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前文链接:《人类命运共同体辨析与批判——第五章:如何应对“越共式”的背叛》)讨论了“越共式”的背叛,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行动协调”必须以“尊重主权”为前提,同时保留“批评权”。
但这个结论留下了一个未回答的问题:“尊重主权”和“支持革命”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A国共产党支持B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算“支持革命”还是“干涉内政”?如果B国政府指责A国“干涉内政”,A国应该怎么回应?如果A国因为害怕被指责“干涉内政”而放弃支持,它是不是就背叛了国际主义?
这个问题不回答清楚,“行动协调”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任何行动协调,只要涉及跨国支持,就会遇到“干涉内政”的指控。如果无法区分正当支持与不正当干涉,那要么陷入无原则的“不干涉”陷阱,要么滑向无边界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为什么这个问题必须单独处理
“干涉内政”是西方资产阶级攻击社会主义阵营最常用的武器之一。
冷战期间,美国指责苏联“输出革命”,指责中国“支持叛乱”,指责古巴“干涉拉美”。冷战之后,这个武器用得更加频繁: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被说成“新殖民主义”,中国与拉美左翼政府的关系被说成“干涉后院”(美帝国主义以所谓门罗主义为基准将拉美视为其后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道义支持被说成“渗透”。
这套话术的逻辑链条是:你支持别国的革命,就是干预别国的内政;你干预别国的内政,就是侵犯别国的主权;你侵犯别国的主权,就是帝国主义。
这个逻辑链条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它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即“现有国家政权代表全体人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个前提是错的。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不是代表全体人民的,而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权是资产阶级的、是压迫人民的,那它就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而是“压迫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不干涉内政”实际上是“不干涉压迫”。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这个国家机器。
既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不干涉内政”这个原则,在阶级社会里就不可能是一个超阶级的原则。它要么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盾牌,要么是无产阶级用来保护革命成果的武器。关键看这个原则被谁使用、为谁服务。
二、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区分“支持革命”与“干涉内政”需要把握三条标准。这三条标准不是孤立的,必须结合起来看。
第一条:谁是斗争的主体?
这是最核心的标准。
如果斗争的主体是本国人民——他们自己组织、自己决策、自己行动——外部的支持只是辅助性的,那这是“支持革命”。
如果外部力量越俎代庖,替本国人民做决定、替本国人民打仗、替本国人民建立政权,那这就是“干涉内政”。
抗法援越之所以是“支持革命”的范本,就是因为中国派了顾问团、提供了武器物资,但决策权始终在越共手里。陈赓、韦国清可以提建议,但最终打不打、怎么打,是武元甲和胡志明说了算。中国顾问团在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战役的指挥权、决策权完全属于越南人民军。这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客人可以帮忙,但不能替主人过日子。

(越南人民军攻占奠边府)

(带领中国顾问团的陈赓大将)

(武元甲)
第二条:目的是什么?
如果目的是帮助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这是“支持革命”。
如果目的是控制对方、把对方变成自己的附庸、服务于自己的地缘利益,那这就是“干涉内政”。
苏联入侵阿富汗,打的旗号是“支持阿富汗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实际上是把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附庸。阿富汗人民没有获得解放,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苏联在阿富汗扶植的政权,从总理到部长,都听命于莫斯科。这不是“支持革命”,这是“干涉内政”的典型。

(最后一批撤离阿富汗的苏军)
第三条:手段是什么?
如果手段是道义声援、政治支持、物质援助、干部培训、国际舆论动员——这些是“支持革命”的正当手段。
如果手段是军事入侵、经济封锁、政治颠覆、暗杀政要——这些是“干涉内政”的典型手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革命”绝对不能使用军事手段。如果被压迫人民正在遭受种族灭绝,或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入侵,那么军事援助就是“支持革命”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军事手段是为了帮助被压迫者自卫,还是为了控制被压迫者?
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不是“干涉内政”,因为越南当时正在入侵柬埔寨、正在中越边境制造武装冲突。中国出兵的目的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停止边境挑衅,而不是占领越南、控制越南(“我们决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这是一个“惩罚性打击”,而不是“殖民性占领”。这个案例也说明:军事手段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目的和后果,而不是手段本身。
这三条标准应该结合起来看,不能只看一条。有时候外部力量可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决策权仍在对方手里,这仍然是支持革命;有时候外部力量只是“提供建议”,但实际上是强迫对方接受,这就是干涉内政。
三、西方如何混淆这两者
西方资产阶级在攻击社会主义阵营时,有一个标准套路:把“支持革命”和“干涉内政”画等号,然后用“干涉内政”来否定一切国际主义援助。
这个套路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抽象化“主权”概念。
西方把“主权”说成是绝对的、不可侵犯的、超阶级的。好像任何一个国家政权,不论它多么反动、多么残暴,只要它挂着“主权”的牌子,就神圣不可侵犯。
但西方自己从来不遵守这个原则。美国入侵越南、入侵伊拉克、入侵阿富汗、在拉美搞政变、在非洲搞暗杀——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当美国在尼加拉瓜支持反政府武装时,当美国在智利策划军事政变时,当美国在古巴搞猪湾入侵时,他们从来不说“这是干涉内政”。
第二步:污名化“革命”概念。
西方把一切革命都描绘成“暴力”“混乱”“恐怖主义”。他们不说“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他们说“极端分子制造动乱”。他们不说“帝国主义压迫”,他们说“失败国家需要治理”。
第三步:双重标准。
西方支持别国反对派时,叫“促进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别国革命时,叫“干涉内政”。
西方军事入侵别国时,叫“人道主义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军事援助被压迫民族时,叫“输出革命”。
西方在经济上控制别国时,叫“自由贸易”;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援助别国时,叫“债务陷阱”。
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它的目的不是维护“主权”,而是维护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
四、如何应对恶意混淆与攻击
面对西方的“干涉内政”指控,应该怎么回应?
第一,坚持区分标准,不被对方的逻辑框架绑架。
不要因为对方说“你这是干涉内政”就慌了手脚,开始自我辩解。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分析:谁是主体?目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如果确实是在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那就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国际主义义务。”
第二,揭露对方的双重标准。
西方自己搞干涉内政的历史极其丰富:CIA在伊朗、危地马拉、智利、古巴、尼加拉瓜搞政变;美国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发动战争;北约轰炸南联盟、利比亚。把这些事实摆出来,让对方先解释解释什么叫“干涉内政”。

(被北约轰炸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邵云环)

(许杏虎)

(朱颖)
第三,明确“不干涉”的边界,防止“自我设限”。
“尊重主权”不等于“放弃批评”。一个国家如果压迫人民、搞种族清洗、搞地区霸权,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权利也有责任公开批判它。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第四,防止“恶意”和“无意”的混淆。
恶意的混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惯用伎俩,对此要坚决反击。但无意的混淆往往来自左翼内部——有些人因为怕被指责“干涉内政”,就放弃了支持革命的义务。对这种“无意的混淆”,要耐心解释、正面引导,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五、这个问题在当代的复杂性
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特点是:“干涉内政”的指控不再仅仅来自资产阶级政府,也来自各种非国家行为体。
社交媒体的普及,让“跨国声援”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一个国家的网民可以在几分钟内发起对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讨论、请愿、抵制。这种“民间跨国行动”是否属于“干涉内政”?国家支持的革命援助与民间自发的跨国声援,性质是否相同?
更重要的是,数字时代的“信息战”让“干涉内政”的边界进一步模糊。国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影响他国舆论,也可以通过算法推送塑造他国政治议程。这些手段既不是传统的“军事入侵”,也不是传统的“外交抗议”,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行动。
在这个新条件下,区分“支持革命”与“干涉内政”的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
第一,公开性。支持革命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敢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干涉内政往往是隐蔽的、秘密的,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第二,对等性。支持革命是双向的——你支持别人,别人也可以支持你。干涉内政是单向的——只有我干预你,不允许你干预我。
第三,可逆性。支持革命尊重对方的自主权,如果对方拒绝你的支持,你就应该停止。干涉内政不尊重对方的自主权,对方越拒绝,你越要强加。
这三条标准,可以帮助我们在新的信息条件下,更准确地判断一次跨国行动的性质。
六、结论
区分“支持革命”与“干涉内政”,是国际主义实践中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标准是清晰的:谁是主体、目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
西方资产阶级的混淆是有意的,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对此要坚决反击、揭露其双重标准。
左翼内部的无意混淆,则要通过理论教育来澄清。
国际主义不是“干涉内政”的同义词,也不是“不干涉内政”的牺牲品。
它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它有明确的原则、明确的边界、明确的方向。
而明确了这些原则之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支持革命时,究竟应该以什么方式支持?如果支持方式不当,即使初衷是好的,也可能导致被支持者失去独立自主性——最终从“战友”变成“附庸”,从“依靠群众”变成“依赖外援”。缅甸共产党的兴衰,就是这个问题最惨痛的注脚。
(第六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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