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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专题:浅谈新中国革命建设历程

椎名浅羽 · 2021-01-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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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经济背景和历史背景考察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厘清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研判,历史螺旋上升,我们书写历史,太阳从不升起,而是我们在转。

  一、历史合力论与布罗代尔:从十年浩劫之研究说开去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量化阐述,巧妙地运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平行四边形力的合成原理,用力的合成类比宏观历史的构成。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作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产生“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合力”,这个总合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发展。恩格斯形象生动的把历史的宏观与微观、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表达了出来。

  即人对历史的创造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条件的,个人意志对历史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力,无数的人民群众,无数的个体的意志交错综合,最终产生一个合力,推动历史。从这一基本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量变质变定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能只看其本身,要看其历史背景,即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所生成出的,从而寻找导致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因素及其合力的来源。

  如果我们看历史只看这段历史本身,便是片面的割裂了历史,便是承认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现实,即仿佛上一刻该历史事件还根本不可能发生,没有任何铺垫和条件,下一刻这一历史事件就突然的发生了,这既不符合量变质变定律,也不符合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待历史,必须在时间上,有前后的把握,在分析上,有多角度的把握,做到主次分明、脉络清晰。由此,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法,即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研究某一历史事件的前后嬗变这一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新中国的发展历史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少不了对过去的回顾,而对历史的回顾又绕不开改革开放,绕不开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关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对新中国建设前三十年的总体评价与定论,虽然如此,但限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限制,仍有很多历史碎片没有被复原,关于那段历史,仍然存有不少扑朔迷离的疑点。近年来,有关文革的研究逐渐兴起,虽然距离成为党史研究中的显学还远,但已然是党史研究的新兴热点之一。

  因此,我们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法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出发,将文革史研究视域,扩展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通过为止的六十年时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博古左倾投降主义错误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到建立新中国后的三反、五反、四清三大运动进而发展为反右倾反官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于在改革开放后整治贪污腐败、严肃政治纪律、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危险、从严治党,到十九大的从严治党反贪腐常态化。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党内在路线上、方法上、思想阵地和意识形态上的论争从未中断,是一个不断发展、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的过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反对外来侵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几大目标,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从发布《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到《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变告全国同胞书》、西安事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再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团结全国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可见在二十八年的革命时期中,统一战线一直是党的主要工作,而党内的思想论争作为次要矛盾则因搁浅而有所发展。

  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分阶级、党派、立场,只要共同抗日打蒋,一律团结。但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共产党,继而是中国的共产党,因此,党的建设,必须依据一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依据党的目的和使命实施党建。列宁对此曾指出:“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

  从列宁对党建的论述就可以知道,共产党是自愿的,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团结一致的、纯洁先进的政治组织,其使命也如列宁所说的要“使无产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其目的是消灭剥削和私有制,最终实现世界革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使党成为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也就必须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时刻清党,剔除掉那些动摇理想信念的党员,始终永葆党的纯洁先进。

  回到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建上来,我们可以显然的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为了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不得不容纳许多不赞成马列主义的、其他阶级成分的、没有明确阶级立场的、虽然不反对马列主义但与马列主义主张不同的诸多成分的分子,与他们团结一致,甚至允许他们进入党内,其中不少人还因在革命时期立下战功、做出贡献而在党内任职。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政策是党制胜的一大重要法宝,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导致党内思想论争问题加剧发展。

  随着党内思想论争问题的量变发展,必然也将迎来质变飞跃的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内思想、路线论争矛盾开始逐渐暴露。在打碎旧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建设新世界上,原来团结一致的所有人,因政见不同、立场不同、阶级成分不同、思想不同产生了矛盾,各有看法,其中不乏反马列主义思潮,如梁漱溟曾提倡的“无色的、透明的、超阶级的”政府等。因此,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将党建与思想建设工作高屋建瓴的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重新重视起来。

  195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整党整风,划分了四类党员,即具备党员条件的;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样四类,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展开了整党整风工作。

  在党内思想论争氛围日益浓烈、教育整风运动逐步推行的进程中,大跃进运动发生。结合当时历史背景,毛泽东正筹备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党内存在地方分散主义、党内高层存在对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造成了大跃进的浮夸风与共产风左倾冒进错误。在这一时期的部分史料记载了毛泽东同党内其他同志的分歧与矛盾。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10日

  “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

  “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头脑要冷静》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原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毛主席》

  “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一个教训》1958年11月25日

  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这篇通信同时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下面是选段: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同秘鲁议员团谈话

  “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指刘西瑞)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注: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1988年9月9日,王震论《河殇》

  从上述史料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1. 毛主席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起,一直到大跃进结束,始终贯彻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反对虚报瞒报的态度

  2. 毛主席的指示难以落实,多次指示无果后,被迫通过党内通信形式,对六级干部发布指示,并指出:“根本不要管上级那一套指标”“千钧重担压下来,县乡一级硬着头皮干”

  3. 部分后来广为人知的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非毛主席提出或倡导

  因此,大跃进运动及其带来的灾难性的三年灾害,使党内高层存在的思想路线分歧、矛盾骤然激化,如果说党内的思想论争存有历史背景,是历史因素所导致的必然,那么它的激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则与大跃进运动及其带来的七千人大会难逃干系。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发言稿剑锋直指毛泽东,彭真更是语出惊人,党内分散主义的问题、中央内部难以抑制的左倾冒进风气,被推到了毛泽东身上。七千人大会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激化,且自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正式退居二线,刘少奇开始主持党内国内各项工作。

  而刘少奇主持工作后,快速推进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众所周知,土地租赁和买卖自由,资本论中已经叙述的很清楚,必然导致地租剥削,即使在今天,我国仍然严格禁止土地转让,仅允许转让使用权,严格保卫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严格限制土地买卖,因此,土地租赁和买卖自由无异于土改的成果等于付诸东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党内的思想论争空前激烈,达到了爆发点,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通过对历史的再现,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不是因毛泽东一个人的决定而大规模兴起的运动,它的发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上文对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革命历程和思想论争动态的阐明所看出来的那样,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一个马泽东、牛泽东发动,不是泽东发动,那就是少奇、小平发动,无非是炮打司令部,还是炮打司令的问题,这是党内思想论争的又一次具象表现。历史的进程,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是历史合力论中无数力中较大的力,而大跃进与七千人大会则是历史偶然性的体现,他们使矛盾爆发,量变促成质变。即使没有大跃进和七千人大会,文化大革命也会发生,只是早晚问题。毫不避讳的说,七千人大会,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斐迪南大公遇刺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这场大会成为了导火索,引燃了积蓄已久的火药桶。

  综上来看,过往的文革研究,多局限于短时段,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夺权斗争和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进行了详细考察,却鲜有对整个历史背景的观照,从而在文革的整体把握上有所欠缺,这里从历史合力论、布罗代尔长时段史学研究法出发,梳理了文革发展脉络,厘清了文革发动的来龙去脉。

  二、历史的真正转折:大跃进与恢复高考

  改革开放,作为新中国发展历程上的重要转折点,常常被冠以众多的荣誉和称赞,称改革开放是直接导致中国快速发展的重大决策。实际上,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改革开放,是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和发展凋敝的局面,但绝非直接原因。

  我们再次运用布罗代尔长时段研究法,考察改革开放时面临的难题,对他们的历史原因进行回溯。

  (一)工农业结构失调与上山下乡

  大跃进时期,工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工业领域连创十八个第一,鞍钢宪法推行全国。但是,农业领域因为左倾冒进,且大量农业产出剩余被征收用于工业生产,造成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发展严重失调,农村余粮不足,加上自然灾害,引发了粮食危机。

  此外,七十年代早期,正值尼克松访华中美蜜月期,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人引进外资、先进工业技术设备,共计四十三亿美元,因此称为四三方案,改善了工业结构中偏重工轻工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但也因此产生了巨额财政赤字,巨额财政赤字导致无力支持引进设备开工运转,不能继续扩大再生产。且当时高考停滞,大量学生积压,劳动力不断过剩,于是被迫使城市青年在1974年再一次上山下乡。

  由于城市青年下乡,农村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大量人口,造成原本就有困难,刚重新起步的农村发展再次承载巨大压力,粮食严重不足,从而进一步造成农村发展形势衰落。上述种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当时的局面,不做出重大变革就要面临重大危机甚至是社会动荡,于是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应运而生,通过对劳动力的放任,涌向市场,来解决当时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换而言之,既然嘴里塞了太多东西嚼不动,那不如全都吐出去,缓解问题和危机。

  综上来看,一环扣一环的循环问题,全部来自于大跃进时期的不协调发展,一招棋错,步步错,最终埋下的层层隐患,总是爆发了出来。因此,对于前三十年新中国建设影响最大的事件,并非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大跃进。

  (二)青年返城与恢复高考

  当前,很多人秉持改革开放时所采取的“大包干”政策大幅提升了农民积极性,导致了大丰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见下图,这是自1957年到2003年的各农产品产量与化肥产量的图表,如果大包干提升农民积极性,直接导致大丰收的结论成立,那么图中1978年处粮食产量应该呈现突跃式曲线,有一个陡然上升,然而图中所示,粮食产量的回归方程几乎为一次函数的线性关系,始终保持了平稳增加,不但没有突跃,甚至在79-80年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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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表明,化肥产量与粮食产量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最终导致大丰收或者粮食产量上升的,是化肥因素主导,而1979年-1980年的下降,则是因为取消了农业现代化设备补贴,过去给村级单位一两台拖拉机等农机设备公用即可,但现在包产到户后,给每家每户配备现代化农机设备则是天方夜谭,于是便取消了该项优惠政策,反而导致农村生产力降低。此外,小岗村的事迹迅速传播开后,小岗村获得了大量的政策扶持,即小岗村的繁荣景象在当时主要源于政策扶持。戏剧性的是,当年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的小岗村,2018年刚刚脱贫,并且依靠集体经济分红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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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免让人唏嘘。那么,既然是粮食产量平稳增加,又是化肥主导,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期,却表现出了一种仿佛农村全面发展的新气象呢?正是因为恢复高考。高考的恢复,使原本停滞的人才流动输出重新活化,1978年,乡下城市青年返城。大量青年的返城,缓解了农村的生产压力。此外,恢复高考,为改革开放培养了大量人才。

  综上,真正缓解了劳动力过剩危机,帮助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伟业,缓解农村集体化压力的,正是恢复高考。

  三、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背景

  (一)从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分工-优势理论、路易斯城乡二元结构、

  边际理论角度,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初期粗放式经济-出口型经济模式

  优势理论由比较优势、绝对优势两部分组成,成为国际分工合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绝对优势,即一国在国际分工合作中,劳动力成本最低,占据绝对的压倒其他国家在生产该商品的优势,说白了劳动力价格低,在发达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入科研领域,而压缩生产制造的资金时,发达国家会将其制造业转移到世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雇佣劳动力制造组装,因此劳动力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绝对的优势。比较优势,即在科技创新等层面上,占据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水平而形成的优势。比较优势则是说,虽然劳动力价格不够低,很多国家产业外移合作不找本国,但是本国拥有垄断的国际领先的科学技术专利,任何国家想要发展某一领域必须与我国合作才能获得科学技术的支持,说白了,绝对优势靠贱卖,比较优势凭本事。

  路易斯城乡二元结构即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这里路易斯提及的农业、现代化部门不是狭义上的,而是指落后的、传统的第一产业和先进的二三产业。这里所谈及的边际理论,简而言之即物以稀为贵,钻石比水贵。边际生产率为零即边际效用为零,这里的意思即未被雇佣的劳动力众多,甚至趋近于无限。通过低价雇佣大量劳动力进行生产,可以快速进行资本积累,并随着劳动力的逐步被雇佣,可雇佣劳动力变得稀少,劳动力价格升高,边际效用逐步变大,最终消解二元经济结构达到饱和态。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到过去的五年,靠的就是这种经济结构消减。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过剩使得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奇低,在国际分工中占据绝对优势,各国都来中国寻找劳动力,中国靠大量转化剩余劳动力,扩大工厂的数量和规模,攫取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但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消费水平不高,因此生产产生的供给难以消耗,就对外出口,形成了过去相当长时间的出口型经济,即靠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同样的,靠粗放模式扩大规模产生的规模效应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却没有顾及高质量发展,导致工厂泥沙俱下,创新能力不行,依靠外资投资建厂招工现象严重,且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时过剩的生产,尤其是钢铁,远远大于供给。随着经济水平发展,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低,人们从发展型消费,即消费汽车等大件耐用品,逐步升级为享受型消费,即文化、娱乐、医疗等方面的消费,这种变化造成了在第二产业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金融领域的钱滚钱导致资本过剩,金融资本难以回流填充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面临困难。

  (二)从优势转化、中等收入陷阱、凯恩斯政策角度,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拉动

  国内消费的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与贸易战

  过去的中国为绝对优势,而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二元结构消解完毕。我国的劳动力过剩得到了缓解,随着劳动力逐渐被雇佣,剩余劳动力减少,我国劳动力价格如今已经高于东南亚,东盟的劳动力目前占据了绝对优势,失去了人口红利,用什么来实现经济的第二次增长,成为了重要课题。中等收入陷阱,说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口红利丧失后,不能及时进行转变而陷入经济瓶颈的状况。从优势理论讲,失去了绝对优势,仍想要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转化为比较优势,在技术上攻关突破,因此我国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除此之外,我国在基建工程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刺激消费,扩大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在零八年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的时候,利用这一手段,保证了即使是靠国际市场、出口型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不受太大影响,在未来的改革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将作为强心针的存在,刺激经济增长。另外,日本在过去因出口型经济引发贸易争端、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强已经告诉我们,出口型经济、粗放式经济可以快速赶超,但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使得消费类型和理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因此抓住时机,将出口型经济转变为消费主导,内需拉动型经济至关重要,我国也为之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在过去的对外贸易中,大量出口,造成了对美的贸易逆差。美国借此机会挑起贸易战,不仅是因为贸易逆差,更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遏制住中国的崛起,希望通过打压中国出口,来阻止其升级为消费内需拉动型经济,进而阻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彻底的摧毁中国的经济。

  (三)从去产能角度理解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中非合作-区域一体化下由央

  企主导的外贸型经济

  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畸形,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这里要明确,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是指生产某产品的能力,指厂房、设备等的总生产力超过了需求,即使一时产品不过剩,根源上产能仍然过剩。而产能过剩的危害巨大,我国选择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石多鸟,区域一体化即一定区域内的多边合作。

  1. 一带一路通过对欧亚进行铁路建设货物运输,通过对外贸易和基建消耗输出,这一点在一带一路表现不明显,但在中非合作上表现异常明显

  2. 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通过多边贸易、援助等形式,找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地位

  3. 消耗国内短期积攒的产品过剩,避免对国内经济造成影响。

  但上述方针只能缓解产品过剩,不能从源头解决产能过剩。因此我国制定了供给侧改革方案,从多个方面调整产业结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除此之外,供给侧改革还对调整分配制度不均,税收制度不平衡等大有裨益。

  四、社会思潮在经济发展中的嬗变

  (一)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两大阶段的阐述

  众所周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中详细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展进 行了阶段划分,列宁将其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 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首先,对于这两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有所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对成功学等各类社会思潮加以讨论。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开始,因为私有制的存在,生产力的发展,最初所有人都是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体户、小手工业者、个人开店铺办买卖,有田地的农民这些人,因资本逐利,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会扩大生产扩大发展,也就是表现出的个体户扩大经营规模,增加产品种类,开始出现扩大田地,雇工耕地等一系列的发展措施。那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各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比如两家相邻的超市,互相比打折,比促销,希望顾客都更多的来自己的店,这样自己能赚更多的钱,这就是竞争。随着竞争的发展,一定有被淘汰的,一定也有胜出的,也就是一定会有破产倒闭干不下去亏损的,成为了无产阶级,也一定有越做越大,开连锁店,扩大规模,钱生钱风生水起的,成为大资产阶级。(这里面在最开始同样都是小资产阶级,起跑线也是一致的,都白手起家,为什么会拉开这种差距呢,这里面是资产阶级法权拉开了差距,说白了就是有人天生就有天赋,有人接触的环境好,他的思路快,更灵活,能力更强,性格好等等因素更容易成功)伴随着这样的一个过程,社会化分工大生产(工业化)实现了,出现了雇佣劳动。

  那么逐渐的随着竞争的不断发展,就出现了大资产阶级,也就出现了大企业和小个体户的区别,比如 A,B,华为三个厂家一开始都是做手机的,结果华为后来做大了,成了大企业,这 样华为有更多的资本和生产资料可以生产更好的产品,吸引更多的人才为其工作,使手机质量就高过了 A 厂和 B 厂的手机质量,这样,原来买 A,B 厂的手机的顾客,现在都去买华为的手机了。A 厂,B 厂逐渐的就赚不到钱,也就倒闭了,也就失去了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

  而华为则是越干越大。这就表现出大企业无形之中对小企业的生存空间的打压,小企业倒闭后,他们剩余的生产资料也就会流向大企业,被他们以各种形式获取,比如快手收购 A 站,购买股份。这也就是体现了大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掠夺性,这就是第一个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小资产阶级在竞争中上下起伏,演化出了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市场,产生了雇佣劳动。

  随着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寡头企业,比如手机领域的小米、华为,互联网产业中的三巨头:百度、腾讯、阿里。方便面领域的寡头:康师傅、今麦郎、统一,甚至是调味料中的寡头:老干妈。 到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正式进入第二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即大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后,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无法再对他们构成威胁,而进入到大资产阶级互相博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个资本巨头连横合纵,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以期更多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团结联合继续压榨小资产阶级上升空间,避免再出现竞争对手,一方面各成阵营互相开炮。

  所以在这个阶段中,真正可以“论英雄”的只剩大资产阶级了,小资产阶级受已经存在的大资产阶级垄断的影响,难以再成为大资产阶级,也就长期的固定在小资产阶级上,甚至还会倒退成无产阶级。这样,我们对两个阶段都进行了介绍后,我们就能理解所谓的阶级固化是什么意思,以及成功学、毛泽东思想等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

  (二)几种社会思潮在其中的嬗变

  我们把这两个阶段和中国市场经济确立以来的发展做一个照应,大家经过三化一改,都成为了无产阶级或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是完完全全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逐步确立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后,我们便进入了第一个阶段,自由竞争,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万众创业的时代,各显神通各出奇招,在这个时候,谁都有可能成为大资产阶级,但也有不下海的和下海失败的,便还是成了无产阶级,需要靠雇佣劳动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上面论述的资产阶级法权起决定作用,你的天赋、能力、性格决定了你能否成为大资产阶级。

  所以在这种效应的驱使下,大量的培养性格,成功技巧,努力方法都纷纷出炉,成功学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市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成功学是真真正正的法宝,是真正有用的良方。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十几年前,网络上很少出现大面积批评成功学的舆论。但随着时间推移,竞争愈发激烈,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垄断阶段,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成为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小资产阶级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时,成功学的作用也就渐渐地减弱消失了,因为在这个阶段,小资产阶级面临着大资产阶级的打压,已经充分的出现了马太效应:越强越强,越弱越弱。压力和阻碍已经不再来源于个人能动性是否积极,个人能力如何,更多的开始来自于社会环境,来自于大资产阶级对市场空间和上升渠道的挤压,所以成功学也就失灵了,丧失了市场,成为了毒鸡汤,被大众揪出来批斗。

  同样的,在那个下海的年代,因人口红利带来的高速繁荣发展的现象,迷惑了、冲昏了很多人,他们简单的理解为,开放了市场经济就会大力发展,过去则是因为坚持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经济就发展缓慢,那么既然如此,按照这种简单荒谬的逻辑,如果市场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那么共产党继续坚持公有制就是保守落后的,甚至在当时被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批评为独裁,他们并不能理解这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此外,按照这种逻辑,西方已经发展自由市场几百年,并且经济和科学技术都要强于当时的中国,于是那时的很多国人便自卑起来,认为市场让经济发展,那么西方则成为了我们发展的老前辈和指明灯。在八九十年代,逆向民族主义分子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了以河殇派为代表的一大批公知,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被歪曲并失语,公知与右派直接主导并持续影响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我们通过对经济发展的洞察可以看出,这种思潮的兴起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的。

  而当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国际上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出口型经济面临冲击。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从绝对优势转换为比较优势的优势转换关键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再加上头条系、百度系、阿里系、腾讯系的资本垄断局面逐渐形成,疫情的突然冲击,可开拓发展,有上升空间的市场越来越小,阶级固化进一步加重,导致应届毕业生等劳动力越来越难以找到工作,两个岗位过去四个人竞争,现在变成了八个人,十个人,甚至岗位都从两个变成了一个。

  竞争的激烈造成人们试图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结果引发了严重的内卷现象,就好比一个蓄水池正在排水,一方面缩小了排水孔的孔径,另一方面不断的向蓄水池内加水,人才和劳动力就好比是水,排水孔大小代表招聘岗位的多少。此外,人才越来越难以获得与自己匹配的工作,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的初步,比较优势尚不明朗,科研能力尚不强,在内卷的过程中,高学历人才几乎是批量复制,但是科研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高新科技企业、科创项目和科研成果能够使高学历人才、精英各尽其能,于是大量人才外流,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与国际的科学技术水平差异。

  这样一来,很多中小型企业、公司要么被迫选择寡头站队,要么只能靠裁员、压迫员工提高“效率”,生产更多价值以作最后的挣扎,种种因素综合,出现了大量的猝死、虐待压迫打工人、学生跳楼、猝死事件,社会舆论不良情绪发酵,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压力的紧迫性和威压。因此,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抬头兴起,成为了无数黎民百姓为自己争夺权利、捍卫权益的有力思想工具和理论武器,社会整体舆论思潮从右转走向左转,国家有关政策也因种种经济冲击因素和社会压力而左转。

  这样来看,以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建设、发展中的历史流变为例,在建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推崇出现了教条化、自发的个人崇拜和狂热,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又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走向极端,这一时期可以对应为辩证法三段式中的肯定过程,而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市场带来的红利,上文已经分析过,毛泽东思想又被歪曲误解,批斗为极左,几乎失语,可对应为辩证法三段式中的否定过程,而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内卷现象严重,毛泽东思想再次放光芒,人们开始客观理性的,认真研究研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否定的否定,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流变就表现为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发展规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谈毛泽东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又谈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不是重复,而是“在更高的起点上重复”(列宁语),我们螺旋回来,并且上升。从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唯物的、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的这一历史地位流变过程来看,恰恰是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螺旋上升是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五、对未来社会思潮与政策的走势预测

  (一)法西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前现代的回光返照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提升的关键期,一旦中国成功渡过转型期,科技创新能力追赶上来获得比较优势,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带动国内外双循环,经济一定会迎来第二次腾飞,伴随着经济腾飞的狂潮、科学技术的大幅进步,加上从现在起就已经在实施的例如反垄断的左转政策,将进一步活化市场,规范市场,拓宽上升空间,而科技创新的大幅发展也会开辟一片全新的市场,阶级将再一次开始流动,到那时,右派和自由派还会像过去的经济腾飞时期一样,再一次占据上风,我们应当从经济发展背景看到、看透、看出,当前的社会思潮左转,来源于内卷的压力和普遍的利益受损,本质上,当前社会中很多人仍是“自在的”,而不是列宁所说的觉醒了阶级意识的,不是“自为的”,他们并不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毛泽东的思想,只是了解了他们是捍卫自己利益的有利理论工具,他们并不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剩余价值与资本规律。

  因此,一旦压力得到缓解、内卷现象缓解、阶层固化缓解,那么情况就会和那些在工厂中听说涨了工资的工人一样,将会陷入工团主义的沾沾自喜中泯灭了阶级意识,他们将满足于上涨的工资,喘得过气的生活,因此社会思想一定又会再一次右转,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派和右派不同,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国际科技强国,逆向民族主义和西方月亮圆的老旧理论和思潮将一去不复返,人们只会记住强大的国家和国家机器在应对疫情、提振经济、正本清源、化解社会矛盾、防范重大风险中起到的典范作用和先驱作用,于是伴随这种社会集体记忆而来的一定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狂潮,中华民族万岁、中国世界第一天下无敌之类的言论或思潮将大面积兴起,并且伴随着对国家机器与权力机构的盲目崇拜与自我臣服,诚然,这并不是想说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会趁虚而入成为专政暴戾的暴力机器,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也绝不会如此,但是社会的思潮将会产生一种自发的“跪舔”行为和现象,狼性文化成为主流,这将变相的限制了社会的包容度,降低了社会的容忍度,此时表达不同的意见将会面临社会团结一致的攻讦,表达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的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法西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现象与苗头,甚至那时,出于对权力机构的迷恋与追捧,存于封建时代的陈规旧俗甚至是封建礼教则有死灰复燃的危险与可能,这对于正处于现代性转型的、处于眼泪谷时期的、还孕育了后现代思潮种子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打击。社会舆论撕裂和对立将空前激烈激化,加上大资本集团很可能在经济再次腾飞时期试图扩张资本实力范围,形成垄断,对政府展开反扑,全社会将迎来多事之秋。

  到那时,我们则必须要在一个节点上,做出路线的抉择,纾解狂热的舆论压力,究竟是舆论引导意识形态转换走上真正社会主义发展的高速路,还是维持新民主主义的现状,继续同资本势力斗智斗勇,究竟是武装力量收编资本还是和平谈判收编,我们无从得知也不能具体研判,我们仅能从宏观上研判大体可能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且,这种预测本身也有一定不确定性,可能存有某些历史偶然性加快或延缓或改变社会形态。

  (二)第五代领导集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实际上,笔者在2016年,就已经预测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会修改宪法,因为自习近平同志上任以来所做的诸多重大举措,如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腐反贪从严治党常态化、重划战区强军整备、弘扬社会正气正本清源、十九大提出2050前收复台湾等,均不是十年所能逆转或改变形势的,而一届领导一个样子,如果不能连任,政策就不能一以贯之的贯彻执行,就不具有长效性,而这些举措一旦中断则是前功尽弃。因此连任必须要修改宪法。结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历史大背景、经济发展大背景来看,这一行动很可能早在江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甚至是以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预料到今天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诡谲多变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这样复杂多变的局势,需要一个初心坚定、能力强、意志坚定的领导人。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经济背景和历史背景考察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厘清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研判,历史螺旋上升,我们书写历史,太阳从不升起,而是我们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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