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长篇小说《都市民谣》连载85
作者潘斌
第八十五回 尘肺终期咯血尽 遗钱二百托故人
一月十五号，天冷得厉害。
江风从北边灌过来，裹着碎雪粒子，打在脸上像细沙子。城南那间底楼的民房里，赵铁柱躺在床上。痰盂搁在床头柜上，里面是半盂暗红色的痰液，表面浮着一层泡沫。他侧躺着，脸朝着墙，被子盖到胸口。被子是旧的，灰蓝色，被面上有一块补丁，是李素芬缝的，针脚密密的。被角被他攥得发了皱，棉花从破口处露出来一小撮，灰扑扑的，沾着一点干了的血渍。
前一天晚上，他咳了大半夜。每咳一声，肩膀就跟着抖一下，咳完了，喘一阵，再咳。痰里带血丝，他拿手帕接着，手帕叠了好几层，塞在枕头边上。后来咳得厉害了，血丝变成了血块，他拿手帕捂着嘴，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枕头上，洇开一小片。他把手帕翻了个面，接着咳。手帕用完了，他拿枕巾捂，枕巾也透了，他又拿袖子。袖子是棉的，吸了血，变得黏糊糊的，贴在胳膊上，凉了以后硬邦邦的，像一块浆过的布。后来他就不咳了。
早上，他躺在床上，脸朝着墙，眼睛半睁着。嘴里还留着一点血沫，沾在嘴角上，已经干了，变成暗褐色的痂。枕头上的血洇开了一片，从枕套渗进枕芯，把里头的荞麦壳染成了深褐色。他的手垂在床沿边，手指头松着，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另一只手搁在枕头上，像是想去够什么，没够着。屋里很静。只有窗外北风吹着电线，呜呜地响。痰盂里的痰液慢慢干了，表面结了一层壳。窗台上搁着一只搪瓷碗，碗底有半碗凉粥，粥面上结了一层膜，膜上落了灰。碗边搁着一双筷子，筷子头朝上，其中一根歪了，搭在碗沿上。桌上的老黄历还翻在一月那页，日期停在十四号，没人去翻。墙角的脸盆架上搭着一条毛巾，毛巾干了，硬邦邦的，搭在架子上，像一块旧抹布。
三天后，邻居闻到味道，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门是虚掩着的。推开门，屋里一股酸腐味混着霉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铁腥气。赵铁柱还躺在床上，姿势跟三天前一样。警察看了一眼，退出来，站在门口打了社区电话。社区的人联系了李素芬。
李素芬正在养老院给一个老太太擦身。接到电话的时候，她手里的毛巾停了一下。她说：“知道了。我去。”她把毛巾拧干，搭在盆沿上。跟同事说了一声，换了衣服，骑上自行车往城南赶。骑到半路，风大，碎雪打在脸上，她眯着眼，蹬得慢了些。车链子在齿盘上嘎吱响，脚蹬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到了巷口，她把车锁在电线杆旁边。警察在门口等着，看见她，说：“你认识死者?”她说：“认识。我是他护工。”警察说：“你进去看看吧。我们得等法医来，不过看样子是病死的。”她说：“嗯。”她走进屋里。
赵铁柱还躺在床上。她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走到床尾，把他的腿搬正，把被子拉直，盖住他的脚。她走到床头，把他的胳膊放平，搁在身体两侧。她把他的眼睛合上，用手掌轻轻抹了一下。手背上感觉到凉。她把手缩回来。枕头上的血已经干了，硬邦邦的，像一块铁锈色的壳。她看了一眼，没动。
她开始整理遗物。
床头柜上搁着痰盂，里面是暗红色的痰液，已经干了，结成一层壳。她把痰盂端到卫生间，倒了，用水冲了冲，搁在墙角。柜子上还有一只搪瓷碗，碗底有半碗凉粥。她端起碗，倒进垃圾桶。碗搁回原处。柜子抽屉里有几件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是她叠的。她把衣服拿出来，一件一件重新叠。叠到第三件的时候，摸到枕头底下有东西。
硬硬的，四四方方的。她把枕头掀开，看见一个塑料袋，白色的，超市装东西那种，皱巴巴的，袋口卷了两折。她把塑料袋拿起来，打开。里面是一沓钱，有整的，有零的，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她把橡皮筋解下来，数了数。二百三。钱底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是从什么包装盒上撕下来的，背面是白的，她用指甲刮了刮，没有字。她翻过来看正面，上面写着四个字，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笔画很轻，像是写的时候手没力气。她看了好一会儿。上面写的是：“李姐收”。
她攥着纸条，坐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纸条在她手心里，被汗浸得有点软了。她把纸条折好，塞进自己兜里。把那二百三十块钱重新用橡皮筋扎好，也揣进兜里。她站起来，把赵铁柱的衣服叠好，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又把床头柜上的药瓶收了，搁进塑料袋。药瓶是空的，瓶盖没拧紧，里头还有几粒药渣。她把药瓶拧好，搁在塑料袋最上面。然后她把塑料袋口扎紧，搁在门口。
社区的人来了，问怎么处理。她说：“我去办。”她拿着赵铁柱的身份证、户口本，去社区开了死亡证明。殡仪馆的车来的时候，她帮着把遗体抬上担架。担架从屋里抬出来，经过巷子，巷子里几个邻居站在门口看。有人问：“老赵走了?”她说：“走了。”那人说：“唉。”她跟着殡仪馆的车去了。
火化那天，只有她一个人去。
殡仪馆的骨灰盒有贵的，有便宜的。她挑了一个最便宜的，褐色的，木头板拼的，没有花纹，盒子盖有点松，合上之后还翘着一条缝。工作人员说：“这个是最便宜的，一百八。”她说：“就这个。”她把赵铁柱的骨灰装进去，盖上盖子，拿根绳子捆了一下。然后抱着骨灰盒，坐公交去了西天寺公墓。
公墓在城郊，公交转步行要一个多小时。她抱着骨灰盒坐在公交车上，盒子搁在膝盖上，双手扶着。窗外是灰蒙蒙的天，路边是枯树和田野。车晃了一下，盒子歪了一下，她用手扶正。旁边一个乘客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她怀里的盒子一眼，把脸转过去了。车到站，她抱着盒子下车，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公墓门口。
她找了一处空地，把骨灰盒放进去。墓穴不大，是社区帮忙安排的，免费的。她蹲下来，把盒子摆正。旁边有个管公墓的老头，问她要不要碑。她说：“不要碑。”老头说：“不立碑以后找不着。”她说：“我知道地方。”老头没再问。
她蹲在墓前，看着那个褐色的骨灰盒。看了一会儿。然后她从兜里摸出那二百三十块钱。钱用橡皮筋扎着，她没打开。把橡皮筋解下来，把钱数了一遍，又扎好。她想起赵铁柱写的“李姐收”。他把钱留给她，是想让她寄给儿子。儿子在老家念高中，要学费。她不是没想过自己留着。但她不能。
她把钱揣回兜里。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搁在骨灰盒盖上。石子是灰白色的，不大，指甲盖那么大。她把它放稳了。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过身，走了。走出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骨灰盒搁在土坑里，褐色的，上面压着那块小石子。旁边没有花，没有供品，什么都没有。她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接着走。
回到铁心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进了屋，关上门，没开灯。坐在床沿上。把那张纸条从兜里摸出来，又看了一遍。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铅笔写的，笔画很轻。她把纸条折好，塞进枕头底下。跟自己的钱搁在一起。她躺下来。窗外有风，吹着电线，呜呜地响。她闭上眼。眼角有点湿，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然后翻了个身，面朝墙。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烧水。水壶把上的黑胶布又松了，她拿起来，重新缠了两圈。烧上水。然后坐在桌边，把昨晚写的信折好，塞进信封。信封里是那二百三十块钱。她在信封上写了儿子的地址。贴了邮票。出门前，她把信揣进兜里。路过巷口邮局的时候，把信投进了邮筒。邮筒是绿色的，漆掉了好几块。信投进去，咚的一声。
她骑上车，去养老院。风还是冷，但雪停了。她蹬着车，往城南骑。车链子在齿盘上嘎吱嘎吱响。她没有回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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