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主要内容
在《红楼梦》的前三回中，曹雪芹介绍了全书的创作意图和主要人物，到第四回着力描写了一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的故事。这一回写了一件杀人案件，却牵动了整个四大家族。葫芦僧、葫芦案，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在这里，作者不但通过贾雨村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揭穿了地主官府是豪门集团手中的工具，从而展开了对于封建社会官场斗争、黑暗政治的揭露，而且从一张“护官符”引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暴露了这个大地主、大官僚、大皇商几位一体的寄生集团的玉堂金马、珍珠如土的惊人豪富，上通朝廷、下连府县的显赫权势。由此在全书展开了四大家族的内外矛盾和斗争。
《红楼梦》第四回一张所谓的“护官符”上有这样四句话: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句话是全书的一个总纲。贾、史、王、薛，是书中描写的四个封建大家族。贾、史、王是所谓的“公侯之家”，薛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小说以贾家荣、宁二府为中心，描写了这四大家族兴衰演变的历史，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各个侧面。
在封建社会，官僚贵族的名门大族是封建王朝的主要支柱。每一个封建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独立王国，一个封建小朝廷。它们在外面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内部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统治。 毛主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皇帝是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的总头目，是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最高象征，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家族则是构成这种制度的细胞。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正是建筑在这种家族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四大家族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这批地主贵族在封建没落时期，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的、腐朽的阶层，住在城市里，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吃喝玩乐。封建主义的腐朽最集中地表现在这个阶层。它们既是大贵族、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大高利贷者。上通朝廷，中结官府，下养流氓，鱼肉人民，无恶不作。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触目惊心。荣宁二府，就是宗法、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在那围墙之内，几十个主子统治着几百个奴才，一面是主子们的荒淫无耻、勾心斗角;一面是奴隶们的痛苦呻吟、挣扎反抗，阶级斗争尖锐地进行着。而在围墙之外，处在这些封建家族重重压迫之下的，是更广大的劳苦大众。
贾家荣宁二府都有许多庄园，单荣府的地租庄子银钱，一年就有三五十万往来。即使在荒年歉收的情况下，他们也毫不放松对农民的剥削。宁府庄头乌进孝，在涝灾、雹灾的年头，仍然交来了从农民那里搜刮的，从猪、羊、熊掌、海味到米、炭、各种干菜的实物，以及现银两千五百两。农民即使倾家荡产，又岂能满足封建统治者的无止境的贪欲?贾珍看了乌庄头的交租单子，非常不满意，说:“这够做什么的?” “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落在农民头上的，只能是日益沉重的负担。
封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是不择手段的。除了实物、货币地租以外，他们还通过高利贷剥削以及贪污纳、包揽词讼等种种超经济剥削手法，来榨取钱财。像有“百万之富” 的薛家还利用开当铺进行高利盘剥。心狠手辣、贪得无厌的贾府女管家王熙凤，凭仗着贾府的政治地位和她的权势，真是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她大放高利贷，仅提前支放月钱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单她“体已利钱”一年就有上千银子。当时的封建贵族地主，为了维持他们日益奢侈腐朽的生活，千方百计地加紧对于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搜刮。所谓“水旱不收，贼盗蜂起”，这种农村破产、人民被迫反抗的社会局面，正是由于贵族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面对这个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往往通过各种形式，特别是通过封建联姻的裙带关系来建立反革命联盟，以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葫芦僧把这个“秘密”也揭开了:“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倶损，一荣俱荣”。这就说明，四大家族之间的勾结是很紧的。正是这种反革命勾结，把贵族地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最有权势的特权阶层纠集在一起，在社会上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
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本身就是一种吃人制度和杀人理论。封建统治者的冷酷、凶残，一至于此!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可以运用全部庞大的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正如葫芦僧所说的那样:“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这里告诉我们，“护官符”上写明的四大家族所以触犯不得，因为他们掌握了政权，代表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四大家族支配了国家机器，一切官吏衙门只有充当他们的驯服工具，自觉维护其利益，才能够生存。“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护官符”的产生，把封建政权是阶级压迫工具这一反动本质清楚地揭示出来了。
“护官符”的产生又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封建政权极端腐朽的表现。在封建社会里，衙门官吏身上总是披着一件“国法王条不顺情”的假公正的外衣，《红楼梦》撕破了这件外衣，揭露了所谓“国法王条”的反动本质!请看贾雨村同门子在处理冯渊命案中的一段对话，当贾雨村假惺惺地说出“岂可因私枉法，是实不忍为”的话时，门子冷笑道;“老爷说的自是正理，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四大家族掠夺压迫人民就是公理，照“护官符”办事就是正道，所谓“秉公执法”是骗人的谎言!因此，哪里有“护官符”，那里就有人命冤案，可以说几十条人命都是“护官符”魔影下的牺牲品。
《红楼梦》反映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仅仅开头几回，就有好几条人命!综观全书，被“四大家族”虐杀的人命数得出的就有好几十条。那么，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人肉筵宴”上又该有多少劳动人民被吃掉!满嘴的“仁义道德”掩盖不了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诗礼之家” 的外衣掩盖不了沾满鲜血的双手。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过，翻开历史一查，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些封建家族，不但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广大劳动人民，即使在本阶级的内部，他们也在吞噬着他们所能吞噬的一切。一部《红楼梦》，人命惨剧层出不穷，阶级斗争剧烈地进行着。只要看一看书里写到的几十条人命是怎么死的，便可以看出封建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吃人的世界: 贾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中了几把古扇子，就支使官府把扇子的主人石呆子弄得家破人亡;薛家的“呆霸王”薛蟠强抢民女，打死了人，却“没事人一般”。而知府贾雨村，明知那民女就是自己过去的恩人的女儿，为了讨好薛家，“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王熙凤一纸书信，就把一对未婚夫妻逼得一个上吊，一个投河，自己则坐享银三千两。而且“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单书里写明的死在她手里的人命就是五条;瑞珠触柱，金钏跳井，晴雯夭亡，司琪撞墙，潘友安自戕，鸳鸯自缢......这是奴才们的悲惨命运;尤三姐的自刎和林黛玉的抱恨归天，这是叛逆者的悲剧结局;秦可卿、尤二姐、贾瑞、鲍二家.....等等的丧生，则是主子们糜烂生活的恶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遭受悲剧命运的人物，除了丫环奴才，并非封建社会真正受压迫的阶级和阶层。且不说广大农民，就是在贾府内，奴才就分上、中、下三等。处在最底层的是那些只能做些粗重生活、连主子们住房的门槛也没资格跨过去的下等奴才。有的还是奴才的奴才。还有那些家生奴才，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世世代代只能做奴隶，主子们可以把他们像牲口一样出卖、赠送以至处死。自然，像花袭人这类“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媚主求荣的忠顺奴才，可以从主子那里分得一碗残羹。少数的管家，如总管赖大，儿子可以捐个县官，家中一样地是亭台楼阁，奴仆成群。但是大多数的奴才，特别是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奴婢，都不会有好的结局。至于那些中、下等的奴才，就不仅要受主子的奴役，还要受那些上等奴才的奴役。怡红院里的小丫环坠儿，偷了个镯子，晴雯等大丫环不但可以任意打骂，还可以作主把她撵出去，临走还叫回来给她们磕两个头。作者虽然很少去描写挣扎在最下层的奴隶们的血泪生活，但可以想象，他们的命运较之晴雯、鸳鸯等上等丫环要悲惨得多。
贾府的统治者们天天在制造奴隶们的悲剧，同时也为自己的覆灭创造着条件。他们的内部关系用贾探春的话来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封建社会越是发展到末期，封建阶级就越是倒行逆施。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以及整个封建阶级的日趋没落，又必将加速其内部的分崩离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变，以及贾宝玉式的叛逆者的出现，就是这种分崩离析的突出表现。被封建卫道者看作“孽根祸胎”的贾宝玉，是寄托着作者的政治观点的理想人物。作者借女娲补天的神话，写贾宝玉是因“无才补天”而被遗弃的一块顽石的化身。说贾宝玉是顽石，意思是封建教化对他已经失灵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宗法和礼教规范，对他来说已经很不神圣了。他的“痴”，他的“顽”，他的“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友之规谏”，在封建卫道者们看来，是“逆”，是“不规”，是“乖僻邪谬”;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反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
作为一个关在大观园里的“富贵闲人”，贾宝玉自然有许多公子哥儿的习性，在他身上深深打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烙印。但是，他同贾珍、贾琏、薛蟠之流相比，确实别具一格。他没有照警幻仙子的嘱咐，去“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的思想和言行越出了封建正统的轨道，处处表现出一种叛逆的精神。读书应举，出仕做官，立身扬名，光宗耀祖，这是封建阶级知识分子奉行的正道。可贾宝玉却不走这条正道，反而攻击那些热中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的人是“禄蠹”，攻击时文八股“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是“混账话”。男尊女卑，这在宗法封建社会是天经地义的。贾宝玉则偏要做翻案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当然，他对男人还是区别对待的。他最讨厌贾雨村这类无耻官僚，但对琪官这种被人瞧不起的“优伶”，他倒结为知交。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他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说“绫锦纱罗，也不过裏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所以他姐姐元春“加封贤德妃”，全家“莫不欢天喜地”，“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这些思想和行为，明显是跟封建正统观念相对立的“异端”，自然为封建卫道者们所不容。这种异端思想在一部分贵族妇女中也必然要产生出来。林黛玉就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从思想上来说，林黛玉和贾宝玉是一脉相通的。她从来不对宝玉说那些“混账话”，所以被宝玉认作唯一的知己。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共同的叛逆精神的基础之上。这确实使《红楼梦》在爱情的描写上，比《牡丹亭》、《西厢记》之流前进了一大步。把林黛玉和杜丽娘、崔莺莺相比，后者虽然在婚姻问题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她们也仅仅只是在那种一见钟情式的恋爱上才和礼教的规范发生了冲突。一旦郎才女貌大团圆，冲突也就解决了。所以她们并不具备时代悲剧的性格，她们和周围的黑暗环境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不协调的地方。而林黛玉的思想和性格要复杂得多。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同周围环境表现出明显的不合拍，所以贾府里除了贾宝玉这个知己，很少有人喜欢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一首葬花词绝妙的反映了她对剥削阶级家庭环境的污秽、封建礼教逼迫的激愤和对茫茫前途的绝望与哀愁。她的尖酸刻薄和好哭的特点，也根源于此。
在封建宗法社会，地主阶级的两个叛逆者企图主宰自己的婚姻和命运，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对于宗法制的封建家族来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尽管是林黛玉的外祖母，但她既不肯选这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外孙女作孙媳妇，也绝不容许她有那种“心病”。因为如果承认了宝黛的爱情，那就等于承认了她们的叛逆思想，这对贾府的统治者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宝、黛两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然只能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小说后40回基本保持了宝黛的悲剧结局，这是续作的主要优点。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贾宝玉、林黛玉这类叛逆者，是有其必然性的。清王朝的严酷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禁锢，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必然要加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激起其中的一部分人对社会现状、对僵死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和封建宗法制度的不满、怀疑以至反抗。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艺术形象，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不满、怀疑和反抗的情绪。
我们在贾宝玉、林黛玉身上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贯穿于他们的思想性格中的对封建正统、特别是对程朱理学以及八股科举的反叛思想;一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家族，也就是对本阶级的前途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感觉。林黛玉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子，又处于无权无势、孤立无援的地位，所以身受的压力更重，愁与恨也就愈积愈多。但贾宝玉并不比林黛玉乐观。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宝、黛两人，一个是希望“一抔净土掩风流”，一个则希望化成飞灰，化成轻烟，或者死后被“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一方面是与周围环境的不调和的叛逆精神，一方面又具有这种阶级的没落感、绝望感: 这恐怕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地主阶级叛逆者的共同特点吧。
贾宝玉和林黛玉之所以那样绝望，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当时已经存在着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力量的萌芽，更不能成为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这是因为产生贾宝玉这种人物的社会历史条件(那时还是封建社会。新的经济力量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影响，还很微弱)，他们自身的阶级地位以及“大观园”这个狭窄的生活天地，决定了他们跨不出封建阶级的“铁门槛”。就贾宝玉的思想特点来说，他虽然对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某些方面提出异议，但他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与旧的东西相对抗。新的阶级力量总是生气勃勃的，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理想和信心;但贾宝玉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社会理想，相反，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佛道的虚无色彩(佛道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一样，也是封建阶级的反动思想)。 最后他是“悬崖撒手”，从世俗的封建家庭逃入“天国”的封建牢笼。而“天国”，其实就是地上的封建王国的翻版，并且是为巩固后者服务的。这一切都说明像贾宝玉这样的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在现实生活中既找不到出路，更不能代表新的阶级力量向封建制度发起进攻。而只能“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这才是他们的悲剧结局的真正的阶级根源。当然，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悲剧命运，不但能够激起后来者的同情，而且当新的阶级力量奋起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也一定要利用他们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他们同新兴阶级混同起来。对于我们无产阶级来说，当然更不能把贾宝玉、林黛玉这类人物当作学习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在《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线索，从属于对封建制度的深刻揭露，是作为反映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而为主题服务的。这种爱情悲剧如果离开大观园内外的阶级斗争，就失去了社会意义，甚至它本身都难以存在。因此，在何认识《红楼梦》的主题这一点上，既不能把爱情线索放在与描写贾府衰败、揭露封建制度并列的地位，更不能把它放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中心”地位。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 “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贾宝玉和林黛玉的阶级地位、经历和教养，决定了他们的爱情打着鲜明的贵族阶级的烙印。他们不反对、也离不开建筑在农民血泪基础上的寄生生活，反映在爱 情上则是带有相当强烈的病态、畸形、感伤的特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之类的感叹，缠缠绵绵、曲曲折折、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的情调，“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狂放不羁的性格，难道不都贯串在他们的爱情之中吗?他们想摆脱封建礼教对自己婚姻的羁绊，但又十分软弱，像林黛玉，就一再希冀得到贾母的支持和允诺;他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光明，而把相互的爱情看成几乎是唯一的安慰和寄托。如果我们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去加以剖析，就应当看到，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是不想、也不会走向革命的;就应当弄明白，这些东西不是《红楼梦》中的精华，而是糟粕。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如果我们还在林妹妹脚下顶礼膜拜，大唱颂歌，岂不是连焦大也不如吗!很多为帝修反统治服务的文人走狗美化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把爱情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理论基础是人性论。有人曾经直言不讳地声称:爱情“首先是和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幸福密切有关的事情”。“本来是基于性的差别和吸引而发生的情感”。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呢?社会的和历史发展的内容呢?都被一笔勾销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成了“情种”，成了“纯洁”的爱情、“明净而单纯”的少男、少女的化身。宣扬并不存在的超阶级的爱情，其目的也并不是那么“纯粹”的。所谓“纯粹”的爱情，不过是资产阶级掩盖其阶级内容的骗人把戏罢了!他们大肆鼓吹这种抽象的爱，就是用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来腐蚀、瓦解劳苦大众的斗争意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抵制和反对马列毛主义，妄图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以说，《红楼梦》不是什么爱情小说，而是社会政治小说，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封建社会没落史。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红楼梦》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是一部政治性很强、艺术性很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古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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