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良母”——这一承载千年期许的词汇，宛如一顶缀满传统美德的冠冕，被温柔而坚定地置于女性头顶。然而，这顶冠冕的光芒却显露着历史性的阴影：它并非永恒的道德律令，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父权制与私有财产结合下对女性角色的精巧塑造，其本质是一张以爱与责任为丝线、编织而成的系统性束缚之网。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洞察，“贤妻良母”乃是阶级社会与私有制的特定造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揭示，一夫一妻制家庭并非爱的永恒形式，而是“以私有制对原始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其明确目的是生育确凿无疑出自父亲的子女，以继承父亲的财产。女性因此被卷入家庭私人领域，其“贤”与“良”的价值标准，首要服务于家庭财产的稳定传承与血脉的纯洁延续。古代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格局，绝非自然天成的和谐图景，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化进程中，女性被逐渐排除社会生产、沦为家庭依附者的历史结果。所谓“贤惠”、“良德”，实则是一套服务于男性中心家庭秩序的行为规范，其内核深深烙印着父权秩序的印记。
这一观念在意识形态上被不断自然化与神圣化，成为巩固性别压迫的温柔工具。统治阶级常将符合其利益的社会建构包装成不可置疑的传统与天理。儒家“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将女性牢牢系于家庭领域，其“贤”与“良”的评判权柄，紧握于男性家长手中。这种意识形态机器成功地将结构性压迫转化为女性的内在道德追求，使无数女性将外界期待内化为毕生使命，甚至在无形中成为维护此秩序的力量。“贤妻良母”正是社会精心“造就”女性的核心模板，它通过文化教化、文学传颂与日常实践，不断再生产着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使其接受一种看似崇高实则局限于私人领域的生存方式，从而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力不平等。
更须批判的是，这一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资本逻辑共谋，加剧了对女性的双重剥削。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口头上高扬“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却贪婪地吸纳女性劳动力。当代许多女性被迫在“996”的高强度工作与“24小时待命”的全天候母职、妻职之间疲于奔命，承受着“有偿劳动”与“无偿家务劳动”的双重压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家务劳动虽无偿，却至关重要地再生产着劳动力本身，为资本持续积累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资本与父权合谋，却将这份重担浪漫化、私人化，将其视为女性“爱的自然奉献”，逃避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认可与经济补偿。“贤妻良母”的光环，从而巧妙地遮蔽了其背后的剥削实质。
因此，真正的女性解放，必须打破“贤妻良母”的神话枷锁，走向一条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道路。这绝非否定女性在家庭中的爱与付出，而是要求彻底变革造成女性屈从地位的社会条件。正如列宁所言：“尽管一切解放运动，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我们必须推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与现代化，将女性从繁重的私人家务中解放出来；必须废除一切歧视性法律与政策，保障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等公共领域的全面平等权利；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彻底革命，摒弃将女性价值捆绑于婚姻与母职的陈腐观念，让每个女性都能自由发展其全部潜能，定义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贤妻良母”的旧梦该醒了。它曾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却不该成为永恒束缚女性的枷锁。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解放道路上，我们期待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在那里，女性的价值不再由她是否为“贤妻良母”来界定，而是源于她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创造；在那里，家庭不再是压迫的单元，而是基于平等与互爱的自由联合。唯有如此，女性才能真正从历史走向属于“她”的广阔未来，而那将是全人类解放事业中至为关键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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