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 世纪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与资本主义深度发展，国家主义逐步陈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所谓国家主义，是一种将国家置于个人、社会、阶级之上，以国家权力、国家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主张国家支配社会、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的政治学说与意识形态。在近代欧洲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的内部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学说，但是主流的国家主义整体表现为反动国家主义，其阶级属性十分明确：它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容克贵族联合打造的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于剥削阶级巩固阶级统治、压制民主运动与工人解放斗争的政治目的。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将国家视为 “地上的神物”，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强权国家主义奉行 “铁血政策” 与国家至上原则，二者共同构成近代反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政治内核，主张国家是独立于社会的永恒实体、超越阶级的全民利益共同体、权力至高无上的主宰。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虽未直接使用 “国家主义” 这一术语，但针对近代反动国家主义的全部核心主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展开了根本性批判。这种批判并非全盘否定国家在历史上的存在价值，而是区分反动国家主义与民族统一、民族解放的进步诉求，并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形态的国家，是革命进程中不得不接受的 “祸害”，应当以巴黎公社原则建设人民民主与阶级专政相结合的新型政权，最终走向国家消亡。在当下，认真重读马恩的相关论述，对于划清马克思主义科学国家观与反动国家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近代反动国家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
以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与普鲁士强权国家理论为支柱的近代反动国家主义思潮是一个庞杂的体系，
其中三大核心主张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批判的对象。
(一)国家本体论：国家是永恒的伦理实体与至高有机体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将国家定义为 “地上的神物”。他把国家视作先于社会、先于个人的精神实体，是理性发展的终极形态，具备永恒性与神圣性。国家作为 “普遍的最终目的”，凌驾于家庭与市民社会之上，个人的价值与自由唯有依托国家才能实现，必须对国家权力绝对服从。这套国家至上、国家永恒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构成了近代反动国家主义的哲学根基。
(二)国家共同体论：国家是超越阶级的全民共同体
反动国家主义刻意抹煞阶级对立，宣称国家是整合全体国民利益、凝聚民族精神的共同体，能够代表全社会的普遍福祉。黑格尔提出，国家的力量体现为 “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作为 “外在必然性和最高权力” 调和市民社会矛盾。这套超阶级国家观，掩盖了剥削阶级国家的统治本质，是反动国家主义最具欺骗性的理论包装。
(三)国家权力至上论：强权至上，国家权力绝对化
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强权国家主义，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化为现实政治实践，奉行强权治国、中央集权、武力至上的路线。对内依靠官僚集团与军队强化专制统治，压制民主诉求与工人运动;对外鼓吹大国沙文主义，依靠军事力量推行领土扩张。这种将国家权力绝对化、暴力化的实践取向，使近代反动国家主义成为欧洲军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思想源头。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反动国家主义本体论的批判：颠覆唯心主义国家观
近代反动国家主义的哲学根基是唯心主义国家本体论，将国家视为决定社会、支配个人的独立精神实体。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明确指出，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市民社会决定了政治国家，而不是相反.，同时揭示国家的历史性，从根源上否定国家主义的理论前提。
(一)批判黑格尔国家理念的唯心主义逻辑颠倒
黑格尔将抽象的国家理念当作本源，现实的市民社会、家庭与个人反而成为理念的派生物。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尖锐指出其谬误：“黑格尔把观念变成了主体，而把现实的市民社会、家庭变成了观念的谓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50 页)马克思进一步阐明客观逻辑：“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52 页)物质生产关系构成的市民社会是第一性的，政治国家是第二性的上层建筑，并非主宰社会的 “神物”，这直接瓦解了国家至上的唯心主义根基。
(二)揭示国家的历史性，驳斥 “国家永恒论”
反动国家主义宣扬国家永恒存在、不可消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出科学论断：“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3 页)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它会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失而走向消亡。这一论述彻底击碎了反动国家主义 “国家永恒” 的神话。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反动国家主义共同体论的批判：揭穿 “虚幻共同体” 本质
将国家包装为超阶级的全民共同体，是近代反动国家主义迷惑民众的核心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虚幻的共同体理论，撕下其 “全民利益代表” 的伪装，揭露国家的阶级本质。
(一)国家是统治阶级的 “虚幻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阐释：“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6 页)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国家所谓的 “普遍利益”，只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将自身特殊利益伪装成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结果。恩格斯直言：“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1 页)反动国家主义鼓吹的 “全民共同体”，本质是维护剥削秩序的虚假形态。
(二)批判以 “国家共同体” 掩盖阶级斗争的欺骗性
反动国家主义鼓吹国内各阶级放弃对立、团结在国家旗帜之下，以此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 页)在剥削阶级国家内部，阶级对立是客观存在的，试图用 “国家统一” 抹除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欺骗。同时马恩提出：“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 页)马恩的这句名言直指狭隘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危害，反对各国无产阶级被本国剥削阶级的利益裹挟，坚持无产阶级国际团结。
(三)区分虚幻共同体与未来真实共同体
马恩批判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并非否定一切共同体形态。他们指明，当阶级与国家消亡后，人类将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 页)这种真实共同体摒弃了国家权力对人的压迫，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真正统一，从价值层面完成对反动国家主义共同体观念的超越。
五、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鲁士强权国家主义的批判：揭露军事官僚国家的反动本质
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强权国家主义，是近代反动国家主义最典型的现实形态。恩格斯对普鲁士军事官僚国家展开系统批判，同时辩证区分民族统一的进步诉求与强权国家主义的反动本质。
恩格斯多次评价普鲁士政权：“普鲁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官僚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37 页)这套国家机器以军队和官僚体系为核心，对内压制自由与工人运动，对外推行军国主义与领土扩张，是欧洲反动势力的重要堡垒。
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德意志摆脱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认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历史进步，但坚决反对俾斯麦依靠专制、武力、压迫弱小民族的统一道路。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军国主义强权裹挟民族情绪滋生大国沙文主义，必然加剧欧洲民族冲突与地缘对立，是战争的重要策源地。
与此同时，马恩也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双重标准：资产阶级平日里标榜 “有限政府、个人自由”，一旦无产阶级运动威胁私有制根基，便立刻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实行镇压。这种两面性证明，资产阶级的 “国家至上”，终究是资本利益至上。
六、立足巴黎公社经验：批判国家崇拜，阐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原则
在批判近代反动国家主义、厘清旧国家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首次伟大实践，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对待旧国家机器、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则，彻底同一切国家主义、国家崇拜划清界限。
(一)核心论断：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针对剥削阶级政权更迭中沿用旧国家机器的历史轨迹，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了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命题，：“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5 页)官僚、军队、司法等旧国家机器，是专门服务于剥削阶级压迫劳动者的工具，本身浸透了阶级奴役的属性，无产阶级绝不能直接承袭。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革命手段彻底打碎这套旧机器，这是任何一场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二)辩证认知：无产阶级政权是过渡阶段 “不得不继承的祸害”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 “立即废除一切国家” 的主张，明确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仍需要建立过渡性的国家形态。但马恩始终保持清醒，坚决摒弃国家主义的 “国家崇拜”。
恩格斯在 1891 年为《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中直言：“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1 页)这一论断点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并非值得崇拜的 “神圣实体”，它只是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必要工具，。建立新型国家，目的不是强化国家至上，而是逐步创造条件促使国家走向消亡。
(三)政权建设方向：遵循公社原则，构建民主与专政相统一的过渡性国家
既然不能沿用旧机器，又需要保留过渡性国家职能，马克思、恩格斯以巴黎公社为范本，确立了无产阶级新型政权的建设准则，彻底区别于反动国家主义的专制体制。
第一，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废除官僚特权和等级授责制度，所有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罢免，薪酬与普通工人持平，从制度上杜绝官僚化与权力异化。马恩高度肯定了公社的这些革命举措，恩格斯指出，旧国家的演变规律是 “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0 页)，而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逆转这一趋势，始终服务于全体劳动者的解放。马克思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355 页)
第二，实行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政府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实行专政，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保卫革命成果。镇压也不是简单的物理消灭，而是注重人的改造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政权不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也绝不走向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国家主义道路。
第三，明确政权的过渡性使命。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7 页)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部任务，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让国家这一历史范畴退出历史舞台.。
七、马克思恩格斯对反动国家主义批判视域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反动国家主义的批判，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反对走向绝对化。
首先，区分反动国家主义与进步的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运动。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打破封建割据，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建立主权国家，是摆脱外族奴役的正义斗争。这类诉求与剥削阶级鼓吹的强权至上、对外扩张的反动国家主义有着本质区别，马恩始终站在进步力量一边。
其次，区分剥削阶级反动国家与无产阶级过渡性国家。马恩批判的是神化国家、强化专制、维护剥削统治的反动国家主义，并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必要性。无产阶级政权是 “必要的祸害”，其存在是为了消灭国家存在的根基，这与 “国家至上、国家永恒” 的国家主义有着根本立场差异。
最后，坚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抵制狭隘国家利益至上。近代反动国家主义往往与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深度绑定，而马恩始终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以国家界限分裂工人运动，从价值立场上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视野。
目前，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反动国家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理性摒弃各类变体国家主义思潮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所谓的新国家主义思潮泛起。这种思潮既是历史上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也是当代全球治理困境的产物。新国家主义极力主张，将国家权力置于绝对优先地位，融合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经济保护主义，带有明显威权倾向，以绝对化的国家利益，凌驾于社会公众基本权利，社会多元发展和国际法共同规则之上.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就是新国家主义的典型代表，新国家主义思潮在国内的舆论场上也有影响，甚至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扬新国家主义观点，主张把国家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路标，这种观点是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对此应当保持政治和思想上的清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科学社会主义为路标，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使命，走上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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