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辰山：“一多不分”讲“廉政”——儒家思想文化视角的“廉政”观念

田辰山：“一多不分”讲“廉政”

——儒家思想文化视角的“廉政”观念

“一多不分”指的是人类哲学文化之中的一种独特形态。它认为天地宇宙万物构成一个浑然一体，其中不存在什么单子独立个体，而是无处、无时不生生互系、共生共活的一个动态成长的生命体及其延续的过程。在这个“一多不分”样态的生命体与生生过程之外，不存在一个“上帝”式超然造物主的角色。

之所以可用“一多不分”阐释讲述“廉政”，其理由是儒学为主干数千年中华民族的生存生活传统想法、做法和说法，是一个“一多不分”的文化语义环境。也可以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儒家、道家、释家等大小多种学派影响下形成的宇宙观(世界观)、思维方法、人生观、是非观，与其他人类族群比较，尤其与西方“一多二元”传统比较，是归属于人类各种哲学文化中的“一多不分”这一类独特的形态。

这里要阐述的一个儒家思想文化视角‘廉政’观念，将是把“一多不分”生生观的哲学文化独特形态，具体化到儒家思想文化语汇和话语之中;也可以说是将“廉政”这一儒家思想文化具体观念，置入儒家“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中做出叙述。这也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从森林看树木”办法。它用比较哲学方法的阐释，则是称为“从视域视察焦点”(focus/field)的方法。这一方法，与其整个传统的“一多不分”一样，也是一个独特“一多不分”的分析方法。这是说，“廉政”观念是同“一多不分”生生观哲学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人生观和是非观的文化语义环境中的各个事物、各种方面、各种关系都构成一多不分变化的过程。

首先有这样一个前提，也即“廉政”观念只是一个事物形态，它不是形而上学式从天上掉下来的。对“廉政”观念起了决定作用的，是整个“一多不分”生生哲学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观和是非观这一文化语义环境。也是我们应该理解，“廉政”观是儒家思想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观和是非观独特哲学文化形态衍生的独特观念。它是儒家传统社会生活文化的特殊观念产物，是与儒家思想文化人的活动机制分不开的;尤其是由儒家文化治国理政运行机制的传统衍生而来、与其一以贯之的。

是这样就有一句必须要说的最根本的话、儒家思想文化最源头的话，那就是它的“一多不分”生生哲学彰显给人们的，这个哲学文化意义的全部，皆是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说，儒家传统的整个思想与实践体系，全部系于顺乎与利于生生之道，珍重、呵护、守卫生命及其生生不息过程，为此而修身养性行仁义，为此而生是非心智分明，也为此而与一切破坏、分裂、有害于一多不分有机共生关系的因素与病毒作寸土不让的斗争。如此是“廉政”观念所以产生的营养丰富文化土壤。因此，只有“一多不分”生生观文化语义环境才会产生“廉政”观。如不是“一多不分”生生观文化语义环境，则不会有“廉政”观。

在这里，必须要提及，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多不分”生生观文化语义环境。1949年中国建立的“一多不分”生生观社会主义社会，是与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多不分”生生观治国理政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也因此“廉政”观也是其中自有之义，是一个社会主义与传统治国理政社会共有的、与“一多二元”非生生论传统的私有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独有特征。正是这样，“一多不分”生生观文化语义社会环境的要义或精神实质，是以全社会所有人民，尤其是以普通人民群众为社会生命主体的生存健康延续为天经地义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生动体现“一多不分”生生观社会的这一宗旨性要义。这是识别一个人群社会是否是“一多不分”生生观文化语义环境的标志。

所谓“一多不分”生生观社会，一句话就是以“公”为标识的国家社会。中国古代社会除特殊情况外与一九四九年后延续的社会主义社会，皆可称为“公”社会。这是为什么郭沫若写出“马克思进文庙”文章的理由，马克思有“共产主义”，儒家思想有“大同”观念，二者于“一多不分”生生观社会的意义会通在一起。

一个国家社会为什么会彰显以“公”为标识?它与一个人一样，首先有思想意识。就是说，是先有思想，才有意志，才有行为及语汇和话语的讲述，才形成具有一个人的人格;是这样作为一个社会，才有整个族群的文化与文明。文化、文明的资源处是“一多不分”生生观哲学，是智慧!是对人类、对天地人宇宙万物生存生活经验的智慧理解与阐发!此即是儒家为主干的各家各派老祖宗如此多圣人、哲人为子孙写出的经典!

这样，一个以“公”标识的国家社会，与一个人以“公”标识塑造人格一样，靠的是学、思、体悟、概括、总结;“公”的素质与标识，是这样来的!

唯一必要的条件则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治国理政者，特别是第一把手，一定是“公”字当头的人。这个人是怎么来的，是学、思、体悟、概括、总结地“知行合一”而来的，是磨练出来的，是“克己复礼”为仁而来的。《论语》等儒家经典乃及道家《道德经》经典，首先是国家社会治国理政者的教科书。《道德经》则是专门教化如何做第一把手、做国君的教科书，讲得是如何摆正天下第一人与天下国家百姓之间的一体不分关系;他没有一己之心而以百姓心为心!

想一想，国家社会第一把手及一批治国理政者皆是如此要求本人的君主、圣人、贤人、志士仁人、君子，其必然首先产生“一多不分”生生观的、以“公”为标识国家社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任，并统一、聚集天下英才，此主旨机制则是对全国实行“教化”这一伟大举措。如此造成的整个社会气氛和状态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国君或第一把手到普通百姓，人人以修身为本，人人以“公”心养德，人人成贤成圣，人人争做君子、志士仁人，人人敬仰贤人与圣人;正可谓孟子言“人皆可为以尧舜”。用今天的话，是人人可成为优秀共产党人，人人可舍己为公，人人可成为“老三篇”榜样的模范人物，人人皆是雷锋。

说到这里令人感到有所遗憾的是，我们社会曾一度出现过一些年的批判“斗私批修”，散布“雷锋故事不真实”，“学习雷锋是一场政治”;甚至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克服私心是圣人的事，老百姓不能没有私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大话、空话;“人都是讲利益的”，干实事就得讲“利益”，等等不一而足。殊不知，社会一旦流行这种气氛，有人甚至居然出来传播《厚黑学》鼓噪国家社会只是手段而无道德可言。作为社会宛如一个人一样，这种表现完全背离了，使得中华民族得以颐养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一多不分”生生观思想文化传统，完全与儒家为主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优秀思想传统背道而驰。

看起来，“廉政”似乎只是一个观念，只跟“从政”人群有些联系，只是个形而上观念;而实际上，它是从整个“一多不分”生生观的“公”标识国家社会衍生的一个观念，这则使得国家社会实现“廉政”，不仅仅是一个与“从政人群”相关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国家社会大环境的一个问题，是全方位天下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它是整个国家社会居于指导的思想，因而不能不讲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以“公”为标识的一以贯之。

《论语》里有一个询问孔子为什么不去从政的例子。孔子回答说，持家也是从政。从“廉政”观念理解，这即是“廉政”不仅是“从政”队伍的问题，而是每个家庭的问题。不光是国家社会治国理政人群必须“廉政”，而且每个家庭本身即构成整个国家社会治理机制的环节，因此“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件相同的关系整个国家社会大生命的天下大事。齐家便是治国平天下。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理解“廉政”观?其实儒家治国意义的“廉政”首先在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既是实现这一“廉政”观的根本也是它的效果，则在于“人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即是人人不自私，人人无我，人人不搞形而上学，人人不把他肉体的“我”，失去事实地以为它是“单子个体”的“整全的我”。这不是儒家思想，不是中华文化传统。儒家以及整个中华思想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产生出来过这样“一多二元”非生生论的原子式个体的“我”。

除了小人，除了庸人，除了淫欲私心膨胀的人，不会有人在中华思想传统培育熏陶之下，把自己视为脱离一切生生关系的一个单子个体“我”。一个婴儿出生之后，他(她)首先看到的不是“我”，而是他人，是他人对他(她)如何的呵护生命与养育他(她)的生生不离不弃的关系;再加上人人生来即有恻隐之心，若是如此，所谓人性恶、人性自私从何而来?孔融三岁让梨是最典型的人性善例子!因此人的生来人性四端，人性的生来之“善”，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无可否认的一个经验事实。

然而，人性是怎么泯灭的，人心“公”根源是怎么泯灭的?答案是后天失去的，是社会的不“公”环境影响污染的。这是孟子及其他儒家圣贤的经典教科书已经讲得十分充分的。鉴于人性如此变坏，人们不可不认识到，儒家的“孝悌”这个“仁”之本，也必是“廉政”观的溯源之本。如何是“孝悌”?如何是“仁”，它就是人生之来，并非生来既为人，而是学以成仁/人。“成人”的根本，不是别的，只是学习“人”是为“仁”;不是学“一己”，不是学原子式“小我”，而是学离不开与任何人、与社会、与天地、与宇宙万物生生关系的人。只有这样学，才会意识到自己一切想法、做法和说法，完全不是只限于“一己自我”，而个人是参天、与天地万物浑然而一的“大我”。学习、意识、体悟到此的“完整的我”之人，无论做什么事情还有自私自利之心、之行为、之巧言令色吗?不会的了。这样的人成为了这样的社会的整个“公”标识，社会还有“廉政”的难题吗?不应该会的了。

将“廉政”观思索到这里，人头脑中还会困惑吗?儒家“一多不分”生生观文化语义环境是“廉政”观根植于、得以滋生的文化土壤，是它的整个大社会背景。因此，“廉政”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不是哪一点具体法则规定上的手段问题，更不是所谓的“现代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廉政”蜕变为一个问题，完全是出在作为社会性想法、做法与说法背离了“一多不分”生生论思想文化而发生的问题。

建议人们去看一看“百度”上面关于“廉政”的文字材料。它指出腐败问题是制度问题，是所谓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制度滞后问题，也示意我们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的落后制度。但是如果从“一多不分”生生观的儒家思想文化看去，却正是这种所谓“理论思想”、形而上学理论的误读西方“现代社会”概念的胡言乱语，所导致发生的大面积腐败，看起来是“廉政”观的缺失，使之成为迫在眉睫不可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这就不可不深探一下“现代社会”是什么。西方传播的所谓“现代社会”概念的宗旨含义中国人至今尚存困惑本是一个悲剧。所谓的“现代社会”，除了它的极端“一己主义”，即“individualism”加上“egoism”含义, 除了“私有化制度”和“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性运作之外，一点利于人类生命体和生生延续过程的“先进”思想意识也不是了。以西方“现代社会”作为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标本，作为衡量利生或者害生的“是非”标准，它所走向的，只不过是“廉政”的反面。

是这样，“廉政”自古至今无不是整个天下大社会大生命全方位治理的一个系统工程问题，而不是“现代经济学”胡言乱语的任何其他问题。如果从儒家思想文化视角很不难看清楚，廉政问题一点也不是推行经济学所可解决的问题，而恰正是西方经济学所带来的问题。

必须把逻辑讲清楚，廉政问题所指向的决不是社会主义“一多不分”生生观人民政权本身之原因的问题，反而是要解决以个人私利为目的政治经济制度性质的问题。它正是“一多二元”非生生论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带来的性质变化问题。如果理论逻辑没有谬误，必然是只有自古以来“一多不分”生生观的治国理政以及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为人民政权，才真会带来“廉政”。从儒家思想文化“一多不分生生观”视角看廉政问题，它根本不是什么复杂问题，而是平白简单问题。它之所以被搞成很复杂、严重，是因为被坏理论、坏制度影响搞乱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搞乱我们的语汇与叙事话语。它完全是人为地搞成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着这个坏理论、坏影响走下去，终究不仅不会解决问题，而且会愈演愈烈。这是个什么坏理论?是从美西方“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式地搬来的新自由主义，是它意识形态与虚构假设的空洞逻辑。它的最大的、根本的空洞逻辑，就是基于经验事实本不存在的“原子式单子个体”对人的虚构性前提，并为将它渲染成“真实”而进行的蛊惑。

我们应该意识到，之所以中国还讲“廉政”，它正说明的是：只有中国文化这样的传统，才会有割舍不掉的“一多不分”生生观的“公”为标识的人的社会追求及其智慧的治国理政思想，而不是那种个人追求私利的愚蠢政治理念，如马基雅维利、亚当斯密编造的那样。“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老祖宗传到今天的一以贯之的治国理政理念，是不是可以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公开使用西方以追求一己私利的所谓“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在整个社会推行以追求个人私利为驱动的人人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体制”。在以“一多不分”比照“一多二元”文化语义大环境大格局看到的，之所以如此，明显是误判的引起。误判而盲目崇信如“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此种西方概念的“发达性”与“先进性”，却看不到被掩盖的这样概念之下的内涵其实是资本主义本质和一己私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明显已成对我们的教训是，误判下的盲目崇信及追随，不只造成“廉政”观缺失的问题，而且有系列性的重大思想意识与社会生活领域的严重问题。

教训还告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出不出腐败，是不是廉政，决定性的、首位的是什么人在掌权的问题;是君子在掌权还是小人在掌权，君子掌权要避免腐败，小人掌权则不可能不腐败，不可是廉政;这是简单不过的问题。这同时是，廉政问题，首先也是搞不搞社会主义问题，搞不搞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政问题，奉行不奉行、实践不实践“一多不分生生观”哲学的意志、是非观及其行动的问题。

阐释清楚廉政问题，其实是与讲清楚当今许多因为背离“一多不分”生生观儒家思想文化和社会主义原理而呈现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混乱问题分不开的。有理由说，第一大障碍呈现于流行语汇和流行叙事话语上。不少以“理论创新”引进的西方学语汇和叙事话语本身即具有所谓价值中立倾向与混淆是非功能，尤其是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混淆一己私利主义与集体主义是非界限，掩盖“于公”与“于私”的美丑区别，以至似乎除了经济利益话语，社会意识形态已难见对天下社会人生是非分别的叙事话语。这样的状况怎么可能没有缺失“廉政”以至腐败严重的问题及大面积思想意识混乱的问题?又如何能将它们想清楚、讲明白?如此则只能从分析这些引进语汇和叙事话语的是非颠倒、曲直不分、本末倒置的本质开始入手。

不可以盲目崇信资本主义没有腐败。不可以将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府不腐败作为假设前提。必须有这样的思想深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是腐败形态。其实有大量揭露资本主义腐败的材料，说明资本主义腐败比中国腐败得多并有其本身本质性的特征;将腐败(如政治献金不封顶)合法化即是一个极具典型的腐败例子。尤其治国理政者不可以因为不晓得真实情况，即可盲目崇信资本主义不腐败的荒谬假设虚构性前提与结论。

(2024年7月5日上午6时43分花园桥)

注：本篇文章系作者在2024年7月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党纪学习教育学术座谈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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