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是马克思在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逝世后对他进行全面评价的著作。
马克思在文中肯定了蒲鲁东早期的功绩，阐明了他与蒲鲁东在理论上的根本分歧，批判了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经济学观点和社会改良方案。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不懂得科学的辩证法，陷入思辨哲学的幻想，“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马克思针对蒲鲁东在财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指出“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应当“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应当“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 系来把握”。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社会改良方案，指出蒲鲁东企图通过“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来消除剥削“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马克思还揭露了蒲鲁东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指出蒲鲁东由于不懂真正科学的辩证法而陷入诡辩的泥坑，实际上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也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
蒲鲁东于1865年1月19日去世。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写了《论蒲鲁东》一文。这篇文章写于1865年1月24日，采用给施韦泽的信的形式，并于1月28日寄到编辑部。施韦泽将这篇文章刊登在1865年2月1、3、5日第16-18号报纸的副刊上。马克思在1865年1月25日 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对蒲鲁东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针对拉萨尔的。
《论蒲鲁东》后来又收入经恩格斯校订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1885年)和第二版(1892年);《论蒲鲁东》的法译文由恩格斯1884年翻译并经保·拉法格校阅，收入《哲学的贫困》1896年法文版。
在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和1949年解放社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的中译本中都收有这篇文章。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论蒲鲁东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卡·马克思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况且，我手头也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诚意，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编者注]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 言”的幼稚著作[指蒲鲁东的《论通用文法》。——编者注]，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強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在我看来，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知性时使用的机智的悖论，毁灭性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 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知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知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 proprie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类似的著作[雅·皮·布里索《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编者注]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关于“盗窃”的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Sophistication” 有“掺假”和“诡辩”两种意思。——编者注](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即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编者注]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 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厉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厉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 ，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编者注]。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解释误当做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今天仍然认为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要想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做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超极端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他自己所误解，如果说他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浮夸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自吹自擂、大言不惭的论调，特别是有关“科学”的令人十分厌恶的胡扯和以“科学”自诩的虚伪言词，不断传来，刺耳极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所贯穿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已经被虚浮的狂热系统地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埃·卡贝因在19世纪30-40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受人尊敬。卡贝在自己出版的《人民报》和《1841年人民报》上除了宣传他的空想计划外，还抨击了七月王朝的制度，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还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但是，他的这些活动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却起过显著的作用。——编者注]，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价值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沙·杜诺瓦耶《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 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编者注]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编者注]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指蒲鲁东在1848年7月31日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演说全文刊登在 《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782页。蒲鲁东在这次演 说中除了谈论利息和降低利率、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之外，在谈到对1848年 6月23—26日巴黎起义者的镇压时，说这是暴力和专横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1848年8月5日《新莱茵报》第66号上的文章《蒲鲁东反对梯 也尔的演说》对蒲鲁东的演说作了详细评价。——编者注]在六月起义[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编者注]以后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指阿·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1848年7月31日蒲鲁东发表演说之后，梯也尔的演说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后来又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编者注](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巨人了。
蒲鲁东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 (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59-6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4-481页。——编者注])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一些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17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年)[见弗·巴师夏/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加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指蒲鲁东《税收理论，沃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编者注]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那么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该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编者注]和19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么，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指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编者注]的著作和他最后写的那本反对波兰的著作[指蒲鲁东的著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编者注]应当认为不仅是拙劣之作，而且是卑鄙之作，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之作。在前一本著作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在后一本著作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出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编纂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小资产者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们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有才智的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玩弄自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悖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这样的人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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