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众号编者按
「解放神学」是冷战时代拉丁美洲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生下的一个奇特的孩子，它的许多思想源自于基督教教义，但在最终的实践之中与游击队和社会革命合流。今天刊登的这一篇文章，用十分生动的史学笔调讲述了尼加拉瓜解放神学的诞生：它不是一两个教士与知识分子的造物，而是苦难之下的民众共同创造的一种革命的思想。
故事的前半程，是卡德内尔与一系列贫困的农民如何将基督教激进化，解释为一种将矛头直指不公、将希望寄托于斗争的思想。贫困的农民与工匠在公社之中交谈着圣经的文本，而心中的义愤与希望让基督的面孔与游击队员重合。
而故事的后半段则是桑蒂诺革命之后的悲剧，我们看到了第三世界革命一再上演的绝境——革命在一国一地胜利了，但是却在重重的重压之下走向崩溃。同阿联德的智利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新兴的桑蒂诺革命政权在里根政府的打压之下，面临着反政府游击队、物资管控乃至于直接的军事压力，最终革命走向了失败。而且这个过程之中，基督教的总体，又逐渐走向保守，以至于最终汇入了反对革命的潮流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将故事的前半段理解为革命之中的能动部分，而后半段理解为结构的制约——斗争的裂隙之中，不论是民众还是知识分子都有着大的创造力，可以将最保守的思想改造成自我解放的利器。但一旦能动者在国际秩序的缝隙之中创造了革命，最终撞上了墙壁，第三世界革命的限度就展现了出来，以至于当教会又一次走向保守、革命政府最终腐化堕落、民众因为心灰意冷而不再相信解放之际，我们或许需要少一些道德主义的苛责，思考着如何将能动的筹划指向结构本身——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革，或许是释放第三世界革命之潜力的前提。
索伦蒂纳梅：尼加拉瓜解放神学的生与死
一.
尼加拉瓜湖是密歇根湖与的的喀喀湖之间最大的淡水水域，南北一百英里，东西四十英里，湖里游着淡水鲨鱼，据说是某个地质时期从海洋逆流而上、后来适应了淡水的遗存。一百年前，这里曾是华盛顿和纽约的热门话题，美国政府与尼加拉瓜签署条约，计划沿圣胡安河、穿过尼加拉瓜湖开凿一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运河，与巴拿马方案竞争。工程于1889年开工，四年后因金融风暴停工，此后再未恢复，直到1899年地峡运河委员会成立，巴拿马方案最终胜出。索伦蒂纳梅群岛，散布在湖的南端、靠近哥斯达黎加边境的三十八座热带岛屿，被留给了大鳍鱼、巨鲶，以及一千名分散在各岛上、以捕鱼和自给农业为生的贫苦农民。到1965年，岛上绝大多数人仍不识字，学校断断续续地开着，老师来了又走，与有组织宗教的接触需要乘船去大陆上的圣胡安港，用卡德纳尔后来的话说，这里的生活是 una vida dormida，一种沉睡的生活。
卡德纳尔本人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1925年出生于格拉纳达的显赫家庭，在马那瓜和墨西哥城受教育，二十三岁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埃兹拉·庞德那里发现了一种将历史、经济、政治和真实人物的声音同时编织进诗歌的方法。回到尼加拉瓜时他已经是一位公认的诗人，在鲁本·达里奥的祖国，这一代年轻人在街上朗诵诗句，见面互相喊 ¡Hola, poeta!。但他同时也被卷入了政治，1954年，一群对老索摩查高压统治不满的诗人和知识分子策划了一场起义，起义惨败，领导人阿道福·巴埃斯·博内被捕后遭到阉割，巴勃罗·利尔被割掉舌头，首席施刑者据说是年轻的塔肖·索摩查本人，衣服上溅满鲜血。
这场失败之后，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宗教转变。1957年，他进入肯塔基州客西马尼的严规熙笃会修道院，托马斯·默顿是他的初学导师，两人成为亲密的朋友，共同梦想在第三世界的某个地方、在朴实的人们中间建立一座冥想式基督教公社。默顿自己是一个深受佛教、印度教和苏菲派影响的非传统神秘主义者，在民权、非暴力抗议和精神解放方面持日益激进的立场。但卡德纳尔的身体承受不了客西马尼的严酷体力劳动，两年后离开，前往哥伦比亚完成神学学业。1961年，从神父转变为游击队员的卡米洛·托雷斯的事迹引发了他的思考：隐居式的冥想究竟是不是完成基督在世使命的最佳方式。1965年，他年满四十岁，晋铎成为神父，和两个朋友——哥伦比亚诗人威廉·阿古德洛和卡洛斯·阿尔贝托——一起登上了索伦蒂纳梅最大的岛屿曼卡隆。
二.
卡德纳尔不是来革命的，他四十岁，刚晋铎，和两个朋友在曼卡隆岛上盖了几间茅屋，打算过修道院式的默观生活。岛上有大约一千个农民和渔民，大多不识字，和外界几乎没有联系。这些人开始划船过来，不是因为卡德纳尔叫他们来，就是路过，好奇，或者实在无事可做，卡德纳尔也不讲道，只是做弥撒，后来有人问，能不能教教我们。他借来了一套课程，“上帝之家”，是从马那瓜一个棚户区堂区传过来的，本质上就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让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出发谈正义、工作、家庭、疾病、死亡，然后把这些和圣经连起来。参与的人慢慢有了某种尊严感，彼此也更亲近了，但阿古德洛后来回忆说，那一切非常美好，就是没有导向任何承诺，对话围着一个漂亮的圈子打转，碰不到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
转折发生在1970年前后。卡德纳尔访问了古巴，回来后发表了关于古巴的演讲，写下了《在古巴》一书，他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联系，包括阵线创始人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公社的焦点开始从冥想的隐修转向一种更危险的实践。在1971年至1976年间，每个星期天——有时在曼卡隆的教堂里，有时在对面的茅屋里，有时在更远岛屿的露天场地上——不识字的农民围坐在一起，逐节讨论当天的福音经文。卡德纳尔开始用录音机记录这些对话，他誊抄、轻微编辑，后来以四卷本的《索伦蒂纳梅的福音》出版，在全球被翻译成六种语言，成为解放神学运动的核心文本。
讨论的方式很简单。首先把福音书分发给所有能阅读的人，老人和住在远离学校的岛上的人通常不会读，由某个男孩或女孩大声朗读整段经文。使用的译本是一个匿名但出自诗人之手的西班牙语新教译本 Dios llega al hombre，语言是拉美农民日常使用的简单口语，然后大家逐节讨论。卡德纳尔的自我定位不是讲道者，而是对话的参与者和记录者。贝里曼多年后访问过许多类似的基层社群后指出，尽管索伦蒂纳梅不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由一位神父兼诗人发起，但这些星期天对话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普通村庄里的讨论惊人地相似。卡德纳尔经常使用一种轻松的祛魅手法：他会说福音中的奇迹细节可能是虚构的、是早期社群修改过的，目的是清除干扰，让文本直接面对当下。
即便如此，不同的声音和性格仍然鲜明地浮现出来。奥利维亚·席尔瓦阿姨，十个格瓦拉家孩子的母亲，既有着对爱的深刻信仰，又具备敏锐的社会现实感，她认为上帝的话语被宣讲得非常糟糕，教会对此有很大责任，正因为福音没有被好好宣讲，社会才仍然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正是穷人理解福音，而富人却不来听。她的儿子阿莱汉德罗喜欢把革命当作实现基督教目标的方式，具有历史感;老托马斯·佩尼亚不识字却充满智慧;他的儿子费利佩直言不讳，心中充满对富人的愤怒，在他看来，富人在俱乐部里用宴席、派对和狂欢高高在上地活着，全以人民为代价，在少数人中间挥霍浪费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埃尔维斯·查瓦里亚是最富幻想色彩的人，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人类正在开始看见基督对穷人的爱那道光，那是正在全世界兴起的革命;劳雷亚诺几乎每次讨论都会回到革命和革命者的话题上;潘乔是保守主义者;纳塔莉亚曾为几乎所有在场的年轻人接过生;马塞利诺将圣经象征与人民经验的线索编织在一起。
并不是岛上所有人都会来，有些人没有船，有些人怀念他们习惯的圣人崇拜，还有一些人因为反共宣传的影响而远离公社，也可能出于恐惧。但那些来的人，很快开始在福音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之间找到了精确的对应。《约翰福音》的序言被解读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宣言，费利佩说，基督从上帝那里带来了对人民极其重要的信息——道，不是任何普通的话，而是一句严肃的、不欺骗他人的真话。当讨论到创造与劳动时，那个衣衫破旧、身材矮小、从教堂角落发言的陌生人说，所有事物都来自父的力量，父把这种力量赐给子，而子的力量也同样是人们的力量。费利佩抓住这一点说，劳动者通过继续创造在地球上延续上帝的力量，因此土地应该属于劳动者，而不应该属于那些不劳动的人，那些有鞋穿、有饭吃、有衣穿、到处旅行却不工作、不播种、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人，却拥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拥有房屋和土地。安蒂迪奥·卡巴尔进一步把创造与言说理解为同一件事：上帝通过自己的话创造，而创造本身就是一种交流，索伦蒂纳梅的画家画画、木匠制作桌子，每一位劳动者都通过自己的创造让别人认识自己。
讨论天使报喜时，话题变得更加尖锐。老托马斯说，天使祝贺马利亚，因为她将成为弥赛亚的母亲，但天使也在祝贺所有穷人，因为救主不会出生在富人中间，而会直接出生在穷人中间。胡里奥补充：正因为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解放受压迫者，他才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奥斯卡随即纠正说，剥削者也将从他们自己的剥削中被解放。奥利维亚进一步阐明：富人和穷人都将得到解放，穷人将从富人手中被解放，而富人将从他们自己手中、也就是从他们的财富中被解放，因为他们比穷人更是奴隶。然后有人说，天使仅仅通过宣布这个名字，就已经在进行颠覆活动，这就像有人在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宣布一位解放者即将出现。耶稣的名字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释经行为，Jesus 通常被译为救主或拯救，但公社将希伯来语名字 Jeshua 解释为雅威进行解放或雅威就是解放——解放者，而不是救主。讨论《尊主颂》的那天，埃斯佩兰萨朗读了经文，女人们开始评论。安德烈娅说，马利亚认识并接受了解放：从罪中、从自私、不义、苦难、无知，从一切压迫性的事物中，那种解放也在她们的子宫里。特蕾西塔说，如果马利亚生活在今天，她会把自己称为无产者，或者索伦蒂纳梅的农民。卡德纳尔问，如果希律王听到一个人民中的女人歌唱上帝将拉下有权势者、抬举卑微者、使饥饿者饱足并让富人空手离开，他会怎样评价她?纳塔莉亚笑着说，他会说她疯了;罗西塔说，他会说她是共产主义者;劳雷亚诺说，不能只说人们会把圣母称作共产主义者，她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者。当有人问"使饥饿者得到美物"意味着什么，一个年轻人回答：饥饿的人将会吃饱;另一个人直接说：革命。劳雷亚诺总结道：那就是革命，富人或有权力的人被拉下来，而穷人、那曾经在下面的人，被抬举起来。
讨论有时会达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直白。劳雷亚诺曾断言，完美的共产主义就是福音所希望的，保守的潘乔愤怒地反问：那是不是意味着耶稣是个共产党员?胡里奥回答：共产党员宣传了福音所宣传的内容，人们应当平等，应当像弟兄姐妹一样生活，劳雷亚诺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共产主义。卡德纳尔对潘乔说，他对共产主义的概念来自索摩查的官方报纸和电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群杀人犯和强盗，但实际上共产党员试图达成一个完美的社会，每个人贡献劳动并按需分配，劳雷亚诺发现在福音书中他们已经在教导这一点了。潘乔追问：如果我们受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就是共产党员吗?卡德纳尔说在这个意义上是，因为他们寻求相同的完美社会，也都反对剥削，反对资本主义。雷贝卡补充说，communist 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 community，如果按照上帝的意愿走到一起，大家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平等的。威廉最后说早期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共享一切。同样值得记录的是，当讨论触及“亵渎圣灵的罪”时，马塞利诺从《信经》出发进行推理，得出结论说圣灵就是他们中间团结与爱的精神，阿尔瓦罗惊叹道这就像教父们的思考，卡德纳尔经常告诉农民们，他们阐明了圣经学者无法解释的文本。在最犀利的时刻，卡德纳尔本人甚至指出，耶稣实际上做出了对圣经的无神论式解释：整本圣经谈论的全部是对他人的爱，不是侍奉上帝、崇拜上帝或爱上帝，而是己所欲、施于人。
讨论屠杀无辜婴孩那段福音时，一支国民警卫队巡逻队恰好来到共同体检查房屋。卡德纳尔的兄弟费尔南多——一位耶稣会神父——当场说，直到此刻他才真正理解这段经文所呈现的现实而严酷的情境：镇压。过去人们一直错误地阅读福音，只从纯粹属灵的意义解释它，删去其中极其强烈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只有当军队巡逻队真正到来时，经文中的“逃往埃及”才变得具体而迫近。一位女人说，只要出现一个真正善良、试图帮助人民的人，同样的事情就会在每个时代发生，任何为受压迫者解放而斗争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基督，而每当这样的基督出现，也会出现一个希律。费尔南多最后说，他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阅读福音、从中获得个人生活的属灵教训，却不参与革命，只要像索伦蒂纳梅的人一样朴素地阅读，这本书就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立场。贝里曼在概述这些讨论时指出，死亡与生命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范畴。威廉曾说，在当今世界有两类人：一些人站在生命一边，另一些人站在死亡一边，生命和爱是同一件事。费利佩说，一个为服务他人而死的人将在人民中复活。在随后几年里，“生命之神与死亡偶像”将成为中美洲教会最核心的神学表述，罗梅罗大主教在被谋杀前一个月写下了它最凝练的版本：我们要么服务于萨尔瓦多人的生命，要么就是他们死亡的帮凶，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可能的中立。
一场讨论中，格洛丽亚说出了那句话。阿莱汉德罗先说剥削是真理的反面：社会充满剥削是因为社会充满谎言，宣传使人们把恶认作善，然后格洛丽亚说：剥削是存在的，但它不被叫做剥削，它被叫做正义，而抢劫被叫做私有财产。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女孩，她没有从任何书里借任何一句话就辨认出那些社会秩序与自己的生活经验之间那道裂缝。
三.
公社实践的范围很快超出了星期天的对话。七十年代中期，卡德纳尔开设了绘画工作坊，邀请马那瓜的西班牙流亡画家罗赫尔·佩雷斯·德拉罗查前来指导，那些向来对宽阔的湖水、巨大的树木、各种形状和颜色的鸟类、茅草屋甚至邻居习以为常的农民，开始用全新的眼光重新观看这些事物。他们的画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原始主义的独特风格：色彩鲜艳、造型稚拙、细节丰富，但也有些画作开始呈现明确的政治维度。格洛丽亚·格瓦拉1975年的作品《游击队基督》，画中的基督穿着牛仔裤和牛仔衬衫，而不是腰布和荆棘冠冕，在索伦蒂纳梅本地语境中重新搬演了基督生平。一位农民画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从未真正看见世界，直到我开始画它。
1977年，委内瑞拉诗人梅拉·吉梅内斯和她的丈夫安蒂迪奥·卡巴尔来到公社。吉梅内斯在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成功开设过儿童诗歌工作坊，决定为有兴趣的农民也开设一个。大多数愿意尝试写诗的人，正是那些已经在经文讨论中找到自己声音的人：格瓦拉家的七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奥利维亚阿姨，埃尔维斯·查瓦里亚、他的弟弟埃迪以及他们的母亲纳塔莉亚，费利佩·佩尼亚，博斯科·森特诺，甚至阿古德洛家七岁的胡安和五岁的艾琳。起初他们阅读和评论已出版的诗歌——尼加拉瓜的现代诗人夸德拉、科罗内尔·乌尔特乔、殉道的莱昂内尔·鲁加马，以及北美现代诗、中国古代诗。当轮到朗读卡德纳尔自己的诗时，吉梅内斯惊奇地发现，卡德纳尔从未向农民展示过自己的作品，他后来坦白，他当时不认为文化水平这么低的农民能真正理解最简单诗句之外的任何东西。
但到了他开始参加工作坊会议的时候，参与者们已经在创作和修改自己的诗了。早期诗歌的主题简单而具体：爱情的痛苦与快乐、自然之美、美食、音乐、捕鱼、朗姆酒、鸟类、湖水在每一种天气下的不同情绪，风格干练精确，建立在经验和五感之上。
博斯科·森特诺写过一只白鹭：
一只白鹭缓缓飞过，慵懒地扇动翅膀，看着自己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
埃尔维斯·查瓦里亚写过湖水的泡沫：
泡沫顺着湖水的流向漂去，白得像挤奶桶里刚挤出的鲜奶，流淌着，堆叠着，沿着湖岸看去就像一堆堆积雪。
但愤怒很快渗入了诗歌，费利佩·佩尼亚和唐纳德·格瓦拉一直在利用青年组的会议来提高岛上年轻人的政治意识。
埃尔维斯用寥寥数行记录下刚听说的事件：
国民警卫队把一个受伤的农民从山上抬下来：
快要死了，快要死了，风不停地吹动灌木丛，遥远的地平线上，太阳沉落，消失不见。
费利佩在格拉纳达的公园里看到了十五个面容悲伤、衣服肮脏、鞋子破裂的老头，互相打量着对方。渐渐地，一些诗歌开始想象革命到来之后的世界：一个充满学校、每个人都有体面食物、健康的孩子、没有国民警卫队的世界。
四.
索伦蒂纳梅在尼加拉瓜南部边境沿线，浓密的热带植被极易掩盖人类的存在，桑地诺阵线当时正在全国酝酿起义。卡德纳尔在七十年代中期加入了桑地诺阵线，他认为甘地式的非暴力在索摩查治下的尼加拉瓜是不可能的。他写下了那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他被默观生活政治化了，冥想把他引向了政治激进化，他是通过福音走向革命的，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而是通过基督。他私下告诉吉梅内斯起义正临近爆发点，中立不再是一个选项，甚至湖中的小天堂也无法逃脱武装斗争的后果，吉梅内斯和她的丈夫随后离开索伦蒂纳梅前往哥斯达黎加。
1977年10月13日，桑地诺阵线计划在尼加拉瓜多个地区同时发动一系列袭击，最南端的目标是圣卡洛斯山丘上的国民警卫队驻军。来自公社的志愿者包括费利佩·佩尼亚、埃尔维斯·查瓦里亚、唐纳德·格瓦拉，格瓦拉家的米里亚姆、阿莱汉德罗、胡里奥·拉蒙、格洛丽亚和伊万，还有努比亚·阿尔西亚、佩德罗·巴勃罗·梅内塞斯、博斯科·森特诺、胡塞·阿拉纳和劳雷亚诺·迈雷纳。训练时间极短，他们学拆解和发射好不容易搜集到的杂牌武器：老旧的加兰德步枪、M-3冲锋枪、点四五手枪、点二二小口径，还有一把古旧的十二号霰弹枪，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开枪。
行动前，非战斗人员被送往哥斯达黎加，费利佩告诉老托马斯他会在一周内回来。10月10日，他写下《与父亲告别》：
10月10日星期一，我向你道别，你病着，低垂着头，就那样坐着看我。
我答应很快就回来，你满心怀疑地眯起眼，仿佛在说：你回不来了。
你脸上满是悲伤，坐在那张旧凳子上，伸手揽住了我，没说一句话，默默接受了这场告别。
最后一次拥抱你时我笑了笑，心却在哭泣，只有我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要离开你。
卡德纳尔和阿古德洛一家已经去了哥斯达黎加，事实上，卡德纳尔即将展开高强度的国际巡回演讲，为阵线争取支持。拂晓时分，袭击开始，近二十人的队伍向驻军开火。胡里奥·拉蒙后来说，他们从来没打算杀死那些卫兵，他们只是文盲，那不是他们的错，责任在于那些指挥官、大人物和官员。但国民警卫队拒绝投降，反抗者再次开火，伊万成功地将一枚手榴弹扔进挤满卫兵的厨房，一位老妇人开始尖叫：桑地诺游击队来了!战线越推越近，博斯科后来回忆起那个瞬间：米里亚姆跪在那里，她的枪比他们任何人的都握得更好，在她脚边，是一个死了的卫兵。
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他们占领了驻军，哪怕只是暂时的。阿莱汉德罗准备烧毁这个地方，但听到里面受伤卫兵的呻吟声，决定不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一慈悲之举保留了主体建筑，后来却被索摩查的发言人用来证明反抗者实际上根本没有占领驻军基地。一名叫查托的战士在试图扔手榴弹时受了重伤，鲜血大片扩散，但努比亚打开无线电后发现，全国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对应的起义在发生，这意味着索摩查的全部怒火会倾泻在圣胡安港的他们身上。
他们慌乱地寻找船只撤退，找到了两艘，沿里奥弗里奥河朝哥斯达黎加方向驶去。查托显然快死了，不得不被留下，费利佩和罗贝尔托·皮查多留在后面掩护其他人。费利佩的霰弹枪卡壳了，他被包围了，他们让他投降：好，我投降，别杀我，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直升机开始追赶他们，反抗者弃船步行，穿越沼泽，整晚在黑暗中艰难前行，蚊子凶猛，成群结队，还有蛇。努比亚滑入深水区开始溺水，在黑暗中向阿莱汉德罗呼救，一个月后的11月13日，他们将在哥斯达黎加结婚，恰好是袭击事件发生整整一个月后。几天几夜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洛斯奇莱斯的灯光，距离哥斯达黎加只有几百码。
在此期间，国民警卫队烧毁了公社的每一栋建筑，只有教堂被保留下来用作兵营。埃尔维斯和唐纳德被捕，挨打，捆绑起来，被带上一艘船运走，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时，其中一个人举起手打出了V字胜利手势。他们被带到拉埃斯佩兰萨庄园，索摩查本人的产业，双臂反绑在背后，遭到酷刑和审讯，头部中弹，被埋葬，直到两年后革命胜利时才找到他们的遗体，他们被绑住手腕的绳索被保存了下来，现在陈列在索伦蒂纳梅修复后的图书馆里。费利佩被带到了圣胡安港的拉巴托利纳监狱，他在那里被剥光衣服、捆绑、殴打、审讯、包扎、再次殴打、挨饿，一次又一次受到威胁，但他绝不屈服。他接受了一名记者的采访，坦承自己属于桑地诺阵线，他说：我没有报酬，为阵线而战的人不是为了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做;他对法官说不在乎他们枪毙他，把他说的写下来就行。在狱中他继续写诗，他从牢房里看到湖对岸索伦蒂纳梅群岛的蓝色轮廓，四个月没有见到太阳，有那么一刻他梦想着，也许有一天他也能航向自己亲爱的岛屿，或航向格拉纳达。他写到一个女孩冒着雨来看他：
克里斯蒂娜，你的眼神、你的话语和你告别时的吻，我永远不会忘记。
1978年8月22日，埃登·帕斯托拉领导的桑地诺突击队攻占了马那瓜的国家宫，劫持国民议会部分成员作为人质，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索摩查被迫同意。费利佩与其他政治犯一起走出拉巴托利纳监狱，他们乘飞机飞往马那瓜，穿过挤满人群的街道，成千上万的尼加拉瓜人高呼桑解阵万岁、民族解放万岁，然后飞往巴拿马。几个月内，费利佩经哥斯达黎加返回尼加拉瓜，这一次他穿上真正的军装，装备精良。他告诉吉梅内斯他正在试着写一首脑子里已经想好的长诗，但他必须给它形式，把想法协调起来。她下午回来找他时，他已经被召回尼加拉瓜参加战斗，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新几内亚附近：跪在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友身旁，拒绝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等死。国民警卫队逼近，他的遗体从未被找到。
流亡期间和返回尼加拉瓜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诗人们写出了比早期更加有力的作品。博斯科·森特诺的长诗《索伦蒂纳梅》概括了公社的全部经历，伊万·格瓦拉写了《山中的四天，然后是流亡》，格洛丽亚写了第一首梦境与现实交错的诗，米里亚姆提供了袭击本身最生动的画面，奥利维亚阿姨扩展了她最强有力的主题：孩子的苦难、食物的渴望、对索摩查主义的深刻仇恨，至于埃尔维斯，精炼、有节奏、极简主义;唐纳德，有着强大的描述天赋，如果他们在袭击中幸存下来，会成为什么样的诗人?没有人知道。
五.
1979年7月，革命取得胜利。卡德纳尔在哥斯达黎加接到电话，德埃斯科托神父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文化部长的职位，他说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如果是命令就接受，德埃斯科托坚持，卡德纳尔最终接受。
革命胜利初期，教会与政府之间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1979年11月，尼加拉瓜主教会议发表了一份出人意料的牧灵书信，承认“我们并不总是能够达到人民需求所要求的水平”，区分了虚假社会主义与一种旨在满足大多数尼加拉瓜人需求、导致“权力向大众阶级的真正转移”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也警告说，没有任何历史上的革命实现能够穷尽上帝之国的无限可能性。这段蜜月没有持续多久，到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压力急剧升级，主教们的立场也随之转向反对，奥班多大主教日益成为反桑地诺力量的象征性领袖。1983年3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尼加拉瓜，在莱昂发表了一篇对农民受众而言难以理解的关于天主教教育的演说后，他飞回马那瓜，在数十万民众面前主持露天弥撒。人们期待他对革命成就说一些认可的话，或者至少谴责来自洪都拉斯的康特拉袭击，而前一天，同一个广场上刚举行过十七名被康特拉杀害的青年的葬礼。这一切都没有进入教皇的讲道，他选择强调主教是天主教会团结的焦点，人群开始不耐烦，阵亡者的母亲举着孩子的照片冲向前去，人们开始高喊“我们要和平”，教皇变得越来越愤怒，三次打断讲道大喊“肃静!”，贝里曼写道，教皇在一天之内毁掉了他们近四年来试图成就的东西。
作为文化部长，卡德纳尔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邀请梅拉·吉梅内斯为整个自由尼加拉瓜规划诗歌工作坊，这些工作坊取得了巨大成功：士兵、护士、工厂工人、木匠、学生、渔民、家政人员和机修工接触到了读诗和写诗的世界。1980年，文化部出版了《索伦蒂纳梅的农民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广泛传播。革命胜利三个月后，500名福音派牧师聚集在一起，发表了支持革命的集体声明，他们感谢上帝赐予“尼加拉瓜人民及其解放工具——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敦促基督徒参与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和识字运动，并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一年后，桑地诺阵线发表了《关于宗教的官方公报》，明确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决裂，声明“桑地诺阵线的经验是人们可以既是天主教徒又是革命者”，这一立场在此前任何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都找不到先例。
公社的共同释经和集体创作如今被委托给了一个国家机构来推广。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每一个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都感觉得到：当一种在制度之前就已经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国家授权的能力被纳入制度的轨道去运行时，它还能保持最初的质地吗?最初的诗人群体很快分散，到1987年，只有博斯科·森特诺和伊万·格瓦拉继续写作和出版，两人都是军官，格洛丽亚为政府工作，仍在画画，索伦蒂纳梅不再有诗歌工作坊。1982年，在马萨亚举行的尼加拉瓜基督徒社区全国会议上，一个讨论小组的对话被记录下来，一位因儿子在战争中牺牲而几乎疯掉的妇女说，CEB鼓励她加入桑地诺防卫委员会，“融入基督教生活的革命工作”;一位建筑工人说，在工会中分享利润“不仅是革命行为，也是基督教行为”;一位农民回忆起革命后两个campesinos在一栋前索摩查分子的房子里结婚的场景，“我们以前耕种田地，却从未看过房子的内部”，他们跳了一整夜的舞。纳塔莉亚住在原地，埃尔维斯出生和长大的简陋房子，老妇人患有头痛和其他不明的病痛，这些病痛始于埃尔维斯离开家去参加袭击的那一天。她不再怎么写作了，更喜欢把时间花在摇椅上，穿过格瓦拉家的宅基地，越过湖面，凝视着哥斯达黎加的山脉。与同样在起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却明白这种牺牲意味着什么的奥利维亚不同，纳塔莉亚对政治似乎感到苦涩和困惑。索伦蒂纳梅的地理命名法已经被改变，维纳达岛现在叫唐纳德·格瓦拉岛，圣费尔南多岛现在叫埃尔维斯·查瓦里亚岛，曼卡隆现在叫费利佩·佩尼亚岛，死者的名字刻进了土地。但对纳塔莉亚来说，没有任何命名能够回答那个她困惑的问题。佩德罗·巴勃罗·梅内塞斯在八十年代初背叛了桑地诺事业，前往哥斯达黎加加入埃登·帕斯托拉的民主革命联盟(ARDE)，在与帕斯托拉的小组取得联系后不久，他在可疑的情况下被杀。
革命胜利后的十年里，尼加拉瓜承受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战。1981年至1990年间，康特拉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边境地区持续发动袭击。到1983年，中情局资助的这支部队已从最初的小股武装膨胀到一万余人，并继续向一万五千人扩张。里根政府同时切断了对尼加拉瓜的经济援助和小麦销售，试图通过经济窒息来引发内部不满。战争造成约三万人死亡，经济陷入崩溃：到八十年代末，尼加拉瓜的人均GDP已降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百分之三万，征兵制使大量年轻男性被迫进入战场。贝里曼在1983年底的补充更新中指出，里根政府将这场冲突纳入冷战框架，美国的政策逻辑正将中美洲推向“一场全区域范围的战争”。在战争疲惫、经济崩溃和社会撕裂之中，1990年的选举勉强举行。
六.
接下来的几十年不属于索伦蒂纳梅。1990年，桑地诺阵线在选举中落败，和平地将权力移交给维奥莱塔·查莫罗的反对派联盟。在这场选举中，天主教会尤其是奥班多大主教扮演了关键角色，许多主教积极支持反对派。随后是十六年的在野。奥尔特加于2006年重新当选总统。此后他通过修宪废除了总统任期限制，逐步控制了司法、选举机构和军队，2023年，奥尔特加政府已经对天主教会展开了系统性的镇压。约110名神父被驱逐出境。阿尔瓦雷斯主教因批评政府被判处26年监禁，和另外94名政治反对者一起被剥夺了尼加拉瓜公民身份。抗议者喊出的口号带着令人不安的精确对称：Daniel y Somoza son la misma cosa。丹尼尔与索摩查是一回事。
这半个世纪里发生了很多事：战争、反革命、美国禁运、选举失败、权力的集中、与教会的反复破裂与修复。革命的名称成为政权的财产，制度的权力消灭了当初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参与式实践。不再有农民围坐讨论福音，不再有诗歌。还有一道问题，费利佩、埃尔维斯和唐纳德拿起枪的那一刻就悬在他们头顶了。不行动，等于接受系统性的暴力。行动，等于进入后果无法完全控制的暴力。这道张力从来没有被任何一次胜利真正消除过。它会在每一个自以为已经终结了它的制度内部重新出现。任何的历史秩序都不能宣称自己代表了正义的全部可能性，这是让行动保持诚实的唯一办法。
索伦蒂纳梅的真正遗产不在马那瓜的走廊也不在任何一座刻着烈士名字的岛屿上。它在农民画家画出他从未真正看见过的世界的那幅画的瞬间，就像我们也等待着，一个从没出现过的世界的诞生。
参考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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