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2005年11月5日至6日第二届开放时代论坛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审定。刊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编者按
继2004年11月6、7(11月第1个周末)两日在广州南沙召开题为“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的“首届开放时代论坛”之后(论坛内容刊于《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本刊又于2005年11月的第1个周末在广州番禺举办“第二届开放时代论坛”，集中讨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的提出，既可视为国家崛起背景下民族意识的诉求，亦可认作学术在体制夹缝中的文化自觉。在此意义上，前后两届论坛的主题乃具有内在关联性。
《开放时代》希望我来对论题作个引介，以便诸位在讨论时有个明确的范围。最近几年来，据说我国学术界所谓的公共话题越来越少，大家缺少共同关心的问题。《开放时代》经过广泛收集意见，确定了“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这个题目，因此，看起来这至少还是个“公共话题”。从种种迹象看，这个话题最近在我国学界的确比较热门，呼吁“文化自主性”的声音此起彼伏。
可是，为什么“文化自主性”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一个话题，至少表明我国学术要么没有要么丧失了“文化自主性”——美国学界就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因此，我接到《开放时代》交给的任务后就在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我仅能谈点自己的粗浅想法，趁机向各位请教。
表面看来，自主性话题的出现与好些人以为的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地位上升有关系。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显得令某些强势国家感到担心，于是，一些学人变得意气高昂;于是，学界谈起了“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可是，“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并非现在才提出来的。可以说，自从清末西学大举入华以来，这问题就不曾在我国学界中消失过——大家都熟悉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事件：七十年代，几位新儒家学者在香港提出过“中国文化宣言”，高张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听别人讲，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举行典礼时，主持人讲英文，唐君毅、牟宗三等很生气：中国人的学校，怎么能讲英文呢，于是提出抗议。如今，据说我们好些大学的校长已经在要求要有相当比例的课程用英文授课——看来，的确到了应该重提“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的时候了。
七十年代时，中国的国家地位远不如当今，因此，文化自主性问题与国家地位的上升看来恐怕没什么直接关系(仅仅是个假象)，毋宁说，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进入现代化以后的整个处境相关。当然，加入“世贸”前后，举国上下都在热切地要与“国际接轨”，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因此出现的好些现象的确堪称“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考虑。
比如，有一阵子，出版社都要求学者写的专著要有英文提要和英文目录(好些人文、社科学刊也如此，迄今所有硕士、博士论文还要求“英文提要”)。我常常想，这些英文提要、目录给谁看?洋人如果是搞汉学的或懂中文的，不会看英文提要(提要能看出什么名堂吗)，不懂中文的洋人学者，谁会看中文书刊的英文提要?我们做英文提要和目录根本是没有对象的，完全是在假想自己的“国际化”。据说有英文目录和提要，会被国际的Imformation机构收录，这也完全是自欺欺人(即便收录了，洋人会看吗)。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学术究竟是为了谁而做的?为了洋人?英美学界的学刊和专著(或硕士、博士论文)也有中文提要和目录?德国、法国的学刊和专著(或硕士、博士论文)有英文提要和目录?我没见过——我总觉得，咱们的学术心态大有问题。
现在，我们的大学文科也倡导用英文教学，令人匪夷所思。这里确实出现了文化的自主性问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好些年来，我国大学的外语系都要求硕士和博士论文用外文写(不知道是哪个所谓名牌大学发明的)，可是，这并没有与“国际接轨”呀，国外大学的汉学系有谁要求论文用中文来写?外语系的学生用外文写论文，自己不知所云不说，写出来的论文国外不接受，国内也没有出版机会，不仅拘限、而且浪费了学生的几年心血。学习或做学问(包括外国的学问)得用自己的母语，这首先不是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而是学术常识。
可另一方面，又有人抱怨，如今翻译太多，铺天盖地(我本人就被攻击，说我是“二道贩子”，只知道编译洋书)。好些人问，难道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学术关注和考虑的论题?什么都是从西方来的，我们自己的论题没有了。翻译是否就没有“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了呢?这也引起我的反省。
刚才谈了三个方面的现象，主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大学教育的规定。学术研究与大学教育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教育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格局。因此，大学教育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似乎尤其迫切，由此我想：自主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回事?
如今恰逢废科举一百年。也许，大学教育的文化自主性问题与废科举非常相关，换言之，问题源于学科建制的西化。我们现在的学科都是在科举废除之后从西方引进的(新学)，于是，我们的大学教育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可以很轻易地就归咎于“西化”。可是，所谓西方的“学科制度”其实也是现代的产物，古典的西学建制并非如此。古典西学与古典中学的差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迄今没有搞清楚过。换句话讲，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文化自主性问题，与其说是由于西化，不如说是由于“奋不顾身”的现代化。
“奋不顾身”到什么程度?胡乱地“现代化”——国外根本没有的“轨道”也要去“接轨”。比如，咱们的大学文科有什么“一级、二级学科”建制，真是奇里古怪的发明，劳命伤财、坑害学子。又比如，规定硕士、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也是奇里古怪的发明，逼使好些学子自己花钱去发表“论文”，以便毕业(有人说这是“邪恶规定”，看来没错)，把学界风气搞得乌七八糟，连政府也没法管。
还有，一些有历史传统的大学历史系改名为什么“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中文系改名为“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这不是在败坏大学么?有的名牌大学还“创办”了什么“商贸英语系”，国外有“商贸汉语系”、“商贸俄语系”?
关键问题不是什么“西化”，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心态(精神心态)，这才是中国学人在二十世纪的大问题。所谓“文化自主性”，说穿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国家是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中的学界(含高等教育界)同样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尼采在《快乐的知识》里面谈到欧洲、德国与“现代化”的关系时说：“我们”优秀的欧洲人，欧洲数千年思想最富有、最有责任感的继承人得对“市场上传来的颂扬未来的歌声”塞住自己的耳朵。优秀的中国人当然应该是中国数千年思想最富有、最有责任感的继承人，中国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当培育这种继承感;如果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学人群体没有这种精神上的自觉，不仅所谓学术和大学教育中的自主性问题不会明确，恐怕我们的学术和大学教育很快就会被“奋不顾身”的现代化腐蚀掉。
以上就是我对这次会议的主题的一点感言，请大家批评。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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