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七法》“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这是两种不同情景的假设，前者即为政令不通、是非颠倒、赏罚不明、善恶难辨、徇私枉法、公信缺失，是一个极度混乱腐朽堕落衰亡的国家形象；通过与后者的对比，明确了只有在做好治民、将兵、胆魄、正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国治民安、天下太平，“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如果从本意理解，言善却不能够发扬光大，作恶却不能够惩戒禁止，一定是社会机器或者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管子·小问》明确“政自小始”这对于夸夸其谈、自负自大的剥削统治阶级而言，不是一种警诫，而是一种侮辱，因为它们从来都是干大事创大业的、具有宏伟的目标而可以忽视黎庶的存在。《管子·禁藏》“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即言治理国家如果发生祸乱，一定是从上层腐朽开始而愈演愈烈，以至于无药可救的。“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只有当政令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民众的意愿，然后才能顺利地推行。任何一种幻想、梦想脱离了实际，靠投机主义哗众取宠，富强就不可能实现，稳定必将危如累卵。
2、《管子·七法》“百匿（舆情无法上通下达）伤上威。奸吏（腐朽堕落受贿行贿官官相护）伤官法。奸民（不务其本不守其业游手好闲之徒）伤俗教。贼盗（作奸犯科、坑蒙拐骗的人）伤国众。威伤，则重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管子与此提出几点意见，无一不是在维护君主的权威，“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爵禄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在《管子·版法》中，进一步对强化君权做了说明，“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
3、在煌煌帝国之中，政令措施是国家安危盛衰的根本。在腐化败落、生民倒悬的国度，好的真理政策难以为继、改弦更张，蹩脚的治国理政措施推陈出新、殊途陌路。且看看，一令既出，人声鼎沸；且听听，出而行之，天怒人怨；细思量，出政之群，无关己身之痛痒；瞬感知，从令之辈，均有切肤之痛；如此铿然，必曰暴虐；暴虐之君，必曰暴君；以此帅国，运不久矣！《管子·版法》“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剥削统治阶级出于保障自身权利的需要，往往会千方百计的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新鲜奇葩的制度措施，这些制度措施实际上行不通却强制施行之，民众就会产生抵抗、藐视、吐槽、厌恶、悲愤、怒火中烧的情绪，这样的不满情绪和负有同样情绪的人越来越多，不满的情绪越积累越厚重，必定会使祸乱爆发，天下难以安宁，希望难以为继，梦想终将破灭，死亡终将来临。因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已经使得人民生活艰难，精神萎靡不振，信念消失殆尽，“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民乃自图。”如果在这种灾祸即将到来之前，依旧死气沉沉、无法改变、幡然醒悟、奋发图强，那么民众就会采取自认为合适的、有必要的、可行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和困惑。
4、《管子·法禁》“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统一民心，统御国民），一国威（统一意志，凝神聚力），齐士义（统一信仰，奋发图强），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官官相护，形成私党），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结成相对稳定固定的特殊阶级），行公道以为私惠（利用公权力以谋求私利私欲）。进则相推于君（统一口径，互相保护），退则相誉于民（沽名钓誉，获利于民，相互恭维，稳定势力），各便其身，而忘社稷（彻底忘记江山社稷、一心营私舞弊，各得其所）。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欺上瞒下，大肆剥削，积累私财，富可敌国）。此皆弱君（可以理解为削弱君权，也可以理解为愚蠢的国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这段文字与阶级固化、利益固化，从而导致阶级对立、阶级对抗、阶级斗争，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显现和暴露，剥削日甚一日，奴役日重一日，腐化堕落倒逼腐朽死亡日近一日。所以下文一一列举，详细阐述了16种禁忌的行为，“固国之本，其身务往于上，深附于诸侯者，圣王之禁也。”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闭塞国家根本，努力蒙蔽国君，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是应该严格禁止的砖家叫兽的行为。
5、《管子·重令》“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在《管子·七主七臣》中，已经明确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君主的势威如果受到挑战，则一定会产生妥协、纵容、默许的的软弱的政治生态现象，特殊阶级、特殊利益群体就会严严实实的包裹、威胁、束缚、更改、变通治国理政方略，它们沆瀣一气、为非作歹，结成同盟，对抗君主，欺压百姓，以**为中心，形成恶劣的、黑暗的、腐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死亡必将如期而至！“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这段文字便是最好的素描、写照和精准的解释。
6、《管子》是一部霸王之书，内容庞大，既有言君主之说，必有相应的臣子之对，此外还有御民之术、统兵之道、经济之才、政治之实、法制之宝。全书既有政治论述，亦有事件探讨，与当时的《子集》是非常类似的。在谈到治国理政的时候，《管子·重令》谈及臣子的重要性。“何谓朝之经臣（肱骨之臣、能臣干吏）？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不欺瞒上层的君主）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不会结党营私，搞宗派主义）；竭能尽力而不尚得（不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必定会精忠报国，富有牺牲精神）；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不会尸位素餐，吃空饷，吃独食），朝之经臣也。”可以说是站在正国级、副国级、正部级或者副部级高度谈论高级干部的综合素质问题，它们的典范标杆，也可以造就更多的优秀的基层干部群体。在《管子·七主七臣》中，君臣对应，管子鲜明表态：“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上多喜善赏，不随其功，则士不为用；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有了数量庞大的臣子体系的保驾护航，“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矣。”在此管子将臣子分为法臣、饰臣、侵臣、谄臣、愚臣、奸臣、乱臣等七个类别，其中法臣更是一种民间民众期待的臣子的形象“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依据法度断事，按照刑名判案，没有诽谤和夸誉，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定，大臣守法则贿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这样做是太好了！但是社会实践中所谓的侵臣更多见更普遍也更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问题，“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请。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通过暗地窥察来毁坏国家法令（钻法律的空隙，利用法律的空白而知法犯法，实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结交朋友来发展私人情谊（优亲厚友，结党营私，损公肥私，亵渎法律，玩弄政治，藐视弱势群体，玩弄社会公德）。所以私道通行法度受到侵害，刑律再繁坏人也不得制止（与古封建社会、修正主义资本社会的刑不上大夫、高层干部可以得到死亡的豁免、法律变成了剥削统治阶级欺压老百姓、践踏弱势群体、敌视被统治的劳苦大众的重要砝码），君主由此而严行诛杀则失去民心（明朝朱元璋清除淮西勋贵，牵连致死的总人数约十万人之众，依旧无法遏止官僚体系的贪污腐化等行为）。这时候统治阶级必定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因为杀光杀绝杀尽贪官污吏，其政治，其党派，其梦想千秋万代的序统将荡然无存，也就是亡党亡国亡政。还有一种现象，即“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唯官唯上的机巧分子）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自以为对百姓重罪厚罚是有成绩的，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也受人诽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馋就是贪婪，馋就是自私自利，馋就是自以为是、自欺欺人，也就是接近底层社会的剥削阶级的重要群体，它们是政治生态的典型代表，它们是吏治腐败的典型分子。它们就是你周边的人和事儿。
7、《管子·法法》有一个高明的预判“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君主没有坚定的信仰，或者容易随意变更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以屈服于特殊阶级权贵，或者心甘情愿的为特殊阶级权贵谋福利谋幸福谋未来，则众目睽睽之下，它的恶行也是无法逃避、伪装、掩盖的，人们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意见、猜忌以至厌恶、痛恨的情结。它是少数特殊阶级的君主；它是倾心于献媚于世界夷族异类的君主；它是背叛了自己民族的暴君。故《管子·法禁》说：“有国之君，茍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主失道，大臣们就会结党营私、固化阶级利益；小吏们就会见利忘义、败坏政治生态。“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统治阶级集团就会“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形成固化阶级的生财之道！政治体制、政治生态、官僚体系崩塌腐朽，“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际此之时，千秋万代的伟大梦想也会烟消云散、了无踪迹。难怪司马迁在《史记·七十列传·管晏列传》中这样描述管仲——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因此慷慨地评价管仲“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与《商君书》中以令人作呕的政令作为出发点，形成了天壤之别，个人的遭遇也各不相同。如果审视剥削统治阶级，有人能公开承诺这一点的也不会差多少；但是一意孤行，违道背法的统治阶级，它可能差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那多了去了。
8、《管子·侈靡》讲述了农业、市场、国家、农人、富裕、贫困等问题。在那个强农抑商的时代，能够提出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观念，一定是弥足珍贵的。“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而上实也。”发展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能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国贫而鄙富，苴美于朝市国；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了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这也应对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传统社会观念。市场解决了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加快了农资农产的流通运营，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农业的附加价值，产生更多的利润以增加农业的发展动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修正社会主义社会，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已经下降，资本成为统帅社会进步的王者，这时候，资本市场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控制、压榨、掠夺农业可能产生的预期利润，致使农业依旧处于社会底层、农人依旧属于弱势群体。
9、在《商君书·内外》一篇中，大略也阐述了一种市场模式。“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如果轻视农业、导致民贫、则不可能随心所欲的使用农人，他们自有一种反抗精神在蕴蓄。公孙鞅通过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自由职业、官僚体制的对比，感叹于“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但同时他也正确核定了市场的重要作用，“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如果禁止工商业，依靠纯粹的农业生产是不可能实现国家富硕的。基于这种认知，公孙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即提高粮食价格，提高市场的税收，提高资本的征税门槛与种类，通过扬本抑彼、扶农抑商的途径来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地位，因为公孙鞅深切地知道：“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这也是许多农业农人的家国情怀。如果资本忽略这种诉求，如果权力剥夺这个基础，则生物性的农人会彻底忽视国家的存在意义，多怨气多怒气，怎么能够指挥他们的行动呢？公孙鞅认为：“故为国者…市利尽归于农…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修养生息之时农人也可以富足安乐）王也。”只有这样才能统治好国家和人民。产业之间的互补或者逆向反哺，是建立在利润产生的前端，通过税赋、租金等社会功能控制比率，进行及时性操作；如果将产业利润变成了资本、或者变成了资本家的个人财富，再希望这些财富的持有者发扬伟大的奉献精神、利他精神，去反哺弱势产业或者弱势群体，如同“先富帮后富”，纯粹是一厢情愿的愚蠢的梦呓！愚蠢的矮矬。
10、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在越南这个腐化、弱智、怂蛋又自欺欺人、自大自傲的国度，意味着更多的病毒病菌侵入它本来已经不堪负重、孤木难支、胆小如鼠的肌体，只会促使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每每思及，死则死耳，何必为了它的死亡披上丑陋的虚幻的魔纱！难道它就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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