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学很强调诗教，后来毛亨的诗教论就直接渊源于孔子。孔子的诗教有得有失，其得失都是和他的政治立场分不开的。
孔子的诗教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部分，其中有关于教学目标的思想，又含有教学方法内容，所以在这里列为专题进一步作一些介绍。
孔子的诗教论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即以诗作为培养“克己复礼”人材的教材，即所谓诗教。孔子诗论的得失均渊源于此。
我们先从孔子诗教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开始讨论。“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是说的诗的功用，即学诗可以得到的效果。“兴”即兴奋之“兴”，“诗可以兴”是说诗可以使人精神振奋起来。朱熹注为“感发志意”，这是对的。“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这也是对的。“诗可以观”，就是说通过诗可从观察风俗，并由此而知政治之得失、人心之向背。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观点。周王室设采诗之官就是为了“观风俗之盛衰”。“群”，用现在话说就是“团结”，“诗可以群”就是说诗可以使人团结起来。这是很有价值的诗论。不过这些在孔子那里都有其特定的具体含义，这是不可忽略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所谓“党”相当今语中的宗派。但是，你可以说我搞宗派，我可以说你搞宗派，究竟有无客观标准呢?有的。依我们看来，这标准应该是有原则、有是非，不论对什么人都按一定原则对待，不分彼此，就不是宗派;反之，对亲己者用的是一套，对异己者用的是另一套，这就是宗派。凡是反动的党派，不论古今中外，没有不是宗派的，而且“派中有派”，因为它已经没落了，只能是无原则的私人拉拢。孔子坚决反对“党同伐异”，但实际上他自己也往往无原则的“党同伐异”的。如昭公娶吴孟子，违背了周礼的同姓不婚的规定，孔子却为之遮遮盖盖，说昭公知礼(详见《孔子的道德学思想》第二节)。他主张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就是宗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党”)的表现。另外，孔子“群”和“党”的区别还同争与不争联系起来，小人团结起来争，他们的“团结”就是“党”，就是搞宗派，而君子是“不争”的。其实，这是站在由周初制度沿袭下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立场说话的，是以反对小人之争，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之利益的。所以孔子的君子“群而不党”，实际意思是说：君子团结起来叫“群”，好得很;而小人团结起来则叫“党”，要不得。“诗可以群”即君子“群而不党”之“群”;其实质意思是：诗可以使克己守礼的君子团结起来。“诗可以怨”之“怨”，朱熹注为“怨而不怒”即怨有节制，这没有说到点子上。孔子非常强调“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这是说不要怨国君，不要怨大夫，可见孔子说的“可以怨”并不是如孔安国所说的“刺上政”。他连贫者怨富之“怨”也是反对的，他提倡“贫而无怨(《宪问》)、“贫而乐”(《学而》)。孔子主张的怨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破坏周礼者之怨。孔子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对于类似季氏这样的僭礼、破坏周礼的行为不只是一般的怨，而是“怨而怒”了。孔子还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宪问》)。“以直报怨”也是从属于礼的，对破坏周礼的人概不宽恕，而要“以直报怨”的。所以，“诗可以怨”，实质上就是诗可以鼓动起君子的同仇敌忾的感情，起来同违背周礼的人们作斗争。对“可以群，可以怨”作如上解释，才能把诗的功用归结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至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那当然是次要的了。总之，孔子论诗的功用，是服从于恢复周礼的要求是，是用诗培养“复礼”人才的，也就是说他的功利主义是奴隶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从具体内容说，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不可取的，但是它的一般意义，确是合理的。诗确实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革命的艺术性强的诗歌，可以使人们振奋起来，团结起来，激起同仇敌忾的感情同敌人作斗争，对革命起着巨大作用。诗也确实是反映人民情绪的，从而观察风俗人情的变化乃至政治的得失，这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孔子首先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管他是从奴隶主阶级立场出发，有其特定的内容，但它揭明了诗的社会作用、教育作用，还是应当予以适当肯定的。
《论语》还有孔子和子夏讨论诗的记载，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孔子诗教论。“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后礼乎(原误为‘礼后乎’，那是讲不通的，详见拙著《论语今译和解说》的该章解说)?’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绘事后素”即绘事后于素，绘画后于白色底子(朱熹注：“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孔子用“绘事后素”作比喻回答子夏的问题，子夏领悟了：“后礼乎”，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形态美)后于礼，其抽象意义就是外形美后于心灵美，即以心灵美为先、为主，有了心灵美，外形美才是真美，否则是不美。子夏、孔子的本意是：外形美后于合乎礼才是美，显然这是为了恢复周礼服务的。外形美和心灵美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抛弃其具体内容而抽象出来的一般意义，已经不是孔子的原来的东西了，但究竟是从他的东西里抽象出来的，所以还应肯定孔子的贡献。
子夏所引诗的前两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后一句(即“素以为绚兮”)今《硕人》无，王先谦以为鲁诗有此一句(《三家诗义集疏》)。无疑，孔子同子夏讨论的是《硕人》这首诗。为了进一步弄清孔子的诗教，我们看一看孔子、子夏从《硕人》引发出来的外形美以礼为前提的评论是否符合《硕人》的原意。这首诗是美化齐侯之女、卫侯之妻的。首先从女主人公的高贵身世写起;其次，集中描写她的容貌身段之美;再次，突出描写她的车马服饰之盛;最后，以鱼水交欢为喻，写她的婚姻美满。这诗通篇与礼无干，外形美要以合乎礼为前提，完全是孔子、子夏加上的。这就是说，孔门的诗教，有时不惜歪曲诗的本义。这也是把诗教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必然出现的偏向。孔子这种说诗作风，开了曲解诗义、进行封建说教的先河。后来的《毛诗》将一些政治讽刺诗曲解为体现“先王之道”，把一些恋歌曲解为歌颂“后妃之德”，就是受了孔门诗教的影响，如把《周南·关雎》说成“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说周文王的妻子有不嫉妒的德性，她希望求得“淑女”做丈夫的妾，真是达到了极其可笑的程度。——在我们对孔子的诗教说予以相当肯定的时候，不能不指出这一点。把诗的教育作用绝对化，就会走到歪曲诗，并且会终于在实践上走到自己的反面，即否定了诗的教化作用。
毛泽东说道：“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功利主义者，他强调诗的教化作用，用诗培养“复礼”的人才，而由于诗确有教化作用，因此善于思索的思想家孔子提出了一些从其抽象意义说来具有合理性的命题，应当予以适当的肯定;但是，绝不应以超阶级的眼光去看待它，对其合理性加以夸大。另外，孔子把诗教绝对化也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教训。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要充分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但是绝不可以把它绝对化。防止绝对化，一方面不要把某些文艺作品本来没有政治思想内容附会上去，那样既妨碍文艺作品，也妨碍文艺作品固有的思想性发挥教育作用;另一方面，不要排斥“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以外的一切文化作品。那样是不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因为人们不能时时刻刻“兴”、“群”、“怨”，人民要求的艺术享受是多方面的。如果绝对化了，势必走向反面，让所谓“超功利主义”的东西占领整个艺术舞台，而挤掉“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的革命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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