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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如何“对日本祛魅”?

子午 · 2026-06-07 · 来源:子夜呐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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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今天在文化消费中大量接收到的“无害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日本右翼政府及其资本同盟精心运作的产物。他们一方面绞杀左翼的思想根脉,一方面将左翼留下的文化遗产掏空、包装,作为新军国主义国家形象工程的软实力糖衣。

据中国侨网报道,一对中国网红情侣赴日本旅游期间,在富士山脚下的热门打卡点“罗森(LAWSON)河口湖站前店”门口拍摄舞蹈视频,并模仿了日本动漫的片头动作。

视频发布后,被日本网民转载到社交平台X上,随即引发大批日本网民的网暴,斥责拍摄行为“愚蠢”“挡路”“妨碍营业”,并贴上“典型的中国作风”等反华标签。

面对网暴,涉事博主回应称,“为免影响他人,特意选择在早上5点、人流极少的时段进行拍摄,并不存在影响通行或干扰营业的情形”。该博主同时表示,此事令其“对日本祛魅了”。

事件在国内同样引发激烈争议。

知乎上的“知日派”答主在高赞回答中辩解,称河口湖罗森便利店打卡点是日本民众苦之久矣的“观光公害”,每天聚集大量外国游客拍照打卡,阻碍交通、乱扔垃圾,当地居民积累了大量不满情绪,所以这两名网红被日本网民批评是“一场针对所有不文明行为的治理,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地方的游客”,还有人指责国内媒体是在遮蔽真相、煽动反日情绪。

然而,日本网民的网暴内容,已经远非“一场针对所有不文明行为的治理”,而是充斥着对中国以及中国游客的巨大敌意。在日本右翼政府和媒体的煽动教唆下,普通日本民众的反中情绪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日本街头甚至已经多次出现了针对中国游客的排斥和袭击行为。

与此同时,国内有网友扒出这对中国网红情侣的社交媒体账号,发现他们是国内二次元领域的博主,日常发布内容多数是日系穿搭、日漫风格、复刻日漫场景及日本景点打卡,“风格极为偏向日系”。据此,部分网民指责他们是“媚日”“精日”分子。

事件发酵至此,已经变得非常耐人寻味,它如同一幅生动的剖面图,折射出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图景:日本民众骂“中国人为什么来日本”,中国网民骂“中国人为什么去日本”,而中国的精日网民则骂“中国人为什么要得罪日本人”。

于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浮现出来:中国网民喜欢日本动漫、二次元,是否一定意味着“媚日”?

这对网红情侣在罗森便利店前所模仿的是日本动漫《跃动青春》的片头舞蹈。《跃动青春》是一部治愈系校园动画,围绕女高中生的校园成长日常展开,原作连载于日系中产自由派漫画阵地《月刊 Afternoon》,其创作理念聚焦青春期人性与人际关系,客观展现地方衰落、社交困境,价值观偏向文明包容、地域均衡发展的自由派共识,属于去政治化治愈向日常番,喜欢这部动漫的往往是小资、中产市民阶层,跟“媚日”不沾边。

这对网红情侣同样喜欢宫崎骏的动漫。与《跃动青春》极不相同的是 ,宫崎骏的动漫作品普遍具有反战、反资本主义的鲜明左翼立场。中国最早一批日本二次元爱好者,往往也是从手冢治虫、藤子·不二雄、押井守、安彦良和等人的动漫作品开始的,他们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认知最开始同样是来源于这些人的作品。这些动漫作者与宫崎骏一样,普遍具有鲜明的日本左翼色彩。因此,直接把喜欢日本二次元与“精日”、“媚日”等同起来,是并不准确的。

藤子不二雄A的漫画作品《剧画毛沢东伝》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这就不得不从日本二次元的演变史说起。

受红色中国的影响,日本社会在上世纪60-70年代爆发了激进的左翼运动,运动的参与者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随着运动的挫败,日本整个社会迅速右转、去政治化。

大批曾参与左翼运动、心怀理想却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变革的青年,被迫从街垒战斗中撤离,转而投入当时尚属边缘的动漫、音乐等行业,试图以文化方式继续践行理想,影响民众,积蓄力量。

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反权威、反军国主义、质疑现有体制、渴望毁灭与新生的主题内容,其本质是革命激情在虚构世界中的投射。动漫行业成为左翼批判精神和革命叙事的“避难所”,这总体而言是一种退却,却是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之后陷入困境和孤立的日本左翼的积极尝试。

例如,手冢治虫曾公开表示自己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他的《森林大帝》《三个阿道夫》《佛陀》贯穿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反战思想,对一切形式的极权都持批判态度;

藤子·不二雄在《哆啦A梦》中,借大雄和哆啦A梦之口多次高呼“日本战败了”,并对独裁者、环境破坏者进行辛辣讽刺;

宫崎骏公开承认自己“直到现在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作品始终在拷问资本主义扩张、战争和人类对自然的剥削;

安彦良和本身就是学生运动参与者,他将这种经历融入《机动战士高达》的创作中,夏亚·阿兹纳布尔的复仇与革命,其动机并非简单的权欲,而是对扎比家暴政的彻底否定;

押井守参与编剧的《人狼》以全共斗时代的极左派系内斗为背景,描绘了革命理想如何在权力和阴谋中彻底异化,是左翼精神在挫败后的深度反思,他的《攻壳机动队》对垄断资本主义的隐喻批判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影响了后来的《黑客帝国》等左翼电影;

……

总体而言,日本左翼在从直接政治行动转向文化领域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宏大的革命理想,而是将之转变成了《机动战士高达》里吉翁公国对地球联邦的革命,《海贼王》里革命军领袖之子路飞对世界政府这一绝对权威的不断挑战……

为了彻底消灭左翼进步思潮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右翼主导的日本政府对左翼动漫作者采取了一整套的结构性压制、收编与消耗战略。

日本右翼政府通过文部科学省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淡化或删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和殖民历史的表述。这直接导致了年轻一代创作者的历史知识根基被削空。当创作涉及历史题材时,他们更容易无意识地美化“帝国”或回避批判。日本政府还持续强化对教师政治言行的监控和惩戒,压缩有左翼思想的教师进行批判性教学的空间,使得孕育左翼思想的校园土壤日益贫瘠。

日本政府还通过资金杠杆,引导二次元作者创作远离敏感和批判性题材的作品。电视台、广告代理商、出版社构成了二次元创作的核心决策机构,借助赞助商和播放平台的偏向性选择,通过所谓的市场逻辑压制左翼二次元的生存空间。

安倍担任首相期间,大力推进所谓的“酷日本”文化战略,通过设立“酷日本”基金支持动漫、游戏等对外文化输出,其筛选标准有强烈的政治安全考量,掐灭那些对权力和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项目。

而对于宫崎骏这种批判资本主义、坚持反战、要求日本为军国主义罪行道歉的“反骨”作者,日本政府一面对其授予“文化功劳者”等称号,将其捧为“国民荣誉”的象征,一面无视宫崎骏的政治主张,将其归为“艺术家个人意见”,从而实现收编和无害化处理。吉卜力美术馆成为全球动漫爱好者的朝圣地,但其展陈核心却是动画技术和奇幻世界;日本地方政府借《千与千寻》打造温泉游,绝不会提及其反资本主义异化和压迫的内核;游客爱的是无公害的“龙猫”,宫崎骏的反映战后创伤以及“去国家主义”叙事被偷换成了一种危险的“本土主义”以及对日本田园生活的讴歌。

“酷日本”战略更主要的作用,则是引导资金和资源更多地流向那些描绘“和风之美”、“匠人精神”、“可爱”等完全无害的“去政治化”作品,为正在野蛮滋长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涂上温和、无害的伪装。

例如前面提到的《跃动青春》,纯娱乐向的《灌篮高手》《金牌得主》,以及众多带着腐宅性质、浸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纯爱番”。又如很多国内青少年正在追更的《鬼灭之刃》,怀念大正短暂的和平、传统人情与西式文明交融的安稳岁月,留恋传统家族羁绊、民俗伦理,虽反感极端化的军国狂热,却不愿触碰深层制度改革,体现了日本普通中产最主流的保守人文价值观。

更有一些作品反过来将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打扮成受害者角色,甚至公然鼓吹新军国主义价值观。例如,带有浓重受害者与 加害者双向缠绕战后日本史观、游走于“反战”与“反战败”之间的《进击的巨人》;表面反战,内核却是“反战败”,美化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牺牲”精神的《永远的零》;美化等级秩序的《黑执事》以及美化旧日本帝国军队的《舰娘》《少女与战车》;带着强烈军国主义色彩的《神风》《阴阳师》……

而中国资本在引入日本二次元作品时候高度配合了日本右翼政府的文化输出战略:一面对宫崎骏为代表的日本左翼动漫进行无害化处理,一面大量引入纯娱乐向甚至带着腐宅内容的作品以及日本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作品。

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港台资本在引入日本音乐时就采取过类似策略。号称“养活半个港台音乐圈”的中岛美雪,其许多原作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政治隐喻和对历史事件的反思,而港台歌手在重新填词翻唱的过程中将其完全剔除,转而改编为迎合市场审美以及资本需求的个人化、情感化或励志化主题。

例如,中岛美雪1975年的歌曲《时代》,日文歌词原本是日本1970年代学生运动(全共斗)失败后,一代人理想幻灭的集体记忆写照,1995年叶倩文的国语翻唱版歌词却将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彻底转化为个人情感的起伏和人生哲理的感悟;1978年的《世情》不仅批判保守势力,也对那些以“不变的梦想”为名、试图“阻挡时流”的抗争者本身进行了反思,1990年田希仁翻唱版的《此情此世》,将其改编为一首关于人生无常和追求永恒爱情的歌曲;1988年的《ローリング》(Rolling)是另一首深刻反映学生运动后遗症的作品,日文歌词描绘了运动的场景与理想的破灭,吕方的粤语翻唱版《流浪花》则将这种对集体理想的失落,完全改写为对逝去爱情的追忆……

可见,无论是日本资本,还是中国资本,都将倾向或同情马列毛主义的日本左翼视为敌人和要铲除的对象。

至此,所谓“对日本祛魅”,究竟意味着什么?

祛魅不是从一种盲目的迷恋,跌入另一种盲目的仇恨,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真正需要被祛魅的,从来不是一个被简化为“动漫圣地”“匠人精神”的梦幻日本,也不是一个被简化为“军国主义”“排外社会”的妖魔化日本(重要的是搞清楚普通日本民众的排外情绪是怎么来的)。需要被看清的,是这两种想象在现实中如何被共同制造出来,又如何同时遮蔽了问题的核心。

那个核心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接触并深爱的“日本文化”,其最富感召力、最具人文厚度的部分,恰恰来自一个在日本国内被长期打压、收编和消音的左翼传统。而我们今天在文化消费中大量接收到的“无害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日本右翼政府及其资本同盟精心运作的产物。他们一方面绞杀左翼的思想根脉,一方面将左翼留下的文化遗产掏空、包装,作为新军国主义国家形象工程的软实力糖衣。

对日本祛魅,最终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日本,也更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最终回归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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