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民族’？”
01
1931年5月，上海出版的《前锋月刊》刊登了署名黄震遐的中篇小说《陇海线上》。
这是一篇纪实风格的小说——以一名“中央军”青年军人的视角，记录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在陇海铁路沿线豫东一带的战事。
小说没有完整的人物故事线，没有复杂的主角个人命运，更像是随军手记、战地见闻拼接。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陇海线上》文字粗糙，人物扁平，叙事混乱，只能算是平庸之作。
然而，小说发表后，却迅速“出圈”，引起了不少关注。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鲁迅对小说进行了严厉批判。
在小说中，黄震遐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描述战地执勤时的心情——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菲洲即“非洲”，阿剌伯即“阿拉伯”)
1931年10月，鲁迅发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对此辛辣地讽刺道：“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腊丁即拉丁)
已深谙唯物辩证法的鲁迅，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揭示：这位打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旗号的“青年军人”，却把本国人民视作可以肆意屠杀的殖民地野蛮人，他所谓的“民族”，不过是指国民党“中央军”及其背后的地主买办集团。
02
鲁迅之所以重视黄震遐的《陇海线上》，是因为这是国民党官方打出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旗号之后，屈指可数的几单“文学实绩”之一。
1930年，“左联”即“中国左翼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普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迅速传播，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快速扩大。
这令国民党当局深感恐惧。于是，蒋介石在军事“围剿”苏区之外，同时也在国统区发动文化“围剿”。
既然要对抗左翼文学，就需要有一套对应的文艺口号。
1930年6月1日，前锋社(又称六一社)在上海成立，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陈立夫、陈果夫)的支持下，发布《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标志“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正式登场。
这场运动之所以以“民族主义”命名，除了与“左联”的阶级论针锋相对之外，还牵涉到蒋介石与胡汉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之间的权斗。
胡汉民坚持所谓三民主义的“连环性”，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可分割;
蒋介石则倾向于对三民主义进行阉割，突出民族主义，便于其个人集权，同时掩盖其在民权、民生问题上的消极。
因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的政治功能：对外针对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对内服务于蒋介石与党内对手争夺话语权。
前锋社主要成员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等，均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警备系统担任要职，刊物也经常接受国民党官方的资助，《前锋月刊》的“前锋”之名，即取自国民党党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团任职的黄震遐，则是这场“文艺运动”最核心的代表作家。
03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不是单纯文学思潮，而是国民党官方主导的文化工程。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来，“阶级意识”会撕裂社会，于是他们鼓吹超越阶级的“民族意识”，把军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底层民众打包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以掩盖残酷的阶级压迫;
面对帝国主义，尤其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他们推行不抵抗政策，幻想“黄种人联合”，把矛头指向苏联，以掩盖其投降、卖国行径。
1930年6月1日发布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是“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宣言”试图为文艺奠定一个先验的根基：“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取决于“文化的、历史的、体质的及心理的共同点”，而“过去的共同奋斗”是“民族形成唯一的先决条件”。
由此，“宣言”推出其核心命题：“艺术和文学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为了某一民族，并由某一民族产生的”;民族主义文艺的使命，不仅在于“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更在于“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
“宣言”提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同时宣称，文艺的危机，根源在于多元的文艺意识，尤其是普罗文学的阶级观念，主张建立统一的“民族中心意识”，以民族意识压倒阶级意识。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的主要观点，都是荒谬的。
第一，它把民族描绘成一个均质的、不存在任何内部冲突的整体，以此掩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压迫，并将将阶级斗争污蔑为破坏民族团结的祸根;
第二，它借用欧洲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叙事，鼓吹种族至上、国家至上，并把蒋介石包装成民族“领袖”、“保护者”，企图使文艺服务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第三，它号称民族主义，但在对外叙事上，却把投降主义说成是“最符合民族根本利益”，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主张先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黄色人种联合”，然后将矛头对准苏联。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要害在于：不反帝、不反阶级压迫，力图用虚幻的“民族共同体”，把民众驯化为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预留空间。
04
“宣言”发布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旗下的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开展月刊》《初阳旬刊》《草野》等等，开始连续发文，攻击左翼普罗文学，声称左翼文学鼓吹阶级斗争，破坏民族。
“左联”奋起反击，论战正式拉开序幕。
1931年9月13日，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左联秘书处(执行)书记茅盾在《文学导报》上发表文章《“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逐条拆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指出宣言里的历史例证全部牵强附会，理论则东拼西凑，剽窃法国实证主义学者泰纳的种族学说，逻辑破碎。
茅盾认为：“一般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上，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
“至于在中国，则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立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所以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
对于黄震遐的《陇海线上》，茅盾指出：“他们干干脆脆地鼓吹屠杀!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毒气弹，屠杀遍中国的不肯忍受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层层宰割的工农群众!”
瞿秋白以宋阳为笔名，发表《狗样的英雄》(又名《屠夫文学》)，矛头直指《陇海线上》——
“黄震遐描写陇海线上的大战，尸山血海，乌鸦啄食死人，他在欣赏这种残酷。他笔下的‘英雄’，是替帝国主义当雇佣兵的角色，把本国老百姓当成异族野蛮人。军阀互相厮杀，本是中国内部的阶级战争，而在这位民族主义文学家眼里，却变成殖民军队征伐土著的故事。”
“民族主义文学家高喊‘民族’，但他们的民族，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工农大众不算在内。”
“这些狗样的英雄，他们的英雄主义，就是屠夫主义。他们赞美杀人，赞美内战，把中国的血肉横飞，写成浪漫悲壮的史诗。”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就是用这种血腥的文学，麻醉青年，掩盖军阀混战的阶级本质，转移民众的视线，不去反对帝国主义，不去反对国内的压迫。”
这场大论战中，最重量级的文本，即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1931年10月《文学导报》)一文。
鲁迅以黄震遐两部作品为核心标本，抓住文中“法国客军”的比喻，点明“民族主义”文人的立场并非民族独立，而是依附帝国主义。
鲁迅指出：“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
黄震遐的诗剧《黄人之血》，也成为鲁迅批判的另一目标。
这部诗剧，以元代拔都元帅西征“斡罗斯”为题材，表层宣扬“大亚细亚主义”，深层则将“西征”的矛头指向苏联。
黄震遐的剧情设定是：鞑靼、女真、契丹、汉等“黄色人种”组成联军，在蒙古拔都元帅的统领下，一路西征，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可惜到了最后阶段，联军内部不懂得“友谊”、“团结”等重要性，自相残杀，最后被白种人“斡罗斯”打败。
鲁迅指出，拔都西征的故事，表面写“黄种人”伟大，实则鼓吹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鲁迅尖锐指出：“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
“所以，这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
鲁迅点破了黄震遐的深层逻辑：这种“黄种同盟”的幻想，在现实中，就是妄想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寄望日本这个“黄种帝国主义”调转枪口去对付苏联。
鲁迅将这种“民族主义文学”称为宠犬派文学、流尸文学，点明其任务不是保卫民族，而是替当局麻痹民众，消弭劳苦大众的反抗。
05
1930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浮出水面后，虽然依托国民党政权的行政资源，在上海文坛喧嚣一时，但由于理论空洞，逻辑混乱，作品艺术粗糙，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在以鲁迅为主将的“左联”强力反击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迅速呈现颓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内在矛盾彻底暴露：号称“民族主义”，却不敢唤起民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而以奴性思维幻想“黄种人联合”，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国内压迫者、剥削者的地位，而奉行投降主义、卖国主义。
1932年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曲终人散，刊物陆续停刊——这场“运动”仅仅喧嚣两年左右便宣告破产。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文学史留下的教训是：脱离反帝、脱离劳苦大众解放的“民族主义”，只会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甚至把中国引向殖民地的深渊。
中华民族的解放，既要反抗帝国主义，也要正视国内的阶级压迫;没有劳苦大众的解放，就不可能实现民族振兴。
这场论战的发生，距离今天已经接近100年了，但犹如空谷足音，不曾远去，仍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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