内。换言之，这些未解疑问不会动摇战略或理想的可信度。
但需强调，严谨构建变革理论的过程(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change)必然包含对理想可信度的严格审视。当我们以更批判和怀疑的态度检视理想时，可能会发现某些理想较其他更为脆弱。这种认知促使我们承认：世界比理想承诺的图景更为复杂。这要求我们修正对理想实现条件的认知，或以更精确的方式表述理想。增加精确性(additional specificity)有时是必要的——唯此才能使理想与当下境况建立具体关联，进而阐明从现实到理想的可行路径。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将特定问题视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要素(至少在现有认知水平下)，例如关于人类价值优先级的争议、特定类型的有害行为(harmfulbehavior)，以及对规则的抗拒(non-compliance)。
谈论“构建变革理论的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研究或发展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行动(activity)，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实践形式(form of practice)。当左翼人士研究或发展理论时，他们实质上在进行某种行动(doing something)——与现存理论语境对话，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转变。理解这点后，我们将容易问自己：应以何种方式开展理论研究？是否应对此类实践设定限制？我核心问题是：需要掌握多少理论才能支持有效开展更广泛的政治实践？是否存在过度专注理论而损害政治实践的风险？
这些问题本身鲜被系统探讨。要严肃对待它们，需同时承认两个前提：
(1)理论实践与广泛政治实践相关(理论反对者普遍否认此点);
(2)理论实践可能干扰(interfere with)政治实践(多数理论家不愿明言)。
我们既不应陷入理论真空，也不能沉溺理论而错失政治行动机遇。过度聚焦理论可能导致我们丧失最初诉诸理论的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与紧迫感。(译者注：道德动机指驱动个体产生道德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力，其核心是将道德认知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力量)吊诡的是，受现存社会秩序压迫较轻的左翼人士更易陷入此风险——因其更有条件推迟行动以钻研理论。换言之，对他们而言，接受理论的关联性可能导致另一个实践不足的问题：优先理论(prioritising theory)到甚至超越(even beyond)其与我们实践的关联性的程度。
这个问题我们能在原理上(in principle)接受他的存在，但要在实践上解决它确实苦难重重，这在于：我们往往无法预判所研理论对实践的具体相关性。某种程度上，所有理论都具潜在实践相关性。因此，在具体时点判断"继续智识发展"还是"转向政治实践"更利于理论实践与广泛政治实践的相关性，往往充满不确定性的。在我看来：总存在足够多的理论议题能通过深入研究产生战略洞见，故为了采取行动，有必要牺牲理论研究获得的洞见以换取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个体的紧迫感越强，其对理论依赖所施加的"抑制性压力"( the‘downward’ pressure)(在心理学中特指边缘系统对大脑新皮层的功能抑制，表现为在高压情境下，个体从概念性思维(理论依赖)退行至经验性反应(直觉行动))越大。但这绝非零和博弈，因为政治实践本身能产生比理论研究更切合实际需求的战略洞见。本文即为例证——其内容主要源于在我对各类组织与个人经验的反思，并通过对现存理论文本的批判性对话得以完善(supplemented by engagement with existing theoretical texts)。
从犹疑(Hesitation)到信念
谈论整体改造社会秩序即是在谈论社会革命。当这个术语以非隐喻的不加稀释的方式使用时，其价值在于揭示我们所面临任务的重大与所需承诺投入的普遍(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commitment required)。我之前提到：将问题视为紧急事项意味着许多左翼人士的生活优先级将发生剧变。实际上，无论是否认同问题的紧迫性，应对这些问题本身就要求这种剧变。这并不令人意外——改造形塑世界的压迫结构需要非凡的投入与行动，因为这些结构极其强大，唯有通过高强度的斗争才能被推翻。(正因如此，在我看来认为：仅参与选举投票(voting in elections)和公投无法使左翼人士成为左翼行动者)这是一项世界历史性（world-historical）的宏大任务，意味着左翼人士的生活优先级与行为模式必须与任务相称。我们必须以世界历史行动者的自觉，发掘自身改变世界进程的潜能，并因此对自我提出超越日常的标准。
革命承诺（revolutionary commitment）的形成往往是缓慢过程，左翼人士需在个体利益与道德政治理想的实践要求间反复挣扎。认识到这一过程的渐进性，我们应对经历此过程者保持耐心，但同时要坚定将这种转变进行彻底是必要的，而且相信这是是可能的。这种蜕变真实可期——人们的社会政治参与可能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正如我亲历的转变。但无人能替代他人完成此转变。要启动蜕变，你必须被"探求可行路径并付诸实践"的优先级驱动。换言之，你必须愿意：
（1）超越个体利益范畴；
（2）按政治原则重置生活优先级；
（3）以某种形式参与左翼政治与行动主义。
这些转变会随着实践愈发易于接受与实现。与左翼理想主义的恶性循环相反，左翼行动主义构成良性循环——实践的相关性通过实践自身显现。参与越多，越能认知参与的道德与实践重要性，进而强化你参与的投入程度（commitment to participate）和参与的有效地程度（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因此，即便你尚未准备好参与，也应努力做好准备，因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既为个人成长，更为左翼的共同目标。只要我们致力于改造压迫性的世界结构，便是在践行革命性转型(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若能形成系统化的革命变革理论并建立实践该理论的组织，我们终将成为革命者。
此类理论文本常包含沉痛陈述，以其有限方式折射压迫性社会秩序施加于逝者、生者与未来者的重负。面对这些现实时需谨记：你无需为世界现状负责——这既非你的过错，以一人之力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你无力单枪匹马解决压迫性社会秩序的任何问题，你仅需对你能够采取的行动负责，例如通过行动影响他人。唯有与他人协力，你的行动才能助力推翻压迫结构——无论局部或整体。
你还要记得：这些沉痛陈述绝非无端呻吟，而是理论与战略解放潜能的核心所在。本文旨在成为一剂对抗绝望的良药，并呼吁人们拥抱世界历史使命的召唤。这剂良药在于：我们确有可能理解社会运作机制并将其改造得更美好，但前提是直面那些令人不适的现实——例如短期内总有人被落下的必然性，以及真正重视此问题意味着放弃短期策略，转向对自我要求更高的长期战略以减少牺牲。接受这些现实不仅会驱策你行动，更会使你理解该如何去行动。
最后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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