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由无产阶级主导”这个原则。但原则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一条可操作的路。
这条路，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大联合。
问题在于：这条路怎么走?障碍在哪里?路径有哪些?这一章，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一、为什么“大联合”不是一句口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不是在做道德呼吁。他们是在做一个事实判断：资本的统治本身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反对资本的力量也必须是国际性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极为精准的分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这不是一个“美好愿望”，而是一个客观趋势——资本在消灭国界，把全世界的生产和消费连成一体。
但资本在“消灭国界”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分裂。
恩格斯在1847年就看清了这一点。他说：“全世界的工人到处都有同样的利益，中间阶级正在各地消失，而且它们的不同利益开始趋于一致。因此，革命不管在哪个国家开始，它必将影响其他国家，而且只有现在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
恩格斯还说过一句更直接的话：“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这个表述在今天读来格外刺耳，因为它太准了。跨国公司的董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配、G7的协调机制，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兄弟联盟”的当代形态。它们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有共同利益的。
而无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呢?还停留在口号和宣言的层面。
这不是理论的失败，这是实践的滞后。理论上早就说清楚了：资本的全球化需要无产阶级的全球化来对抗。但实践上，各国工人还在各自为战，甚至互相敌视。
二、现实为什么这么难?
说“联合”容易，做“联合”难。难在哪里?至少有四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资本的“退出权”。
当一个国家的工人要求加薪时，资本可以选择“退出”——把工厂搬到另一个国家。这种“退出权”是资本最大的结构性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工人上街抗议紧缩政策。结果是什么?资本加速外流，失业率飙升，抗议运动在绝望中瓦解。资本不需要镇压你，它只需要离开你。
这就是“资本罢工”的威力。它不出手，它只是“不玩了”，而你的饭碗就没了。
第二个障碍：民族主义的“隔心墙”。
“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这是美国白人产业工人对墨西哥移民最常见的抱怨。
“他们的工资太低，害我们被压低。”——这是德国工人对波兰、捷克工人的常见怨气。
这种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资本用“分而治之”策略精心制造的。资本把生产分散到不同国家，让不同国家的工人互相竞争。工人看到的只是“对面的工人比我便宜”，却看不到“让资本可以自由选择谁更便宜”的那个权力结构。
第三个障碍：工会组织的“国家化”。
大多数工会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的。德国的IG Metall、美国的Teamsters、韩国的民主劳总——它们在各自的国家内很强，但跨国协调能力很弱。即使有国际工会联盟(ITUC)这样的组织，其协调能力也远远不够。
ITUC代表着169个国家和地区的1.91亿劳动者(来自ITUC官网)，拥有340个全国性附属组织，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它的实际协调能力，远不如一个跨国公司的董事会。因为跨国公司的董事会可以做出决定，然后执行。而ITUC的“决定”，需要169个国家的工会都同意——这几乎不可能。
第四个障碍：全球劳工权利的全面恶化。
2025年ITUC发布的《全球劳工权利指数》报告显示：在151个受调查国家中，87%侵犯了罢工权，80%侵犯了集体谈判权，75%排斥工人建立或加入工会。全球只有7个国家完全尊重劳工权利。
换句话说，资本全球化的结果是：工人的权利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系统性地削减。
这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恰恰因为它是全球性的，所以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回应。
三、联合的路径
障碍是真实的，但路径也是存在的。以下是几条可以着力的方向。
路径一：信息共享。
跨国公司的财务数据、投资计划、供应链结构……这些信息对于工会的谈判至关重要。
如果不同国家的工人能够共享这些信息，资本转移生产时的“出其不意”效应就会大幅降低。工人可以提前知道：公司准备把订单转到哪里，新的供应商是谁，那里的工会情况如何。
目前已有一些尝试。UNI Global Union协调的“亚马逊联盟”从最初的几个德国和美国工会，扩展到19个国家的23个工会。亚马逊工人国际(AWI)从德国起步，扩展到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这些网络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信息共享。
路径二：行动协调。
信息共享的下一步，是行动协调。当亚马逊在德国和美国的仓库工人同时罢工时，资本就无法通过“转移订单”来化解压力——因为两个市场同时停摆。
“Make Amazon Pay”运动就是这种协调的尝试。2024年黑色星期五，20多个国家的亚马逊员工同时发起罢工和抗议。2025年，这一运动扩展到30多个国家。在孟加拉国，服装工人走上达卡街头，声援亚马逊供应链上的工人。
韩国现代汽车2026年的罢工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现代汽车工会联合起亚、零件供应商及外包合约工人，发起了十年来的首次全面罢工。他们采取的是按供应链时程划分的时间差策略：先由零件厂和外包工人轮班停工，第二天再由成车组装厂全面罢工。工会的意图很明确：通过依序中断零件供应和成车组装，直接对供应链顶端的车厂施加压力。
这是“供应链罢工”的雏形——不是每个工厂单独行动，而是沿着供应链的节点协同施压。
路径三：组织联结。
国际工会联盟、区域性的工会网络、左翼政党之间的定期交流——这些平台的功能是为联合提供制度化的渠道。
但制度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组织联结，需要从“开会”走向“行动”。一个每年开一次会、发几份声明的国际组织，和一个能够协调跨国罢工、组织联合抵制的国际网络，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WFTU(世界工会联合会)在2025年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正在攻击工人的权利和成果，结果就是“少数人的利润，多数人的贫困”。WFTU呼吁“加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但“呼吁”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恰恰是问题的核心。
路径四：共同的斗争目标。
联合不能只是为了“反对什么”，还必须为了“争取什么”。
制定跨越国界的共同诉求，比如“最低工资的全球底线”“跨国公司的全球纳税义务”“供应链上的劳动标准可追溯”——这些目标看起来遥远，但历史上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自动实现的。八小时工作制、周末休息、退休金——这些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是工人运动用几十年斗争换来的。
路径五：拒绝“伪联合”。
不是任何形式的“国际组织”都值得加入。
如果一个国际组织在实际上服务于跨国资本的议程(如某些全球性的雇主协会)，或者以“国际团结”为名干涉他国内政，它就应该被明确排除在联合的范围之外。
列宁有一句话值得记住：无产阶级要“尽最大的努力联合同盟军”，但同时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这不是对同盟者的贬低，而是对现实的清醒判断。联合不是谈恋爱，不需要“忠诚”。联合是斗争，需要的是“在具体问题上能否共同行动”。
四、最核心的难题：谁来领导?
说了这么多路径，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谁来领导这场联合?
不是靠某个“国际中心”。第三国际的教训已经证明：高度集中的国际指挥，会脱离各国实际，导致灾难性的路线错误。
不是靠某个“大党”来指挥。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不同，战略不同，用一个“总路线”来统一所有人，结果往往是最大的党压制最小的党。
不是靠“大家商量着来”。一个没有核心的“平等协商”，结果就是无休止的扯皮，最终什么决定也做不了。
那靠什么?
靠具体行动中的协调。不是先建立一个“总指挥部”，然后命令所有人执行。而是从具体问题开始，让不同国家的工人在同一个具体目标下协调行动。成功了，信任就积累一层;失败了，反思之后再来。
恩格斯的晚年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保证各国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要“依据情况改变策略”。恩格斯在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明确承认了各国工人运动的自主权。
这不是退步，这是对国际主义的更成熟理解。国际主义不是“我指挥你”，而是“我们协调行动，但各自保留判断权”。
五、一个需要正视的矛盾：中国的位置
讨论国际无产阶级大联合，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中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任何关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讨论，都不能不面对中国的角色。
但这里有一个深刻的矛盾：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否总是一致的?
不一定。
当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它遵循的是市场逻辑。这个企业可能压低当地工人的工资，可能利用当地法律的漏洞，可能把利润汇回国内——这与任何跨国公司的行为，并没有本质区别。
当中国与某些发展中国家发生贸易摩擦时，它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这可能会损害对方国家工人的利益。
当中国在联合国投票时，它可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与某些压迫工人的政权保持友好关系。
这不是在否定中国，而是在指出一个事实：一个国家，即使它的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它的行为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完全一致。
正因为如此，国际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不能建立在“某个国家是正确的”这个假设之上。它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斗争”的基础上——中国工人、菲律宾工人、德国工人、尼日利亚工人，他们的共同敌人是跨国资本，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改变这个让资本自由流动、让工人被锁在原地的全球秩序。
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不应该是“领导”，而应该是“协调者”。不是“我来告诉你们怎么做”，而是“我们一起来做”。
六、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章讨论的“国际无产阶级大联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关系?
它是最核心的内容。
一个没有无产阶级联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空壳。它可能是一套漂亮的外交话语，可能是一系列具体的合作项目，但它没有灵魂——因为它没有回答“谁主导”这个根本问题。
反过来，一个以无产阶级联合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它不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劳动者的全球化。
这不是说要立刻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或“全球工会联合会”。它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共享信息、协调行动、设定共同目标、拒绝被收买。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过一段话：“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
“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话的难度，我们都清楚。但它的方向，我们都认可。
联合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不联合，就永远只能被动挨打。
七、结论
国际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不是一个可以“宣布”成立的东西。它是一个需要被“建”出来的东西。
它需要信息共享来打破资本的“信息垄断”，需要行动协调来对抗资本的“退出权”，需要组织联结来弥补工会的“国家化”，需要共同目标来超越民族主义的“隔心墙”。
它不需要一个“总指挥部”，但需要一个“协调机制”。它不需要所有人服从一个“总路线”，但需要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它不需要立刻建成“世界共和国”，但需要从现在开始，从每一件可以联合的事情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这句话写于1848年。177年过去了，它仍然是“首要条件之一”。
因为资本的联合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劳动者的联合，也不能停止。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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