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周其仁教授的产权理论，本文认为：第一，深化改革并不是要削弱社会主义性质，更不能弱化党的领导，而是要在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第二，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精准扶贫绝对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三，如果没有良种、农膜和化肥的广泛使用，仅仅依靠包产到户是不可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第四，指责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人阶级“把农民剥夺成无产者”，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曲解，更是对《法德农民问题》的误读;第五，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的预测并不是建立在“权威与命令”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第六，从心理而不是从既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金融危机的根源，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的思维方式;第七，周其仁教授的错误并不在于其产权理论没有观照现实，而是在于他只看到了产权关系的表象。
周其仁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他一以贯之的产权信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产权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典范。所谓产权信条是指有关财产权利(即“产权”)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看法。笔者认为，方法论决定产权信条，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产权信条。周其仁的产权信条既源于他的方法论，也反映了他的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抛开生产关系来谈产权只能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遗憾的是，周其仁的产权信条是悬置了生产关系的产权信条。因此，梳理周其仁的产权信条，进而揭示其产权信条背后的方法论，对于客观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的分歧，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产权信条
早在十年前，周其仁就断言：“由于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改了易改的，留下难改的，因此在产权制度安排方面还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最突出的是，各类所有制主体的市场地位不平等，多种产权边界的划分不到位、不清晰，限制了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①那么，造成“多种产权边界的划分不到位、不清晰”的根源在哪里?周其仁教授说：“在名义上，国有资产归属于全体人民。但在实际上归全民的国有资产没有办法整体与全民结合。”②在断言“归全民的国有资产没有办法整体与全民结合”之后，周其仁教授提出，“针对以上现实，《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点明‘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因此，“走市场之路确权不可逾越”，“‘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将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场奠基性战役”。③
如果我们了解周其仁一以贯之的产权信条，就不难明白他强调“确权”的政策含义何在，以及“确权不可逾越”的真正意思。在周其仁看来，不论产权边界怎么划分，公有制以及国有制的产权归属都只能是“名义上”的，是“不清晰”的，所以是无法“确权”的;唯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明晰产权，唯有产权归属私人才能“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这就是周其仁的产权信条。既然私有产权是周其仁产权信条的灵魂所在，那么所谓“确权不可逾越”的真正含义就无须笔者明说而尽人皆知了。至于周其仁抱怨的“改了易改的，留下难改的”问题④，这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把“留下难改的”归咎于“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这样的追责不仅与改革的正确方向相背离，而且属于诛心之论。且不论周其仁心目中一步到位的“确权”究竟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还是要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即使是他抱怨的“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其方向也绝不能按照“变色、变质、变味”的目标走下去。“苏东解体”的历史教训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不犯颠覆性错误”的论述都表明，全面私有化的“确权”恰恰是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坠入“变色、变质、变味”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就深刻地指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⑤在指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毫无疑问，“颠覆性错误”不是别的错误，而是全面私有化的错误，是社会主义“变色、变质、变味”的错误。这就警醒人们，面对剩下的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和两点论，既要敢于啃硬骨头，又要正视市场化进程本身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并不是要削弱社会主义性质，更不能弱化党的领导，而是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遗憾的是，在周其仁的产权信条中，政府的作用被视为市场的绊脚石，他说：“其实一个国家要搞好，基本的东西并不多，就是那么几条：保护市场的权利，坚持民主，坚持法治，保护民企。”⑥周其仁的“就是那么几条”排斥了有为政府的作用——这是其产权信条的逻辑结论。于是在周其仁看来，市场与政府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企业活动与行政管理也是不能相容的：“市场经济以企业为本，而企业不同于行政机构。”⑦周其仁断言“市场经济以企业为本”，虽然这是其产权信条的必然结论，但值得商榷。企业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但既然我国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以什么为本”就不再是一个纯粹中性的问题。换言之，所谓“不同于”要看是什么语境、什么环境下的不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与行政机构当然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后者的目标是管理有效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不同于行政机构”绝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企业不要党的领导之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周其仁基于产权信条，还直言不讳地讥讽了“举国体制”。他说：“不妨再反问：苏联模式政府管控国民经济的全部，为什么失败到连苏联都不复生存?至于颇受青睐的‘举国体制’，在笔者看来也未点中要害——究竟是举国推高体制运行成本，还是举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大幅降低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⑧我们认为，周其仁的讥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因此，什么样的体制能够“点中要害”，什么样的体制能够推高或降低“运行成本”，并不是看这个体制是否把产权明晰到了个人，而是要看这个体制是否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是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的真理。进一步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大幅降低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要看这个体制是否真正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或许并不符合周其仁心目中的“产权明晰”，但倘若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中国的精准扶贫能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有意思的是，在热烈赞扬了产权改革的成就之后，周其仁先生却沮丧地发现：“不过，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伟大中国成就，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冷峻的经济法则。成本曲线终究先降后升，体制成本甚至在高速增长中升得更急。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人们观察到曾经大幅下降的体制成本重新上升，表现在税费和各种法定负担以快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行政审批叠床架屋，设租寻租行为有增无减，必要的市场监管缺位与不当行政管制层层加码并存，所有这一切只能列支在体制成本项下的因素，合成了一个负面结果：单位产出要承受日趋加重的成本负担，并由此削弱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较竞争优势，拖累一向靠成本优势发力的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⑨
既然周其仁承认市场经济“冷峻的经济法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不知道他是否想过，被他诟病的“税费和各种法定负担以快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单位产出要承受日趋加重的成本负担”等“体制成本重新上升”的势头，与市场经济本身有何关系?换言之，所谓“体制成本重新上升”，究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结果，还是与市场经济“冷峻的经济法则”毫无关系?既然周其仁承认“成本曲线终究先降后升”乃是“冷峻的经济法则”使然，那么在“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改革的对象就理应包含市场经济自身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而不能将改革的矛头单单指向他很不屑的“举国体制”。
二、小农经济
在周其仁的眼里，私有产权不仅是永恒不变的范畴，而且是解决一切经济难题的唯一法宝。所以，在总结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的经验时，他说：“特别是当安徽、四川等省区自下而上冒出来包产到户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给予底层自发改革以合法化承认。结果，仅仅几年时间，在农业生产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中国农业从生产、流通、分配到土地产权制度，渐进而又全盘地推进了改革。”⑩同时，他认为，“农业土地是最早改革的领域。包产到户，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基本解决”⑪，“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⑫。
毫无疑问，包产到户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解放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把解决温饱问题的功劳全部归结于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这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长久以来被人们忽视的关键历史事实是：如果没有良种、农膜和化肥，仅仅依靠包产到户是不可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实证案例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可是它解决了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吗?在“分田到户”席卷全国时，李先念同志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疑问：“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⑬。诚然，20世纪80年代实行包产到户的历史背景，与几千年来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并不相同。但是，就产权结构和耕作方式而言，二者相似的分散性和孤立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周其仁之前的一个反问：“不少流行之见需要重新推敲。如‘廉价劳力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不妨反问：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劳力岂不更为廉价，为什么那时不见奇迹?”⑭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反问：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产权岂不是更为“明晰”，为什么几千年都不见奇迹发生?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如果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具备相应的“新质生产力”(良种、农膜和化肥)视而不见，以为仅仅依靠包产到户的变革就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周其仁将小农经济的产权安排奉为圭臬，笔者认为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此进行分析。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任何产权安排都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呈现。问题在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才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法性。然而很遗憾，在唯心史观方法论的视角里，包产到户的历史作用被周其仁无限地夸大了。正如蔡翔提出的一个与包产到户相关的疑问：“(20世纪)70年代中期，县办化肥厂的兴起、水稻杂交技术的成熟等等，导致粮食产量提高，但是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反而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⑮这个疑问激活了吕新雨的关注点：“蔡翔老师说(20世纪)70年代必须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化肥，一个是化纤”⑯。不同于周其仁将解决温饱归因于小农经济的做法，吕新雨的关注点显然是唯物史观的问题导向之所在。正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的视角里，吕新雨正确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之所以要开启被陈锦华称为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西方技术，即化肥与化纤的生产线，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际环境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要重构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向西方大规模引进化肥和化纤生产线才成为可能。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从1971年开始推进这个项目，他要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只要国际环境一有可能马上就做。还有一个硬约束就是，也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石油产量才达到一个足够的程度，没有足够的石油产量，用化肥促使农产品生长的可能性也不存在，这样才使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产量大规模增长，为中国的城市化人口提供粮食和衣服，使得人地矛盾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缓解，为邓小平后来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后面的农业改革几乎都是不可能的。”⑰
只要不带偏见，很多学者都能客观地认识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解决吃饭的问题，除了使用化肥，还依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1959年石油产量的自给率只有40.6%，到了1965年大庆油田快速增产之后达到自给，1972年石油供应的最大转变是原油量达到4 567万吨，不仅自给，而且还用不完。绿色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石油充足，由此转换成现代农业所依靠的动力和原料，现代农业也被称为石油农业。所以，石油的自给和充沛也使得(20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的13套化肥生产线能够发挥作用，使得中国粮食的绿色革命得以完成”;“(20世纪)70年代初，县化肥厂投产之后，双季稻的产量才逐步稳超单季中稻，两季的总产量达到了1 300～1 400斤”;“1978年到县化肥厂扩产到18 000吨的时候，亩产量就迅速提高了”。⑱
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也客观地指出：“直率地讲，(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1950年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长江三角洲的关键性发展不是来自大肆渲染的‘个体’农业生产和小商业，而是来自乡村工业和新副业。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⑲
很遗憾，因为小农经济成了周其仁心中不能逾越的产权信条，所以他忧心忡忡地发出了如下警告：“中国农村改革的使命绝不仅仅限于纠正以往所犯的错误。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所提上日程的问题是：如何在纠正以往错失的同时，建立起利于我国农村中长期发展的牢靠基础。在财产关系方面，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探求建设这样一种制度：将农民的独立的财产权利和个别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积极性最持久地保持下去，并使之同全社会的利益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相协调。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包产到户改革仅仅还只是一个序幕。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远未规范化而成为制度性成果。它们并不稳定，也不牢靠，甚至无可否认地存在着某种得而复失的危险。”⑳
在周其仁先生看来，小农经济分散独立的产权关系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而是符合产权信条的永恒不变的制度典范。所以，他非常担心这种分散独立的财产关系“得而复失”，由此发出这个警告也就不奇怪了。问题是，警告之后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周其仁说：“农村承包经济又来到一个新的拐点上：及时结束由模糊语言组成的口号，代之以明晰的法律用语和程序。”㉑什么是“明晰的法律用语和程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财产权利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而已，产权关系的背后是既定的生产关系。回顾一下周其仁先生一以贯之的产权信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所谓“明晰的法律用语和程序”意味着什么了。
三、逻辑悖论
尽管周其仁先生的产权信条在理论上是一以贯之的，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他的产权信条仍面临着一个逻辑悖论。一方面，周其仁热情高歌了农村回归小农经济的产权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鼓舞下，双包到户潮流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便席卷全国。它像闪电一样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几乎全体农民都拥护对公社财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㉒但另一方面，周其仁又“不得不”地承认小农经济的产权关系正面临着崩溃的困境：“适应扩大经营规模的要求，在部分农户独立的财产权利基础上，形成了一批超越家庭范围，但又截然不同于原有集体模式的新经济联合体、合作企业和私人企业等新的财产主体。”㉓
既然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已经难以“适应扩大经营规模的要求”，那么“新经济联合体、合作企业等等”的形成，就是不可抗拒的客观经济规律。问题是，周其仁发誓要“将农民的独立的财产权利和个别利益……最持久地保持下去”，并“代之以明晰的法律用语和程序”的愿景，这与客观规律并不一致。因为“新经济联合体”替代小农经济的趋势，不正是周其仁所担心的“某种得而复失的危险”已然成为现实了吗?不知道周其仁是否意识到，他发誓要将小农经济私有产权“最持久地保持下去”以及他信奉的产权信条，与小农经济的消亡趋势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逻辑悖论。在马克思主义里，这个悖论恰恰源于周其仁的唯心史观方法论。换言之，周其仁既不懂得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又不懂得财产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更不懂得“法的精神”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生产资料所有权”。㉔所以，他才会头脚颠倒地看待产权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系，从而把私有产权看成是超越时代、超越社会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东西。
在产权信条的加持下，周其仁毫不掩饰地将小农经济的“私产制度”推到了几近神话的地位：“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确认了包产到户体制之后，农村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就是在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推动下承认农民自有资源的私产制度。”㉕然后他话锋一转，矛头直指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时代，如果试图把农民剥夺成无产者，然后再迫使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这样的‘社会主义主张’必定要遭受到农民的消极的、因而也是最难于制服的反抗”;“它又一次验证了一条基本道理：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凭借政权的取得而去剥夺农民的私人财产(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㉖
想必有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周其仁先生拿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作为依据，指责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人阶级“剥夺了农民的私人财产”，“把农民剥夺成无产者”。我们认为，周其仁的指责不仅是对历史的曲解，更是对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的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揭示，剥夺小农私有财产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然周其仁的指责以《法德农民问题》作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一，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㉗。究竟是谁在剥夺小农的私有财产?第二，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㉘。因此，恩格斯反对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吗?第三，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明确指出，“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㉙。由此可见，小农经济的私有产权值得“最持久地保持下去”吗?第五，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㉚。那么，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何罪之有?
在产权信条的加持下，周其仁彻底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时间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强大的国家，革命、战争、动乱、独立，造成强大的国家机器，几十年与私人产权、与农民的产权为敌……中国的情况是剥夺剥夺再剥夺，怎么重建?”㉛周其仁的彻底否定，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时间里的公有制实践之经验教训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周其仁把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定义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这是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历史的不负责任否定。正如恩格斯所说，“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㉜。因此，“把佃农变成自由的所有者……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的时间”㉝。有鉴于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㉞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小农经济是中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如果“农民自有资源的私产制度”真正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封建社会为什么在中国还会延续数千年之久?由此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小农经济的兴衰?2013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㉟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㊱我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为我们辩证把握小农经济的性质和定位，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示范。
四、交易费用
周其仁先生对私有产权的迷信之所以“一以贯之”，乃是因为他的产权信条“由来有自”。从他对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推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产权信条的直接思想来源。周其仁说，“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㊲。
有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作后盾，周其仁无所顾忌地批判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言：“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内部的计划转变为全社会的计划。列宁的构想更为直截了当：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㊳在周其仁看来，马克思的预言只能是乌托邦的幻觉。因为，按照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当公司把原本通过市场交易的活动集中到企业内部之后，公司的组织成本(包括决策、监督、管理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上升了”。因此，“这个体制的特色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源，依靠政治权威、行政体系、合法强制力以及全盘计划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㊴。
周其仁站在科斯的角度来分析成本问题，关心传统计划经济交易费用的高低，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低效问题，并不能用来证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失败了。因为，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践即使证明了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经之路，也并未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制度安排。㊵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本文不再赘述。从周其仁对产权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交易费用理论是周其仁先生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是，周其仁虽然看到了传统计划经济存在低效的问题，但他始终不能明白，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的分析和预测并不是建立在计划的“权威与命令”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与其说计划经济的存废取决于计划、权威、命令的制度成本，毋宁说计划经济的存废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换言之，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理论来展望经济形态的演变趋势，显然比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更科学和深刻。
笔者注意到，周其仁在抨击计划经济时说：“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决策要对。”㊶我们有必要指出，周先生这里的前提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逻辑混乱。所谓“前提是决策要对”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对于周其仁所推崇的私有企业，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产权明晰可以促使私有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壮大，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想必周其仁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逻辑矛盾，于是他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在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㊷何谓“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它指的是经历了改制后的现存国有企业。何谓“充斥在市场之中”?它是说现存国有企业仍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何谓“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这也就是说现存国有企业尚未完全私有化。
基于交易费用的教条，周其仁断言：“所以，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㊸周其仁把本来属于生产方式范畴的问题，肤浅地归结为交易成本的问题。就其所推崇的产权信条来看，这样的归因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以为只有交易费用理论才是科学理论，只有产权信条才能解释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只有全面私有化才是人间正道，这就未免太自负了。问题是周其仁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交易成本在商品最终销售价格中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其结构越来越复杂”㊹。既然如此，周先生又凭什么把“成本上升”的责任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中摘出来，统统归咎于传统计划体制和公有制经济?
五、金融危机
周其仁的问题总是聚焦于当下现实，这是值得肯定的。周其仁的研究不仅聚焦现实中的产权关系，而且始终都与经济热点问题高度相关。比如近年的金融危机也是周其仁先生特别关注的问题。然而，与他的产权信条一样，周其仁先生对金融危机的定位同样反映了其唯心史观方法论，凸显了其历史唯心主义的狭隘眼界。在周其仁看来，“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为此，他还专门举出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为依据，“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反思，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主任写了一本书《这次不一样》，他根据金融史上800年数据研究，人类常是犯了错误就忘掉，重复犯。除了忘掉没有任何新鲜的。最后的解释为：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就是人的心理有放大客观存在的情形。现在，我们也经历了一回”㊺。
为什么“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周其仁的解释是：“市场经济有两面，本质上是因为：它是由人组成的活动，人的心理天生不成熟，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总把事情看得太好;出了问题以后，人人紧捂口袋，不花钱，不投资，于是便产生萧条”㊻。既然“人的心理不成熟”是“天生”的，那么金融危机的根源就跟市场经济无关。周其仁先生的解释不过是在重复庸俗经济学的说法而已。从心理而不是既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危机现象上兜圈子而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思维方式。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㊼
需要指出的是，与周其仁把金融危机归结为心理问题一样，用心理来解读价值创造也是周其仁唯心史观方法论的必然结论。比如他说：“一只羊值多少钱?小哥跑一趟值多少钱?小米非常实，它卖智能硬件，但是一估值就虚了，小米到底值多少钱，是600亿美元，还是800亿美元，还是更高，或者更低?这由看法决定。”㊽周其仁所谓“值多少钱”，并不仅仅是指“价格”，还包含了“价值”的含义。那么价值究竟由什么决定?周其仁说：“人们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衡量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第一，我们衡量东西价值的时候离不开货币，货币的币值稳定吗?”“第二，不同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供应是否有弹性?”“第三，一个物品的价格如果持续上涨，人们会判断它还会上涨，这个预期一旦形成，消费行为、投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发生大量的借贷行为”㊾。请注意，在影响价值的因素里面，唯独没有劳动的因素。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周其仁所提出的这三个因素其实并不是“价值衡量”的因素，而仅仅是影响价格的因素。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常识，本文也不赘述。
有意思的是，周其仁在2014年谈到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时提出“三方面因素把中国经济增速拉下来”：“一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我国外需乏力”;“二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为调控经济过热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三是真实利率发生变化……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有三块：第一块是随收入增长不断上升的成本，第二块是债务压力，第三块就是‘产能过剩’”。㊿笔者注意到，即便是无比崇拜市场的周其仁也不得不承认，“金融危机”与“产能过剩”在中国经济减速下行的过程中难辞其咎。问题是，所谓“三方面因素”中的“金融危机”与“产能过剩”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非“人的心理天生不成熟”就可以解释的“心理学”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周其仁说：“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因为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繁荣拉动外需的局面发生变化。”(51)既然中国经济下行因为“外需的局面发生变化”而“不可避免”，那么周其仁把经济下行归咎于“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岂不是有点牵强?难道取消了“行政管制”，外需局面就不会发生变化了吗?
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秉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然而在周其仁的产权信条中，中国经济下行却意味着私有化还不彻底，市场化还不到位。我们认为，周其仁的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中国经济就必然受到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支配。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解体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把所有的国有资产都私有化了，可是这拉动民间消费升级了吗?新加坡的土地和房地产大规模属于国有，可是这影响民间消费升级了吗?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源既不是“心理问题”，也不是私有化和市场化不彻底，而是市场经济周期变化的规律。面临经济周期波动，政府有必要适时进行逆周期和跨周期的宏观调控。但是，若把经济周期波动完全归咎于政府的调控政策，这既不客观，也很幼稚。换言之，当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达到某个临界值的时候，经济发展必然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态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的波谷阶段时，我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遵循和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在推进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而不是在唯心史观的产权信条中一条道走到黑。
针对当前经济周期的波动变化，深化体制和机制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举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5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最终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53)比较之后不难看到，周其仁基于产权信条的体制改革终极目标，显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
六、方法论
方法论是指引和统摄具体方法的根本理论。周其仁的方法论不仅集中反映在他的产权信条上，而且还直观地反映在他的历史观上。比如他说：“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比过去更高了一点，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54)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这诚然是事实。但是，周其仁断言“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如果没有历史比较又何来正确的历史观?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又怎么可能正确评价“前三十年”?
不论是产权信条，还是交易费用理论，或是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一旦周其仁的视角投向现实问题，其理论背后的唯心史观方法论都会有所体现。比如关于创新，周其仁说：“有本书叫《被误读的创新》，核心观点是，不要把创新说成好像只是天才的事，普通人都可以创新。中国这么大，只有马云、马化腾有想法吗?不是的。可是事后论英雄，真正影响人类变化的就那么几个人。所以我们就要研究，创新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55)周其仁认为“普通人都可以创新”，这是事实。那么，普通人是怎么创新的?他说：“创新经常是在日常生意中发生的，但很多人熟视无睹。你看一个零售店，为什么‘你活了，他死了’?同样几十平方米的空间，你摆什么，决定你的生死存亡。货摆对了，你是在卖东西;货摆错了，就成仓库了。”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摆什么”?周其仁说：“创新靠什么?靠发现，靠观察，全是脑子在运算。所以哪里对人信任，对脑子信任，哪个地方就会成为发明的集中地。”于是，周其仁得出自己的结论：“哪里崇拜‘脑子’，哪里就有创新。”(56)把创新归结于聪明的“脑子”足见周其仁仍然摆脱不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他一方面承认“普通人都可以创新”，另一方面却不明白为什么“普通人可以创新”。其实在唯物史观看来，普通人之所以可以创新，并不是因为崇拜“脑子”，而是因为社会实践。对此笔者已经有专文讨论(57)，在此不再赘述。
再如某个时期盛行的“法无禁止则可为”说法，周其仁说：“法无禁止则可为，这是创新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程序合理性中重要的一环”，“我国古代的治理，有一条叫民不举、官不究。现在不少事，民不举、官非究不可。我以为，不能动不动就宣判‘非法经营’，说这也‘黑’，那也‘黑’的。民间在市场上每找到一条新路，就能增加就业还缴税，这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大局”。(58)创新需要包容，也应当鼓励包容。但是，鼓励创新并不是一味地鼓励“法无禁止则可为”，更不是放任违法乱纪。周其仁以“网约车”为例，证明“法无禁止则可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片面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来证伪“法无禁止则可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风靡一时的“小额金融贷款”。在“法无禁止则可为”的名义下，“小额金融贷款”造成的金融乱局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唯心史观乃是周其仁以偏概全思维方式的方法论根源。
周其仁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体制成本决定经济发展，也决定未来。”(59)就“技术决定制度”(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维度而言(60)，坚决治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审批权力寻租等行政低效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题中之义。周其仁常常使用的“成本分析”方法，乃是经济学里用来比较效率的标准工具。然而，周其仁把体制成本上升的原因从市场经济体制中摘出来，把体制成本上升统统归咎于市场化和私有化不彻底，这是缺乏辩证思维方法论的体现。比如，明明是过度市场化造成了“过度医疗”，他却断言：“这个问题是体制成本问题，像医疗改革，这个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问题卡在准入上，价格指引上。”(61)什么叫“卡在准入上，价格指引上”?这不就是市场化不彻底的另一种说法吗?明明是过度金融化导致了房地产的产能过剩和泡沫膨胀，他却断言：“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城镇国有土地可以依法流转，集体土地不能依法流转。如果允许分散流转，市场是有自我平抑的功能，而我们非要统一把土地划成不同的类，价格机制的形成不是规划能替代的。”(62)明明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悬置造成了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的现实困境，周其仁却将之归咎于“集体土地不能依法流转”，甚至公开呼吁：“只要农产品可以转手买卖，生产农产品的要素——包括土地——终究也可以转手买卖。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63)什么是土地“可以转手买卖”?这不就是鼓励私人兼并土地吗?什么是“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不就是要坐实土地私有化吗?
改革开放以来，周其仁以产权信条为理论内核的一系列观点因时代的风云际会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代表。坦率讲，本文的讨论并不是针对周其仁个人，而仅针对以产权信条为理论内核的一系列观点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因此，笔者并不是仅就周其仁的产权信条展开讨论，而是力图从本质层面追溯其方法论的源头所在。就事论事，周其仁的某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或许不乏建设性，也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问题在于，若把一时一地的局部战术措施上升为长远的战略原则，由此产生的误导将是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战略方向上的失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邓小平理论时指出：“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充满唯物辩证法，体现了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彰显了邓小平理论的鲜明风格和独特魅力。对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只有结合历史背景，注重整体把握、辩证把握，知其义又明其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正确用以指导实践。如果顾此失彼、畸轻畸重，就容易导致实践偏差，甚至犯原则性、方向性错误。历史上我们党有过这样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深刻汲取。”(64)
周其仁的错误并不在于其产权信条没有观照现实，而是在于他只看到了产权关系的表象，却忽略了产权关系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周其仁产权信条的错误是其方法论的错误。与唯心史观方法论不同，唯物史观方法论不仅关注经济事实所呈现的各种表面现象，而且更为关注辩证地揭示出现象背后的真相和本质。因此，就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言，深化改革的关键不仅是要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来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而且也要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来评价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只有这样，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才能具有科学的理论视野并展开正确的实践路径。2024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65)。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套话，而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重大战略原则。
参考文献：
[1]程恩富、王君玺：《论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2]程恩富、谭泓：《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程恩富教授访谈》，《学术评论》2025年第2期。
[3]程恩富、王君玺：《论国有企业应引领和主导新质生产力发展》，《海派经济学》2024年第4期。
[4]张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篇章》，《经济研究》2025年第2期。
[5]张宇：《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若干基本问题再认识——基于劳动主体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
注释：
①周其仁：《确权不可逾越学习<决定>的一点体会》，《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②周其仁：《确权不可逾越学习<决定>的一点体会》，《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③周其仁：《确权不可逾越学习<决定>的一点体会》，《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④周其仁：《确权不可逾越学习<决定>的一点体会》，《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⑤央视网：《“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习近平此言，有何深意?》，https：//baijiahaohtbprolbaidu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s?id=1608819952953034017&wfr=spider&for=pc.2018年8月15日。
⑥周其仁：《改革要解决新事物合法化问题》，《商周刊》2014年第3期。
⑦周其仁：《在全球网络里寻求合适节点企业突围的一条可选路径》，《中国改革》2024年第1期。
⑧周其仁：《经济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1期。
⑨周其仁：《经济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1期。
⑩周其仁：《经济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1期。
⑪周其仁：《产权界定与产权改革》，《科学发展》2017年第6期。
⑫周其仁：《全球化视角看中国经济改革与创新》，《金融市场研究》2017年第3期。
⑬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⑭周其仁：《经济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1期。
⑮王绍光等：《70年代中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⑯王绍光等：《70年代中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⑰王绍光等：《70年代中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⑱王绍光等：《70年代中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⑲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⑳周其仁：《中国农村财产关系演变的事实与趋势》，《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
㉑周其仁：《中国农村财产关系演变的事实与趋势》，《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
㉒周其仁：《中国农村财产关系演变的事实与趋势》，《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
㉓周其仁：《中国农村财产关系演变的事实与趋势》，《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
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1页。
㉕周其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产权改革经验》，《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第2期。
㉖周其仁：《中国农村财产关系演变的事实与趋势》，《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
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0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7页。
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㉛周其仁：《他是很少的那种不被权力侵蚀的人》，《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
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㉟《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新华日报》2013年3月9日。
㊱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https：//wwwhtbprolxinhuanet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politics/2016—04/28/c_111876 3826.htm.2016年4月28日。
㊲周其仁：《周其仁：中国改革经验里的交易费用逻辑》，《中国房地产业》2015年第4期。
㊳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㊴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㊵赵磊：《市场经济向何处去》，《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
㊶周其仁：《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中外企业文化》2015年第3期。
㊷周其仁：《周其仁：中国改革经验里的交易费用逻辑》，《中国房地产业》2015年第4期。
㊸周其仁：《中国改革经验里的交易费用逻辑》，《中国房地产业》2015年第4期。
㊹周其仁：《鼓励企业家“试错”》，《北大商业评论》2014年第2期。
㊺周其仁：《激荡中的中国经济：成就即挑战》，《中外企业文化》2016年第2期。
㊻周其仁：《激荡中的中国经济：成就即挑战》，《中外企业文化》2016年第2期。
㊼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
㊽周其仁：《管住货币回到审慎金融周其仁认为有市场就会内生实虚相兼相融》，《财经界》2018年第22期。
㊾周其仁：《管住货币回到审慎金融周其仁认为有市场就会内生实虚相兼相融》，《财经界》2018年第22期。
㊿周其仁：《论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中国市场》2014年第3期。
(51)周其仁：《论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中国市场》2014年第3期。
(5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htbprolgov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slb=true.2024年7月21日。
(5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htbprolgov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slb=true.2024年7月21日。
(54)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国品牌》2018年第11期。
(55)周其仁：《周其仁：关乎生存的创新要克服五大障碍》，《财经界》2017年第34期。
(56)周其仁：《周其仁：关乎生存的创新要克服五大障碍》，《财经界》2017年第34期。
(57)赵晓磊：《创新来源、逻辑及机制：基于唯物史观的思考》，《中国西部》2023年第6期。
(58)周其仁：《滴滴专车们应该如何管?城市交通管制应更有包容性》，《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14期。
(59)周其仁：《影响中国经济的五大体制成本》，《财经界》2016年第22期。
(60)赵磊：《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
(61)周其仁：《影响中国经济的五大体制成本》，《财经界》2016年第22期。
(62)周其仁：《影响中国经济的五大体制成本》，《财经界》2016年第22期。
(63)周其仁：《周其仁：土地确权需要一场奠基性的战役》，《中国房地产业》2015年第3期。
(64)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4年8月23日。
(6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光明日报》2024年8月23日。
(作者简介：赵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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