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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不应当再实行“稳外资”政策

左大培 · 2021-01-1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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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纵容甚至依赖外企的方针,对外企坚决地采取“限制、改造”的方针,把外企占据的市场和产能夺回来。

  左大培:不应当再实行“稳外资”政策

  左大培(2021年1月10日)

  “稳外资”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不久提出的,它被当成了那以后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谁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稳外资”,实际上是要“稳外企”。

  提出这个方针的当时,由于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没有作足够的预先准备,美国阻碍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可能对中国国内的就业造成严重冲击,暂时搞一下稳外资或许对稳定国内就业有一些好处。因此,两年多前的当时也许可以暂时采取一些稳外资的措施。但是,就是在那时,过于着力的稳外资政策长远来说对整个中国经济也是弊大于利。而时过境迁,今日已经没有必要再采取任何稳外资的措施。因此,今后就不应当再实行“稳外资”的政策。

  不再实行“稳外资”的政策,意味着不再纵容、吸引甚至跪求外企在华经营,而是对外企实行全面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而且以限制、改造为主,鼓励将国内的外企改造成中国人所有的企业。这要求采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限制外企进入中国经营,对已经在国内经营的现有外企则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限制其经营活动。总的方针应当是:凡产品与本土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有竞争关系的外企,应逼迫其尽快退出中国;对产品与本土企业产品在只国外市场上竞争的外企可以缓和些,但也应逐步采取适当的措施,将来慢慢地逼迫其逐步退出中国。至于国内那些现存而难以经营下去的外企,应当作的事让其有序退出。在这些企业中,对那些其经营与中国企业有竞争的外企,应当作的就是要它倒闭,让它把盈利的空间让给中国企业,而不许给它们资金支持让它们继续与中国企业较劲加重中国企业的经营困难;而对那些不与任何中国企业竞争而又经营困难的外企,也只应在保住其中中国员工就业的限度内向其注入资金,而注入的资金则绝不能采用银行贷款方式,而应由中方有关机构或企业投入股权资金,由中国人接掌这些外企的股权。中方这样作所需资金,应当用我所过去论述过的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方式筹集。

  不再稳外资而对外企实行限制、改造为主,应当掌握的政策界限是:凡与本土企业有明显竞争关系的外企,应逼迫其尽快退出中国;即使对那些与任何本土企业都没有竞争的外企,也应逐步发展与其进行同样生产的本土企业,以便将来慢慢地逼迫外企逐步退出中国。

  为贯彻执行这一总方针,首先应遏止外资企业在华扩大销售,控制外企的有序退出,中国出口受限时首先限制国内的外企出口,与外国发生冲突时首先惩办该国在华企业,如对其另外征收附加的销售税等。

  不应当再实行“稳外资”政策的原因

  之所以不应当再实行“稳外资”的政策,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进入国内经营的外企就太多,而进入的外企太多又是因为长期实行了过度优待外企的错误政策。从一开始本来就不应实行吸引外企的政策,对外企应当实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不应纵容外企自由进入国内,更不应对外企实行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特别是根本就不该给外企长期的减免税优惠。尤其是在二十七年前中国出现了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变成了资金净流出之后,更应该将对外企利用为主的方针变为限制、改造为主的方针,而不应变本加厉地吸引和纵容外企进入。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之所以不得不暂时采取“稳外资”的政策,正是由于那之前进入国内的外企过多,占据了过多的就业职位,逼得我们为保护国内就业而只好临时采取稳住外企的做法。这是中国经济已经被外企绑架的表现,再任其发展下去,只会在将来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应当明确的是,从一开始就应当把“稳外资”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当作仅仅是为稳就业服务的暂时性辅助措施,一旦国内经济不再因中美贸易战而下滑,就应当马上取消这一政策。而今天,已经到了不再实行“稳外资”政策的时候了。

  早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刚刚爆发、刚刚提出“稳外资”时我就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复苏尚未摆脱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美国发动贸易战会增大总需求的不足。经济上的当务之急是扩大总需求以稳定就业,为此应稳消费增投资包括国有股权的实际投资。稳外资只能是为稳就业服务的权宜之计,其目的只是防止外企突然撤出过多急剧减少就业。长远说应当作的是限制外企进入,以发展民族产业逼外企逐步撤出。

  现在距中美贸易战爆发已经快三年了,各种各样的稳就业政策已经到位,已经不需要再靠稳外资来稳就业。稳外资对中国经济已经没有意义。而外企对中国经济的消极作用正在逐渐增多,再搞稳外资已经有害无利。

  应当尽快停止实行稳外资政策另一重大原因是,这一政策的贯彻一开头就滑向了伤害中国经济的轨道。2018年9月中旬,鼓吹自由贸易的高官会见了埃克森美弗高管,支持其在南方独立投资1百亿美元的大型石化项目。《华尔街日报》说,该项目由埃克森美弗全资持有,使其可以与中国大型国有炼油商直接竞争。我当时就在微博中质疑说:我不明白有什么理由允许该项目。稳外资应服务于保就业,像这种待批的项目有什么就业可保?这样一个新进的外企项目明显地就是为打压国有企业服务,为外资赚钱服务。这件事表明,稳外资政策一开头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应当尽早停止执行。

  说到停止实行“稳外资”政策,就不能不谈到对待外企的正确方针。其实,为中国经济和中国发展计,从一开始就不应当大力吸引外企进入国内经营,也不应当纵容外企在华经营,而是应当对外企实行全面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在国内资金缺乏、确实需要吸入外国资金时,以政府机构借入外债为吸收外资主要渠道,对进入国内经营的外企以利用为主;而在国内资金过剩、国内资金净流出国外时,就应当对国内现有的外企以限制、改造为主,鼓励将国内的外企改造成中国人所有的企业。

  自1993年以来,我国国内就资金过剩、国内资金净流出国外。自1993年以来,我国对外就一直有非常明显的经常项目顺差。国际经济学的常识是,如果一国有经常项目顺差,则该国必定是资本净流出。因此,自1993年以后,我国就应当严格限制外企的进入,并对国内已有的外企实行以限制、改造为主的政策。但是主管者和有关部门不实行这条正确的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中国产业的成长和长远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而之所以不应实行引进外企的政策,又是因为外企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严重的害处:中国本来就不需要外企;外企夺走了中国人民的收入,是对中国地地道道的剥削;外企妨碍了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中国的产业进步,是对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危害。

  中国不需要外企

  主张放纵以致鼓励外企进入中国的人说,外企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有好处,因为外企增加了国内的资金和就业甚至税收。他们这样说,无非是宣扬中国需要外企。但是,他们说的这些都是地道的谎言。事实的真相是,不是中国需要外企,是外企需要中国,需要进中国来赚钱。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外企。

  就资金说,许多发展中的穷国国内资金缺乏,确实需要吸入外国资金。但就是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引入外企也不是发展经济的好办法。首先这是因为,外企通常会抢占本土企业可能盈利的经营机会,妨碍本国企业和产业的成长。此外,外企进入也未必会带来许多外国资金,现在中国就出现了外企借口经营困难,反过来要中国的银行给其贷款的奇葩现象。这样的外企不仅没给中国带来外国资金,反而占用了中国自己国内的资金。就宏观经济调节来说,即使一国真需要从国外吸收资金、有经常账户逆差时,让外企进入也没好处:经济萧条时外企与本国企业争市场,经济繁荣时外企投资增加的总需求会加剧通货膨胀。

  基于这些考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在其工业发展的初期,采取的是不准外企进入本国经营的方针,宁可通过政府和国有银行借外债来引入外国资金,再通过银行将这些资金贷给本土企业,由此而发展起了整批的本土强势企业和强势产业。

  对于中国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近三十年来中国就不是一个国内资金缺乏、确实需要吸入外国资金的国家!

  自1993年以来,我国对外一直有非常明显的经常项目顺差。国际经济学的常识是,如果一国有经常项目顺差,则该国必定是资本净流出。这就意味着,自1993年以来,我国内地流出的资金一直明显多于流进的资金,以致实际上没有使用境外的资金发展经济。26年来我国流出境外的资金,最初主要表现为增加国家外汇储备项下的外国政府债券和在国外银行存款,最近一些年则变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等法律上的私人在境外投资。由于流出资金多于流入资金,最近26年进入中国国内的外企总体上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资金。

  更严重的是,从国内流出的资金总体上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进入的外企挤走的。分析各行业的情况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中国的私营企业最擅长的就是开饭馆,而这个行业内的竞争日益激烈,近些年到处都可以见到饭馆由于竞争压力而倒闭。而肯德基和麦当劳却早早就占据了许多最有利的餐饮业营业市场。这样的外资企业当然抢占了有利的投资机会,挤走了本来可以投资于本地餐饮业的国内资金。正是由于最近四十年大量外企进入抢占了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才造成了境内资金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而过剩,最终不得不大量流出国外。

  无论是境外资金投资还是境内资金投资,企业增加的就业和税收都是随着资金投资附带而来的。由于境外流入的资金少于境内流出的资金,境外流入资金投资能够带来的就业和税收也少于境内流出资金造成的就业和税收损失。这就使得外资流入即使在增加国内资金、就业和税收上也是弊大于利,总的看来没有增加国内的资金、就业和税收。而前外经贸部坚持给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数以十年计,更是减少了国家税收不知有多少。

  处心积虑为外企唱颂歌所想出的最后理由是:外企加快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种说法最初还有点迷惑性,但是几十年的经验事实积累下来,应该使我们看到,说外企加快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真正的事实是,一个行业外企越多,该产业的发展就越差,该行业的中国企业就越弱;一个行业的外企越多,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就越慢。

  2018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说,英特尔公司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通用电气公司对航空制造业的投资有助于关键行业中国公司提升其技术和管理水平。美国公司的这些投资到底是否真的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四十年前只落后美国六年的中国半导体行业仍然极其虚弱,落后的差距至少没有缩小;当年把“运十”下马去与美企合资,结果是使中国的大飞机制造延误了20年。

  《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极其恶毒,它说的半导体行业和航空制造业的事,即便是有,也只是在华美企中的极少数。而就在华美企的主要部分来说,它们倒是光赚钱而丝毫无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

  饮料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可口可乐是在中国赚钱最多的外企了,但是恰恰是对这个从中国赚钱最多的外企来说,外企加快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之说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可乐这样的饮料企业有什么象样的技术可供中国学习?它们唯一有点神秘性的就是饮料配方,它会让中国掌握其配方吗?可口可乐根本就不想向中国转让任何技术,这能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吗?

  其实可口可乐的例子不是孤证。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宝洁、联合利华这些著名的外企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它们根本就不可能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更谈不到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它们到中国来的作用就是打压民族产业,掏中国人的钱,妨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引进外企已经几十年了,除了《华尔街日报》硬编的英特尔公司对半导体行业的投资、通用电气公司对航空制造业的投资这种并不清晰的极少数例子外,还真找不出什么站得住的例子能够证明外企加快了哪个行业的技术进步。

  至于讨论到今后怎么办,事情就更明显了。就算过去外企曾加快了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也正是为了不让中国从外企学习技术,而在其发动的对华贸易战中逼迫中国保护其企业的知识产权。退让的结果,是立法禁止强制外企转让技术,其实质是不再指望从外企获得先进技术。但是,十多年前的辩论已经证明,所谓的“外企可以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是说外企对中国有好处的唯一理由了。现在既然连外企向中国传授技术都被禁止了,那外企对中国就没有了任何好处,就应当禁止新的外企进入,根本禁止外企进入,并把现存的外企赶出中国去。

  当然,不应再纵容外企,还因为外企对中国有许多坏处。

  外企对中国的坏处是,外资流入和外企进入不仅减少了中国人民的收入,而且妨碍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外企是剥削中国人民的管道

  顾名思义,外企是归外国人所有的企业,其利润是其外国人所有者的收入。外企在中国所赚的利润,把中国人民生产的财富变成了外国人的收入,是地地道道的对中国人民的剥削,而外企就是外国人剥削中国人民的管道。

  外企侵入中国的最终目的就是剥削中国人民。外企在中国获取了巨额暴利,使中国成了美国许多大公司的主要利润源,将滚滚财源送给西方垄断资本。最清楚表明这一点的是,尽管中国已经有26年的资金净流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中国从外部得到的投资收益仍然明显小于境外人从中国得到的投资收益,国内生产总值常年明显小于国民总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在中国内地本身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境外人从中国获得的这巨额利润不仅是纯粹的剥削,而且简直就是到中国抢钱!

  统计上的国民总收入就是GNP,GNP的中文全称是“国民生产总值”,它与GDP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别,在于GDP是一国国土上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GNP才是一国国民真正获得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才是一国国民真正获得的总收入。在一国国土上生产的最终产品未必都能变成该国人民和政府的收入,外国企业在该国所获利润包含在该国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中,却不会变成该国人民和政府的收入。而一国对外投资所获利润却是该国的国民收入。因此,GDP加上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本国支付给外国居民的要素收入才是GNP。

  发展经济增加生产的最终目的首先是增加国民的收入。如果国内的生产增加而国民的收入不增加,这样的生产增加就对本国没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说,如果GDP增加而GNP不增加,这样增加的GDP对本国就没有任何好处。而40年来外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每年都为外企付出巨额利润,造成了最近30年中国在多数年份中都GNP小于GDP。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GNP每年都小于GDP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而2018年GNP更小于GDP三千亿元人民币。而这一切,是在最近27年来中国一直是资金净流出国的情况下发生的。本来中国资金净流出,本国居民应当获得了巨额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而在这种情况下GNP还是小于GDP,说明外企在中国获得的利润仍然大于中国居民获得的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即使中国的GDP保持不变,只要消除了外企从中国攫取的利润,中国居民就是没有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中国国民的总收入仍然会增加。

  累积了近三十年的巨额资金净流出竟不能改变净国外要素收入为负的局面,其原因就是外企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有极高的利润率。世纪初中国的资金流出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余永定当时就形象地说:中国买美国国债赚5%的利息,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则至少赚10%的利润。而在金融危机后的今天,中国买美国国债肯定已经不能赚到5%的利息,商务部却还在热衷于搞让美国人发财的资金对流,让美国企业涌进中国赚高额的利润,而把中国的资金挤出去买几乎没有任何回报的美国国债。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GNP通常都明显小于GDP,是因为涌入中国的外企从中国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境外人在我国境内获得的投资收益,1998年约为220亿美元,2006年升至371亿美元,2009年达632亿美元,2010年升到1127亿美元,2012年达到2007亿美元,此后各年一直高于2千亿美元并逐渐增加,2017年增至2848亿美元,2018年仍有约27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2%。按当年的汇率计算,境外人在我国境内获得的投资收益一直占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这个比例有的年份明显高于2%,低的年份也在1.5%左右。

  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称作“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产品中,每年都有2%通过变成外企的利润而成了外国人的收入,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收入。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的最终产品中不再有这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外企利润,哪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中国人民的收入也不会有丝毫减少。外企利润拿走的这2%的最终产品由我国人民生产,却变成了境外人的收入。这样的生产增加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好处。而将这样多的中国收入送给外企,是在中国连续27年有巨额资金净流出、根本不需要国外资金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外企抢走了中国企业的销售市场和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时出现的。要说这不是血腥的剥削,那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是剥削。而外企就是外国人这样血腥剥削中国人民的管道。

  外企阻碍了中国产业的发展

  现代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发达国家的经济靠的是现代制造业这种先进的产业;而美国和西欧的那些同时又是人口大国的经济发达国家,又都主要靠本国的企业支撑起本国的现代先进产业。

  可是外企却抢走了本国企业的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阻碍了本国企业的成长,甚至挤垮了许许多多的本国企业。通过这样做,又通过把产业的技术进步掌握在自己手里,外企长远来说妨碍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妨碍了中国产业的成长。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

  外企挤垮已有中国企业的首恶当数美国的可乐。改革开放前中国各地的大城市基本都有自己的汽水厂,它们的产品还往往有自己的品牌。北京的“北冰洋汽水”就是这些品牌中的一个。而可乐进入中国经营后,很快就夺走了这些汽水厂的产品市场,逼得这些中国的汽水厂纷纷倒闭。这就是三十多年前轰动一时的“水淹七军”事件。这些汽水厂的倒闭肯定不都是由于其产品不好。当年也被可乐挤得差点消失的“北冰洋汽水”前些年又重新流行起来,证明那些被美国可乐挤垮的汽水厂也有一些过硬的产品。美国的可乐能横扫中国市场挤垮那么多的中国饮料企业,主要靠的是它雄厚的资金和运用其大力进行的广告宣传和营销。而运用这样的手段挤垮中国企业,正是中国的政府机构本来应当极力阻止的。可是在那些热心为外企办事的人活动下,有关方面并未这样作。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碳酸饮料行业中也不时涌现出具有超强扩张力的企业。远的有广东的健力宝,前些年则有王老吉和加多宝。但是它们崛起的势头都很快被打断,有的还落入了破产倒闭的境地。究其根源,当然是由于美国的可乐已经霸占了中国国内碳酸饮料市场的主体,它不断进行的营销阻止了任何民族碳酸饮料企业的成长。可乐要扼杀任何中国饮料企业成长之心,在它力图并购新起的果汁饮料企业“汇源”的图谋中暴露无疑。

  我知道一些人,他们认为“王老吉”在口味上胜过可乐。王老吉与加多宝还为争夺销售市场发生过很严重的冲突。其实,如果没有美国的可乐霸占了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主体,王老吉和加多宝尽可以相互相安无事,各自大力扩大自己的销售市场而不相互冲突。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美国的可乐是如何阻碍了中国民族饮料产业的发展。

  外企辩护士无法否认中国不需要外企带入资金的事实,却仍然绞尽脑汁地为外企辩护说,外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人力资本。美国可乐的例子就足以把这种诡辩彻底驳倒。要说美国的可乐有什么中国人自己研究不出来的技术,那大概没有人会相信。就连可乐自己当最高机密从不告人的饮料配方,对最善于调制食品的中国人来说也不会有破解的难度。何况可乐进入中国经营了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向中国传授过它那个宝贝饮料配方。说美国可乐向中国传授了什么技术,那只有纯种的傻瓜才相信。

  可乐横扫中国市场倒是向中国人展示了另一种“技术”,那就是向社会搞公关推销没什么突出优势的产品的技术。一个搞营销的撰文说,可乐有那么大的销售市场还不断投入巨资作产品广告,其高明之处就是使消费者永远不会忘掉可乐。其实,可乐维持这样巨额的广告开支不仅是在不断向消费者提醒购买可乐,而且是不断地用广告支出来收买媒体以及与媒体有关的文人,以从根本上消灭敌视可乐的声音。也正是靠着支出金钱在《人民日报》上作广告,可乐买到了进入中国的入场券,大规模进入中国经营。

  可乐这种不断用巨额资金做广告的做法,其实对社会是一种祸害。因为可乐最终必须从其产品的售价中收回这种巨额的广告资金,而且还要加上数目可观的利润。最终由消费者负担的这巨额的广告费用,不仅仅是资源的浪费,而且是一种变相的收买社会舆论。保护社会利益的主管机构本来应当遏止这样的行为,可那些外企的维护者们一直就听任可乐为所欲为。

  日用化工产品领域的两大外企是宝洁和联合利华。他们的做法与美国可乐如出一辙,只是行业特点限制了它们这样搞的程度。但是至少也可以说,它们阻碍了日用化工行业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

  还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日用化工产业就有足够的发展。特别是上海的日用化工企业更是开发出海鸥洗发膏、中华牙膏、檀香皂等名优产品,就是今日看这些产品也应当很有竞争力。但是近四十年来联合利华和宝洁不但进入国内经营,其产品还横扫国内市场。在许多商场中,货架上卖的洗发水几乎都是这两家的产品,香皂也差不多都是这两个外企生产的,就连小小的牙膏中国产品牌也所剩无几。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也是化工生产大国,但是就连牙膏、香皂、洗发水这样简单的百姓日用品都靠外企供应,岂不荒唐之极。

  我想知道行业内情的人会说,日用化工生产落到如此地步,不是本土企业生产不了,而恰恰是因为宝洁和联合利华这两大外国巨头夺占了中国市场,阻断了中国企业销售和成长的空间。还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传出外企拿走中华牙膏品牌将其“雪藏”封杀的丑闻,以后宝洁和联合利华更是依仗其雄厚的资金大力营销,成功地抢走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就是在洗发水这样的产业中,近些年也不时有功效很好的国产品牌出现,近年出现的同仁堂洗发水就是一例。但它们都只是畅销一阵,很快就在商场的货架上销声匿迹。看看仍然被宝洁和联合利华洗发水霸占的商场货架,不用问就知道,这就是这两大外企巨头靠资金和营销封杀的结果。本来商务部这样的政府机构能够作的,正是阻止外企这样霸占中国市场,现在的形势当然是这些机构袒护外企的结果。

  不必否认,某些外企也确实向中国企业传授了一些先进技术,传授了一些真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的管理经验,在当时的短期中帮助提高了中国某些行业的技术水平。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中国的燃油轿车制造业。由于强制外企必须与中国企业合资,中国原有的燃油轿车制造企业几乎都成功地与外企合资,通过合资学到了一些技术和管理技巧,短期中好像加快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但是,这种靠外企输入技术的做法只能在短期一时加快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长远说来反而放慢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靠外企输入技术之所以在长远中反而放慢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靠外企输入技术使本土企业滋生了依赖思想,不再努力靠自己研发而自主地提高本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而没有自主的研发和摸索,一个行业的本国企业在长远中不可能有迅速的技术进步和发展。这个规律正是在燃油轿车制造业表现得特别明显。北大的路风早就以详尽的研究说明,就是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燃油轿车制造业后起之秀的国家内部,也是丰田和现代这样依靠自主品牌的燃油轿车制造企业最终能够做大做强,而依赖外企提供品牌和技术的燃油轿车制造企业则难以做强甚至很快就倒闭。这个规律在中国的燃油轿车制造业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与进入的外企合资造成了国内燃油轿车制造企业的依赖作风,其结果就是中国一汽、上海汽车集团和湖北的二汽集团,一味热衷于大力开办与外国汽车公司合资设厂,让外国汽车品牌吞噬掉大规模的中国汽车市场份额,自己的汽车引擎技术和变速箱技术一直没突破性进展。这种互动的最终后果,就是长远来说极大地放慢了中国燃油轿车制造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这样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自己的燃油轿车制造产业,更谈不上做强这个产业了。

  当然,平心而论,依赖外企造成中国燃油轿车制造产业一直弱势这件事,主要不应怪罪外企。曾有报道说,有外企的外国技术人员还责怪中国人有点难题就指靠外国人替他们解决,一点也不自己想办法。应当中国燃油轿车制造产业一直弱势负责任的,首先应当是国内自己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否定自力更生,指靠外国解决中国自己的燃油轿车问题。指靠外企发展中国的燃油轿车制造产业,就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汽车制造业是中国最近40年经济发展中最失败的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制定政策的人从来就没想好好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先是依赖进口不发展轿车制造,然后是依赖合资不发展独立自主的轿车制造企业,加入WTO时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放弃对国内产业保护,使中国轿车制造企业丧失了近二十年国内轿车需求爆炸性增长的发展机遇;2018年购车需求停止增长,却又在应当限制进口时降低关税。在这条错误路线指导下,一开头就在20世纪80年代不再给国企制造轿车投资,定下轿车靠进口的方向,还对国企收重税挖空资金,把早就有的自主轿车品牌“红旗”和“上海”都停产了;以后对轿车搞了几年高关税保护,却要企业都与外企搞合资;然后就为加入WTO大降汽车进口关税。

  依靠外企搞燃油轿车制造就是这条错误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中国的燃油轿车制造业落入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嫌本国造技术落后而去引进外企一时加快技术进步,有外企提供技术就放弃了自主的研发和技术进步,结果是本国的制造技术继续落后甚至变得更为落后,然后就进一步说本国造技术落后需要进一步引进外企。

  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就是本国的燃油轿车制造业无法根本改变落后面貌,使得中国的汽车市场上,国际资本以40%的资本,占据50%的份额,攫取了70%的利润。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本国混不下去,赔光了资本金破产了,却在中国市场上大卖其烂车,还靠着在中国合资获得的利润吸引投资者股票重新上市。汽车业的外资就是这样赚取暴利又妨碍民族产业发展。

  尽管如此依赖外企发展国内的燃油轿车制造,尽管外国车企在中赚取了如此丰厚的利润,中国的燃油轿车制造在国际上仍然是弱势产业。虽然中国国内的燃油轿车产量经历过飞速增长,虽然中国的汽车出口在逐年增加,但是每年汽车对外贸易的逆差仍然高达近4百亿美元。这是一个清楚的指标,说明中国国内的汽车制造业在国际上仍然是一个比较劣势的产业,虽然中国汽车企业的员工工资低于发达国家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中国国内的汽车产业发展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国内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低于发达国家。

  日本和韩国也都是汽车生产上的后起国家。但是它们一直坚持主要靠本土企业发展燃油轿车制造。其结果是,日本和韩国在国内量产轿车之后30年就形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轿车品牌并大量出口。中国改革开放前就量产轿车,改革开放也已经40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也有33年,却至今没有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轿车品牌。韩国以全力发展本国企业,开始造汽车以后还不到40年,汽车制造就成了韩国出口甚至对外投资的拳头产业;中国改革开放前就造了20年轿车,撇开这个,改革开放也40年了,轿车仍然是净进口的比较弱势产业,本国造的也多半是外企品牌。当前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现状证明的恰恰是,40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是失败的,先大量进口再合资制造的轿车业发展战略是错误的,长远来说在华的外国车企也还是一股破坏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力量。

  像这样历数一个个产业的发展和外企所起的作用,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这样一个判断:外企抢走了本国企业的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阻碍了本国企业的成长,甚至挤垮了许许多多的本国企业。通过这样做,又通过把产业的技术进步掌握在自己手里,外企长远来说妨碍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妨碍了中国产业的成长。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西欧、日本的那些人口多一些的经济强国,在其发展先进的制造业以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靠外企发展起自己的现代产业,而都是靠本国企业的壮大才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就连韩国和台湾这样的真正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都靠本土企业才迈进了经济发达的门槛。对中国这样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不可能依靠外企变成拥有先进制造业的发达经济体。而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正是受到了外企阻碍和牵制。外企夺走了中国企业的产品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妨碍了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中国的产业进步,夺走了中国人民的收入,是对中国的地地道道的剥削,长远中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

  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纵容甚至依赖外企的方针,对外企坚决地采取“限制、改造”的方针,把外企占据的市场和产能夺回来。

  总的结论是:本来就不应纵容外企在华经营,而应一开始就对外企实行全面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最近27年来的吸引外企的方针更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不应当再实行“稳外资”的政策,而应阻止与民族产业有竞争关系的外企进入,对国内现有的外企则以限制、改造为主,淘汰妨碍民族产业发展的外企,鼓励将国内的外企改造成中国人所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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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胡锡进同志,您真是恶臭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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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什么叫敲骨吸髓?这就叫敲骨吸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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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杀无赦!与共济会深度勾连的赖小民将下地狱!
  3. 胡某进的 “史诗级大周旋战略”,究竟是什么货色?
  4. “改开”出路何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开”!
  5. 【震惊】画家岳敏君丑化解放军、抹黑毛主席,这是艺术还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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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张志坤:单笔行贿6个亿,能说说所为何事吗?
  8. 公知的兴衰
  9. 胡锡进同志,您真是恶臭到家了
  10. 战争一触即发?!
  1. 钱昌明:主席的功过是非由谁“定”?——斥跳梁小丑、千夫所指胡锡进
  2. 乌有之乡在京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发出人民的心声:“还是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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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范景刚:向毛主席汇报——在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大会上的致辞
  8. 这是一场极其严峻的重大斗争
  9. 毛主席晚年究竟错了没有?!
  10. 一九八八,《红旗》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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