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粮难、粮食进口、食物浪费与环境污染　　蒋高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加上医疗与农业市场化加速，出现的微妙关系值得玩味。这就是国内粮食多了;但难卖了;进口更多了;农田污染重了;食物链污染监管变难了;医院里病人尤其怪病多了;在一些场合食物与垃圾划等号了。如果将这一系列现象串起来，都可以看到资本的影子。而国家采取的一些对策没有从根本上治理，反而帮了资本

　　一、资本进村的时代　　一般而言，资本与土地的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时代的资本兼并村庄土地;第二种是1980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与村庄土地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是全国各地的城郊村与城市发展、土地开发之间的关系;第四种是最近几年在全国迅速兴起的为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出现的新圈地现象。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动“进村”促成“

乡村也有江湖？ 乡村江湖不仅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还对熟人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当乡村混混依赖关系组织化的乡村江湖联盟再进入村庄中，就成了村庄中的“超级权势”，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人际关系生态。1、最有面子的人在两湖平原的村庄调研，我经常会问村民：“谁是村庄中有威望的人？”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现在各种各的田，各吃各的饭，谁也不管谁，

　　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强调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由生产导向转为消费导向。这对于以往更多注重“二产化”的农业产业化而言，是更为丰富的“三产化”发展的创新思维。　　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政策演化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政策演变先后经历了“一产化”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不断变革和土地流转的日盛，中国小农经济正加速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资本化农业。立足生产关系角度，通过对安徽南部一个农业乡镇中土地、劳动力、农业服务、粮食等重要生产、生活资源流动关系的建构与描述，本文认为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两个新群体正在兴起，一个是由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农业生产服务主体以及粮食收购加工主体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另一个则是在法律层面上仍然拥有土地承包权的普通农户。前者拥有充足的资本，在粮食生产、农业服务、粮食销售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资本化农业的主导者；后者则不再是农村改革之初的小农，他们已经陷入“半无产者”的境地。这两个群体以及他们之间资源流动关系的出现，正在从根本上瓦解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格局，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农业涉及的雇佣劳动比重之低，使得很多学者认为资本化并不必然带来农民的无产化。本文通过揭示对虾养殖业中农业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来反驳上述假设。在早期阶段，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障碍，资本只是通过垄断产业链的上下游来榨取农民的价值。然而在近几年，虾农在经历了几场严重的虾病侵袭之后，不得不放弃对虾养殖，农业资本借机渗透进生产环节，从而最终完成了资本的“实际隶属”。通过追踪广东雷州一个新兴的对虾养殖基地，本文探讨农业资本如何完成土地流转、技术控制和劳动监督以获得反季销售的高价，进而逐步淘汰家庭农场。这个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阶级形成的动态过程以及农民无产化的轨迹。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正崛起为中国农业的新型经营主体，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农业的资本化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既有自上而下的驱动力，也有自下而上的驱动力。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政府和乡建运动者多认为农业合作社必须是完全自发的农民组织。同时，政府更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依赖规模化的大农场。本文论证，这是当前关于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既不符合经济逻辑，也与历史上人多地少小农经济现代化最成功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相悖。东亚历史经验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其把战前日本政府（或其占领下）原有的由上而下的农政，战后在美国占领或决定性影响下，其相当部分转让给农民合作组织，由此来推动由下而上的民主合作化。同时，和东亚合作化历史经验一样，中国农业需要的不是“横向一体化”的大农场，而是小农场＋合作社提供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服务，由此来克服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困境。如此的路径意味的不是如今中国偏重一己“私利”的激励机制，而是“公益”化的私利机制。这才是中国农业和农政应该做的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的国情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只是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而必须是小农经营为主的现代化。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当前阶段，中国农业必须同时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三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国家政策若能回应小农的需要，解决小农经济中存在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就可以同时完成以上三大任务，从而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

　　还土地以尊严——从土地伦理和生态伦理视角看农业伦理　　田 松[②]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土地伦理强调土地本身是生命的集合，土壤、昆虫、微生物、水等构成了一个土地共同体，人附属于这个土地共同体。从土地伦理视角看，工业化农业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使人的利益有所提高，但是会损害土地共同体的利益，所以

　　□中央政府科学合理的原则，被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政策实践时，单向度的解读为强化集中办学和规模效应　　□在政绩工程和专项资金的双重刺激下，地方政府采用行政手段，过高、过快、过急地“一刀切”撤并农村学校　　□地方政府切忌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中将行政成本，在所谓“人民满意”的假想下转移给弱者　　　　我们绝不能将撤点并校单纯理解为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

　　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其中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的描述震惊全球，引发了世人对农药危害的持续关注。但在中国，农药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中国的农业生产依旧是走着化学农业的老路，有过之而无不及。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农药使用国，农药的单位面积用量为世界平均用量水平的3倍”，而且农药使用量并没有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是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

　　［摘要］西方现代化因其“殖民化”起点和“全球代价转嫁”路径的不可复制和不可持续，而无法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靠从“三农”提取剩余这种特殊的“比较优势”内向型地完成了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后续的外向型的结构性产业扩张，但若要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竞劣机制”、向全球转嫁代价的格局下维持发展，则更需要转

　　2015年5月23-24日，第13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南京召开。会议主题：《全球视野下的东亚农业文明》。出席会议的有中、日、韩三国的代表200多人。佟屏亚应邀代表中国以“华夏稻作贡献及其面临‘被转基因’厄运”作主题发言。　　开场白：中国水稻资源丰富，稻作技艺精湛，古代稻作技术的传播对世人做出重要贡献，现代科学家创新杂交水稻品种持续增产闻名于

什么样的农业可称生态农业：简论生态农业的九大优势 　　蒋高明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经常被问到什么样的农业才是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有机农业有什么区别?生态农业是不是回归到原始农业?由于不了解生态农业内涵，加上有人刻意误解，生态农业在一些特殊语境里，成为落后、低产、低效的代名词，而他们唯一承认的是生态农业是环保的。 　　如果仅仅因为环保而发展的农业，而不能满

　　85.9%受访者发现周围村庄正在消失　　专家：自然村快速消失有可能让农民失去退路　　漫画：赵国品　　作家冯骥才在最近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指出，10年间我国自然村减少了90万个，“古村承载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古村改造时应避免直接破坏”。但也有人指出，自然村消亡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脱离落后的生产和社会地位，对村民来说并不是坏事。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1、华西村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末，看了中央研究室有关华西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后，就有了批示，说“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如今，华西村在传统工农业的基

作为对90时代末期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的建设性回应，当代乡村建设以针对“三农”问题的不同面向为着眼点，逐步发展成五大体系。

　　摘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民工潮，也造成了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父母教育程度及亲子交流、家长的教育期望、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等问题的探讨，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