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李约瑟难题”引发若干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一)
【作者按】本文系根据作者2005年1月31日完稿于夏威夷檀香山，之后发表于《孔子研究》2005年第五期“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文稿整理。
【摘要】当今自媒体在谈论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大气候中又重新翻出“李约瑟难题”议论起来。李约瑟当年问的是：为何古代中国科技领先，近代科学却没有中国诞生。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议论是一个必然，原因是“李约瑟难题”引发了近代以来若干关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其实李约瑟和一些西方学者早已切中要害地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回答，但是我们国内主流可以说仍基于西方殖民思想影响的错愕认识，将近代科学视为只是欧洲的发展，没在中国文明中产生。
其实这只是中国重大历史文化问题的是非错愕之一。其他如“科学本质是什么”、“儒家传统没有科学吗”、“什么是西方现代性”、“现代科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科学是狭义思维”、“为什么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为什么不假设二元即没有科学”、“儒家的是什么科学”、“为什么汉语具有精准性”、“杨振宁观点为什么不对”、“天人合一阻碍科学了吗”、“为什么古代文化促进科学的辉煌”、“美国学生为什么惊叹不已”、“西方现代化了什么”、“为什么现代科技与资本侵略、殖民分不开”、“马克思怎样痛斥现代科技”、“科技如何把人类成批灭绝作为任务”、“现代科技值得羡慕吗”、“毛泽东为什么肯定‘中体西用’”。本文一一作出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历史解答。
三、西方科技的现代性意义
如果未出现现代西方式的科学发展是“儒家思想”之过，为什么西方也等到现代才获得科技大发展?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研究西方科技的“近现代性”。其实广泛流行的观点有个重大遗漏，它抛开了西方社会历史的特有原因。哪怕有人提到社会历史原因，也是归咎于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制约，[ 同上。邢贲思主编《中国思想宝库》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0页。] 这与归咎于“儒家思想”犯的是同类毛病。有人也提到工业革命，[ 同上。邢贲思主编《中国思想宝库》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0页。] 但仍没说清楚。工业革命背后还有根本性原因，即所谓“近现代性”(modernity)。
“现代性”作为汉语概念，重在表达历史时间。作为西方概念，它表达西方历史、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等等的重要转折。现代性必然牵涉启蒙运动这一转折点，这个西方现代性标志。启蒙的意义是什么呢?
启蒙运动的初衷是挑战神话与万物有灵，向宿命抗争。它表现为对自由命题的发现：人必须摆脱迷信。获得自由的途径是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和实证主义，去寻找经验事实。[ 田辰山：《启蒙运动、辩证法和哈贝马斯》，见《差异》国际学术丛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期，第125页。] 在此意义上，科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手段;借助它脱离宗教迷信，对世界重新认识。但是，当“自由”命题变为与“个人主义”是同一命题之时，从“宿命论压迫下寻求解放”的“自由”意义就转换成“按照自己意志或欲望行动”的放纵;其对立面从“宗教迷信”转为“集体主义”。西方现代性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
启蒙运动对宗教神话、信仰和上帝启示采取否定态度，向人们宣告：“宇宙没有什么‘上帝’干预”;“没有原罪这回事情;人类并非天性固有堕落，而是教士的阴谋设计出的行为和恶事”;“思想不是天生固有，宇宙也没有仁慈的目的在支配。”[ 见Edward Me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2nd ed.,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pp. 501-502.] 不幸的是，由于自由的内涵已被改变，科学目的的内涵亦被改变。科学不再为获得从宿命论下的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为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服务工具。随着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追求经验事实等等都开始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这些概念本身也变成具有宿命论同等的魔力地位，保佑个人成功。个人利益和欲望现在拥有了过去上帝的位置。上帝则被降为附属的手段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合法的辩护士。假如上帝原来允许个人追求私立和欲望，启蒙运动本不会有的。[ 见田辰山：《启蒙运动、辩证法和哈贝马斯》，《差异》国际学术丛刊，2003年第1期第127页。]
近现代科技史的大量证据都显示这一西方“现代性”意义的科学被作为概念思考工具。科学变得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因此取得统治地位。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是启蒙过程导致的。作为其现代性，科学从“宗教传统”手段，走到推翻迷信、认识世界的哲学手段，又随而变为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这就是西方科技在近现代获得空前发达的逻辑。近代科学、实用科学各种领域，尤其用于生产、战争军事的科技，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相联系的情况，西方历史学家有大量阐述分析。
西方现代性对“儒家思想”来说是什么?如果“现代性”是对神话了结，那么西方近代的命题则是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过这个现代答案的体系。至于“现代性”完成了科学从对宗教迷信的自由到追求个人利益与欲望手段的转变，则是儒家思想所不齿和不同的。这恐怕也是中国哲学史没有发生启蒙这等事情的原因。启蒙的命题，不仅在哲学高度的体系里已经是明确的，甚至已沉淀为中国通俗文化的常识。普通中国人都知道《论语》的“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子不语怪力乱神。”[ 见《论语》：《先进》和《述而》。] 东汉王充的《论衡》认为：“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 王充：《论衡》卷三 <物势篇>。] 唐朝柳宗元批评：“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冥凝玄厘，无功而成。”[ 见《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在反对神灵方面，中国人是早就启蒙了的。而且，从未将这个“自由”发展为个人主义，却发展出没有上帝作用的人文道德。相对于手段，儒家更重视目的。这种观念不单在哲学层次，也是社会常识;“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南辕北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金钱是粪土，仁义值千金”等等，在中国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这种情况与启蒙运动给西方带来的流行理念相比，应该是谁“先进”、谁“落后”?谁“启蒙”、谁“愚昧”?
四、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对任何外来事物，都有采取什么态度问题。态度产生于对其实质了解之中。“科学”是飞来之物，如果决定一个态度，也须先了解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是什么。
1、科学其实是狭义方式思维
科学思维是狭义微观活动。狭义指研究对象范畴狭小。科学作为术语是总概念，有笼统性。然而每项具体科学研究都是微观、狭义、单一的。不这样，就没有科学研究操作性。科学可广泛针对任何东西发问，但发问和出发点往往是单一、有局限的。这造成科学领域知识的偶然性。因为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持有的特殊信仰、价值观、标准、方法以及认知目的。基础科学的发现，不少情况出于对不同问题、不同出发点、对某一问题好奇心的驱动(况且，也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好奇心)。比如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一般人或相信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通常不作深究。这时有个很相信上帝存在的认真人，先设定上帝存在，然后观测也好，实验也好，引经据典也好，凭借经验也好，去证明上帝存在。还比如，牛顿从树上掉苹果发问，经过研究得出万有引力学说。实用科学就更具局限性。因为推动实用科学背后的动机是具体的、多种的。实用科学的目的都是解决实际问题。况且知识是在先验(先于经验无需证明)域境中加以解释。某人观察东西，依赖他看到过什么和已培养出的视觉概想经验 (Kuhn 1970, p. 113)。科学是从具体开始。具体程度达到具有同样规则系统(algorithm)，所有科学家在同一时间都会作出同一决定。
科学方法很多，而且是变化的。没有一种独尊的科学方法(Anderson, 1986); 不同科学领域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途径很多，离不开常识。科学的事情，并非神秘，也无特殊不寻常之处。科学工作基本的方法模式是从观察开始：一、观察、采集研究对象的事实，其活动、状况以及相关条件或联系;二、对观察、采集事实进行解读;三、作为目的解释观察、采集事实的原因，也即进行假设;四、假如某种概括性解释(或假设)成立，它须有预见性，也即根据这一假设，某种具体结果可以通过推理得出。这是科学工作将进入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阶段;五、根据假设，进行“实验前”的结果预测，然后进行实验;六、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测相同，则接受假设成立，假设成为定理。如果实验失败，则或对假设进行修正或给予否定。这一过程包含归纳和推演两个阶段。具体操作程序不等于概括科学的总概念。归纳法和推演法为科学总概念手段范畴，是从属性。科学命题相对于科学，目标是具体的，微观的，必须从具体问题出发以具体事物为固定对象。科学方法和操作程序是根据具体课题要求设计的。
2、归纳法和推演法
上面概括的六个步骤，从一到三(即从观察、采集事实到进行假设)属于归纳法范畴，即从具体到一般。四到六(假设的预见到根据实验结果对其接受或否定)属于推演法范畴，即从一般到具体。按照杨振宁的说法，推演法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任何科学程序都包含两种方法，而不只是其中一种，二者是分不开的。从哲学知识上说，所谓辩证方法，正是强调这两种方法的联系性与不可分割性。
3、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 本节论点根据Yogesh Malhotra，“Role Of Science In Knowledge Creation: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http://www.kmbook.com/science.htm。]
科学哲学揭示，科学的设想是发现永恒、普遍、绝对真理。然而迄今为止，一切科学知识都受到怀疑(如批判相对主义)。这正是因为科学的目标、追求的目的和方法是多种的、不同的。科学价值根据独一得出方式和方法获得确认。没有可知现实在等待人们必须通过某一科学方法来发现(Olson 1981)。科学甚至不能分析和描述这个“现实”(Laudan, 1981)。任何知识都需批判地评价和测试来决定它们反映真实世界的程度。科学假设是否构成真理，不取决于它是否具确定性，而是取决于世界是否如同它反映的那样(科学现实主义)。
科学目标在于生产关于世界的知识，是概括对世界行为支配的法则。科学目的是发展法则或理论，解释、预测、了解和控制现象。科学家的宿求依靠遐想，信仰其目标是发现真理。但科学并非已找到了真理，或说已达到目标。一切科学都是假设，有待新发现进行修正。(Hunt, 1991: p, 200-201)。科学是遐想和探索活动，是批判和分析活动，但不是为迷信树立的偶像，因为它不是绝对概念。一方面，它是手段，具客观性，可服务于任何目的。另一方面，它是方法，是发现真理的过程，而非本身是真理。它发现的知识也不是真理。真理的确认依赖共识，而科学整体只是一小部分在一定时间内是无可否认和具有共识性的(Ziman 1978)， 况且共识建立依靠同一性规则系统。而围绕共识模式的理论也像走马灯一样变换(Laudan, 1984)。科学目标是解决问题(Laudan 1977, p. 13)，科学进步并不通向真理 (Kuhn 1970, p. 170)。普遍真理是永远也不会被证实的(Carnap 1953, p. 48)。
书本里最客观观点的获得、人们的理解，依赖于一种指导性原则。指导性原则制约读者作出解读，它是标准方式的标准用语;假如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争论的思想家共同体的存在，这种标准方式也会垮台(Feyerabend, 1987, p. 111)。任何对观察现象的描述有客观一面，也有主观成分。事物的性质在描述中往往被遗漏，事物形式在描述中经常强化。首次介绍性的描述经常在常规性运用中消失。人们所熟悉的事实的显著客观性是与健忘性结合的训练结果。根植遗传特质，它不是深邃透视的结果(Feyerabend 1987: p. 106)。事物被用特殊方式结构化和作出安排，变成常规。知识分子的兴趣是为已变为常规的、被结构化和安排的方式提供论据，方法是示范它如何导致重要结果。有深远性意义的实践和观点是以“现实”为依据的，而这种“现实”是事先由这种实践和观点框架性地造就的。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支配科学实践的，经常是一种强烈抵制变化的概念框架或世界观(Kuhn 1962)。所谓范例是构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Laudan, 1977; Suppe, 1974)，共同的形而上学信念(Kuhn, 1970)。
4、科学思维的特点
科学思维具有以下特点：
a) 手段性：神学阶段，理性阶段，近现代。西方科技从发生到今天，都作为概念工具。神学阶段，它用来证明上帝。在理性阶段，它推翻上帝。在近现代，服务于个人利益和欲望(即以个人为终极目的的资本利润增生及对其施加保护的权力欲望的实现)，集中体现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形式。
b) 假设性：形式、上帝、意识、物质。西方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相伴随产生，同属一个结构，其假设与古希腊哲学思维一脉相承。苏格拉底方法有“形式”假设，基督教传统有上帝假设，黑格尔有精神假设，启蒙运动中还有“物质”假设。西方科学是在承认假设、证实假设中发生发展的。开创性科学家(例如牛顿和爱因斯坦)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提供对假设的证明。科学命题假设虽在具体问题、具体法则意义上建立，但总的说，具体性和局限性与哲学总体性假设不相冲突。
c) 绝对真理性。形式、上帝、精神、物质的假设是对绝对真理的假设。科学发现的法则或规律，被认为是绝对、普遍的。
d) 分割性：界定、分类、变量固定、封闭性。科学研究离开界定、分类、变量固定、封闭性无法进行，原因是科学研究从对具体问题具体发问开始。它要求进行界定(或定义)，根据定义进行分类。实验时，则通过固定其他变量然后得出所需变量条件下研究对象的情况，将其视为结果。由于这种原因，科学研究必须是在封闭体系里进行。封闭体系是固定不变的整体，完全为着研究目的所设计制作的体系，否则研究不能完成。
e) 二元性：由二元性出发，找确定性、本质性、决定性。决定与被决定、现象与本质、必然与偶然等不一而足，皆作为分隔而不相连二元。西方科学与其哲学基本思维框架是二元主义，是西方主流世界观的反映。它总是在万物后(或上)面假设有一个超然、绝对力量规定着自然表象。只有这个“一”是确定的、本质的和决定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表象。一切偶对事物都是分割的、对立的、排斥的、此决定彼的关系。科学目的是寻找这决定性法则或者规律。其基本公式是“假如甲，则乙”。它表达的是：二者分离、单向单线、一定次序。事物总是按照这一公式被分成决定者和被决定者、本质决定现象、必然决定偶然、灵魂决定肉体等无数二元分叉式概念偶对。整个哲学史围绕谁决定谁辩论。科学是植根于此种思维框架中的概念思维工具，为辩争双方公共的论证手段。到后现代，在大量科学成果积累之上，人们不断对要不要让分割的科学领域实现一体化进行发问。“系统科学”、“复杂系统”等就是有关西方科学的新动向，是针对传统“简单系统”提出的。
作者 田辰山 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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