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2025年12月，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教授的新著《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吹笛人付费?》一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罗克希尔教授在这本书中，用大量详实的史实和档案资料以及深入的文本分析，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本书正式出版前，本公众号已经获得了罗克希尔教授的授权，翻译、刊发了其为本书所写的自传体前言《我为什么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今天刊发的这篇文章，是《Monthly Review》杂志围绕本书内容对罗克希尔教授的专访。在此次专访中，罗克希尔教授谈论了自己的童年经历、思想转变过程及写作本书的动因，并回应了围绕本书的一些争论。此外，译者于2023年对罗克希尔教授也进行过一次专访(中英文版分别发表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Monthly Review》)，此次专访的部分内容也收录进了《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吹笛人付费?》一书中。
作者：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法裔美国哲学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维拉诺瓦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卢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近年来，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聚焦于西方左翼理论的阶级根源与意识形态本质，撰写了《激进历史和艺术政治》(Radical History & the Politics of Art)、《当代思想背后的干预：历史、政治和美学》(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知识界的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与帝国理论工业》(The Intellectual World War: Marxism versus the Imperial Theory Industry)等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译者：赵丁琪
一、成长经历与思想溯源
迈克尔・耶茨：加布里埃尔，成年人的性格往往受童年经历影响。能谈谈你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吗?你认为这段经历对你如今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哪些影响?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我在堪萨斯州乡村的一个小农场长大，体力劳动从小就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有农场劳作，也有建筑工作。我父亲是建筑工人兼建筑师，所以除了上学和运动，我大部分时间要么在农场干活，要么在建筑工地帮忙。
在我还不知道 “剥削” 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被剥削的亲身经历：农场劳作从未有过报酬，早期的建筑工作也同样没有。这显然是促使我走向学术道路的原因之一——我热爱学校，因为它能让我暂时摆脱体力劳动的艰辛。
我父亲对设计充满热情，他的座右铭是 “双手与心智”，意思是真正的建筑师既要具备将设计(心智)付诸建造(双手)的实践知识。我年轻时极度渴望更多 “心智” 层面的探索，但也始终深深眷恋着 “双手” 的实践。回想起来，这种理念显然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如今所秉持的 “实践与理论辩证关系”，正是源于此。
我的父母是自由主义者，曾反对越南战争，且强烈反对大企业垄断，却并非真正的反资本主义者或反帝国主义者。由于父亲除了经营自己的小型设计建造公司，还在大学教授建筑学，他们的阶级地位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对当代社会的诸多批判颇具合理性，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比如对利润的追逐如何破坏土地与环境。但他主要反抗的是他们眼中的 “大企业接管”，这无疑也深深影响了我。然而，他们并未认同能够彻底克服 “一切商品化” 的更广泛政治方案。除了阶级地位本身带来的局限，意识形态层面的规训也让他们排斥社会主义(不过，随着美国持续衰落，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可以说变得更加开放了)。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转变
迈克尔・耶茨：你曾对自己新书中强烈批判的某些人抱有好感，其中还包括你的一些导师。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对这些学者的评价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我在爱荷华州上大学时，深感自己与同学之间存在差距。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学术探索上投入的时间更多，且接受的正规训练比我这个来自堪萨斯州乡村高中的学生要好得多(尽管我在体力劳动和对工人阶级社区的认知方面远胜于他们)。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奋力追赶，必须自学成才——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奖学金前往巴黎攻读研究生学位后。因此，在转向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前，我将农场男孩那种近乎自虐的敬业精神用在了学习法语及其他语言、研究哲学史和更广泛的人文学科上。
我当时被激进话语所吸引，却也颇为困惑。一方面，回想起来很明显，我一直在寻找能够理解和反抗剥削与压迫的理论工具(性别、性取向和种族问题从我早年起就备受关注);但另一方面，那些晦涩深奥、象征资本丰厚的话语也让我着迷——它们能让我与众不同地摆脱我想要逃离的体力劳动困境(而我继续从事的建筑工人和兼职洗碗工的经历，时刻提醒着我这一点)。大学期间，我曾认为雅克・德里达是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这无疑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声望以及其著作的深奥复杂性。当我搬到巴黎，首次在他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时，我对他及其他的追随者印象深刻。毕竟，我当时就是个“乡巴佬”，没有任何象征资本，也没有接受过精英教育，在巴黎的知识界中，无论是阶级层面还是文化层面，我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然而，在阶级与文化不安全感带来的强烈求知欲驱使下(再加上天生的自学能力和反权威精神)，我很快就发现德里达的主张与其所解读的文本之间存在矛盾。通过严谨的实证验证——包括研读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原始文本——我意识到，我的论文导师与他那一代其他主要法国思想家一样，都在剪裁文本以迎合其预设的理论框架，从而造成了对理论的误读。同时，通过研究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制度史，我越来越多地采用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正如我在博士论文及首部著作《历史的逻辑》中所阐述的，德里达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处的物质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对更广阔的政治世界也日益关注。正如我在《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吹笛人付费?》中一段简短的自传性插曲所描述的，2001年 “9・11 事件” 成为了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意识到，我在法国理论方面的第一手学识——我也曾参加过这一传统中其他在世杰出学者的研讨会——让我无法理解全球政治，尤其是帝国主义。我对这个星球上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事情一无所知，却对那些只有知识贵族才在意的晦涩话语的精妙之处了如指掌。我开始更多地阅读萨米尔・阿明等学者的著作，他们为我澄清了许多问题，但我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仍受到一种执念的阻碍——我依然执着于阅读斯拉沃热・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核心立场及本质
迈克尔・耶茨：洛苏尔多和你都使用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一术语。你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是什么?它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区分吗?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形成的特定理论形式，并通过文化帝国主义传播至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是：西欧、美国等核心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世界其他地区欠发达的基础上的。前者以极低的成本掠夺或控制后者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同时将外围地区作为商品市场，形成了从全球南方流向全球北方的价值转移。这导致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 “工人贵族” 在核心国家出现——即全球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群体，其生活条件远超外围地区的工人。这部分工人直接或间接地从上述价值转移中获益。工人阶级的这种全球分层意味着，核心国家中享有特权的工人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会去维护帝国主义世界秩序。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物质语境中产生的。洛苏尔多深刻地将其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那场战争本质上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冲突。欧洲工人运动的许多领导人鼓励工人支持战争，部分人甚至为殖民主义辩护，从而有意或无意地与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结盟。列宁是这些倾向最猛烈的批判者，他将其定性为修正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并以强有力的口号予以反击：“不为战争，只为阶级斗争!”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往往可以被称为 “反反帝国主义”——它倾向于拒绝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区)为争取主权和追求自主发展道路而进行的斗争。无需成为研究 “否定之否定” 这一著名学术争论的专家，我们也能理解 “反反帝国主义” 中的双重否定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上倾向于支持帝国主义。
这一趋势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无疑愈演愈烈。列宁批判的修正主义者曾深度参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而后来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退入学术界，并在那里确立了其马克思主义版本的主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受社会经济基础和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驱动，也受到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培育和塑造——这里的上层建筑指国家的政治法律机构以及生产和传播文化(广义上的文化)的文化机构。我的新作中有相当一部分致力于分析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培育成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用以对抗列宁所捍卫的马克思主义版本。通过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一过程涉及大量档案研究)，我揭示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支持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 “反反帝国主义” 盟友，参与反对反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即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知识分子和组织者虽受制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规训，但并非必然严格遵循其准则。事实上，西方存在许多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与洛苏尔多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增加这一群体的数量。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著作后，能够鼓起勇气发挥主观能动性，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
四、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与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
迈克尔・耶茨：这本书的书名提出了 “谁在为吹笛者付费”(Who Paid the Pipers)的问题，这暗示着有人在背后 “发号施令”。你的书明确指出，这些表述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是因收受贿赂，才持有敌视马克思主义以及敌视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立场。相反，你提出了一套关于 “霸权社会体系(即资本主义)中知识生产” 的理论。能否请你阐释这一理论分析，并具体说明：主流左翼知识分子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在事实上为资本主义霸权的巩固提供了助力?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以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我在书中专门用部分章节探讨这一学派。你说得完全正确：我的方法论坚决反对将个人自由与决定论对立起来的主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种认为知识分子要么完全自主行动，要么被外部力量严格控制的观点，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化论分析，忽视了物质现实的辩证复杂性。
由于我的研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一些读者误以为我在声称知识分子是被操纵的傀儡，而中央情报局则是幕后的操纵者。但事实绝非如此。这本书提供的是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导性系统的物质基础的历史——这一系统构成了知识分子活动的总体生活世界。他们在其中拥有主观能动性并做出选择，以各种方式回应塑造该系统的奖惩机制。因此，本书所揭示的是主体与系统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该系统绝非“中立”的系统，而是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上层建筑产物，它会奖励那些为其目标做出贡献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反帝国主义(anti-anti-imperialist)的知识分子并非 “任人操控的木偶”，而是在物质性机构中发挥自身能动性：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与在体系内的晋升高度相关。换言之，他们选择通过 “满足体系需求、拒斥体系所否定之物” 来实现个人发展。
对于那些希望在帝国核心区域谋求生计、攀爬社会阶梯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学会在这一体系中周旋已成为生存必需。他们都清楚，共产主义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禁区，而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辩护——甚至对其进行严谨研究——都毫无益处可言。若想在现有机构内占据一个 “左翼” 位置，他们就必须遵守、甚至最好主动维护批判的 “左翼边界”。即便他们自视为 “激进分子”，通常也会通过充当 “激进收编者”(radical recuperators)来实现更快的晋升：这类知识分子试图将潜在的激进力量收编到 “体面且可接受” 的政治范畴内，用非共产主义左翼的话语重新定义 “激进”。这一切最终往往导致他们与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达成妥协——因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替代方案。
要在帝国理论工业体系内成为主流左翼知识分子，个体必须主动发挥能动性，遵守该体系的运作规则。我的研究揭示的要点之一是：这种模式具有高度一致性——不仅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理论传统中，也存在于当代激进理论及其所有引领潮流的话语体系里(从后殖民研究、自由主义酷儿理论，到去殖民理论、新物质主义等)。尽管理论市场极力将这些思想家及理论传统包装成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样子，但它们往往共享着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取向——反共主义。
迈克尔・耶茨：你的书中最长的一章专门探讨赫伯特・马尔库塞，你将其称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吹笛人”。考虑到马尔库塞作为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主要哲学家和旗手，以及他作为安吉拉・戴维斯的导师和密友的身份，你对他的批判必然会引发争议。甚至在你的书出版之前，就有批评者对你关于马尔库塞的观点表示反对。你为何如此关注他?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马尔库塞被广泛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中最激进的成员，这也是我最初被他的著作吸引并饶有兴致地通读其全部作品的原因。在他晚年，他确实采取了一些比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更左的立场。与此同时，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听到过一些传言：他与中央情报局(CIA)存在关联，且扮演着 “受控制的反对派”(controlled opposition)的角色。由于不满足于道听途说，我决定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查看相关档案，并开展档案研究，以此检视真实的档案记录。
我必须承认，当我最初开始整理这项研究(多年后成为本书的最后一章)时，我自己也有些惊讶。通过阅读一些优秀的德语学术著作、研究马尔库塞冗长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查阅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记录，以及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进行研究，一个清晰的事实浮现出来：马尔库塞在被问及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相关采访中并不坦诚。他实际上确实定期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蒂姆・米勒透露他至少参与了两份《国家情报评估》(美国政府最高级别情报报告)的起草。即使在获得大学教职后，他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合作也从未停止，直到其生命的尽头，他仍与现任或前任政府特工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项目” 的主要知识分子，与他的密友菲利普・莫斯利(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高级顾问)密切合作。这一资金极其雄厚的跨大西洋项目，其明确使命是在国际上推广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几十年来我一直阅读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反苏立场和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非常熟悉，但在开展这项研究时，我并未对他在全球阶级斗争中的具体定位抱有预设(事实上，我之前对他的看法更符合关于他激进性的普遍共识)。鉴于我的研究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巩固 “帝国主义理论产业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 这一不断发展的论点所做的贡献，我认为有必要详细探讨他的案例——包括追溯他自身的政治演变和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这在很多方面表明，一个知识分子即使再激进，在某些关键方面仍可能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
在此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完全接受批判性反馈，并且坚信知识的社会化。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解读——我相信那些致力于研究马尔库塞的人会有不同看法——那么他们有责任查阅我所研究的全部档案，并提出一种更具解释力和内部连贯性的事实陈述。我将是第一个阅读此类分析的人。然而，如果他们对我的著作的反对是基于先验假设，而非对所有证据的严谨审视，那么我很遗憾地说，这种反对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表达。
六、激进变革的未来之路
迈克尔・耶茨：如今，支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无疑包括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尖锐分歧。从彻底改变世界的角度来看，未来的道路是什么?是妥协?是继续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全球激进左翼?还是其他?
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我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描绘了在美帝国主义主导的时代中，西方左翼的重塑过程。尽管本书后半部分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但整体而言，它关注的是左翼整体的重新定位——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来说，即成为 “体面的”(意为 “非共产主义的”)左翼，这种左翼与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兼容。知识分子被推向这一方向的历史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本身，更因为它揭示了更广泛的左翼现状：如今，大部分左翼都与资本主义体系完全相兼容。
因此，当前的真正任务是重振真正的左翼——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考虑到我们面临的强大反对力量。然而，如果我们失败，人类及其他许多生命形式都将被消灭——无论是通过核灾难、加剧的社会谋杀、生态崩溃，还是其他由资本主义驱动的力量。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们至少需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首先是理论问题，这也是本书的核心焦点。当代理论普遍摒弃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探讨，后者被广泛诋毁为过时、教条、还原论、粗浅、极权主义等等。更糟糕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已被反动势力与机会主义者勾结劫持，转变为一种时髦的文化商品——“西方” 或 “文化” 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具有反共、妥协于资本主义的特征，有时甚至是公开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文化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阶级分析则被抛诸脑后。此外，这绝非仅限于学术界的问题，社会运动也已深深受到这些反共意识形态的渗透。在这方面，我的书旨在纠正这种倒退倾向，重新连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红线，发展其方法论贡献，并推进对当代世界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分析。
另外两个问题是组织问题和布莱希特所说的 “形式教育学” 问题。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形式、民主集中制，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等级政治组织要么被抛弃，要么被边缘化。然而，左翼要想战斗并取得胜利，就必须拥有能够凝聚集体力量的纪律严明的组织。这些组织必须能够吸纳民众、教育民众，并赋予他们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力。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能够真正与民众建立联系的沟通形式、文化表达和组织方式，激励他们参与集体行动以改变世界。尽管我的书主要聚焦于理论问题，但它强调了有组织的左翼政治的至关重要性，同时凸显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成为一本有趣的读物，吸引人们参与到建设更美好世界的集体斗争中来。
迈克尔・耶茨：感谢你带来这场富有启发的访谈。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感谢你的精彩提问，也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工作!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