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落款显示写作于2024年春节
好冷清!也好久没说话。总还是想说点什么。依我看，辞旧迎新的日子，适宜务务虚。所谓务虚，也可以叫做漫谈。无所新意、不成体统。写点个人理解，捎带些其他。不干扰板面，发在先前的闲篇底下。
社会主义实质上意味着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存在和运行方式。这个现代化不仅是体现在科学技术和制度程序的高度发展上，更体现在人本身上。如果再搞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一定需要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实现人的思维模式的现代化。人的思维模式的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确立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
所谓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我的理解，就是从物质第一性的基础出发，从人的立场出发，看世界，把握世界，改造世界，对于事物，不是简单的给出一个定义“物质是物质，是客观存在”，之后就心安理得的宣告历史的终结，似乎人是完全独立于一切，只是观察着一切，这正是形而上学或是类似于极端的实体性原则(只知客观不知主观)。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也不是单纯的从自我出发，把认识论当作全部问题，或者搞唯心主义，好高骛远目空一切。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统而言之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发挥人的作用”——“我能做点儿什么!”
过往的哲学，单纯的探索诸如世界本源这一类问题，可以说很多，可是哲学整体却呈现出一种脱离人世不食烟火的气质。马克思主义从物质第一性出发，思索人与世间万物之间的关联，把思想的成果付诸指导实践和经受实践检验，最终在这一过程中将实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相统一，把作为思辨的哲学重新引领到了思辨开始的地方——现实之中。这是马克思对于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巨大贡献。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质所在。马克思主义强调主观之于客观的“实践”这一名词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的确立，就把哲学的目的，即解决人类存在的本源性矛盾——必然和自由之间矛盾的一种努力，进一步明确，并且完成了对于哲学思考方式的现代化变革。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长期以来被简单的理解为不过是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绝对精神”换成了“绝对物质”，这显然是偏颇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主体是人类存在，世界可知，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因而可被改造，因而决定了人能有所作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的基础。这也和人类存在的本源性矛盾自由和必然的矛盾是通的。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现实生活中。更进一步的，我们应该把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进行同构研究，然后应用于更广泛的人类社会之中。使其不仅存在于思辨的领域，单纯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而更是存在于现实的领域之中，作为指引人实践的的思维模式。(同构是个数学名词，百度上解释：如果两个结构是同构的，那么其上的对象会有相似的属性和操作，对某个结构成立的命题在另一个结构上也就成立。因此，如果在某个数学领域发现了一个对象结构同构于某个结构，且对于该结构已经证明了很多定理，那么这些定理马上就可以应用到该领域。)
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融入人的思维模式，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促使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深刻而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我能做点什么!”自从社会主义把人民当家做主写入宪法开始，人民行使作为主人的义务，也就成为必然了。这个行使义务的表现，具体而言，就是要求人民需要充分运用宪法和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罢工自由等等)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要求人民保卫这些权力实际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由被实际地窃取，要求人民不是做一个被动的受统治者而是主动的统治者等等。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和孔孟的民贵君轻的所谓“仁政”，长期以来被混为一谈而实际是泾渭分明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从人民出发，是告诉普通老百姓们如何自己拯救自己的理论，而所谓民贵君轻的仁政，实质上不过是告诉统治者要注意防止老百姓起来造反，要搞一点怀柔政策罢了。社会主义里不是等着出一个明君一个贤臣去拯救你，等着“海瑞罢官”，而是你和其他人团结起来，按照客观规律，以制度化了的程序，实际参与国家运行，从而保卫你的生活。总之，社会主义需要你自己写大字报反对你的领导的路线错误，而不只是光靠等巡回检查组之类，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应该是国家机关和群众一同发挥作用的;计划经济中作为被分配者的个人和集体不能只是机械地接受，而应该在一定的基础上，把人的作用发挥出来，更进一步的完成物质的极大丰富(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们老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先进的，之所以先进，很大的一个因素就在于社会主义能够发挥人的作用，试想一下，当全社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体性作为指导(初步体现在毛主席时代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上)，人人都思考“我能做点什么!”，那么就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毛主席所开创的这一类社会主义，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发挥人的作用，这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精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毛主席本人对于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努力，也是他跨越历史对我们的最大贡献。就我个人来讲，这一努力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让人民以高度的自觉和使命感，依托现代化手段，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生产生活管理，关心国家大事，维护自己国家主人的地位，从而在广泛的维度内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从而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转型，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目标的落实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设想真正奠定了基础。
说到共产主义，这里又想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这个指示，连同滴水洞家信一起，更多的是写给今天和未来的人们的。这一个指示寥寥数语却能够包罗万象。它实际上精要的描述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这一个指示所想要做到的，就是为消灭社会分工做基础，为达到共产主义做基础。戚老讲，毛主席是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共产主义的，这话绝无半点夸张。毛主席的脑海里有一个何等的理想世界!毛主席是一个何等的理想主义者!他想要四海翻腾云水怒，也要长江极目楚天舒。想要大字报，也要风景画。
大字报也好风景画也罢，都是放在墙上给人看的，那也就是外在的。人的现代化，体现在内在的思维方式里，又通过人的言行举止，社会流行的文化，人们听的歌，看的书，吃的饭这些外在的东西体现出来。80年代有一个有名的电影叫做《巴山夜雨》，那里头张瑜演一个看管员，这个角色的政治立场，按照电影里的表现是忠于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拥护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是她说话走路的模样，却和被模糊了政治立场，只笼统的所谓“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电影主人公秋石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看管员不接受新事物、死板刻薄无理取闹，“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秋石却是有如山川一样深沉，有如江河一般澎湃，头脑灵活思想开放，句句话都显得有理(是否真有理则不一定)。
看管员忠实于毛主席，却不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以前我看到一个册子说，1975年江同志去哪个地方视察，当人们要喊“万岁”的时候，江同志却制止了这样的行为，说“咱们不搞林B那一套”。所谓“林B那一套”，就是诸如早请示晚汇报一类的形式主义等等。除了这一套以外，还有“刘SQ那一套”动辄飞大帽子压人的手段(反右和文革初期欺压造反学生时用的)，还有“人民孽子那一套”浮夸至极好大喜功的作风(大跃进洋跃进、对小岗村无脑弱智的吹捧等等)。这“三套车”危害很大，没给资本主义造成什么危害，大约只有利于投机分子和骗子一类，伤了自己人的心。我看张思之李泽厚一类“大腕”们，初登历史舞台的时候，还是以马列主义者的面貌示人的，结果后来蜕变了，转向了。为何?刘SQ和人民孽子这帮人和他们的组织路线上那些人要负一定责任。总之吧，这才叫一个真正的“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以后再搞社会主义，“三套车”绝对不要了。还有对于毛主席的歌颂。在三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期，一些庸俗的个人崇拜也或许形成一种声势，可能起到一些推行政策的作用，但那是特例，右而左也讲了毛主席自己在三年文革结束以后就开始清理这些东西。毛主席不应该活在空洞的形式里，他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的理解里。他不是一个君王，而是我们的朋友、导师和交心的人。不要用庸俗的个人崇拜玷污了毛主席的形象!
新的社会主义的人，应该是团结而不分裂，亲和而不恶毒，平等而不压迫，自由而不糜烂，实事求是而不弄虚作假，眼光发展而不沉迷过去，思想开放而不停滞不前，承认欲望却不放纵欲望，遭遇挫折却能够永远向前、向前、向前。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谦虚谨慎永远革命，有敢爱、敢恨、敢想、敢做、敢当、敢造反，有会爱、会恨、会想、会做、会当、会造反。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光怪陆离嬉笑怒骂，也有很多高尚、有很多纯粹、有很多道德，有很多脱离低级趣味，有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人。总而言之吧，把人类过往的美好品德做了扬弃，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再添上我们将来会有的新的美好品德，那就是了。还有将来党和群众的关系，内在实质是群众热爱党，外在表现为群众一方面支持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对则监督着党的工作并且反对甚至抵制不合理的做法。这种关系老实讲很有意思，它不是封建式的君和民的不平等的关系，而有点像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种一边挺对方一边损对方的情形。将来这种关系应该是值得发展的。
长久以来的一种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不利于科学事业发展的，这是根本错误的。且不论《决议》都无法避开的科学成就，单从人才培养的方面来看，据我粗略的统计，今天的中科院院士中，光是在1967——1976这个时间段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的，就有40多位，这还不包括在这个时间段接受初高中教育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不包括那些在这个时间段内开始进入各自岗位工作的。这些人在今天讨论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就是绝对不会被提起的。
到今天我已经数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也非常久没有看过“新时代”作家们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据此我就想，社会主义里人民群众也要有丰富的业余活动、文化生活等等。中国历史上，除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时代，哪里还有中央乐团给工人农民演出的情景?文化大革命和九大后历史所展现的，不只有破除旧世界，还有创造新世界。70年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培养出一批工农兵文艺创作者们，这些人中不乏日后知名的作家、画家、作曲家歌唱家等等。社会主义里，各式各样的文体社团、组织应该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促进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工厂田地里走出殷承宗于会泳们，运动的风气在社会上流行，也要有新的曹雪芹和鲁迅。
另插几句题外话。文章开头提的主体性这个东西似乎是很重要，几十年以来搞哲学的“大佬”“大腕”们老是提它，可是今天在民间还不是很普及，所以提一嘴。还有我发现，今天无论什么哲学研究，离普通人都远的很，研究的成果不被普通人所知。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研究本身复杂，另外一方面就是搞哲学的人不重视普及这个事情，甚至有意的发明各种古怪的词语，人为的构建小圈子，毛旗网上有人说过这个事情。普及工作很重要，也很需要水平。需要言简意赅提纲掣领，又不歪曲了本意。希望有人能够重视普及工作，我也希望自己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水平有限，所以见谅。
写到这里，又想起来一则轶事。我记得我和人说过，从纸质书里有时候能够找到一点意外之喜。这不是没有依据的。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我东拼西凑，凑成了一套《朝霞丛刊》。这个刊物是70年代中期的时候，由四君子最心腹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发行的文艺刊物。也算是小有名气了。谁会知道呢?在这一套书里，藏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这个秘密被我经过考古工作发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了，而且据我认为，这个发现在互联网上还是首次。
好吧，不卖关子了。在《朝霞丛刊》里，有一册1975年3月出版的叫做《战地春秋》。不要小看这薄薄的一册书，它有能力改动一下中国文学史。今天普遍认为，70年代的带有爱情元素的文学作品的开山之作是刘心武1978年《爱情的位置》。2007年，刘心武本人也在《解放军报》上刊登了这样的话来吹捧他自己的大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主题先行，题目一定要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1978年春天，我们出版社的同仁，决定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以《十月》命名，当时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就先以丛书名义“以书代刊”，在筹备过程里，我写出了《爱情的位置》。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十月》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一见其中有《爱情的位置》，都很兴奋，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
现在不要说“80后”对我讲到的这些情况会目瞪口呆，就是一些“70后”恐怕也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四人帮”推行的文艺专制就是达到了那样的程度，而突破那种在公开话语中对爱情禁绝的局面，竟必须“从零开始”!”
70年代末的时候，社会上宣称社会主义不接纳爱情，是灭绝人性的主义。这话是胡说八道。我敢用我的名誉——虽然不怎么高吧，但也足够了——发誓，如果不是封建的或者资本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绝对不排除爱情。《战地春秋》这个故事的最后，就写到了女工人韩珍像造反派工人王大成表白的情景。我觉得写的很好，比今天所有爱情小说、电视剧、电影描写的都好，于是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和王大成站在一起。方也平和梁辉边看边商量着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的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嘛?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然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咯咯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楚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是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情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刘心武同志，请你看看吧，纸包得住火吗?在今天这个“单身人口超过2.3亿”和“结婚十六年三个孩子无一是自己亲生”并行的时代，上面的文字难道不能引起一点思考吗?
另外，书的作者胡万春——虽然这个人可能也不怎么地吧——是姚文元的朋友(姑且算?)，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有挺密切的联系，姚文元给胡万春写过不少书评，还给他的一部小说写过前言。胡万春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基本没写过多少东西，1975年一写就是“一鸣惊人”，“敢开风气之先”，这和姚文元是不是有点联系呢?尽管我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战地春秋》有姚文元的授意，甚至就算根本没有联系，那我也还是敢说，对于四人个人形象、文艺理念的编造和歪曲，和对于他们的政治指控一样，都他娘的是扯淡。
写到这里也该停下来了。务虚务的够多够美了，再讲下去就是空想主义了，就算现在停下来，也总感觉是没话找话。不过呢，既然是过年，那提点好事情，权当活跃一下气氛或者聊以自慰，乃至自言自语吐露一下心迹，想来，也不能算作大罪过吧。末了，毕竟是年关之际，总还是要提一点和春节有关的，那么就讲一则往事吧：
1976年初，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张春桥对这个文件非常不满，写了一个发牢骚发的很有水平的贴子，有人说那个贴子是给萧(肖?)木的信，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贴子后来从叶永烈那里流传出来。只见那贴子最后，是张春桥引用的王安石的一首《元日》。定睛一看，那诗里不见“春风”，却道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是无心插柳，抑或是有意为之?无从知晓，但总归妙笔美谈佳话一类。
还有人说，在张春桥的这封信的最后，落款时间是“在爆竹声中”。可现在已很久听不到鞭炮，那么，我只好是：
2024.2.19 在没有听到的爆竹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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