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万物》的讨论已告一段落，分析文章很多，本不想写。但今天偶尔看到一则史料，有关明代徐霞客家的灭门惨案，不由得心生感想。
做为无锡人，多次去过江阴徐霞客（1587-1641）故居，徐霞客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于江阴一个富庶的士绅地主家庭。徐家是典型的江南望族，拥有大量的田产和奴仆。他家不是一般的富裕，光奴仆就有100多名。现代人热衷旅游，都知道旅游很费钱，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无法踏遍青山的。徐霞客一生出游约28次，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出游时，需要安排几个奴仆、挑夫跟随。没有雄厚的经济条件，是办不到的。
徐霞客本人毕生志在山水，但在他去世4年后，他的家族便遭遇了灭顶之灾。1645年，清军南下，南明弘光政权崩溃，社会秩序陷入空前混乱。就在这一年，江阴爆发了著名的“江阴八十一日”抗清斗争。然而，在清军围城之前和期间，江阴及周边地区同时爆发了激烈的“奴变”。
徐霞客的家族便是在这场动荡中成为了牺牲品。根据史料记载，徐家的奴仆们乘着天下大乱之机，揭竿而起，冲进主家，烧杀抢掠。徐霞客的嫡长子徐屺在这场变乱中被家奴杀害，家族中21人惨死，只有两个孙子和两个侄孙幸存。徐家积累多年的财富、田契、藏书，特别是徐霞客付出毕生心血写就的珍贵游记手稿，都遭到严重损毁和散失。徐家祖宅烧成灰烬。
同时，无锡、苏州、松江（今上海）等地的许多士绅大族都遭到了类似冲击。徐家的遭遇，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阶级矛盾总爆发的一个血腥而具体的缩影。
江南“奴变”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明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明代江南经济极度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大地主、大商人阶层聚集了巨额财富。他们为了彰显身份和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大量蓄养奴仆。这些奴仆被称为“奴仆”、“世仆”、“家奴”或“伴当”，身份低贱，世代为奴，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人随意买卖、责罚甚至处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关系侵蚀了传统的主仆伦理。许多地主对奴仆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动辄鞭打虐待。同时，一些奴仆因替主家经营商业而接触到财富，开始对自身卑微的地位产生强烈不满，追求人身解放的愿望日益强烈。
1644年明朝灭亡，1645年清军南下，这一连串的巨变使得原有的国家机器和法律秩序瞬间崩塌。维系主仆关系的官方权威消失了，这为长期被压抑的奴仆阶层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反抗机会。所谓“纲常法纪，扫地无余”，正是奴变爆发的直接契机。
江南奴变在1645年左右，明朝国破家亡达到高潮。
奴变并非零星的个人复仇，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奴仆们秘密结社，推举出领袖，如金箔、顾慎卿等，约定时间，统一行动。他们往往以“削鼻党”等名号活动，意为惩罚主人，削其鼻梁，虽为夸张，但反映了其暴力色彩。
奴仆们有明确的斗争目标——索还卖身契。焚烧或抢夺象征人身依附关系的卖身契，是获得自由的关键一步。抢夺财产，抄没主家的金银细软、粮食田契，颠覆原有财富秩序。对昔日作威作福的主人进行暴力报复，从殴打、囚禁到杀害，手段激烈。在一些地区，奴仆们提出了“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的口号，这已经带有朴素的平等思想，是后世更大规模农民起义口号的先声。
清廷在稳定江南后，为了恢复秩序，往往选择与士绅阶层合作，共同镇压奴变。
徐家的遭遇是长期阶级压迫导致的必然反弹。无论徐霞客个人对奴仆态度如何，他所在的阶级作为整体，成为了奴仆仇恨的对象。当秩序崩溃时，长期积累的怨恨便会以极端暴力的形式释放出来。徐霞客的续弦夫人罗氏，乘徐外出游历之机，把徐怀孕的小妾卖掉，造成小妾母子颠沛流离。正是这个小妾生的儿子李寄，整理了徐霞客的游记，才使其流芳百世。但李寄却终身未能归宗，穷困潦倒，侧面说明了徐家对待奴仆的严苛。
徐霞客家的惨案，是观察明末清初江南奴变的一个典型窗口。它生动地展现了在王朝鼎革、秩序崩塌的背景下，长期潜伏的尖锐社会矛盾，主要是主仆矛盾，如何以血腥的方式爆发。这场运动既是奴仆阶层追求人身解放的激烈斗争，也是对整个封建等级秩序的一次猛烈冲击，深刻地暴露了明代后期江南社会繁荣表象下的深层危机。
基于以上历史史实，再来看电视剧《生万物》对地主的描写，温情脉脉的“人情面纱”遮蔽了尖锐的阶级对立。《生万物》作为一部聚焦土地和农耕文化的电视剧，对地主阶级的描写陷入 “人性化”、“去妖魔化”进而“美化”的陷阱。
明末江南的主仆关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之上。地主对佃户、奴仆拥有极大的支配权，甚至司法权，譬如私刑。这种关系首先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生万物》将地主塑造成“仁慈的长者”、“家族的大家长”，强调其勤俭、持家、对长工和佃户的“关照”与“温情”。这种描写严重淡化甚至掩盖了制度性的剥削本质。它将一种结构性的阶级矛盾，简化为了个人品德的优劣问题。仿佛只要地主是个“好人”，剥削制度就可以被接受。这无疑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
一部真正深刻反映封建时代土地关系的作品，即使不直接描写奴变，也应当通过细节暗示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即社会关系的高度紧绷。在建国初前十七年电影中，就能体会到这种阶级关系对立造成的剑拔弩张。譬如《红色娘子军》开头，琼花一次次失败的逃跑。吊打与仇恨，反抗一触即发。试想，如果吴琼花想逃跑时，遇到清兵入关那样的时代背景，她一定会杀进南府！只是，她遇到的是工农红军，但只要找到报仇的机会，她就会想干掉南霸天。“老爷，偿偿奴才的子弹吧！”琼花的复仇，就是江南奴变的翻版。
老电影中反映的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在中国历次朝代更迭中，都找得到参照，否则，如何解释上下五千年历次农民起义？如何解释土地革命战争？
奴变的爆发不是偶然，它是日常中无数细小的不公、屈辱和压迫积累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奢靡、对奴仆的严苛，都在不断为最终的爆发添柴加火。老电影中，这种描写比比皆是，再如《红色娘子军》，红莲被逼和木头人结婚，南霸天随意殴打丫鬟，恐怖的水牢等等。
《生万物》却将民国的农耕生活描绘成田园牧歌，展现地主与佃户其乐融融的景象。而完全看不到底层民众的怨气、看不到主仆间那种表面的恭敬下隐藏的深刻仇恨，那么这种描写就是悬浮的、失真的。它过滤掉了历史中最残酷、最真实的部分，无法解释为何会在那历史转折点爆发如此血腥的“奴变”。想起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鲁迅的《祝福》《闰土》、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都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农村社会中暗藏着巨变的暗流，揭示了历史上“奴变”的根源。
本来中国文艺创作中不乏深刻的地主形象，揭示了农民与地主关系的实质，这是早已在上个世纪的新中国文艺中解决了的问题。例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虽然是高度典型化的反派，但其形象背后是真实的阶级血泪。《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生动地刻画了地主“还乡团”的丑恶嘴脸。因此，被红色电影教育的几代中国人，对地主阶级的重新树碑立传，是非常敏感的。
《生万物》为了追求“和谐”的叙事基调，塑造出一个过于“白莲花”的地主形象，无疑是一种历史认知上的退步，是一种为了当下情感共鸣而牺牲历史真实的创作倾向。
从徐霞客家的惨案所反映的“江南奴变”史实，看到了明末社会底层骇人听闻的残酷真相。批判《生万物》对地主描写的不真实，并非是要求它将每个地主都塑造成恶魔，而是希望它能够触及到那种时代背景下，由土地制度所决定的、无法被个人温情所完全消解的阶级对立和结构性暴力。
一部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不应只是营造怀旧的乡土情怀，更应该有觉悟去直面和反思历史中尖锐的阶级矛盾。
新中国早就推翻了“吃万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民国，“生万物”的只能是新社会，而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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