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在法西斯监狱中耗尽生命的革命者，被后人用“大胃袋”这样的词汇羞辱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更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严肃批判精神。
一、引言：一场奇怪的“批斗”
2026年7月，中文互联网上围绕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爆发了一场争论。B站UP主“路灯与断头台”及其追随者对葛兰西发起了猛烈攻击——从狱中伙食到理论立场，从人格到思想，几乎无所不包。
这些攻击的核心手法极为简单：断章取义。截取只言片语，脱离上下文，歪曲原意，然后贴上“西修”“叛徒”的标签。
这并非孤立事件。此前，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曾因其私人生活问题(精神病发作杀死妻子)遭到同样手法的攻击。有人讽刺性地预言：“昨天是阿尔都塞，今天是葛兰西，明天或许就是卢卡奇，后天又会是谁?”
这种批判方式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还是在从事一场低劣的人格污蔑?
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分析框架，结合葛兰西的原始文本和历史事实，逐一辨析这场争议中的核心问题。
二、狱中伙食的真相：一份“病号餐”如何变成“大胃袋”?
1.葛兰西的自述
争议的起点是一份葛兰西在狱中的伙食清单。攻击者将其描述为“奢侈享受”，讽刺葛兰西在监狱中“吃成大胃袋”。
让我们看看葛兰西自己是怎么说的(这段话出自葛兰西1927年9月从狱中发出的一封信)：
“我的食物包括：300克面包、700克牛奶、大约200克黄油意面和2个生鸡蛋。这是医院提供的食物，因为我不能吃肉或番茄汤。我每天额外买50克糖和50克黄油，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每天还买一公斤葡萄。据说整个葡萄季都可以每天买一公斤。我吃葡萄，面包很少，每天大约120克，晚上一部分配牛奶，一部分配黄油。即使这些食物很清淡，我也很难消化。”
这段话里有三个被攻击者刻意忽略的关键信息：
第一，这是“医院提供的食物”——不是监狱的标准配给，而是病号餐。葛兰西当时已经病重到无法消化常规监狱食物的地步。有资料指出，他长期遭受“可怕的监狱饮食和几乎不存在的医疗照顾”的折磨。
第二，“我很难消化”——一个连“清淡”食物都难以消化的人，被说成“大胃袋”，这已经不是歪曲，而是公然颠倒黑白。
第三，肉类和番茄汤被禁止——从医学角度看，这是因为葛兰西的消化系统已严重受损。有医学生分析指出，动物内脏会大量产生嘌呤，代谢产生尿酸，而尿酸升高会加重葛兰西的病情。食谱中碳水化合物比例高、蛋白质摄入不足，是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下的权宜之计，绝非“养尊处优”。
2.意大利的葡萄是奢侈品吗?
攻击者另一个荒唐的论点是：葛兰西每天吃一公斤葡萄，说明他在监狱中享受特殊待遇。
事实是：意大利长期以来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葡萄在意大利是常见水果，尤其在收获季节。将“一公斤葡萄”描述为奢侈品，只能说明攻击者对基本历史地理常识的无知。
3.葛兰西的真正死因
历史记录一致表明：葛兰西死于长期监禁导致的健康崩溃。
1926年11月8日，葛兰西在前往议会的途中被墨索里尼的警察逮捕。作为国会议员，他本应享有议会豁免权，但法西斯政权公然违反了这一法律保障。葛兰西此前拒绝了劝他到国外避难的建议。
起初他被关押在乌斯蒂卡岛，不久转移到米兰。1928年6月，他被带到新成立的“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受审，判处二十年零八个月监禁。法西斯检察官在决定监禁葛兰西时宣称：“我们必须让(葛兰西)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
在正式审判前的十八个月监禁中，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已极度恶化。他被转移到意大利南部巴里(Bari)附近的都里(Turi)一所为病囚特设的监狱——尽管医疗设备差到极点。
从那时起，没有得到治疗的葛兰西就开始慢慢地走向死亡。他遭受失眠折磨，牙齿脱落，患有严重的消化不良和肺病。1933年，在他病入膏肓后，才获准转移到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福尔米亚(Formia)一家私人诊所，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1935年8月又转入罗马的奎西萨纳(Quisisana)诊所。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因脑溢血逝世。就在基于疾病而释放他的赦令被签署时，他与世长辞，年仅46岁。
然而法西斯主义者并没有得逞——在囚禁期间，葛兰西仍然成功地写下了三十三本札记(约2350页)，记载了他的历史、哲学、政治和文学思想。不同资料来源在笔记本数量上略有出入(有说32本、33本、34本)，但核心事实不变：他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理论著作。
一个在狱中牙齿掉光、无法吃固体食物、最终46岁死于脑溢血的革命者，被后人用“大胃袋”羞辱——这不仅是历史事实的歪曲，更是对革命者人格的亵渎。
4.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这种攻击?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写道：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
恩格斯为什么说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因为那些攻击马克思的人，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的私人问题而攻击他，而是因为马克思的阶级立场。
用“大胃袋”攻击葛兰西，与用“私生子”攻击马克思、用“梅毒”攻击列宁，手法如出一辙——用私人生活的污名化替代阶级分析，用道德诽谤替代理论批判。
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策略“压根不屑于照搬对方在道德、私人上的造谣污蔑”。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用《哲学的贫困》，批判杜林用《反杜林论》——他们从不靠攻击对手的私生活来赢得论战。
三、“反《资本论》的革命”：断章取义下的理论谋杀
1.被截取的“罪证”
攻击者截取了葛兰西1917年12月24日发表于《前进报》(Avanti!)的文章《反〈资本论〉的革命》中的一句话：“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
据此，他们指控葛兰西反对马克思、反对《资本论》。
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
2.葛兰西的完整论述
让我们看看葛兰西紧接着说了什么(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文库)：
“布尔什维克革命现在已确定无疑地属于俄国人民总的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但是，已发生的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事件已经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像应该按照这一公式发展。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也还有宿命论的东西。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总之，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
葛兰西的意思再清楚不过：
第一，布尔什维克否定的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对马克思的教条式解读——那种认为历史必然按照《资本论》中的西欧模式展开的宿命论。
第二，布尔什维克“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集体意志的核心思想。
第三，葛兰西批评的是“用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这恰恰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而非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
正如有学者指出，葛兰西所反对的，实质上是“被第二国际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对其(《资本论》)的字面解释”。
3.文章的写作背景
要理解这篇文章，必须回到1917年的历史语境。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按照《资本论》中基于西欧经验的逻辑，像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本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十月革命发生了。
葛兰西写这篇文章，目的是声援布尔什维克，为十月革命进行理论辩护。他的核心论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这不是“反马克思”，而是在马克思的框架内回应新问题——即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如何可能?
4.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本人从未将《资本论》的结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公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他研究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1895年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增补”中也承认，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不能机械地套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
把马克思主义从活的科学贬低为一套固定的公式，再用这套公式去审判一切不符合公式的现实——这正是葛兰西所批判的“教条主义”。
葛兰西的论述恰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论必须能够解释新的历史经验，而不是用旧公式去否定新经验。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
四、文化霸权理论：被误读的革命战略
1.什么是“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hegemony，又译“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在1929年至1935年间写于狱中的《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核心概念。
简单来说，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暴力(军队、警察、法庭)，更依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通过学校、教会、媒体、家庭等“市民社会”机构，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变成全社会的“常识”。
葛兰西有一句著名的比喻：“国家只是一条护城河，背后耸立的是有众多巨大城堡构成的强大系统。”“护城河”是暴力机关(国家机器)，而“城堡”则是市民社会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机构。
2.“阵地战”vs“运动战”
基于这一分析，葛兰西提出了两种革命策略：
“运动战”：正面的、迅速的、暴力的进攻——就像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所做的。
“阵地战”：在市民社会中长期的、渐进的、意识形态的争夺——针对西欧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战略。
关键问题是：葛兰西是否主张用“阵地战”取代“运动战”?
答案是否定的。
葛兰西从未放弃暴力革命。他认为，在西欧——那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国家机器，还通过市民社会渗透到群众意识中——无产阶级必须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既要准备“运动战”(暴力夺取政权)，也要进行“阵地战”(争夺文化领导权)。实际上，葛兰西明确指出，“阵地战”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进行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阵地战”不是“放弃革命”，而是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中，为革命创造意识形态条件。
3.常见的误读
误读一：葛兰西主张用文化斗争取代暴力革命。
事实：葛兰西从未放弃暴力革命。他只是在分析西欧的特殊条件时，强调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误读二：文化霸权理论是“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事实：葛兰西的“阵地战”与二战后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的“结构改革”理论之间存在重要的历史距离。陶里亚蒂在1944年提出“革命时代已经结束，进化时代已经到来”，1956年正式提出“结构改革”理论——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将葛兰西狱中的理论探索与陶里亚蒂战后的政治路线直接等同，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粗暴简化。
误读三：文化霸权理论是“唯心主义”的。
事实：葛兰西明确承认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他只是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不是机械的、直线的，而是通过人的意识、文化、意识形态等中介环节来实现的。这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而非背离。
4.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但马克思紧接着也指出，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意识形态)不是被动的，它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批评那些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庸俗解读。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空间中展开的探索。他问的是：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的西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市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产阶级如何打破这种“文化包围”?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充分处理的，但不等于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
五、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也不能变成人格的污蔑
1.当前网络论战的问题
当前围绕葛兰西的争议，暴露了中文互联网理论讨论中的几个深层问题：
第一，用标签替代分析。“西修”“叛徒”“修正主义”——这些标签被随意贴出，却很少有人真正阅读过葛兰西的原文。
第二，用私德替代理论。用“大胃袋”攻击葛兰西，与用“掐脖子”攻击阿尔都塞——手法完全相同：用私人生活的污名化替代理论分析。有评论者指出，这种批判方式展现的不是理论的雄辩，而是“理论的无能，哲学的贫困”。
第三，用立场表态替代文本阅读。许多人没有读过葛兰西的主要著作，却以葛兰西为靶子展开长篇批判。
2.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惧怕批判。马克思本人就是在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与网络上流行的“扣帽子”文化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早已指出：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意味着用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式去分析每一种理论——包括葛兰西的理论——而不是用一顶帽子将其打发。
3.葛兰西的历史定位
葛兰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1月21日，葛兰西与陶里亚蒂等人在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会议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
他是意共的领导人。1924年当选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他是法西斯政权的囚徒，因拒绝逃亡而选择留下，最终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他是《狱中札记》的作者，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三十三本札记。
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当然，葛兰西的理论并非没有可批评之处。有学者指出，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存在“对市民社会作用的夸大”等问题。但严肃的理论批评与人格污蔑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六、结语：警惕“批斗”替代“批判”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当一位在法西斯监狱中耗尽生命的革命者，被后人用“大胃袋”这样的词汇羞辱时，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我们失去的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严肃批判精神。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
理论的批判，需要的是对文本的认真阅读、对历史的尊重、对逻辑的坚守——而不是断章取义、人格污蔑和情绪宣泄。
用一顶“西修”的帽子把葛兰西打发掉，失去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东西——批判的精神和发展的能力。
正如葛兰西在狱中写下的一句名言：
“理智上悲观主义，意志上乐观主义。”
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悲观;面对革命的可能，我们应当保持坚定的乐观。但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建立在严肃的理论分析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格污蔑和断章取义之上。
批判葛兰西，完全可以。但首先要准确地理解他。否则，我们批判的，可能只是自己想象中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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