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八大，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刚完成，全国一片欣欣向荣。可就在这片繁荣背后，潜伏着危险的思想苗头。有人提出，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建立，就该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这种说法意味着，革命的锋芒要被收起，阶级斗争要让位于“经济建设”。阶级斗争一旦被淡化，群众觉悟就会被麻醉，权力也会慢慢脱离人民。
毛主席没有当场反驳，他明白，这种声音不会停留在理论里，而会在现实中发酵。不到一年，他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警告全党“注意右派的进攻”。那一年开始的反右斗争，是他用行动回应八大“让位论”的第一声回击。事实也很快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在和平年代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柔软，却更致命。
进入六十年代，问题暴露得更明显。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严重，官僚主义抬头。农业机械部部陈正人下工厂调查，揭出干部与工人脱节的现实。毛主席批示得极重：不下车间、不搞三同，一辈子都会和工人阶级发生尖锐的阶级斗争。一个革命政党，一旦让干部变成“上层人”，那就意味着新的统治阶级开始形成。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自我追问：为什么井冈山革命时依靠群众，掌权后却远离群众?他要让工人、农民真正参与国家管理。
七二一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主席指出，要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教育的方向彻底扭转，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政治服务，让劳动人民掌握知识与技术。到1976年，全国出现三万多所“七二一大学”，上百万人在工厂与课堂之间穿梭。那是毛泽东政治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人民教育的最高形式。
1975年，毛主席已八十二岁，却仍然痛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并不独立于政治，它只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如果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治权力，再多的技术都只会造就新的奴隶。让群众成为政治主体，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否则，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让工人去为别人积累财富。
在他晚年的思考中，最深的忧虑是干部蜕变。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是阶级问题。那些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人，已经背离了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称他们为“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把政治民主的命脉重新交给人民。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一次巨大的实验，也是一种冒险。毛主席说：整党、教育、整风都不行，最后只能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让群众揭露党内的黑暗。这都是防止红色政权变色的必要手段。
毛主席的出发点，从始至终只有一个：阶级斗争不能停。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了脾气。他指出，有人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群众反对他们，我最欢迎。他知道，一个政权只有在群众监督下才能清醒。
到了生命最后几年，他仍在警醒身边的人：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原因很简单，他们成了大官，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那些主张阶级斗争“偃旗息鼓”的人，从来不懂毛主席真正的忧虑。
今天回望那段历史，很多人仍不理解他为何如此“激烈”。
革命永远在路上，阶级斗争永远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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