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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屡次会见达赖说明了什么

作者:张志坤 发布时间:2015-02-05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中国药科大学 张志坤

 

  据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又要会见达赖了,粗算下来,这大概是奥巴马与达赖的第四次会面了。美国总统如此频繁地会见一个流亡叛逃者,这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太过深奥的道理笔者不敢置喙,只就浅层次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屡次会见达赖,至少说明两点:

  第一,达赖很重要

  显然,奥巴马会见达赖,主动权不再达赖这里,说白了,达赖说了不算,关键取决于奥巴马的态度。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是美国总统,而且还是太平洋总统;不仅领导美国,还在领导世界。可谓宵衣旰食、日理万机,层次高贵得很,时间宝贵得很,等闲者无缘得到奥巴马的接见。而达赖能让奥巴马如此青睐,可见对于美国及美国总统而言,达赖的确非等闲人物,而是相当重要。正因为中国的达赖是如此重要,所以奥巴马才在百忙中拨冗,一次又一次接见温勉,其用意自然是给达赖以必要的支撑,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还为美国利益所急需,并且已经到了必须由总统屡次出面的程度。

  第二,没把中国放在眼里

  因为达赖这个特殊人物的特殊性,所以每次奥巴马与他会面,中国外交部门都提出强烈抗议,并对此进行严正交涉。按照笔者这等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在外交领域,达到“强烈抗议”程度,并进行“严正交涉”,这表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以夫妻关系来比拟,这意味老婆大人已经非常生气,要狠狠收拾夫君了;如果是同事关系,那么则意味着两人之间出现严重裂痕,已到了差不多要大打出手的地步。据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很重要,美国离不开中国,就像我离不开我老婆一样。既然这样,中国(或者说“老婆”)都“强烈抗议”、“严正交涉”了,美国方面是不是改弦易辙或者有所收敛了呢?

  事实与此截然相反。美国方面依然是我行我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说明,中国的“强烈抗议”也好,“严正交涉”也罢,根本没起作用,奥巴马根本就没将中国的这些把戏放在眼里。

  还是丢掉情绪理性思考问题吧。现在看来,会见达赖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新常态”,这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法避免奥巴马接见达赖这一侧面,这也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这两个“不转移”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反思。记得2010年奥巴马第一次接见达赖的时候,《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认为达赖需要反思(附笔者2010年1月就此写的一篇短评)。也许,《环球时报》还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需要反思,大概不敢公开说出来。但窃以为,与其让别人反思,还不如自己好好地反思,中国需要认真地思考,奥巴马屡次会见达赖,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附件: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达赖

  最近几天的《环球时报》社评还真有意思,先是27日向奥巴马倾诉,告诉奥巴马说他让中国人失望了,28日又调过头来同达赖讲话,题目是《挟洋自重的达赖需反思》,文章说:“达赖想借助外部力量迫使中央让步,不过是一种心智迷失的妄想而已”,“靠投靠外国势力可以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时代过去了”。这就是说,以“挟洋”的办法来“自重”,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因而达赖需要反思一番了。

  我们知道,最近,达赖势力又要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了。尽人皆知,要想与人家坐在桌子边打嘴仗,手中得有资本,资本越厚实谈判越有利,这是常识。作为谈判的一方,达赖集团是没有多少资本的,所以只能拼命捞救命稻草,其中,“挟洋”就是达赖集团赖以支撑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只要把“挟洋”的功夫做足、做透,自然就能有效地加重自身的分量,进而增加与中央政府谈判的筹码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环球时报》在该文中所说那样,“他与中央政府的对抗符合西方的遏华政治需求。换句话说,他不这样做,西方现在的支持就会离他而去”。

  这样说来,达赖非但不需要什么反思,反而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加大“挟洋”的力度。第一,只要“挟洋”就可以“自重”,何乐而不为?难道你让人家去“自轻”“自贱”不成?第二,“挟洋”就可以获得西方的支持,就能撑腰,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把腰挺得更直更硬一些呢?《环球时报》苦口婆心地说,“但愿达赖能深刻反思,抓紧时机,做出正确的选择”,既然“挟洋”能换得来这样大的好处,达赖还应该反思吗?即或要反思,怕也只是反思“挟洋”的功夫是否做足、做透吧?

  说老实话,达赖需不需要反思,实在是用不着我们穷操心,相反,倒是我们自己应该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挟洋”就能“自重”。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第一,只要“挟洋”,与洋人合作,对洋人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工具,就应该加以支持、利用。

  正如该文所说,“在中美、中法、中德等重要双边关系中,达赖都搅过局,加剧了这些国家舆论对中国的误解与抵触”。达赖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能搅局,能给中国制造麻烦,这还不够吗?这不正是西方遏华所需要的吗?中国的不利就是西方的有利,中国的不利就是就是达赖的顺利,这个正反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吗?《环球时报》劝说达赖什么“西方主流社会不会为其立纪念碑”,就算不立纪念碑,经常地接见一下,鼓励一番,授予个“诺贝尔和平奖”,差不多不也就是纪念碑吗?《环球时报》文章说,“西方有遏华的一面,也有亲华的一面。面对崛起的中国,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承受和中国关系破裂的后果。”难道“越来越难以承受和中国关系破裂的后果”就是亲华的一面?这篇文章武断地声称,“靠投靠外国势力可以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时代过去了”,既然这个时代都过去了,为什么达赖还继续“挟洋自重”,为什么台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势力还在西方的扶持下与中国对抗,时不时地蠢动,有时还很猖獗呢?

  第二,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挟洋”就能身价倍增?这是问题的核心。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洋人的脸色、洋人的态度,一直是让许多中国人忐忑不安的重要因素,“外国人说话了”,这简直就成了权威、成了命令。在长期的媚外宣传鼓动下,外国的一切都是优越的,凡事只要沾上一个“外”字,立马身价暴涨,大到工作岗位、学历资格,小到住宅楼、商品品牌,只要有“外”的痕迹就超凡脱俗、非统等闲了。这是什么精神?这大概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现代西方国际主义精神”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神基础,“趋同论”“、“全球化”、“一体化”等理论才能大行其道,形形色色的现代卖国主义才能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连一些中国人自己都时不时要“挟”一下“洋”来抬高身价,达赖这个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挟洋自重”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值得反思的呢?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进的过程中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在所难免。但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这样的重要,以致于我们必须把它摆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民族的复兴决不仅仅在于腰包鼓、钱袋足,更不是吃得大腹便便、脑满肠肥酒可以怡然自得,更重要的是精神意志有一个新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没有这个层次,总是跟着西方的节拍起跳,想要达赖不挟洋自重,岂可得乎?

  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也许就不只是达赖了。达赖是不是反思并不重要,但实,在当今世界,居然仍还有那么多如达赖般的“挟洋”之流张狂肆虐,这倒是应该好好地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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