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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玮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

朱恬 · 2014-11-26 · 来源:华夏网

  但凡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日本军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美蒋余孽)服务的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极端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都清楚,要实现他们主子颠覆中国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他们最大的障碍。作为日本新军国主义马前卒的冯玮也不例外,前文(《冯玮--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传声筒》)已谈及复旦大学冯玮的专业是卖力为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宣传,冯玮日常言论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褒蒋、贬共”。

  冯玮说,反日宣传是中国政府忽悠老百姓的政治需要,说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把“谎言”当做历史;说卢沟桥事变日本压根没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是“狡猾”的共产党在面临生存危机时挑起事端,“图谋”借外敌入侵壮大自己;说共产党消灭的日军加起来还不如国民党将领薛岳消灭的日军;说蒋委员长的黄金十年才扭转了中国几百年之颓势,就是因为日军入侵、共产党借抗日搞破坏才中断了中国社会黄金期;说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国军防止红军利用外敌入侵壮大,所谓《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策划的有步骤的阴谋……

  冯玮如此仇视共产党,拥护国民党,让人疑惑他到底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但他确实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还是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他还不无得意地说:“今天我对学生读书的基本要求是:‘将书里的句号,都改成问号。’”或许这是新时代的“反攻大陆”?

  除了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基外,现实中冯玮也不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次宣扬中国应走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我们且看自称“老党员”的冯玮究竟是何许人也?

  爱国主义教育是把谎言当历史 “抗战史”要打问号

  冯玮曾在微博上发表【观点】称:“长期‘爱国主义教育’,使‘谎言’被当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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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是“谎言”?冯玮在微博上说是“一些明显有违常识的论述”。我们且看冯玮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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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玮说:“国军少将以上军官共牺牲115人。共军除了并不是‘战死’的左权,还有谁?我读到那些被歪曲得不成样子的“抗战史”就想掉眼泪!愧对先人啊!”

  冯玮的意思很明显,共产党的宣传统统是假的,共军压根没有抗日,证据是国民党死了很多军官,共产党同级别的一个没有,竟还抛出“左权并不是‘战死’”言论,实乃惊世骇俗。

  一边是百余乃至二百位,一边是“没有”,何等大的差距,还引得冯玮教授“掉眼泪”,事实果真如此么?“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里给名牌大学教授冯玮补补常识。

  国共抗日阵亡将领怎么看?

  第一,比较的基础,以抗战结束时的军力对比,国民党方面总兵力约600万,陆军、空军均齐备,中共方面兵力约60万,无空军。国民党掌握了几乎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中共军队无军饷来源,被日寇、国民党两面封锁,靠大生产解决边区军民吃饭穿衣。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以德式、美式为主,在1942年以后,国民党主力部队的火力,已经超过日军。共产党的装备几乎都是来自战斗缴获,自制一些简单的武器,包括土地雷之类。国民党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在抗战进入大反攻阶段,日寇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击中,从中原一直溃败到西南,俗称“千里大溃退”;中共的军队一直战斗在日寇占领区,日寇的无数次大小扫荡都没有能够消灭中共武装力量,根据地反而越来越大。

  第二,“将领”的标准,国民党是“国军”,有完整的军衔体系,中共是由“匪”而来,没有正规的军衔,周恩来因为特殊需要,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了“中将”,所以,单看军衔显失公平,比较客观的,是看职位。在搜集到的100位国民党阵亡将领的名单中,最低职位为大队长、团长,旅长一般是少将,团长、大队长的“将军”,多为阵亡后国民政府追认的。在以下名单中,八路军取旅长以上职务的干部,新四军取团以上干部,抗联取支队以上干部。

  第三,比较结果:八路军阵亡旅以上干部114位、抗联阵亡支队以上干部42位,新四军阵亡团以上干部43位,共计199位,其中,剔出了因病、因事故而亡的。即便按照“重写”们的证据“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再比较双方的军队实力,中共付出的阵亡高级指挥员干部代价比率,远远高出国民党,如此高的干部牺牲比率,也证实了我军干部身先士卒的传统。

  第四,令人痛心的是,在新四军阵亡的高级指挥员中,有很大部分是亡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地方势力甚至国民党正规军,再次证明了蒋介石“积极反共”的本质。

  第五、中共也客观评价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在100位的名单中,有18位被新中国追认为革命烈士者。【详见:国共抗日阵亡将领比较: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http://bbs.tiexue.net/post2_2182045_1.html】

  蒋介石与毛泽东谁在真心抗日?

  解放区的军队打击日寇,其实往往是成建制(一般以团)的以多围少的打法,这个打法灭了许多鬼子,而自己的损失却不大。不像国军那样,在会战中平均1000颗子弹都不能消灭一个日兵。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55页:“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64页:“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

  抗战中有近百万国军投靠了日本人,可谓“降官如毛,降兵如潮”。那些卖国求荣的国军降将们亲口告诉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参见日本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327页。

  抗战中光死于蒋介石政府手中的同胞就有超2000万人了:1、蒋介石政府悍然决开黄河,造成同胞89万人死亡; 2、蒋政府对河南人民横征暴敛造成1942-1944年大饥荒,饿死300万人;3、蒋政府强拉虐待壮丁,根据当时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估计,因蒋政府虐待而死的壮丁,至少在1500万人以上。再加上日本人未到就主动放火烧城的长沙大火,死伤也是不计其数。

  当然,我对数百万死于抗战的国民党爱国将士也很尊重,他们和八路军新四军阵亡烈士一样,都是为了抵御外侮而牺牲,同样也是我们民族的自豪。【最近国共抗战史辩论综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1c5ff0102duia.htm】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错了么?

  国民党实行了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其消极抗战有两个特点:军事上消极应付,日军打来,能避则避,避之不及只好招架,不求胜,但求不败。政治上适应日本的诱降,与日本勾勾搭搭,日蒋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未间断。蒋介石对人民革命力量极端仇视,时时不忘消灭共产党。只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得以连续三次挫败了国民党内战阴谋。这条路线泯没了国民党的抗战意志。让我们把国民党的这一页历史打开来看吧!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将东北四省拱手让敌。“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丢弃了11个省区11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900余座城市,近2亿同胞。1944年夏季以后,德、日法西斯(意大利已灭亡)已临到了灭亡的前夕。日本军阀为救死计向国民党发动了五次战役进攻:河南战役(1944.4.18—5.25)、湖南战役(1944.5.27—8.8)、广西战役(1944.8.9—12.10)、赣南、粤北战役(1945.1.3—2.4)、老河口战役(1945.3.2—4.18)在这一年内的五次战役中,蒋介石丢弃了国土大约60万平方公里,城市近200座,人民约6000万。遗弃了美国八个空军基地中的六个(桂林、衡阳、遂川、赣州、南雄、老河口)。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丧失国土共计275.3万平方公里(全国面积〈含蒙古〉为1174万平方公里);丢弃城市1100余座(全国城市1200余座);遗弃同胞2.8亿(全国人口4.5亿)。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曾发展为306个师,约270万人。270万大军,与日本打了八年仗,仅台儿庄一仗算得上是胜仗。有谁能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找到这样的第二例呢?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多次向日本求和。1940年7月23日,日蒋曾达成一项“备忘录”。约定,8月,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谈判中日和平。正当国民党修缮长沙机场,清扫洞庭湖水雷,为迎接板垣做准备时,八路军发起了百团大战,制止了蒋介石的投降活动。

  此外,蒋介石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歼灭了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9000余人。

  看了上述历史史料,再看冯玮的言论,真让人为聘这样的人当“教授”的复旦大学感到捉急。

  

  上世纪30年代才是黄金期 扭转中国几百年颓势

  

  胡锡进的大意是,新中国的建立和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扭转了持续几百年的颓势,中共执政实现了中国的全面独立和主权,中共的庞大阻止凝聚了这个复杂的国家,中共的自我纠错能力在逐渐加强。胡锡所言大部分是基本历史事实,晚清已降,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独裁,世界列强在中国肆掠横行,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民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新中国成立后,“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完整工业体系建立,及至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瞩目增长,民生方面虽然两极分化问题凸显,但总体来说也有了很大进步,胡锡进此言并无错。

  但冯玮认为,这是【胡言乱语】。冯玮要以复旦大学教授的身份“以正视听”,“中国的颓势自20世纪30年代扭转”(指蒋委员长1927-1937所谓“黄金十年”),至于为何没能保持,是因为“日本入侵,并使中共势力壮大”。换言之,是中国共产党中断了“中国颓势的扭转”。中国社会最近30年跟上世纪30年相比算不了啥,蒋委员长治下的中国才是“黄金期”。

  那么,冯玮如此钟情向往的“黄金期”是怎么样?

  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黄金十年”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结果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黄金十年”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大谈黄金十年的人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

  此外1933年富裕的苏南农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难的1960年的全国农村(包括广大内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称为“大饥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苏南农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国农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揭开蒋介石南京时期所谓“黄金十年”的真相http://bbs.tiexue.net/post2_4011240_1.html】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策划已久的“闹事”

  

  冯玮在评论一则谈《卢沟桥事件的策划和淞沪战争的策划》时说,卢沟桥事变是个【谜】,他所赞同的@晓钟残漏的微博内容写到“史学家披露‘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而且“道理很简单,中日只有打起来,党才有活路。”这个观点也是冯玮一直宣扬的观点。冯玮为什么说卢沟桥事变是个【谜】?他援引了所谓最权威学者合撰《日本史大系·近代》内容,说“绑架日本兵确实找到”,向日军射击的系“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国军第29军宋哲元部”,用冯玮用这则材料显然旨在说明共产党挑起战端;他说“1935年八一宣言,36年“五五通电”和年底“西安事变”,有关联性;”即指共产党抗日是一起有连贯策划的“事件”,就差没公然说“阴谋”了,目的是“借抗日坐大”;说“多项资料显示,卢沟桥事发突然,日本并无全面侵华准备,决定防止扩大。”即是想说日本压根没想到有卢沟桥事变,也没想过全面侵华,没想到共产党放了冷枪,所以只好“被迫应战”了。不过,那么,几位“最权威学者”是谁?冯玮没说。

  冯玮多次宣传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挑起的阴谋事件。在评论《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上的今天#七七事变时冯玮说“日本几位权威史家撰写的论著”,后面内容与上几乎相同,只是说出了是日本几位权威史家。冯玮再次“暗示”“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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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暗示卢沟桥事变真相是谜外,冯玮给出了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核心意思是据日本何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录写道“一些不祥的情报时而传入我的耳中。”“华北出现了一些可能会闹事的征兆。”显然,这是上面对卢沟桥事变是谜的进一步“暗示”,是中国在“闹事”,所以日本才开打。

  

  从以上三条思路非常连贯的微博很明显可以看出冯玮对卢沟桥事变起因的基本判断,即中国共产党“蓄谋已久”的闹事。

  许多网友揭露冯玮的言行之后,冯玮大约是感到了败露,赶忙出来“澄清”,转口信誓旦旦说“居然有人认为我引用日方资料是为日本侵略辩护。问:懂得什么叫以日军材料揭示日军图谋吗?知道河边虎四郎正是卢沟桥日军首领河边正三旅团长的兄弟,他记录日军有“挑事”动向的意义吗?还能更无知吗?”

  

  不过,这只能让人看出,冯玮狡辩的本领确实达到“教授”的水平。不过,为了让更多读者清醒认识,哪怕对方再不讲理也需用证据来揭露。笔者找来了冯玮在他的《日本通史》的内容,冯玮在书中的口吻,心态,观点一目了然。

  也许是觉得上述澄清不够有力度,于是冯玮开始有点气急败坏的意味了,“我一个中国名牌大学教授,公然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挑起的,各大媒体还不断采访我,可能吗?”

  

  冯教授这次“自白”就更加苍白了,反倒丧失了教授的风范,有点耍无赖了。自己多次依据自己找来的“材料”、以自己一贯逻辑渲染、暗示、点破的观点,在公众面前不敢承认时高喊一句“我没有公开说。。。。。”,还拉上“各大媒体不断采访我”,如此言行气度,大概和小孩过家家别无二样,如果不是藐视老百姓的智商和理解能力的话,就是只能是甘愿让人当笑话看了。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国军防止红军利用外敌入侵壮大,《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策划的有步骤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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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玮总是说自己是堂堂复旦大学教授,今天被这家机构邀,明天被那家媒体请,自然有各种高明逻辑,不然怎唬得住这些个记者官员。冯玮说,卢沟桥事变说成是红军趁机想壮大势力而挑起的阴谋,继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是为了防止红军利用外敌入侵坐大”,“蒋介石命令进行第六次围剿,主力由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担任。”,在共产党“命运岌岌可危之际,193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相继有「八一宣言」、「五五通电」、"西安事变"”。“抗战事,多机密。”

  原来,冯玮发现了如此大的“抗战机密”!好一个机密。这个“机密”把日本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对东三省的占领完全“略”出了中国近代史。原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抗日是“红军濒临灭顶之灾时”(当然是在蒋介石安内下)忽悠全国老百姓,是想借抗日坐大。所以,蒋介石才“消极抗日,积极安内”啊。

  不知道当时急于“安内”的蒋介石国民党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如果想到了,蒋介石应该通电全国,昭告全国人民“认清共产党假抗日真坐大的丑恶面目,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日本,而是共匪。”真可惜冯玮生不逢时,没有生在当时的国民党宣传部,不然一定会受蒋委员长重用。也让冯玮扼腕叹息的是,全国人民竟然“不分是非”聚集在了共产党周围抗战,迎合共产党的“图谋”,最后还帮助共产党把“英明伟大”的蒋委员长赶到了小岛上。实在是天道不公,蒋委员长中了奸计!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冯玮现在的身份确实又是中国共产党员。莫非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没帮成蒋委员长,今日化身共产党员反攻大陆?

  歪曲历史美化国民党 “暗示”共产党出让外蒙

  

  冯玮对历史的解读无疑带有厚重的偏见,不过缺乏基本的历史视野。冯玮简单引用《苏日中立条约》“尊重满洲国和蒙古领土完整”,再放上所谓共产党和国民党态度的对比,最后险恶加上一句“中国现代史等为何对此讳莫如深”?这显然是想让不明真相的读者获取这么一种印象:国民党悍然为民族的大义否定侵略,中国共产党赞成日苏分裂国家,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成了分裂满洲国和蒙古的“凶手”,而国民党气节可嘉。从冯玮微博的评论来看,确实忽悠了一部分读者,但也有读者揭露其险恶用心。那么,事实真相如何?

  事实上,当年为期5年《苏日中立条约》签署的背景是苏联可能面临德、意、日三大法西斯轴心中德、日两大强敌的联手攻击,可谓处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生死存亡关头,若苏联战败,历史将完全改写。所以,这是苏联为避免腹背受敌采取的一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中国当时的重大原则应是避免与苏联关系闹崩,仍需苏联援助。实际上,另一个事实是,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定的当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日条约之签定,“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换句话说,当时中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问题,主要矛盾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而非逞一时之口快。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言辞不过是缺乏远见而已。实际上,国共都为顾全大局,避免伤害苏联感情而做出了妥协。

  当时,条约签订以后,重庆“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等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打算对苏联和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表示谴责。这封信写完之后,被周恩来得知,周恩来找到了沈钧儒,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仍需要苏联的援助,这封信的发表可能在客观上产生不利影响。沈钧儒最终收回了这封信。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出的《苏日中立条约宣传要点代电》要求各宣传机关及言论界评论条约时,只可“根据外交部之声明及左列事实,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可见,出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国共两党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虽有不满,但实际上并没有其他太大的作为。因为这并非当时的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的声明中说:“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象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

  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得以使丧心病狂的德国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苏联在战胜德寇以后,并没有忘记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短短三个月以后,就应同盟国要求,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派出百万红军挥戈东向。1945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后帮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推翻了“伪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事实上就不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挽救了中华民族。

  而冯玮严重“高风亮节”的国民党政府又如何?1945年,蒋介石欲苏联不支持中共换取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在谈判时得到蒋介石的授意表示同意外蒙古独立,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动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1945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这些涉及中国重大历史的史实,作为“复旦大学教授”的冯玮按理说应该要严谨求实,要查阅大量资料,才能得出负责人的结论。然而,冯玮教授不仅对诸多历史史料视而不见,却“挖空心思”把只言片语拼接在一起,把出卖中国领土的国民党描绘成“气节可嘉”,把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共产党影射为“卖国责任方”。用微博短短一百多字完成此种别样“历史叙述”,确实需要“教授”的功底,只不过,冯玮这个教授的职责是专司“打扮”历史,抹黑中共而已。【究竟是谁歪曲历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1-218249-1.shtml】

  中国不拥抱普世价值就是“孤立”于世界

  

  同样是在【反驳“胡言”】的微博中,冯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全面主权和独立不以为然,冯玮认为,工业独立、领土主权、坚持自主发展道路都不算什么“独立”,在冯玮看来,蒋委员长买钢铁,丢主权,靠洋人,富买办才是“真独立”,因为美国没有说蒋委员长不普世。冯玮说,“独立而不认同普世价值,是孤立而非独立”,意思是,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普世价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逆潮流而动,“孤立”于全世界。

  冯玮所谓普世价值,无非是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美国说伊拉克不普世,于是武力推翻,说卡扎菲不普世,所以要剿灭,说叙利亚民选总统不普世,所以支持叛军,说俄罗斯中国不普世,所以要重返亚太,菲律宾倒是普世了,结果成了美国的卒子,萨达姆被推翻后伊拉克倒是普世了,结果ISIS逼近巴格达,沙特君主独裁,美国不说他不普世,泰国军政府政变,美国不骂他不普世。实际上,无非是你不听美国的话,就不普世,听话,就普世了,道理其实浅显易懂。

  其次,普世价值无非是美国换了个漂亮名号,把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代表,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符合人性的“终极设计”,因此,希望中国按照普世价值办实际上就是要中国跟着美国走,这就是冯玮所谓“不孤立”的内涵,这就是冯玮所说的“独立”。

  无知篡改宪政概念 呼吁中国搞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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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玮为了在中国推广宪政制度,竟然篡改宪政的概念,称“宪政就是依宪法行政”。这显然是很荒唐的。“宪政”的概念,对于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宪法,是有特殊规定的,并非实施所有类型宪法的政治都能称作宪政。除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还存在个人独裁国家、某教派独裁国家,这些国家的宪法往往也规定了某个人、某集团、某教派的统治权力,依这种宪法行政,显然不是宪政。冯玮们的“宪政就是依宪法行政”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学者看来,有史以来存在的宪政,本质上就是两点:第一,是保障资本家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即冯玮所说的“保障公民权利”),即使政府也不能以全民的名义进行侵犯,当然无产阶级更不能侵犯,这才有了第二点,即所谓的分权、限权(即冯玮所说的“限制国家权力”):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官员是资本家(以所谓公民的名义)的狗腿子,其权力受垄断资本控制。但无产阶级如果反抗剥削压迫、侵犯垄断财团的财产权,就会遭受政府官员的镇压。所谓的宪政,本质就是限制人民大众的权力,保障资本寡头的权利。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与宪政的根本区别,就是不保护资本寡头的人权,不限制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权力。

  和《炎黄春秋》一道造谣攻击毛周外交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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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冯玮的神回复

  网名为“志波先生”的网友在博客撰文《【慢慢评冯玮】复旦名教授的神回复》揭露了冯玮造谣后死不承认而且贴出神回复弄巧成拙的趣事,此例使这位“知日派”教授被网友嘲笑原来看不懂日文。关于此事来龙去脉,读者请看文章内容:

  朝日新闻在1998年8月26日至9月18日期间以回忆录的形式连载了他们对竹入义胜这个人物的访谈,这个回忆录题为《55年体制夹缝中的秘闻》。正是在这个访谈中竹入义胜揭密他不是田中特使的真相,纠正了公众出于想当然而造成的一次误解。

  《炎黄春秋》以介绍朝日新闻对竹入义胜这次访谈为名炮制了一个《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内幕》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刻意制造一种假象:似乎当年中国急于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以致上当受骗,作者编造所谓外交“丑闻”暗示毛周外交路线的失败。但是《炎黄春秋》搞错了朝日新闻登载竹入义胜访谈的时间及连载题目,从而自证了《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内幕》实为谣诼。

  这件事之所以扯上冯玮是因为他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座上爆料1997年8月27日朝日新闻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登载了一篇采访竹入义胜的文章,在那次采访中竹入义胜披露他曾经假扮田中密使的经历。

  我看了冯玮讲座视频后当即断定他所谓的“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信息源自《炎黄春秋》,他本人并未看到过朝日新闻访谈的连载文章原文。也就是说,我判断冯玮是在大学课堂上传播道听途说的不实信息,至少他对信息未加核实。我的理由:冯玮所说“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这个内容、1997年8月27日这个时间以及“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这个题目与《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的署名文章完全吻合,一字未改,而实际上这三点全都是错的。三个错误都一模一样,偶然相同的概率很低。

  作为教授,在接触到一个信息时通常会去搞清信息来源是否可靠,内容是否属实。做学问要慎重严谨,最忌浮躁,这都是常识,也应该是常态。当老师的就怕出错而误人子弟,都是很小心仔细的。因此当我听到冯玮讲座上煞有介事地曝料,而且还用文字打在屏幕上时,心里咯噔一下,当时的感觉就是复旦教授不靠谱,不负责!其实你只要稍作调查马上就会发现《炎黄春秋》的错误,何必拿着针头当棒槌,这么急赤白咧地哗众取宠呢,不可思议!

  于是我在微博上以求证的形式提醒冯玮核实一下信息来源,别重犯轻信摊头消息的错误。我那篇微博写得很凌乱,大致的意思是 1.朝日新闻采访竹入义胜是98年,不是为纪念中国邦交正常化;2.我断定冯玮的消息来源是《炎黄春秋》,那个文章有问题;3.不要把摊头消息当宝贝,小心再犯围殴罗援那样的错。需要申明的是当时我只是求证,对冯玮未有语言冲撞,也没提及立场。

  实话说向冯玮求证的微博发出后,我心里既忐忑又期待。毕竟冯玮是复旦大学教授,或许他掌握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消息也未可知,我既怕自己出错又期待他给出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信息,通过交流甚至争执澄清一件事怎么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冯玮回复很快,内容让我十分震惊,我不敢相信那是复旦大学教授的回复,其内容让我像吃到苍蝇一样恶心想呕。下面我会晒出他的奇葩回复,那绝对不是教授,是街头混混!平常看一些诉讼消息常会听到“赔偿精神损失”之类的说法,以前并无体验因此从未真正理解其意义,读了冯玮的回复我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精神损失!【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7f5c5f0102uw1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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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口开河:薛岳消灭的日军比八路军新四军加起来都多

  无需驳,希望中国名牌大学教授冯玮能发扬教授风范,提供证据和资料。不过,冯玮的意思很明白,共产党忽悠老百姓说“共产党是抗日主力”,压根不是,人家国民党一个将军消灭的日军就比共产党消灭的日军加起来都要多,更遑论其他,你共产党还有脸说抗日?

  一个共产党员对国民党如此死心塌地,对自己所在的党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信口开河造谣都要反共,真乃加入了共产党都衷心拥护国民党的模范!

  挖空心思影射共产党是“民族悲歌”

  冯玮真可谓搜肠刮肚反共,把国民党将领吉星文打响“抗日第一枪”和死于金门炮战放在一起,只为证明这是共产党导致“民族悲歌”,实在是用心良苦。

  吉星文只是“金门炮战”牺牲的人之一,在炮战中共产党也有人牺牲,他们为抗日所做出的贡献怎么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当年极力“剿匪”,甚至不惜与日本人搞配合反共限共,大肆清党杀害抗日共产党军民,“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这是不是“民族悲歌”?

  冯玮站在何种立场上,对共产党何等仇视可想而知。

  据微博网友@毁仁不倦胡适之爆料,“4月复旦EMBA南京流动课堂讲座上,冯玮公然宣城‘自己从来不信仰共产主义’。又说自己是‘老党员’。我站起来质问,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退党?冯回答:“因为现在不允许退党”。台下一片哄笑。”

  

  像冯玮这种身为共产党员,却极为卖力地反共,还无比活跃地游走于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之间,在中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而且并不少见。这本身凸显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性。美国等西方未能从军事上把苏联打垮,却在意识形态领域让苏共主动“缴枪”,对中国是一个极大的教训。纪录片《较量无声》说:“以政治转基因的方式谋求巧妙地支配中国,而不是简单地肢解中国,已成为美国战略精英的优先选项。”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在中国实行多年的战略。

  不久前,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批评称,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从竭力充当日本右翼势力传声筒,淡化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威胁,麻痹中国,到挖空心思污蔑抹黑共产党历史,美化国民党,鼓吹中国要走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冯玮客观上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产生了严重危害,值得高度警惕。

  拓展阅读:冯玮--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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