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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毛泽东——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上)

作者:MRandson 发布时间:2014-12-07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毛泽东被尊称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是解放军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正确评价毛泽东,是正确评价共产党、解放军和共和国的基础。在舆论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对他的评价,自然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况。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环境。

  首先看国际环境。

  毛泽东的时代,世界高度一体化,三个世界的金字塔的格局已经初步成型。处于顶端的是大英帝国,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海外殖民地,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仍在英国卵翼下。中层的是美国、德国、沙俄(苏联)、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类似中国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国际之间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殖民或被殖民,没有中间路线。殖民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被殖民国家希望摆脱外来统治,各国之间动辄兵戎相见。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对弱国来说,想摆脱这种不利的环境就要迅速完成工业化,建立重工业,有能力生产现代化的武器。不然,强国的军队杀到弱国的国都之下(比如鸦片战争,比如八国联军进北京),弱国只能签署城下之盟。一方船坚炮利,一方只有大刀长矛,那就不会有平等的外交。买来的武器是靠不住的,且不说战事危急的时候,随时可能被切断武器供给(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德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停止给国民政府提供武器),就是购买这些武器的开支,也是一个农业国无力长期承担的。(多说一句,利用武器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尼科拉斯凯奇的电影《战争之王》之中,为什么国际刑警拿军火贩子没有办法?这是因为军火贩子代表的是各国政治利益。)稳妥、可靠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武器,就需要有完成工业化。农业国完成工业化,需要一大笔钱。添机器,买设备,制造工业母机,采矿、修路,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其实,这些资金就是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因为大量农业人口要脱离农业生产转为工业生产,农业不但要养活这些工人,还要用农产品去为他们换回工业设备和原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过程必然是非常痛苦的。不论是农民还是工人的待遇都被压低到极限,劳动强度则被提高到极限。经常有大批工人和农民死于高强度劳动和营养不良。不仅如此,工人还经常面临周期性的失业。社会治安极差,资本家推行严刑峻法。美洲一些国家,恢复了奴隶制,残酷压榨奴隶。我们看《简爱》、《悲惨世界》、《雾都孤儿》、《根》、《阿信》、《野麦岭》、《苔丝》、《望乡》,都能从侧面看当时劳动者的悲惨生活的影子,比如:冉阿让因为偷了一个面包,就被判刑五年;昆塔·肯特被奴隶贩子从家乡活捉,运往美国,开始奴隶生涯;童年的阿信为了能吃到米饭,去给木材场作女佣,阿信的姐姐因为劳累过度在纺织厂染上肺结核;阿崎婆为了有饭吃,不至饿死,去南洋卖淫……

  对殖民地国家来说,这个过程更加困难。殖民地的负担越重,宗主国的负担就越轻。宗主国要用各种手段把殖民地压榨干净,殖民地国家要向宗主国贡献巨额资金,这种利润可能是直接税收(比如印度向英国贡献税收),可能是战争赔款(比如中国的庚子赔款),可能是看不到的贸易剪刀差(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可能是巨额贷款的利息(比如偿为还各种战债借的贷款都有巨额利息)。好象有无数根抽血的管子,插在殖民地国家的血管上。宗主国劳动者遭遇的不幸,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都要遭遇,而且要更悲惨。

  那个时代,侵略别国,建立殖民地,从其它国家抽血,“强吃弱,快吃慢”,弱肉强食是各国公开的游戏规则。决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是外交,决定外交关系的是战争,决定战争的是武器,决定武器的是工业基础,建立工业基础需要巨额的资金,弱国、被打败的殖民地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由于所处的不利的经济地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摆脱经济殖民地的身份。它们在政治上也许独立了,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源源不断地给宗主国输血。这些国家掌权的统治者,往往与宗主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读《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可以清除地看到这一点。

  殖民地国家要摆脱不利的地位,爬上全球金字塔的中上层,往往要做三件事:一是要打败殖民者,改变不利的经济地位,拔除血管上抽血的管子;二是要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三是殖民扩张,建立、争夺殖民地。完成这三步,基本都要大规模流血。以美国为例,这三步分别对应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中国的悲剧让日本震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边向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贡献利润,一边迅速向东亚扩张转嫁危机。看过《坂上之云》的人,都能很清楚地看到日本当时的危机感。当然,日本的“云”,就是其它国家的“泪”。与之类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墨西哥总统的迪亚斯曾感叹:“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谓“经济对外开放,尊重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就能共同发展”,是违背历史的胡扯。

  种族主义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主导思想。《坂上之云》之中,日后的海军中将秋山真之问英语老师,英国绅士是不是都是正义的化身,富有骑士精神。他的老师回答,英国人的侠义和骑士精神,是针对本国同阶级的人的,对其它民族的人,他们认为是低等的,是不适用骑士精神的。他的老师,还举了自己幼年被卖到美国,险些成为奴隶的例子作为佐证。后来,师徒二人在美国旅游时,老师还给秋山真之讲了美国白人利用印第安人自相残杀,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历史。在种族主义者心中,落后国家的居民是劣等民族,是没有资格和优秀民族平起平坐的。种族主义,这是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传统,被打败的民族的人民成为奴隶,“奴隶是欲望压倒理性的人”。从《我的奋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的命运,看到了大东亚共荣圈和伪满洲国,看到了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想到了美国60年代仍然在实行种族隔离。(多说一句,种族屠杀和压迫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也使如此,不过只有纳粹戳穿了那层窗户纸,赤裸裸地说出来。 “普世价值”是近几年才喊出了的宣传工具,如同当年英国自诩的绅士精神,切不可当真。须知,一边喊人权,一边扔炸弹是常态。当年比今天更加直白,无所顾忌而已。)

  从鸦片战争失去香港开始,中国的版图不断萎缩。沙俄在东北划去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先后占据了澎湖列岛、台湾和东北,外蒙古则趁辛亥革命脱离中央政府,英国在中印边境单方面划定麦克马洪线。与外蒙古类似,西藏也趁辛亥革命之机,驱逐了中央官员,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随时可能步外蒙古的后尘。与之类似的,还有新疆。各国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了稳固的殖民统治,不经历激烈的战争,中国已经难以收回。瓜分蚕食并未到此为止,各大强国纷纷在沿海各大城市设立租界,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凡是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地区,外国人便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租界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殖民的桥头堡,随时可能变成进一步殖民的前哨基地。势力范围则随时可能被割裂出去,变成直接殖民地。比如,在日本屡次发动侵华战争中,首先投入战斗的兵力,往往就是租界(或其势力范围,比如满洲铁路沿线)的日本驻军。

  中国遭受长期压迫,随时有亡族灭种的危险,这就是毛泽东的时代的异常险恶国际环境。

  再看国内环境。

  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混乱之中。满清在屡次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无力镇压各地起义。农民负担加重,铤而走险。各地督抚截流财源,拥兵自重。各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暴力,打击各地独立的武装。于是,土匪、民变此起彼伏。每次动乱,都是一次巨大的内耗,大量人口死于非命,大批财产毁于一旦。1911年,满清垮台,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中华民国只是名义的存在,由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松散的邦联。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彼此征战不休。这种大规模的兵荒马乱,是否在同盟会的预料之中呢?也许预料到了,也许未必。总之,中央政权失去了绝对武力,各地军阀彼此征战吞并。于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的武器、粮饷、兵员,必然来自民间,成为民间的沉重负担。这些负担的绝大多数,必然落在农民身上。《白鹿原》中朱先生对刘军长说:“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记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这在本县史迹中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朱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除了军阀,还有遍地的土匪。《白鹿原》中的三观庙的和尚和黑娃,《红高粱》中的神枪三炮,《智取威虎山》中的八大金刚,或多或少都有现实的影子。曾任军统上海区长的“军统四凶”之一的陈恭澍(其他三人分别是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自己早年指挥民团剿匪,差点被土匪活捉剥皮。各种帮派力量也迅速膨胀,比如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控制上海,袁文会、刘广海控制天津,袍哥势利控制四川。这些帮派控制黄、赌、毒。中央政府垮台,失去统一的权威之后,各种暴力集团处于竞争之中。各个暴力集团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从百姓身上搜刮,然后壮大实力,尽快扩张。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没有统一的权威,暴力散落在民间,社会治安自然好不了。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架撕票,在那个时代都不是大事。各个军阀没有义务为其他军阀维持治安。在河北境内杀了人,如果被通缉,跑到山西境内就没事了。何况,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会被通缉。杀人都不算什么,何况其它重罪。大量进口武器源源不断地从租界流入内地。世界上流行的轻武器,在中国基本都能见到。那个时代的少爷小姐,随时都有被绑票的危险,并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被绑票、撕票。当然,等待小姐的也可能不是撕票,而是轮奸。(多说一句,土匪、黑帮在解放后才被陆续剿灭干净,这是后话。)稍有实力的财主,都要买几支枪防身,实力更强的还要养洋枪队、保镖队,盖碉楼。这些洋枪队和保镖队的用处当然不仅仅是防身,也用于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那个时代,中国民间是高度自治的。不过,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自治权力,权力控制在极少数民间财主手中。军阀的一切征收,比如钱、粮、男丁,都要通过乡绅。这些乡绅雁过拔毛。《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是虚构的,但是却不是凭空捏造的。

  这时,中国进入乱世,成为一个大丛林,所有人陷入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丛林金字塔的顶层是外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顶层是外国人。《精武门》之中,租界的中国巡捕偏袒日本人,因为在中国的外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巡捕虽然是中国人,但也不过是外国人的打手。大批中国人染上毒品,被外国人蔑称为“东亚病夫”。李小龙扮演的陈真去日本人的虹口道场,踢馆,逼日本人吃下“东亚病夫”文字的段落,多数人应该不陌生。外国人下面是军阀、财阀、买办,其次是地主、资本家、黑帮、土匪,最底层是大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

  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朝不保夕,都在苟且偷生,在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杀人越货之后,很容易潜逃,法律形同虚设。有钱就能买枪,有枪就是草头王,就能抢钱。没有钱,没有枪,就只能被人鱼肉。这样的乱世之中,只要能活下去,损人利己又何妨?整个社会个人主义至上,个人利益至上。主流风气,日益败坏,大多数成员都按照极度的利己主义原则行事,或主动或被动的自私自利,全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国人内部,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部势力(比如日军)各个击破。抗日期间,阵亡的国军将领不少。其中,很多人是死于其他国军的袖手旁观,或者临阵溃逃。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每一名国军将领都清楚,自己侧翼的友军基本都是潜在的“猪队友”——有利可图时会一拥而上,遇到强敌、硬仗便一哄而散。当然,投敌的国军将领也不少——只要和日本人合作有利可图,投敌叛变又何妨?读陈恭澍的回忆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时任上海区长军统上校)的双重标准:他的手下被日本人逮捕后,如果没有被处决,投靠了日本就一定要追杀到底;他自己被日本人逮捕后,却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借口主动投降;他的老上司王天木叛变,导致大批手下被日本宪兵逮捕、枪毙,在沦陷区的军统组织几乎被剿灭干净,他也没有谴责——他自己也叛变了,有什么理由谴责和自己一样叛变的老上司呢?只要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当汉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时代,只要有钱有枪,有权有势,作汉奸也会有人追捧。(多说一句,许多汉奸,比如王天木、陈恭澍、胡兰成,最终都在台湾安度晚年,善终。)

  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大量向国外贡献巨额资金。当时中国主要人口在农村,支柱产业是农业,这些资金必然直接或间接来自农村,直接表现就是农村凋敝。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重重灾难加在农民身上。农民或者逃荒,或者造反,或者去城市打工,或者陷入听天由命的麻木之中。《故乡》中的闰土,曾经是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聪明能干、见多识广、害羞的农村少年。多年后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精神麻木的木头人了(原型章闰水1934年死于旱灾导致的饥饿)。妇女的苦难尤其深重。《祝福》中祥林嫂被当作商品卖来卖去,《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茶馆》中的康顺子也经历过被当作商品买卖的过程。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或者因为拐骗,或者因为父母实在无力抚养被卖掉,几经辗转被卖进妓院。大批农村劳力进入城市,试图找到糊口的工作,等待他们的是残酷血汗工厂。《包身工》中,许多农村女孩子为了不被饿死,被连哄带骗地成了包身工,进入纺织厂,其中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死于营养不良和积劳成疾。至于少数民族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西藏喇嘛(活佛)使用过的密宗法器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法器是用什么做的。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站在土司的视角叙述故事,不过有心人可以把视角转换到农奴的角度,细心想想那会是什么样的世界。除此之外,《乌鸦与麻雀》、《七十二家房客》、《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林家铺子》、《家春秋》、《三毛流浪记》、《上海妓女》、《危险的欢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只要留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苦难。

  如何让中国脱离苦难?这是许多仁人志士都思考的问题。许多人为此不惜献出生命。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是造成了军阀割据,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中国曾经试图效法西方政体,结果是一团糟。高阳的《八大胡同》中,臭名昭著的猪仔议员们行贿受贿、讨价还价,将金钱美色演变成交易的砝码,更将夺取民国政权作为争强斗富的手段。各地军阀对北洋政府阳奉阴违,你搞你的宪政、选举,我搞我的内战,每个军阀的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何况,即使当时的中国铲除了军阀,建立了统一政权又如何?治安也许会好一些,税收也许会少一些,但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不会改变,中国仍然要向宗主国贡献大量利润,多数人仍然注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再进一步,如果中国脱离了殖民地的命运,多数劳动者的生活就会显著改善了吗?不会的。看看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生活就会知道,即使中国通过大量对外扩张战争,爬上世界金字塔的顶端,多数人的生活也不过十勉强维持而已。何况,这个爬上金字塔顶端的过程需要大量的铁和血,要战胜其它已经处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完全是痴心妄想。

  一个战乱不断,无法无天,所有人都自私自利,人民苦难深重的国家,一个不能仿效西方国家老路的国家,还有前途吗?这是当时,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中国人都焦虑的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所处的国内环境,也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伟大事业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看问题,必然有失公允,难以正确衡量毛泽东走过的历程。现在许多媒体宣传蒋介石领导的“黄金的十年”,否定当年的乱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毕竟,大量的公允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还在,读者还能在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之间体会到当时中国的贫弱、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苦难。即使在“黄金十年”,中国也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也是殖民地国家,多数人的生活也是苦难深重的,便是在陈恭澍那样极端反共的人的回忆录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毕竟在陈恭澍写回忆录的年代,许多人还在世,极端胡说八道,只能使自己的回忆录丧失公信力——“辣手书生”虽然做人没有底线,但是仍然清楚这一点。在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是黄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懒于扩展视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媒体的灌输对象。至于这样宣传目的是什么,后面会分析。

  后记:

  本文在介绍历史背景时大量采用文艺作品。一是因为多数人对这些文艺作品远比历史书籍熟悉;二是因为历史书籍往往有倾向性,广泛流传的文艺作品则往往获得多数人认可,相对公允。第一条理由无须解释,第二条理由可能有争议。有人可能会说文艺作品不如历史书籍严肃、可靠。其实,历史书籍也未必可靠,因为“我们所读的历史,尽管基于事实,但是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假如你没有首先掌握历史学家本人从事历史研究的立场,你就不能完全理解或鉴赏历史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的立场,其本身是根植于一个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说,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被洗过了。而且,历史学家的立场也是会随着时间和当时历史境地而改变的。”考虑到这一点,相比那些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剪辑、编纂的所谓历史揭秘(比如《炎黄春秋》上常见的“历史”文章),文艺作品也许更可靠一些。本文希望给读者一个感性的认识,并不想纠缠于对历史反复的考证与争吵中,考虑到这种考证和争吵的背景,就会知道这种考证和争吵除了把读者弄糊涂,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不过,与历史书籍不同,通过文艺作品看历史时代,往往需要从字里行间的缝隙中才能观察到当时的历史风貌,需要读者多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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