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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的跨越(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由来与发展

李捷 · 2020-12-01 · 来源:湘大毛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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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摘要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包含着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自己的新型国家政权;工人阶级组织新型国家的目标是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把“争得民主”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列宁在领导俄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要探索“彻底发展民主”的各种形式;无产阶级民主要有广泛代表人民意愿的代表机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必须建立在先进文明的水平之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确保国家工作人员成为人民公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对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研判,从13个方面明确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条件下怎样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作了部署。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水平。

  说到国家治理理论,就不能不首先谈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国家治理问题的理论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奠基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国家和在此以前的各种类型的国家。同时,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也给他们以很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国家起源和国家的本质;二是关于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基础上的各种类型的国家形态,及其内部结构与关系;三是关于建立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基础上的、处于漫长的国家消亡阶段中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形态及其内部结构与关系。

  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奠基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奠基性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部著作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明确指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将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力量。第二,这部著作科学地阐明了包括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在内的各种类型国家的本质。他认为国家是解决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第三,这部著作科学地阐明了国家必然要消亡的历史趋势。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将随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他说:“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第四,这部著作还科学地阐明了国家所具有的公共管理职能。恩格斯在论述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不同之处时,实际上指出了不同性质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的三种公共管理职能,即按地区划分和管理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置和行使;公共税收的收缴和使用管理等。

  此外,在论述国家起源过程时,恩格斯指出,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来缓和冲突,控制社会秩序。也就是通过法治手段和社会规约等,使彼此对立的阶级同处于一个统一体(国家)之内,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治理范畴,不过这种国家治理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意志罢了。这种现象本身也说明,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脱离阶级属性而独立存在的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相反,倒是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受到国家阶级属性的强烈制约。因此,恩格斯紧接着指出:“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包含着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后者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主要指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治理的理论,以及作为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国家治理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国家治理也要遵循作为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国家治理一般规律,但与以往的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治理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具有以下鲜明特征。第一,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这种国家治理的公共管理特征更加突出。第二,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确保人民当家做主,这种国家治理能够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因而人民属性更加突出,自我管理的职能会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文明水平提高而日益增强。第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职能更加突出,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之中,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类型的国家同经济社会发展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始终处于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概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治理学说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运用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机器,而必须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前提下,建立起自己的新型国家政权。

  这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启示。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何做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呢?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旧的国家机器的“扬弃”。一方面,要将“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例如文中所说的“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铲除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另一方面,还要将“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这主要指的是前面所说的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经过这种对国家机器的革命性变革,使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同时也“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从根本上摆脱了“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恩格斯则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

  第二,工人阶级组织新型国家的目标,是“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可以说,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实践中产生了关于人民政权的思想。他认为巴黎公社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与这一思想有关的,他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议行合一。即“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二是普遍建立的代表会议。即“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马克思认为,这种“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第三,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把“争得民主”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随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剥夺资产阶级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建设国家银行、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及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等措施。瑏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上述措施之后,紧接着讲了一段话:“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国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民主的目的,是为最终使阶级、国家归于消亡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这里,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他们所说的“国家消亡”,不是带有阶级压迫性质的资产阶级国家。对这种性质的国家机器,他们的意见很明确,必须坚决打碎。他们所说的“国家消亡”,实际上指的是无产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家就其国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新型国家就其职能来说,绝非“专政”一词表达的那样简单。如前所述,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担负着三方面的历史任务。一是将“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二是将“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三是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民主。以上这三方面任务合在一起,就是为国家消亡、阶级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社会历史条件。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是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约瑟夫·魏德迈信中所说:“(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个历史阶段无疑是漫长的。在这个漫长历史过程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专政职能是必要的,但决不是唯一的。其最重要的国家职能,还是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民主。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而“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至于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国家的某些职能会不会继续存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正面直接回答。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可能有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身实践,但他们所提出的上述这些基本原理和重要观点,对日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奠基和指导意义。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国家治理理论。

  列宁不仅亲自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国家,而且还在领导俄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既增添了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成功实践,更增添了有关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如何治理的新内容。

  就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来说,列宁作出了以下突出贡献。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形式上应当是最完全的民主,并要探索“彻底发展民主”的各种形式。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了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的论点,指出:“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这种新型的国家可以“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这种最完全民主的政治形势的实现,必须有工农联盟作为阶级基础,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代表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军备被废除了,“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样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开始“自行消亡”的无产阶级国家,即列宁所说的“半国家”。他认为,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到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存在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

  列宁并没有把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固定为一种形式,而是提出了探索多种形式的任务。他强调指出:“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第二,无产阶级民主要有广泛代表人民意愿的代表机构,这个代表机构必须“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机构。

  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代表机构。列宁指出:“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这里所说的“实干的”机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行政与立法合一的机构。列宁还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思想。他说:“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列宁看来,这个既能摆脱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又能广泛代表人民意愿的代表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它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机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列宁还对苏维埃形式做了总结,他认为新型的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国家机构有六大特征。一是有同人民密切联系的工农武装力量和强大的军队;二是有从前的国家机构根本没有的同大多数人民的极其密切的联系;三是国家机构的成员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四是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容易实行各种各样的深刻的改革;五是由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先锋队组成,所以能够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工农阶级,使他们处在政治生活之中;六是结合了议会制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列宁认为,“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列宁还通过批判考茨基的错误观点,阐述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第三,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必须大力提升文明水平,使国家管理建立在先进文明的水平之上。

  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列宁指出:“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这个任务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列宁特别强调对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要素。他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在谈到包括工农检查院在内的国家机关建设时,列宁指出:“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对此,列宁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也就是说,要使国家管理的文明程度,“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

  列宁同时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先走资本主义道路、补上苏维埃俄国所缺少的先进物质技术基础和管理经验的错误论点,强调这些缺憾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以弥补。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必须为社会主义的文明创造前提条件,把地主和资本家驱逐出去。

  列宁反复提到的“文明”概念,指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组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相应经济文化科技条件、人的科学文化素养与社会环境。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这正是列宁下决心采取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确保国家工作人员成为人民公仆。

  这是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后,反复思考、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要通过制定条例和监督等措施来治理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彻底摧毁旧的官僚机构,“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列宁还根据苏维埃实践,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提出的人民公仆思想的重要补充。

  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列宁还提出了设立工农检查院的构想。他认为,应当在中央政府中设立工农检查院,并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从而使“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工农检查院的活动应“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一无例外”,“对于活动范围这样广,又需要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的机关,为什么不能容许它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列宁的这些探索,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和建立苏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镇压了敌对势力的强力反抗之后,国家的经济建设职能会成为国家的突出职能。他指出:“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扩大,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个变革愈深入,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愈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剥削者的反抗被彻底粉碎以后,在劳动者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构,旧国家的机构,必定消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定成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起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俄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的任务。他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而这种学习,又是建立在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之上的,是一种自信基础上的学习。列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往事沧桑”。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经受住了一个多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考验,并且在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日益展现出真理的光芒和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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