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与同济大学王健教授商榷

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

               ——与同济大学王健教授商榷

卢其旺

近期，同济大学王健教授以真实的叙事、严整的论证发表了《不否定文革，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很广。许多本来赞同正面反思文革功过的朋友，被其论文困惑，一时没了主意。这篇文章的力量，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不容推翻；加上论证逻辑严整，很有说服力。但是，这篇文章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它错在哪里呢？错在逻辑起点上。我们知道，逻辑起点错误，再严整的逻辑推导，只会得到错误结论。

我们欢迎这样的文章，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定可以把事实说清，把道理讲明。为方便起见，我们将王健教授否定文革的文章简称为《否定文》，并在本文的后面附上他的原文，以供读者对照参考。

一、《否定文》逻辑起点的错误是“移花接木”

《否定文》通过逼真的事实，以及议论逻辑严整，很有说服力。凡是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在如此严密的逻辑推导下，为什么得出显失公允的错误结论，即“不否定文革，那叫没良心”呢？就因为，它的逻辑起点是错误的，把极端反动的“出身决定论”，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罪状。

王健教授不惜篇幅，诉说了一个事实：“让一个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尊严和上进心却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身而天然地被剥夺升学、参军、招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平等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老歧视？最可怕的是，这种歧视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最终端的具体细节，让每一个当事人背负从天而降的政治原罪。”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被夸大了，不仅说成“每一个当事人”，而且说成“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数以亿计的‘政治贱民’”。当年只有六亿到七亿人口，“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显然是鼻子碰鼻子的人数，这种夸大实在没有必要。即便是少数人，王健教授的描述仍然是“出身决定论”的真实情况，凡是亲历者，无不刻骨铭心。

但是，这个真实的情况，却是《否定文》错误的逻辑起点。在此错误引导下，给予人们对文革的印象就是：文化大革命 = 出身决定论。

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两者正好相反：

文化大革命 ≠ 出身决定论。

把不是文革的错误说成是文革的错误，这种错误就称之为“移花接木”，《否定文》正是犯的这个错误，它的逻辑起点就建立在这个错误上。

不错，“出身决定论”是极端反动的，文革期间曾经给予严肃的批判，亦即批判为“反动血统论”。但是，批判的力度远远不够，后来反而被一些人骂成了文革的罪状，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否定文》所说“出身决定论”的事实是存在的，确实令人痛恨。但是，它不是文革引起的，也不是文革所独有的。战争时期，就有一些形而上学者用此理论整人，成为历史教训；解放后因为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建国，情况好转一些，但是所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文革前就严重地存在，已经形成思维定式；文革中又加上了“黑五类子女”而继续存在，虽然受到了一定批判，但这种歧视反而更加严重；文革后取消了“五类分子”帽子，表面上缓解了，但新的出身决定论又出现了，如“三种人”、“造反派”、“文革余孽”等新成份代替了过去的“五类分子”；改革后出现的“农民工”、“下岗职工”、“弱势群体”等阶层固化现象，成为新时期的社会鄙视链最底层，更有甚者，“退休双轨制”、“升迁关系网”、“阶层固化”大行其道，“出身决定论”更真实更广泛地存在着。

所谓“出身决定论”，就是家庭出身成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这是不正确的，许多剥削家庭出身而投身革命的大有人在，如恩格斯、列宁、周恩来等领袖；有些工农家庭出身而背叛革命的也是大有人在，如向忠发、赫鲁晓夫、周永康等败类。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批判“出身决定论”，尽管批判不够彻底，但批判的态度已经表明。当一位高干子弟发表反动言论并流传全国，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时候，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时候，中央文革就已出面，批判其为“反动血统论”，并对其当事人进行了处理（后作为冤案被平反）。毛主席批判“唯成份论”，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在全国传达，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欢迎，至今历历在目。虽然批判的力度不够，不足以制止该反动观念的肆虐，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表明态度，与“出身决定论”划清了界线，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事。

为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表明态度，而“出身决定论”依然肆虐呢？谁都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是异常复杂的。出身决定论有利于一部分反对文革的人，这正好是他们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工具，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武器。文革期间不是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吗？好啊，都是阶级斗争嘛，你斗你的走资派，我斗我的五类分子，于是，阶级斗争这面大旗，就这样被公开歪曲了。改革开放后，走资派不斗了，于是五类分子也不需要斗了，大家一团和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因此被取消了。

这就是“出身决定论”的真相，然而这个真相却被《否定文》移花接木成文化大革命的罪状，而且言之凿凿。如果，硬要把它栽赃给文化大革命，那才叫做“没头脑”、“没良心”，或者叫做“别有用心”。

二、丁玲与方方不是一回事

王健教授用丁玲与方方的不同遭遇，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的不同，告诉人们，“从阶级斗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并说现在，“当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时，反对和质疑方方的人们大多没有响应；当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时，政府公权力决不会袖手旁观。”王健教授“以实求实”的态度偏离了方向，因为这不是无可争辨的事实。

我们没有发现王健教授所说的情况，一方面“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另一方面“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方方自己的言语里也没有这样的恐惧。王健教授所举例子不是来源于普遍事实，而仅是极其个别的叫喊，不足以代表时代的意义。

其实，丁玲与方方不是一回事，虽然她们“都是女性，都是中国作家”，但她们的性质完全是两回事。

丁玲是右派，但那是一个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冤案。当年的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对他们是同情的，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照顾的，这方面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虽然有许多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与人民群众，做出了许多过火的行为，但没有一个右派去报复他们，这就是明证。对于党犯的这个错误，也是历史进程中难免的，有毛泽东的责任，也有邓小平的责任。许多右派也能够正确理解，认为母亲犯错打了孩子，能够恨母亲吗？所以，右派还是爱党爱国的。

方方则不同，不是党与国家在犯错误，而是人民群众处于艰难困苦的大疫情面前，党与政府处于艰难决策的时刻，蛊惑人心，乱我大政，剑指党与国家，妄图配合西方黑恶势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受到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共同讨伐，在网络上以当代年轻人为主力。然而方方均骂为“极左”、“文革余孽”，以攻击年轻一代。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与作家丁玲相提并论呢？

这样的人，造一些低级的谣言，如“满地无主手机”，已经参加武汉抗疫的护士们辟谣，但她仍然不改，以为上纲上线，其实世人均可以分辨真伪，而所谓作协主席却不能分辨。

这样的人，装着为弱势群众鸣不平，而弱势群众从根本上是热爱祖国的，与她们不同道。如她在日记中“同情”的敲锣女、蛋壳女，当《方方日记》以神速在国外出版后，他们均用微博与其划清界线，不愿意做递刀子者手中的工具。有方方的朋友“园地作者”不能理解，发表《你为苍生说人话，苍生把你骂成狗》，公然痛斥苍生，与苍生为敌。他们不知道，再弱势的群众，也不愿意有人拿他们当工具，来黑自己的国家，这样“人话”就变成了“鬼话”。

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对文革的了解，是从“全盘否定”文革的政策和舆论中得到的。他们反对方方，不是从文革的立场出发的，而是从当前疫情与中美贸易战中体会到的，可以说，与文革毫不相干。但是，方方一类精神美国人，以为“全盘否定文革”是大局所定，只要骂为“极左”、“文革余孽”，就是政治正确了。殊不知，这是打错了算盘。感谢方方一类精神美国人，是他们为文化大革命“平反”了，原来文革仅仅是这个样子。

我们允许言论自由，但不能允许造谣自由；我们允许信仰自由，但不能允许卖国自由。方方之流的行为，与西方黑恶势力相勾连，对抗我国战疫大好形势，是明目张胆的反面教员，她与丁玲完全是两回事。现将丁玲与方方的种种不同，列表显示，以供分辨。

丁玲与方方的对比

三、“出身决定论”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

为什么对“出身决定论”的批判不能够彻底呢？就因为当年的中央文革对其认识不够深刻，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他们以为将其批判为“反动血统论”，就已经上纲上线了，就已经批倒了。他们对阶级斗争复杂性理解的天真，严重阻碍了对其的批判。他们没有认识到，新社会出现的“出身决定论”，是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的思想观念。

第一，反动血统论有伪善一面，而出身决定论却是赤裸裸的。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王朝时期的反动理念，它的主要内容是“龙生龙，风生风”，显示其出身血统的高贵，犹如英国皇族、日本天皇的后人，让人羡慕不已。反动血统论还有伪善道德的掩盖，行使“牧师”功能，没有人公开漫骂底层社会，如果确实有少数人骂的话，那也必定会受到社会性广泛谴责。但是，出身决定论的反动观念，却没有伪装，能够在新中国堂堂首都，有那么几个高干子弟，发表演讲，写出大字报，流传全国，说什么“老鼠生儿打地洞”，说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公开侮辱性地挑战传统道德，挑战社会主义道德，何其嚣张，何其歹毒啊。而且，上山下乡运动变成了对出身成份不好子女的惩罚，变成了破坏文革的工具，它的反动性岂是批几句“反动血统论”就能够停止的吗？

第二，出身决定论是“人造阶级斗争”，它的任务是掩盖真实阶级斗争。出身决定论是新社会出现的反动观念，但是它却是旧社会反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借尸还魂在新社会的复活，借助的是新社会统治阶级，一批“打江山坐江山”的新贵老爷。能够以新面孔出现，迎合新时代人们的思想，能够以旧社会反动观念腐蚀人们于不知不觉之间，对底层工人和贫下中农最具有迷惑性，最能迎合底层群众的优越感，滋生“自然红”等不求上进的腐朽思想，而且打着的恰恰是阶级斗争的旗号。王健教授的感觉是对的，他说“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没有阶级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来”，出身决定论就是“人造阶级斗争”，不是真实的阶级斗争。这种“人造阶级斗争”，其任务是掩盖真实阶级斗争，从而达到取消阶级斗争学说的目的。因此，它就比任何其他思想观念更能够迷惑人，更具有腐蚀性，也就更反动。这种迷惑性、反动性，甚至连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们也于无形之中沾染上，成为破坏团结的毒素。

第三，出身决定论能够变幻形式，在改革开放中仍然存在。由于对“出身决定论”没有彻底批判，虽然五类分子、黑五类子女被取消，但其流毒依然存在。一方面对出现新的“出身决定论”没有抵制能力，对新时代阶级斗争处于麻木状态；另一方面部分左翼群众，仍然沾沾自喜于怀念那样的“当家做主”的历史优越感，甚至还有个别左派朋友，以过去的出身决定论来衡量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而忽略和淡化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贪腐公行的阶级斗争新局面，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的根源是以剥削为基础的，“五类分子”、“黑五类子女”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剥削过谁呢？但是，新社会不劳而获的人员已经产生，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使剥削重新存在，因此阶级斗争就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阶级斗争，不论“为纲”，还是“不为纲”，它都是政治领域的纲领性事项。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就必然变幻形式，在新的形势下出现新的“出身决定论”。以“农民工”、“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为最底层的社会鄙视链已经形成，“两极分化”的阶级斗争已经发生，新的出身决定论就难以磨灭，它就会以新的面貌向社会呈现。

 总之，“出身决定论”是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的思想观念，它是“人造阶级斗争”的工具，冲淡和迷惑人们对真实阶级斗争的认识，它不仅让反动血统论的反动性不宜觉察，更有其腐蚀革命阶级于不知不觉之中的迷惑性，从而使革命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因此，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是任何时候的革命阶级都必须肩负的任务。

四、结语：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

总之，王健教授的《否定文》是以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极端反动的“出身决定论”栽赃成文化大革命的罪状，然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真相不容歪曲，我们必须直面“出身决定论”，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还其本来面目。丁玲与方方不是一回事，方方是新时代的极其反动的反面教员。“出身决定论”是比“反动血统论”更反动的思想观念，必须彻底批判。

对于文化大革命，必须正确对待，正面评价它的功过是非。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一切“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都是错误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正确的。不能用前三十年的成就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的成就否定前三十年，前后两个三十年，都有成就与失误，必须应用“三七开”的方法，进行总结反思，进行正面评价。正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反思功过是非，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达到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

“出身决定论”伤害最深的其实是工农大众，那些“五类分子”、“黑五类子女”受到歧视只是表面现象，它掩盖了真实的阶级斗争，达到了取消阶级斗争的目的，直接使工农大众所依靠的阶级斗争学说，弃置于脑后。丢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学说，使“出身决定论”变换着花样欺骗人们，说什么“官场情缘关系网”，你是某某的女婿，某某是你的干妈，一张亲情网，网尽了国民党、共产党，乃至前清皇族，都是精英的精英，高层的高层，受迫害、受歧视的永远是劳苦大众。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出身决定论”，提倡“英雄不问出处”，建立“志愿者干部储备制度”，促进“官民合理流动”的社会公平机制，才能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2020-12-30  于汉阳玫瑰苑

【作者简介】卢其旺，男，75岁（1946年生人），退休工程师，居住武汉市汉阳区。退休后从事哲学研究，有4篇论文入选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有1篇论文入选第二十回世界易学大会（在郑州召开），并获优秀论文奖。有两篇论文获国内一等奖、三等奖。出版论著三部，均为香港出版。

附：《否定文》原文于后：（以下有黄色底纹的文字，为笔者引用过的。）

不否定文革，那叫没良心；

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

同济大学教授  王健

“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
那些平时慢慢悠悠按照顺序发生的事，都会压缩在某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从1978年12月22日开始的那个历史段落，某种意义上就属于这种性质。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张报纸所覆盖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随后仅仅几十年特定的单位时间里，发生了地表史上最摧枯拉朽的变迁。
但真正令人感怀的，应该是在那些群峰般凸起的城乡建筑群的深部，冰山的水下部分，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大陆正在缓慢崛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像整个大陆板块脱臼后历史性的复位那样地动山摇。
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公理的转换，由此而延展出的所有引理，像血透一样革命性地更改和释放了人们的伟大天性，思想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所创造出的一切奇迹都在为这个转换做注解。
｜从阶级斗争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丁玲和方方都是女性、都是中国作家、都曾因自己的文字而遭到非议，但酷烈程度之所以完全不同，根本原因是因为她们中间隔了一个改革开放，从而使她们分别站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逻辑大地上，她们分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舆论板块和心理现场。

当有人煽动用文革阶级斗争手段对付方方时，反对和质疑方方的人们大多没有响应；当有人号召武林壮汉用拳头群殴方方时，政府公权力决不会袖手旁观。
这不仅是方方们的幸运，更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幸运。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伟大而感人的历史进步，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
今天，已经没有人相信方方会因为自己的言论而成为当年的丁玲、卞仲耘、张志新，更没有人会因为支持过方方而像当时“胡风的朋友们”那样夜不成眠、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感怀这样的进步，不是因为我们糊涂，而是我们来自寒彻透骨的文革现场，我们能体察到改革开放的温度。
我们惊讶，在卞仲耘被学生活活打死的北师大附中校园里怎么会没有一丝犯罪后的恐惧气氛。
我们感叹，反而是卞仲耘的丈夫夜半不敢哭出声音而将床上的草席边沿咬到粉碎。
我们庆幸，自己的孩子不再会因为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打破了一个印有头像的水杯、坐在套红标题的人民日报上而惊恐万状。
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许客观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却是主观臆断，其核心逻辑是：“八亿人不斗行吗？”这个逻辑的前提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源自策略需要，既然是需要，没有阶级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个证明。

于是，客观上果然就造出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惧环境。阶级斗争真的就会溢出它本来的堤岸，而终于成了浸没一切的汪洋大海。
帕瓦罗蒂说：“歌剧是假的，但随着一点点展开，它就是真的了”。
今天的人们，对张春桥这篇凶相毕露的报纸头条早已恍若隔世。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当年的人们触目之下是如何的惊心，对那些历次运动中早已遍体鳞伤的家庭而言，佝偻在昏暗的灯光下，从字里行间琢磨深浅，在夜深人静时猜度轻重……
普遍的绝望就是希望。历史总有一天会像几米说的：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见最美的风景。
正是改革开放，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挽狂澜于既倒，把整个民族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恐惧症中解救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巨变？
｜从阶级成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必然引出对人群进行严酷的阶级鉴别和分类管理。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社会、希勒特的犹太政策相近的血统论以及它的变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像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长期笼罩在数以亿计的“政治贱民”心头。
让一个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尊严和上进心却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身而天然地被剥夺升学、参军、招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平等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老歧视？

最可怕的是，这种歧视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最终端的具体细节，让每一个当事人背负从天而降的政治原罪。

笔者当年在江西插队时，村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因为难以娶到媳妇打着光棍。有一天，我们几个知青兴冲冲去他家、敲开门的一霎那，我看到了一个永生难忘的眼神：极端封闭自卑的他勉强微笑中那掩饰不住的紧张、恐慌和乞怜，令人心疼的眼眸里折射出的是一个无可逃遁的巨大宿命，一个无助而绝望的滴血灵魂。
很多年以后，历史也许很难查考那些淹没在岁月里的人生至暗。人类匆匆向前的脚步也可能忽略被铁蹄践踏过的无辜青草，但它就像被齿轮碾过一样，曾经那么真实地烙烫在一个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每一天的生活里。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以阶级出身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政治审查逐渐淡出历史，横亘在数以亿计“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面前的历史栅栏轰然倒塌，这也许是对2000年前孔子“有教无类”和1000年前相对公允的科举考试的一键恢复，这是最清脆的对无数绝望心灵的一声惊雷般的解锁。
是的，我们曾经赞赏美国黑奴制的废除、我们欢欣鼓舞于妇女选举权的开禁，可我们很少会公开庆幸，那些曾经深深插入我们生命的锈迹斑斑的出身标签，那看似天经地义的荒谬刺青，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地消失于无形。
上图所绽放的不仅是亿万张发自内心的笑脸，更是源自灵魂深处即将喷涌的智慧岩浆和天地初创期所积蓄的最原始动力。
通过高考所释放的，是全国范围内封冻了几十年的阶层流动性，改革让千万个饥渴的灵魂通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努力又使伟大而古老的祖国恢复了青春的模样。
｜从户籍制等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
如果说，高考的流动性释放，可以让张文宏、王行环（武汉中南医院院长）这些偏远农村的放牛娃跃迁为国家的铮铮栋梁，那么，相对刚性的户籍制、档案制、属地管理的改革则更是把几亿农民从阡陌地埂极大地释放出来。
看上去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工作迁徙，实质却是亿万鲜活的生命自由而伟大的东征。

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村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
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力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伟大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
改革开放多年以后，我在同济大学北楼一个教室门口，看到一张贴着的A4纸，那是学生手写的鼓动班级同学一起去旅游的几句歌词：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对一个当年“生活的脚步困居在偏僻的异乡”的插队知青来说，真是沧海桑田，足以泪目。
表面上，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四人帮时期，严格的户籍制、属地制、档案制、是对几亿农民自由迁徙的空间制约，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系统性、体制性侵夺。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才能更深刻地感知改革开放的解放意义。它所释放的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深厚的人口红利，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长远的精神红利。
因为，在本质上，它所释放的是公民谋生权背后更普遍的自由选择权。作为社会生产力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能否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正是从奴隶到自由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步就像这块土地两千年来第一次在个体意义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一样，完成了人的流动性最宏伟的解放。
而人的解放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然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物质的极大丰富又必然带来消费者更加广阔的选择权，选择所导致的竞争又极大地促进了产品（比如手机）的多元裂变。生命和整个社会终于在良性循环下，以它最该有的模样实践着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预言：
“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渐进、而又稳定的潮流——权力逐渐转移到大众手中”。
改革开放也许是中华民族两千年历史上极为珍贵一段经历，是中国人民理性精神和自由品格最富有世界意义的进步。
我们深信：比高楼大厦崛起更重要的，是理性和常识的回归；比商品堆积如山更珍贵的，是尊严和自由的重建。
我们深知：不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叫没良心；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头脑。
历史不能，也绝不会走回头路。即便人真的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水沟，也绝无可能两次坠入同一个深渊。
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灯火阑珊的不夜城、甚至也不仅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感，而是那些留在我们自由而奔放的灵魂里的，如同河流留给山川的、润物细无声的永恒改变。

本文原载微信公号“王健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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