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现合作化，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农业的家庭耕作有多么脆弱和不完善，对合作化事业的需要就有多么殷切，这个问题和需要乃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古代知识界的政策辩论中间，儒家和法家都曾经设想要“修复”家庭耕作的不完善之处，但是都没有成功。成功的关键在于需要在乡村社会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组织，没有这

　　我1982年毕业，第一个职务是公社团委副书记。我参加了分田到户联产承包的过程，做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到2000年辞去乡镇党委书记，参与农村改革整整17年。2000年后，虽然辞去乡镇书记了，但一直从事农村发展的工作，在中国改革杂志社跟温铁军等老师学习了3年，后去云南、贵州、朝鲜等地参与农村扶贫9年，在河北大学三农研究中心兼主任研究员5年。2011年和孙君等创建中国乡建院从事农村以村

　　佟屏亚著《聚焦中国种业》，全书约38万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全国新华书店销售。　　主要内容：新世纪十多年，佟屏亚退休后从事农作物种子产业调研工作。本书是继《中国种业谁主沉浮》、《中国种业正步入历史拐点》、《中国种业六十年(含要事评论)》之后的种业文集。这40多篇文字独立成章，互有连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种业的发展形势、市场实况和存在问题，也代表作

　　吕永岩按语：善于搞上层“公关”的美国孟山都尽管凭借美元实力，在中国攻城掠地，无所不能。但是，美元再多也有撒不到的地方。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同是《人民日报》，国内版转基因“安全”一边倒，国际版却直面真实，用整版篇幅报道了世界13国科学家对转基因危害的研究发现，并且还发布了震惊中外的抵制转基因“北京宣言”。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转基因布局中

　　进城前的选择：不同类型的陪读　　在乡土社会中，农村人多是安土重迁的，土地是他们生于斯老于斯的地方。[14]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家长开始外出打工，而另一部分家长则因孩子上学，不得不离开这片土地，进入陌生的城市。然而，进城陪读并非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对于不同境遇、不同理念的农民来说，从开始选择就产生了一定的分化。按照王晓慧的划分，陪读类型可以分为因父母进城务工而致的随

　　文|转基因观察 报道组（转载注明）　　北京市民起诉农业部案还未宣判，第二次起诉农业部案明天又迎来开庭。　　日前，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正式通知：杨晓陆、李香珍、田香萍等三位市民行政起诉农业部的(2015)三中行初字第00917案将于2015年12月16日上午9:30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6法庭开庭审理。　　杨晓陆告诉『转基因观察』，这是北京市食品安全志愿者群体依法维权的又一次重大尝

根据老田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毛时代的基层干部，即便是公社的正式国家干部，与社员的社会距离也远远小于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吴仁宝与村民的距离近似，看不出来何平先生所说的“突出官员意志、淡化农民自主经营权利”这个方面的问题。

　　编者按　　何平老师关于民营集体经济的文章在网上传播以后，引发了一些讨论，食物主权网络也就此邀请了一些关注集体经济议题的研究者发表评论。今天推出的这篇评论的作者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学者赵月枝，她对何平提出的“民营集体经济”概念给予了高度肯定，强调“提出民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相容的这一关键点，文章有效地排除了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为它在新

　　最近有关进城农民工“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困境的讨论很火热，触动了不少人的乡愁。的确，城市以更多的经济机会与更好的公共服务供给吸引农村最富有创造力的青壮年群体来打拼。受到城市容纳能力的限制，他们中只有少部分能够成为城市中产阶层。但是，我们应该为这种向所有农村人开放，却只有少数人成功的城市化模式哀叹吗?　　站在成功进城的城市中产阶层角度看，他们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被污名化了三十多年，但真理永远是真理，毛主席为现实中国农村现代化进而实行中国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透过历史的厚重风尘，必将永远散发着真理的光辉，这是什么力量也掩蔽不了的。

　　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推进模式　　在国家战略安排的推动下，城镇化成为政府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计划和政策来配置资源以达到这一国家目标。城镇化涉及到农民的居住和就业两大问题，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者财政投资等方式推动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和土地规模流转，以实现农民的居住城镇化和就业城镇化。根据笔者及所在研究单位在全

　　人民网北京12月6日电(记者魏艳)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今天下午在京出席活动时表示，提升全社会科学认知水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能等公众都明白和理解了，科学家才去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黄大昉指出，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型生物技术，对公众而言，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所以存在疑惑和担心，这都属于属于科学发展的正常现象。“但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这其中有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