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知指的是这么一群人，他们以西方资本体制(经济和政治)及其意识形态为尊，一般而言，公知有如下一个或数个特点：在政治上主张宪政民主和票选政治，在经济上主张资本无障碍的自由流动，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在政府和公民的关系上主张保障资本主义范围内最基本的言论和结社自由。
他们的这些主张，发端于70年代末期，快速发展于80年代初期，在80年代中前期甚至一度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拥护。1989年后，他们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1992年南巡以来，他们重新兴起，甚至一度高居庙堂，成为经济方面决策层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全球化、三大私有化改革(医疗、教育、住房)基本都是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完成的。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决策层已经借助公知的舆论力量完成了市场化改革，但公知还想进一步变动体制，这就使得决策层开始和公知渐行渐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公知才从以前具有褒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现在充满贬义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全称的“公知”。
一、江湖之远
80年代是公知意识形态的起源。8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思想解放”，但是这个口号下面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在政治上主张宪政民主、在经济上主张资本自由的自由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而在改革之初最早一批接触西方的学者，就成了这种思潮最初的传播者。他们中有高校老师，有新闻工作者，有公派出国学习法律的法学家(多数也是老师)，有公派出国学习经济的青年人(一部分成了老师，一部分进了体制)，他们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通过自己掌握的讲坛、文学杂志和新闻媒体，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希望建立经济上资本自由、政治上宪政民主的体制。
这是一种明显的反叛，而这种反叛最初出现在文艺界。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反映那个时期的一些故事)，拉开了反叛的序幕。伤痕文学断章取义截取某些片段，片面渲染毛时代的苦难，在当时它的确赚取了众多读者的眼泪。这种反叛还出现在电影界。《庐山恋》毫无疑问是最出名的一部。
报刊杂志也是自由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80年代中前期，一个叫做张华的大学生因为救一名农民不辛身亡。这个事情被自由主义者抓住，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年轻大学生救一个农民值不值”。舆论一边倒地认为，大学生的价值比农民的价值更高，不应该去救。这样的舆论与传统的集体主义完全背道而驰。这场争论最终在官方的介入下停止。然而，当集体主义的经济被瓦解的时候，集体主义的思想自然抵不住自由主义的冲击。
80年代的大学生享有非常广泛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他们成立各种社团讨论思想问题，关心中国的未来，邀请各种人去办讲座。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思潮毫无疑问渗透到了大学。
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顶点是一部叫做《河殇》的记录片。它用似是而非的类比，把中国称为黄河文明，是保守而内敛的，把西方称为海洋文明，是开放而包容的。这部记录片明显得到决策层某些人的默许，该片曾经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影响，是80年代公知反叛的顶峰。直到1989年，这股反叛才稍稍消停。
二、庙堂之高
现在的公知只是一个贬义词，他们所持的理念也和体制格格不入。但是90中后期却并非如此。那个时候公共知识分子是个非常正面的词(我记不得这个词大规模使用是什么时候了，但大致就是这个时期)，并且和体制有一段过从甚密的蜜月期。
南巡之后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而这些人凭借其对市场体制的熟悉，凭借其对市场规则下法律制度的熟悉，掌握了理论的高点。他们充分利用大学的讲坛和媒体，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民间。
一时之间，众多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官员和学者，在不同领域相互唱和，建立了一套解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众多领域的相对系统的理论，最终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剑”，而这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并引用至今。
其中，他们关于经济部分的思想，被决策层广泛吸收，并用于指导其经济改革。国企私有化、三大福利改革(住房、教育、医疗)、全球化和资本自由，等等，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大家有兴趣的，去搜一下公知关于大市场、小政府的观点，再去搜搜关于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观点，看看是否雷同?或者去搜搜公知关于打破公有制的观点，再去搜搜当时国企改制时期决策层的言论，看看又是否雷同?
有恒产者有横心，孟子的这句话不光公知引用，决策层在推进私有化的时候照样引用。
三、渐行渐远
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已经基本完成，决策层想停在这里，而这些个公知想再进一步。他们不仅仅要在经济领域完成自由主义的改革，还想把手伸到体制改革中，这就造成了公知(或者说是自由派)和决策层的矛盾。我国的政治是吸纳式政治，体制通过政协和人大吸纳资本家参政议政。这是决策层所能允许的极限。而公知试图将吸纳政治变为票选政治，把体制变为宪政民主，这毫无疑问触碰到了某些底线。
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舆论，特别是官控舆论，对公知的态度就发生了实质性逆转。两者的蜜月期就基本结束了。
2008年以来，公知不仅仅受到舆论打压，也受到事实打压，这里我就不多言了，有兴趣的自己去查。
而随着经济内卷或者说随着经济下滑，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上访和维权的事件频发。公知出于各种目的，在舆论上开始声援甚至炒作这些事情，甚至有公知在行动上参与这些事情，这些人有媒体人，有法律人，也有高校老师。所以，如果说公知仅仅是高校知识分子，那是罔顾历史的无知之谈。公知远远不止于高校知识分子，他们遍布于新闻界、法律界、知识界和决策层。
而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在这批年轻人整个成长过程中，中国经济、科技、军事和全球影响都在不断增强，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朴素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基于这种自豪感而形成的爱国主义情怀。“学校的环境和教育会进一步加强这种朴素的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很多青年人成了所谓的小粉红。但是，即便是学校也很难完全构筑阶层的防火墙。年轻人在学校的时候就会发现，有钱人的孩子能请更好的家教，而穷人的孩子多数只能读更烂的学校。清华北大的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不断下降，寒门已经难出贵子。而当他们走出校园接触社会的时候，阶层固化更是随处可见。高涨的房价，微薄的薪水，不学无术的二代因为有个好爸爸却能找到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一切又使得青年人分化了。一部分人成了小粉红，后浪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一分部人成了左翼青年，韭菜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小粉红高呼祖国万岁，攻击祖国的公知自然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而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西方丑陋，更是成了小粉红攻击公知有利的武器。左翼青年用阶级的视角分析社会，而枉顾阶级差异的公知自然也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而自由主义造成的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一直都是左翼向公知进攻的武器。
于是，一片打骂声中，公知成了落水之狗。曾经自豪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了如今充满贬义的“公知”;曾经遍布媒体界、法律界、经济界、知识界的公知群体开始收缩，在压力、控制和谩骂声中，一部分转向体制，一部分改换门庭，仅有的一部分据守高校讲坛和残留的媒体阵地。
公知及其指导思想——自由主义，起源于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一度在改革中成了主流之一，他们在新世纪的头十年达到顶峰，在与体制一起完成了整个私有化的改革后，与体制渐行渐远，并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之狗。当然，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排除公知及其指导思想死灰复燃，在某种条件下重新成为资本的国师。
公知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青年暂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拥抱了自由主义;公知的衰亡和没落，又标志着自由主义在青年心中破产，其中，一部分青年走向了国家主义，而另一部分青年回归了马克思主义。
当青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国企工人还是无产阶级的主体，当青年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数量多得多的新生代工人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
历史，就在这样的螺旋上升中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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