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无法用具体的指标、参数来衡量它是否在“进步”或者“倒退”，但至少可以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的尺度判断当下的精神是否健康。黄纪苏老师的文章通过将“五常”从与其长期并提且已失去现实基础的“三纲”中剥离出来，赋予了前者更为现实的价值：“五常”本身依旧具有生命力，它可以在今天人们的生活里继续发挥道德尺度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伴随着种种乱象，不仁、不义、无礼、乏智、缺信的行为屡见不鲜。所以“五常”有必要重新踏入历史舞台，更需要结合黄老师特别提到的“真”：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才能给中国精神打一针治标治本的“强心剂”。
本文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刊》2020年第6期，感谢黄纪苏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中国精神，五常够么？
文|黄纪苏
几十年下来，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话、空调、BB机、电脑、手机、车子、房子川流不息，应有的物件中国人陆陆续续都有了，轮也该轮到精神了。
一、中国精神
俩谈法、仨部分
中国精神可以有两种谈法，一种是情，一种是理。2008年面对接劈头盖脸的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事件，我写了一首歌叫“中国火炬灭不了”，还请朋友谱了曲，算是情感版的“中国精神谈”吧。接下来的十二年又是一轮沧海桑田，如今我更想对“中国精神”做些理性的分析。当然也不绝对，毕竟是活人，情不自禁的时候在所难免。
“中国精神”不妨一分为三。一份应然：本来没有但最好拥有，如五四先贤踊跃抱养的“德先生”“赛先生”。一份实然：就像概括日本精神的“耻”，中国也有一个字的“和”、两个字的“中庸”或“听话”、三个半字的“爱扎堆儿”、四个字的“实用理性”等等。再有一份是应然加实然：现实中已有那么几成，再加把劲儿就成品牌了。以“勤劳勇敢”为例，中国人民勤劳有目共睹就不用说了，勇敢却并不怎么突出[1]，目前在很多人那里还仅局限于对他山狮虎的不屈不畏，什么时候对身边的猫科动物也敢抬起眼皮，不再拿本单位领导、本学科带头人当老佛爷，拿自己当高仿真小李子，“勤劳勇敢”的就成色十足了。我的意思是，谈“中国精神”要分清实景与愿景。说实然是盘点库存，看都有些什么;说应然是看哪些该留哪些该扔;在此基础上看看还缺什么。
覆盖面
既然谈的是“中国”精神，而不是某个群体如都市白领或快递小哥的特有风貌，那就应该涵盖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可这种东西有么?从前肯定是有，就说上个时代吧。那时虽然强分了好几种阶级以及五花八门的“派”，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却相当单一或同一：挣的差不多，住的差不多，争取的(入队入团入党)差不多，所在的那张人称“单位”或“组织”的天罗地网不是差不多而是几乎没差别。在那样的状态下再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不科学了。至于这共同的精神是什么，我说不太好，当年歌里唱的标语里写的“七亿人民七亿兵”可以作个选项。
这个时代呢?笔者十多年前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时写了首歌词《路上的中国》抒发感慨，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路上的军球鞋已经不见
路上的白边懒已经走远
路上的齐步走已经走乱
路上的同路人已经走散
经过几十年社会的洗牌翻牌，如今中国人早已境况迥异、各怀心事，说夸张点儿，恨不得一人一阶级、一户仨阵营了了[2]。但还真不能说这个时代不存在“中国”级别的人生追求及精神气质。“七亿人民七亿兵”一扭脸变作“十亿人民九亿商”，以不平等为内核、以本币外币为度量衡的财富价值观对穷成干柴的万众进行了野火狂风般的动员，在“向钱看”的号子声中，先富的只觉没够，未富的不甘人后，玩瓷碰瓷异曲同工，开金店抢金店都是战友。
这说的是实然，至于当与不当，那要历史地看。亿万人民“向钱进”的浩荡奔走，将中国手拎肩扛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谁能说不当——当暴发户总比当低保户强吧?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通吃独大，成为精神世界的法轮大法，人生诸般都要以它结算，官职颜值之类成了代金券，某财经大学教授向毕业生下达了挣不到八位数不许说是他学生的向全国进军令。由此加剧的两极分化，使社会伤痕累累并布满杀机。籍此成就的黄金旺铺虽能一时亮瞎人眼，但缺少正大之气、万千之象。雄赳赳的冲击力和病恹恹的感召力搭班子，让人看了不是左手指发麻，就是右脚尖发木。
谈“中国精神”，不要想着中国人独有。趋同是历史大势，源于一方水土的地域特色经风蚀雨侵而流失得一干二净是早晚的事情。中国精神无论实然应然，在最近的将来如十八五或二零五以内，既不会跟法兰西精神全然一样，也不会跟多哥精神截然两样。有些人从鞋子到帽子一身行头非韩版即日系，要么就是欧陆风格，可一说到文化或精神，他就跟黄帝炎帝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似的。五千年的强大惯性当然不能无视，但这一两百年的天翻地覆也别当没发生过。尚存的“特色”不妨斟酌着去取，没有的就别捕风捉影，更不要胡编乱造了。
时代性
每个时代都有横亘其中的客观形势和氤氲其上的精神风貌，殷文化尚鬼，周文化尚礼，不存在古今通吃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应该是对重大现实需求的回应。因此它一定有针对、有重点，而不会像《中国名菜谱》那样是各种优良品质的集合。
今天筹备中国精神，和当年草创现代汉语(白话文)有相似之处。现代汉语是古汉语(文言)、翻译文字、当代口语三家的合资。当代的中国精神所要取材的，也无非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当代实践这几个方面。继承古代遗产，“误读”是少不了的。1950年代提出的 “抽象继承法”其实也这意思，即根据当代的需要，把你要的东西提提纯，没必要也不可能把周遭环境通通搬来，那样的话就成复辟倒退了。竖着如此，横着也差不多，伏尔泰那一代欧洲人对中国，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对欧美也没少抽象进口或精准误读。当然，横竖有一个重要区别：竖着一般是后来居上，横着就难说了。
为了省事，本文不另起炉灶，而是从传统资源中拿来现成的“五常”，对它们在当代生活中的实然与应然等等谈些观感。至于“五常”入选中国精神够不够格、光这五样够不够用，则有待高明之士的判断，更要看人民群众关不关心、乐不乐意了。
《与精英保持距离》，黄纪苏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二、今日五常
5+3<0
谈“五常”最好先说说“三纲”，因为毕竟人家出双入对了那么久。三纲和五常的确不太一样。三纲更具中国特色，当年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联系晚清形势说得明白：“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仁义礼智信则“普世”得多，就像《白虎通》里讲的，“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实在没法想象古今中外哪个存在半年以上的群体不需要这些“正能量”，就是在贩毒集团里面找出三两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近代以来不乏学者包括蔡元培这样的革命先进为三纲辩解，他们将其中的君与臣、与父子、夫与妇之间显然不对等的关系[3]解释成只有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像不同乐器的协奏和鸣，至少也相当于相声中的捧哏和逗哏。近年来的翻案文章比较联系现实，如有人说三纲的本义实乃顾全大局、彰显大我。还有更直截了当的，说君为臣纲的当代意义就是强调国家权威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不知道权威部门听了会是什么感觉，这是给自己拉赞助呢还是添恶心呢?三纲在先秦、两汉、宋元以来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含义的确有所不同。不过本于儒也好，源于法也罢，说它在现实中(尤其明清)一直担任皇权、父权、夫权的高级助理，大体不算冤枉。
《白虎通义》，汉代班固著，明万历崇祯间何允中刻本
三纲当然有历史合理性，但时至今日，它已没了现实根基。紫禁城改博物院、末代皇帝在那儿当义务讲解员，都像是头好几辈子的事了。大家族也早裂解为小家庭，家庭中的儿女往往挣得比父母多，即便比父母少需要啃老，那也啃得像是父母在对他们尽孝。在男女基本同工同酬的社会里，“妻管严”比新冠肺炎传染性要高得多，只不过早已成为新常态，丈夫们不说甘之如饴也都安之若素了。不过灵活、辩证一点看，三纲如今也不能说毫无用处。坐富婆腿上的小鲜肉要想坐稳江山，除了生理保鲜还真得恶补三从四德，对“阴礼”做到四个真(学、懂、信、用)。那些恨不能化作一坛子忠心让领导长醉不醒的老老少少，三纲中随便哪一纲对他们都有指导意义。不过这些都属实然，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上世纪就不该这样了。
回收利用
五常本身没多大毛病，但由于跟三纲长期牵手、荣辱与共，到头来名声扫地，虽然五常大米、张五常教授帮着挽回了一些，但毕竟很有限。天下好多事情水流花谢，过去就过去了，勉强不得。但具体到五常我却这么想：首先，就名实而言，“五常”不过是个名字，如果不拘泥于标签符号就会发现，五常中有的早已改名换姓，拿着“公平”、“正义”等二代身份证，混进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了。再有，鉴于二十四字价值观能记住的也没几个人，真当回事的恐怕就更少，也许相对而言“五常”的当代机会没我们以为的那么差呢。老门墩旧炕桌现在都当宝贝攒着，乌木、紫檀似的“五常”弃而不用确实可惜[4]，不如先捡起来试试，万一弄好了，中国成了The Land of Five changs，蓝眼睛绿眼睛一看红旗上的黄五星就一齐背诵仁、义、礼、智、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就圆满结项了么?
既往不究
前面说五常普世，那也只是相对于三纲。孟子的“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宾主”，将三“常”跟特定的人群分别做了绑定。某个“常”在不同人的眼里也不一样，例如汉代的《白虎通》对“礼”的定义是“履也，履道成文”，跟战国时荀子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不在一个层面上;而荀子的解释跟宋代司马光的“辨贵贱，序亲疏”又基本一致;司马光的说法跟托名诸葛亮但疑为宋代作品的《将苑》中描述“礼将”的“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又有不小的出入[5]。
五常成为小花脸这很正常，要是风尘仆仆走了两千年还跟赤婴似的就吓人了。那么今天谈论“五常”，该以谁的“五常”为标准呢?我意是把两千年暂时搁一边，不必过多考虑五常出发时如何、一路上又如何，货到今人手中是什么样就算什么样。那“今人”又是谁呢?痛快点说，“今人”暂时不包括哲学系的教授及历史系的专家，而是指用自己浅显的知识及朴素的行为来诠释那五个字的当代民众。
仁
仁在今天，就是胡同里大妈牵着老狗、遇上街坊时说的“汪子不用抱，可‘仁义’了，知道心疼人!”“仁”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不高，频率高的是“爱心”、“善良”“人好”，意思差不多。前三十年强调阶级斗争，无论中式“仁爱”还是西式“博爱”都成了清理对象。“地主资产阶级”扫大街刷厕所，而“无产阶级”则在不断的内斗中缩水，到后来站自己人的板凳，坐自己人的飞机，“阶级爱”、“战友情”没多少年就味同嚼蜡了。
后四十年不时兴阶级斗争，时兴的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Up or Out，在通向成功的生死赛道上，善良可能是让赛手一个踉跄出局的那块香蕉皮。我在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曾描绘过这样的世态人心：在阶级分化雨未至而风乍起的1980年代中期，一对心地善良又不甘掉队的青年夫妻围着肚里的胎儿展望未来，丈夫跟胎儿商量——
丈夫贴着妻子的肚子：喂，儿子，你爸不如你妈优秀，你就凑合点吧
妻子温暖地告诉丈夫：瞎说什么呀，我就觉得你人好
接着决然地告诉世界：可下一代再不能出次品!
夫妻一起热烈地规划：下一代给他报班学英语
下一代给他攒钱买钢琴
下一代进一类校
下一代当三好生
下一代小便时背单词
下一代大便时念课文
下一代从幼儿园就面向高考
下一代从受精卵就适应竞争
群诵：下一代得甩就甩
下一代该蹬就蹬
下一代不能忒事妈
下一代就得混不吝
下一代心要黑
下一代手要狠
下一代刀要快
下一代牙要硬
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除了亏不吃其他没不吃的，而且，因为从娃娃抓起，大都吃得自然而阳光，不像他们的父辈从前一时代入后一时代，被正反两种作用力一夹又一拧，显得纠结扭曲。去仁或非仁的社会化不但自老及幼，而且由内而外。从富二代在国外开豪车插国旗壮国威、碾压世界“穷逼”，到小粉红宅五环外地下室、吃团购方便面却壮行网络，看谁活腻味了胆敢“犯我强汉”，广袤的社会光谱散发着狮虎山的气味。弱肉强食的辩证体系中，甭管多弱的都不愁还有更弱的等着他欺负：打不过大人还治不了孩子，惹不起藏獒还踢不残只猫么?
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剧照
平心而论，天下事皆利弊兼备，强者哲学也不例外。就像前面说的，它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中国的雄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功不可没。只是事到如今已然过犹不及、负债累累了。友人摇滚老将侯牧人前几年做了首新歌《像个傻█一样的活着》，其中“像个傻█一样，淳朴善良，活着有多好啊!”听了让我想起杜甫战乱中归家羌村、妻女拉开柴门、惊定拭泪的场景。“淳朴”“善良”被当成绊脚石下放人生的犄角旮旯很多年，现在该请回来重新工作了。至于强者哲学，也不必扫地出门，“自强不息”之类没它还真运行不了，酌情安排、降级使用，今后的中国精神不让它控股就可以了。
义
“仗义执言”、“大义凛然”、“义不容辞”等习语，点明了义的两个要素：一是做对的事情;二是知行合一，光义愤填膺却纹丝不动也算“义”，但差着点意思。由于“行”的缘故，义需要个助手——“勇”，因为做对的事常常要么没甜头，要么有危险，正像《义勇军进行曲》唱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义有大小公私之分，大者向公，小者近私。家人、邻里、亲戚、朋友、师生彼此看得见、够得着，他们之间的“情义”早晚能变现为“知恩图报”甚至“涌泉相报”。哥们义气更是江湖黑社会的硬通货，《水浒》里那些割头如割草的好汉，不是“仗义疏财”的省级先进也是县级模范。中国民众历来私德茂盛，公义稀疏，偷了私人的东西才叫“偷”，偷了公家的东西只算“拿”，而且“不拿白不拿”。不少人把自己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却把公园当公厕。我说的“义”当然是公义，但公义和私义之间也有连续性，到了兔子吃起窝边草、杀熟成风的阶段，公可能已被连吃得盆干碗净了。
与义配套、与勇对接的似乎是一种执拗、守拙、较真的人格。这种人格与生俱来，是个常数，三岁看老，量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北京有佘姓一家，世代为袁崇焕守墓，四百年来什么都变了，就日月星辰和他家的基因没怎么变。先秦的墨家集中了义的人格。当这种人格投之于“无用之辩、不急之察”时，便有逻辑与科学的萌芽;放在社会政治里，便有著“短褐之衣”、食“藜藿之羹” 的侠客为了“兼爱”“非攻”的信念不惜“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可惜中国文化中这一道碧溪，一过战国就断了流。不过，类似的人格儒家那儿也有，从死不免冠的子路到义无再辱的王国维，殉道死节之士代不乏人，他们或许挑错了担子，但真挑了二百公斤那是没错的[6]。
义既然是常数，各个时代应该差不太多。但投放在哪儿，时代文化是有发言权的，所谓“性犹湍水，导之东则东流，导之西则西流”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义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我想应该是有差别的。古代士大夫有多勇谁也没测过，姑且就算平均水平吧(没准儿略低，因为痛点低、灵敏度高的人才适合读书作文)，但他们的“仗义率”却显然高于其他群体。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知义”的条件好，饱读圣贤书;二是他们处在“行义”的位置上，贩夫走卒就是想犯颜极谏，找得到笔也找不到门。钱谦益之类的贰臣属于知义的条件、仗义的机会都好到不能再好，就是勇不够数。不过人世间总是登峰造极的时候少、凑凑合合的时候多，勇气虽不人人完足，但义一般也用不着特别多的勇毅[7]。临危不惧要靠英雄虎胆，临财不欲就不一定了，有大义大勇固然好，胆子小点儿加心思正点儿也许更易于保持义的底线呢。在一个较比理想的社会里，大家照章办事就行了，舍生取义只在史书词源里才能见到。但当代中国离这样的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今天的人，没读过书的比民国少得多，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比前清多得多。因此“匹夫有责”，亿万双肩背和LV包里都应该装上些公义，而不是仍由职业棒棒军肩挑背负。当然也不宜搞绝对平均主义，占着更多资源、握着更大权力的群体理应多些承担，就像古代的“士人”。古代读书和做官大体是一件事，读了书准备做官和做上官的统称为“士”，排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到了现代，“士”比较明确地分化为官僚和知识分子两个群体。再后来，知识分子中从事科学技术的那部分又分了出去。官僚掌握着绝对的统治权力，知识分子掌握着相对的言论权力。在义的问题上，对这两部分人的期望值不能太高。
先说官僚，我不太明白同为官方文件里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和一些地方(有的大到省)“塌方式腐败”二者是怎么个关系。但我坚信多数官员是好的，因为以中国官僚的庞大基数以及中国贪官的惊人食量，如果一半都不好，赤县就真的赤条条剩不下什么了。老百姓为便宜个快八毛一个个练就了扫货秒购的过硬功夫、临关门进店买处理叶菜的夜战习惯，而最新出炉的中融老总赖小民贪污竟达17.88亿。贪官也是爹生娘养，也吃五谷杂粮，根性上跟普通人不会有多大区别[8]，怎么一个个都弄得跟神兽似的呢?面对电视镜头，赖书记客观冷静地了分析自己犯罪的制度原因：上级领导把公司大权交他一人独揽，纪检书记完全看他脸色行事。我猜想当他回到号子、面对自己内心时，可能会依旧客观但不太冷静地分析自己犯罪的法律环境：贪多少都死不了，立功减刑、保外就医的机会又多得是，回报高风险低的好事给特么谁、谁特么不接呀!
根据唯物史观，形而下的基础不做大的改动，光靠天天抄题答题，形而上的境界是提高不了多少的，而且越高会越假。我甚至有些过头地认为，在一段时间内，应该严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名句出现在官员的讲话和文章里。明明做不到的事情成为口头禅，只能让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变得一文不值，老寿星嘬过的铁蚕豆别人还怎么吃呢?
知识分子由于读书的缘故，本来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超越自然本能及自身利益，成为义的主要承担者，就像古代读书人那样。不过古代读书人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德育，而这些年的学生接受的全是智育——思政课不开可能还好点儿。而那些市面上流行的社科人文观念如规避风险、利益最大化、“他人是你的地狱”等等，只会让读书人不仁不义得更理直气壮。其实，读什么书并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本论》的导师完全有可能把两条腿的研究生当四条腿的劳动力驱使，而且不花雇佣费。书架上摆着的毕竟都是“小书”。
真正决定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是“大书”。这几十年里他们在社会大课堂里读懂了权势富贵。在官僚化和市场化的里应外合下，传统上一直把“义”看作本地名优产品——就像哈密瓜或烟台梨——的学林，如今“义”可以说是大面积欠收甚至绝收。国家基金、部级课题、首席专家、长江学者、两会代表、独立董事，琳琅满目的名利在宝树上挂着，您是做一只长臂猿去左拥右抱呢，还是到老干残枝上当一只等着被击落的鸟，就为了任性随心地叫上两声呢?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搁置是非、趋利避祸。而睾丸激素高过平均水平的就另当别论了，这些男女为争个正处副高楼都敢跳、跟恩师的三X级私信都能公之于众，其勇决不在陆秀夫、黄道周、赵一曼之下。他们之所以能为利闹翻天，是因为义在这个时代根本没位置。
义和艺差不多，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需要来自生活的实在支撑。如果支点都不在了“义”还高高在上，那只能是魔术表演。传统美德本来不多，留到今天而仍有价值的就更少，实在比舞龙舞狮抖空竹之类更值得保护。不保护也罢，起码不要再对其残存无几的支点搞强拆。一部《论语》最迷人之处是孔子师生间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思想交流，而现在一方面让中学生列队将《论语》竖排本捧在胸前，另一方面却鼓励大学生举报师长的思想言论不端。直接被处理的可能是张老师也可能是李老师，最终遭处决的只能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基本道义。
礼
礼就是懂礼貌有修养。礼貌是社会成员彼此间尊重友善的外化，是自然情感与形式因素如仪式规范等的混合。形式化最低的情感朴实感人，困难时期亲友骑一夜自行车驮袋红薯送来，撂下没两句话就往回赶，那场面会让人记一辈子。不过，天然去雕饰的情感只适合“咱谁和谁呀”的至交，放一般人会因误会而拉大社交距离、甚至打起来都有可能[9]。一般说来，形式会比情感走的远一些：未必真喜欢你却很友好，未必自视多低却很谦逊。宏观地看，诸如女士优先的规范、照顾老弱的政策与真情实意若即若离，在道德进化的路上应然总是等着催着拽着实然。“伪善”是人类文化的题中之义，不宜笼统否定。动物只管“发乎情”，当街就要交媾;人类还要“止乎礼”，拉上窗帘再说。当然，平衡有度的“礼”才是好礼，“吃人的礼教”就不是了。
如果有所谓“时间旅游”的话，观光车上的游客会对当代汉语中粗口脏话的使用频率印象深刻。其实，那既是丛林社会的本相，也是丛林居民的保护色。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突飞猛进，但社会关系、伦理道德代价惨重，弄得戾气沉沉、杀气隐隐。看很多人那意思，体外即敌占区，亲朋勉强算解放区，但会随时陷落。中国禁止私人拥枪，也不许佩刀上街，于是许多男女老少为了不被欺负，出门时嘴上都叼着一副化粪池里腌制过半年的两性生殖器，无非是警示他人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五讲四美”“文明出行”之类的活动从没断过，但好像连治标都谈不上。有的古人将仁看作礼的核心，甚是，架上没货光有礼品盒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种礼倒是不缺货。这种礼不含仁，等级制的含量极高。等级很可能比阶级还古老，在中国特别发达，级别、身份、规格、待遇等落实在衣冠、仪仗、屋宇、道路、颜色、方位、禁忌等无数繁琐的规矩中。有回宣传部的领导造访我们这个同级别的学术机构，保卫部门预先将该领导路线图上的楼道、地面、电梯、窗户、门把手、门合叶等查了个来回。某大员要去某大学视察，据说潜水员也把校园的池塘摸排了一遍。安全上，我实在想不出除了马蜂母蚊子，世间还有什么活物会袭击他们。但礼制上，这太好理解了，《周礼》开启的传统山高水长，已三千年了。
辑录古代朝鲜来华使臣见闻的《燕行录》属于“第三只眼看中国”，其中有不少有趣的记载：晚明的一介书生中了举，官府配给轿子仪仗让他一路光宗耀祖;清初的皇帝出行，就一二十个人策马驰过，除了马蹄声别无动静。但好景不长，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接好轨的大清，好像比大明的讲究还多，跟不远万里来华的英王使团为磕头还是半跪打起了礼仪战。中共起于草根，延安时期毛主席在窑洞前站着作报告，旁边放个板凳，板凳上放杯水，听众席地而坐，其中某位汉子听着听着支起身走到凳子那儿去喝那杯里的水。这事要放几十年后不是半道击毙，就是直接拉安贞医院了。现而今，也许真该考虑恢复“礼部”了，无穷无尽的 “礼”像绝缘材料横在上下、内外、官民、官官之间，大领导下回小饭馆，文宣口就跟见着了UFO似的传颂好多年。世界跨入现代门槛后，各国的统治者大都轻车简从，就算装也要装成公仆;而中国的人民勤务员却前呼后拥，七品都要端出三品的架势。这种礼满满的权力美学，三挺一厥的还特别自信。它是中国精神的实然而非应然，包袱而非财富[10]。
《燕行录全编》，弘华文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智
古人对智的定义是“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相当于现代的“智慧”、当代的“大智慧”。不过在一个火急火燎、急着提现的时代，长线的“智慧”属于不太入流的精神品质，因此使用率并不高[11]。大家见到“智慧”会更多地想到智谋、计谋或权谋上去，这倒很接近古代兵家对“智”的理解[12]。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上古”太远可以不论，“中世”的气力和“当今”的智谋不妨对调一下，然后放进我们的历史叙事：农业时代无论敢死队的还是赶大车的，比的无非腰肌虎头肌，而后工业时代，文化创意产业、知识经济之类拼的就是脑子了。
脑子或智商是无数家长及预备家长的念兹在兹。智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人的天赋，社会战争中谁不希望自己继承的是摩天岭或鬼见愁那样以一胜百的宝地呢?智商沙文主义这几十年在中国就没有过休息日，最近又有教授提议实行生育票制度，穷人既然因为傻才穷，那还不如把生儿育女的社会责任卖给成功人士。补天(资)造神(童)成为经久不衰的群众运动，益智健脑产业对亿万家庭反复扫荡，通过绑架他们的未来洗劫他们的现在。可以斗胆地说，没有哪里比这里更推崇“智”的了。但利令智昏、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况也触目皆是，多少人把冰雪聪明垮炖成了一锅烂肉，如果智商低些，机心少些，刑期没准还能短些。
智慧是体悟了人心、人生、人世是怎么回事之后从容不迫的境界或态度，也许即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距”。我年轻时有回在胡同里跟一老人骑对面，互相躲避，俩车把同时向北，再同时朝南，末了俩轱辘还是碰在了一起。我正准备来气，老人却像高空观棋的上帝一样乐了：对——车!我如今老之已至，但远没到达那样的如意自在。就整体而言，中国人近代以来不是逃命就是加班，热锅上蚂蚁似的，谁有那闲功夫去当智慧老人呢?但现而今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已大体建成，无论个体还是整体，既有条件也有必要调整一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直眉瞪眼姿态，别再让内部关系火星四溅、外部环境狼烟四起了。
智慧有若干特点：思维上的辩证，人格上的沉稳，心性上的仁厚。因为辩证所以得窥更复杂的人生、更曲折的历史，能不拘于一面、不惑于一时，煊赫中察败迹，萧索中见生机，而不是如草从风、与时俯仰，当年早请示晚汇报有他，后来不销毁水晶棺誓不罢休还有他。因为沉稳所以能冷眼默察、深思熟虑，而不是稍有所见便爬电线杆子上广而告之，连流浪狗都不放过。因为仁厚所以能超越本我、理解他者，成为大写的“人”、大写的“国”，而不是坐在自己的井底，想那地面上风吹日晒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此要井上加盖、盖上加罩、罩上加网，严防远近“刁民”落井下石。
《韩非子集解》，韩非著，王先慎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版
智慧当然包含着理性，但包含理性的同时也容纳了感性，因为人类本是亦情亦理的物种，更何况好恶、忌羡、忧乐这些情感实乃最原初的生命冲动，理性不过是那根不让其乱扑乱咬的狗链罢了，轻视感性实在称不上理性。但人类社会的一些设计师和建筑师酷爱走极端，搞情理的一头沉，要么一天三顿主义零食也不例外，要么天上飘的地上走的全是丰乳肥臀[13]。经济学是重要的社会蓝图，有一路蓝图竟然把人设定为“经济人”“理性人”，就好像我们的举手投足都是解方程、查对数表的结果。人有走一步看两步、三思而后行的时候，也有色胆包天、鬼迷心窍的时候，这本来是不用上学念书也能明白的道理，最近微信上读某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他好像都快退休了才转过弯来。作为“理”的高级样式，理论真能迷宫似地把好好的人转晕。不过话说回来，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社会里，理性应该在充分理解、容纳感性的基础上发挥更大作用，当好辅导员及协调员，让情活泼而有度、欲奔放而有序。
中国在古代世界中是一个理性程度较高的地方，士大夫按常识常理管理社会，他们不喜怪力乱神，会妄议“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君主，批评对佛骨过分热心的圣上。近代科学昌明、教育普及，理性本应在社会生活中大显身手，但无奈中国内外交迫，净是左突右冲、昼夜兼程了。这期间被“干劲”“积极性”等情绪、冲动所裹挟、上上下下拍脑袋而不是动脑筋的情况不在少数，结果“热”了“潮”的如饮狂泉，几代人多走了多少冤枉路、白交了多少学费，只有天知道。
(附)真
智含着理，理又含着真。很难说“真”就是“智”的题中之义，但说就不是也不容易。折中之道是把“真”单拎出来，附在“智”的后边、“信”的前边——因为“信”也含了“真”。
早期的先民求真能力低下，星象、占卜、五行、阴阳都是真伪虚实一锅烩——“真”字据说就是从“贞”(卜筮)那儿演变来的。随着认识及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展开，在“真”或“实”那儿尝到的甜头越多，就越会觉着伪了谬的不是玩意，故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不过总的说来，先民似乎并不把“真”当作一种多了不得的价值，他们头顶着“道”，脚踩着“用”，尊重其然，对所以然却不大深究，技术就够用了，科学费那事呢。
近代以来，“真”不但成为理解自然世界的最高原则，也成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基本前提。岂止知识领域，大概除了算命、间谍、临终关怀等个别角落，全部社会生活都把“真”作了座右铭。“真”在中国的名头也不小，但实际地位却没那么高，有点像人民号慢车，老得给军车专列什么的让道。当年大跃进放卫星就像潍坊放风筝，亩产其实没多少斤的真相要给所谓的“群众热情”让道，结果让不少群众饿得人生提前到站。
真的处境今天也不见得多好，好就不用查“两面人”了。“两面人”数量应该极大——说极小的肯定是两面人，纪委直接带走就行了。“两面人”之所以众多，是因为“一面人”的门槛太高，“五不怕”快赶上跳高全国纪录了。当年把脑袋别腰带里、“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都没多少试跳的，如今的男男女女虽然“升官发财”没刺背上，但都铭心刻骨，谁会自讨苦吃去挑战那个极限呢?偶尔有个把纵身越过五不怕、成为了一面人，接下来的一无所有对于乐着钻过或扭着着绕过“五不怕”的众人，真的不是奖金却胜似奖金。
我一直认为官僚群体是整个人口中最明白的。面对各种真问题，全用假办法是不可能把中国经济领到世界第二的。但弄虚作假、指鹿为马在他们确实轻车熟路，在世人也早见惯不怪了。新冠病毒明明人传人了却非说没有，跟58、59年非说亩产上了万斤其实是一种职业病。与这种职业病相关的是一种职业习惯：遇上某些难题后的第一或第二反应就是关灯。因为灯绳攥自己手里想关就关，没多难的问题他们也越来越习惯用关灯来解决。与职业病和职业习惯配套的还有一种职业腔调，那就是要么是把假话当真话说、要么是把真话说得像假话的“官话”。官话有时候比吐火罗文、楔形文字还难懂。如今引进了民间战狼、江湖五毛，官方的内外宣直白了不少，就是有时又嫌流里流气的。
从“左言右史”起，去伪存真就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生存方式和人生价值。秉笔直书、善不掩恶不隐、面对野蛮的文网保持直立动物的尊严，这的确是中国读书人的正面遗产。由于种种原因，这两届知识分子的求真欲并不太强，赶上性价比合适也会排队抢购，但如果代价稍大，以他们“真小人”的底色，就宁愿将求真这根弦从脑子里卸载，去忙乎其他有利无害的事业，就是论证太阳从西边出来也没什么。不少知识分子早已习惯了两面人的职业习性，就连议论中国社会性质，世界向何处去之类的话题，都能压低嗓门“这话咱们关起门来说”。小头锐目们在饭局上为之眉飞色舞的，多是他们的文章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军方”都表示了兴趣之类云里雾里的消息。实在够不着大领导的，就近围着“学科带头人”级别的小寨主搞三忠于四无限。等小寨主过足了大寨主的瘾，他们水寨理事、山寨秘书长也到了手，下一步就是斩获石渠阁基金或南书房千人工程——补肾的事也要提上日程了。
前面说了，中国人骨子里实用，“求真务实”求的是真金白银，务的是眼前实惠。其实就实用而言，“真”带给人类的福利要远远多于“伪”的奉献。真差可以改进，假好你就只能受着了。真善美三剑客中“真”排行老大，实在是历史的选择、进化的结果。当然，人类有诸多价值，“真”也无须定于一尊[14]。但至少在公共生活中，应培养对真理的爱好甚至承担。“不争论”“打左灯向右转”之类可以用作一时之权，但不能成为长久之经。只有这样社会才可能向上，向上才不至落空，从空中花园落入油乎乎的地沟。
信
信里包含的真既已分出去，这节就只谈“信用”“信义”的那个“信”。古汉语中相关的好词佳句特别多，如“轻生死重然诺”、“言必行，行比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不知先辈是拿它们纪实还是悬赏。信义的现状我没有调查研究，也只能凭印象说三道四。有回在什刹海后海岸边听一位穿泳装的白发老太太冲着半圈油腻男发感慨：“爷们吐口吐沫得是钉，砸地下得是坑!”显然是恨铁不成钢。在一个低流动、较稳定的人群中，言而无信、投机取巧未必是一种多划算的行为。而在车站港口之类的地方，正像那里的喇叭里反复警告的，千万不能把行李交给陌生人看管，上厕所最好都别离手。乱世及变世类似车站港口，是坑蒙拐骗的高发地带，这方面这些年大家身经目见，无需我再举例。赵本山、范伟表演的《卖拐》之所以让广大观众乐成那样，是因为它反映时代反映得太地道了。
“信”的不景气有多方面原因。经济上，由计划过渡为市场，市场生性就不安分，把单位人扔里面相当于让家猫再做野猫;搬迁更是个乱哄哄的过程，几十年尘埃也没落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成为普遍的信念，张嘴就来、扭脸就忘的角色周流五方，根本不限于河南东北。政治上，有法不依、拿法当随从的状况也难以培养诚笃的人格。我常去的一家小饭馆，1990年代初鼓励全民经商时工商局颁发的执照一直挂在墙上，如今为了“让核心区静下来”清理所谓“拆墙打洞”，执法人员拿着1950年代初的房契让店主将商铺改回民居。当政者只图眼前方便，不管不顾，天大的承诺说扔就扔，就好像那是瑞大叔扒“亲嫂子”裤子扒到一半时胡乱发的誓言。“信”的大学校莫过于“法”，这些年不少人入校时还是良民，没等到毕业就成了刁民。
起码从五服的“天下”开始，中国人就特别讲究“内外有别”。现而今，我们总是希望奸商对同胞网开一面，在境内童叟无欺，“有本事挣(骗)外国人钱去啊!”其实外国跟外地、外县、外村都是“外”，骗谁不是骗?一些诈骗团伙就往往以村为单位，算是浓缩版的民族主义。浓度最高的当然是原子化的个人，这种人内外有别起来对亲爹亲妈都不打折。缺少信用的社会是谈不上“软实力”的，但换个角度看，这样的地方确实锻炼人，跟骗子老赖、欠款跑路手机关机、朝令夕改没处说理长期周旋，增没增加中国的平均脑沟回不清楚，但明摆着把国人砥砺得精明强干、锐不可当，环顾世界确实土样土森破。不过再换个角度看，不少骗子准骗子这边作案那边生活，出国就规规矩矩回国就手痒，两面人还是两面人，但哪面是“里”、哪面是“外”就另说了。
其他
这样看下来，除了“礼”的一部分，五常确实“是个好东西”，而且中国样样都缺，温补都不一定行。怎么补不在本文的谈论范围，本文余下的关注是，五常入选“中国精神”就算够格，可“中国精神”光有五常是否够数呢?
应该说不够。就说公共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真”吧，五常里并没这么一条，在“智”或“信”里多少藏着掖着一些，被笔者生拉硬拽出来，未必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再如现代世界最具标志性的平等意识，就是把五常捆老虎凳上它也交不出来。即便扩大范围到传统文化里去搜，大概也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了。陈胜的意思是王侯将相没错，但不能总他们几个霸座，后来果然二三百年轮一回岗，出一批成王败寇。时至今日，不少下级被上级接见，手都不知道放哪儿，要能卸下来等领导走了再插上就好了。
再比如说，从科学到技术到学术到艺术哪个缺了哪个就不水灵的自由/独立人格也为五常所无，从庄周到陶潜的道家那里倒是有一些[15]，而且对后世的诗歌绘画之类影响深远。不过，官厅朝堂没去成或呆不住便“归去来”、投奔青山绿水，这也太过柔顺了[16]。阮籍嵇康几位倒是刚直过一回，不光要“任自然”还要“越名教”，甚至说出“君立而虐生，臣设而贼生”“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简直在闹无政府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了，结果砍头的砍头，装疯的装疯。后来这路自由/独立就基本不越雷池，全在山水画、田园诗中放飞自我了。道家的自由观今天也只能劝慰退休干部“淡泊宁静”，多拍摄故宫角楼、西山黄叶，少让当年险些丢掉的会长、差点到手副部影响当下的血压。相形之下，西方的自由观要更广泛也更进取，为他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创新助力不小。西方的自由不是没有短板，也未必都适合中国[17]，我们根据国情选能而任、择善而从可矣。为自信而自限、为自雄而把自己弄到11月11日自斟自饮，就得不偿失了。
究竟都缺哪些，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拍拍脑袋或翻翻书本就能回答的，需要集思广益，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笔者只想提醒，当代的中国精神不可能是各种要素的堆积，而是有机的组合，就像笔者在十年前曾写过的——
总之，要对这个问题有大的战略视野，要做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亚)文化群体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筹划一种灵活、动态、开放的多元价值体系和文化，各种价值在这里不是互相倾轧，你死我活，而是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就像交响乐一样。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发展既保持冲击力又具有感召力，既能赢得眼前又能获得未来。[18]
2020年11月初
注释
[1]这次新冠疫情，中国控制得力，除了众口一词的“制度优势”外，其实还有一个大家不太爱提的文化因素：畏死。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的积极性往往比政府还高，政令八两，小区居民和工作人员能补到一斤半。“活着”本来就是最高价值，在没有来世天国的情况下就更高了。这里讲的纯粹是实然，至于应然，只能说勇敢也因时因事而有利有弊。
[2] 十多年前我们做了部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结尾有首歌唱到：“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我们苦海中的一条船/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生/我们一起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演后谈时有位国企工人说：咱一下岗的跟人家坐大奔的‘一起’，咱不嫌人家快，人家还嫌咱慢呢。还有位忘了是从刚巴黎还是纽约回国度假的女士没坐一会儿就走了，感觉“像是进错了门”。
[3]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观中，阴和阳常常是主次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种等级关系，与其说是人取诸天，不如说天取诸人。自然观好些，阴阳在中医理论中挺平等的。
[4] 如有中医养生专家提出“中老年疾病防治的三纲五常”。还有学者搞了个“新三纲”——自由为立人之纲，正义为立社之纲，民主为立国之纲，很像那些洋女婿穿上缎面盘扣唐装，可惜没流行起来。
[5] “义”也一样，《白虎通》“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只是一家之言。
[6] 读史读到朝臣为皇家立嫡立庶舍命相争、被当庭棍决，先觉好笑但转生敬意：几把老骨头把自己撅了烧火，那遥远的微光又何尝不是最初的法制精神?
[7] 记得少年时读屈原《涉江》，其中“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必将愁苦而终穷”几句至今还记得。有时想想，比起沉江入狱，这真不算多大的人生代价，常人咬咬牙不难做到。不过难易要看总体环境和内心世界，在一个贪欲超常、吮痈成风的时代，少说话多睡觉也许就算仁人义士了。
[8] 就以他较具融资能力的近二十年为总时间，按一天24小时连轴转、一年365天不休息，我用计数器简单除了一下，他平均每小时为自己融资一万块。赖某勇气并不过人，钱藏着不敢花，最后都“上交给了组织”。
[9] 记得上初中时有回在街上碰上同学的母亲，她“嘿，是你小兔崽子!”让我记仇了好几年，后来接触多了才明白这其实她喜爱孩子的一种表达。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老将军们重逢。据说一上来也净是三拳两脚的。
[10] 据澎湃新闻2020-1-15日报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享受按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黑体为笔者所加。
[11] 以垃圾股的格买下一支潜力股若干年后大赚一笔的人，最为股民所艳羡，但股民会把他视为一名幸运的赌徒——“让这丫的抄上了”。
[12] 如前面提到的《将苑》便以“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威制胜”为智。
[13] “情”包括情绪、本能、潜意识、肾上腺激素等，对应的是理性、逻辑、分析之类。女性“情”的含量显然高于“男性”，艺术家想必也高于工程师。“情”和传统伦理中与 “天理”结对的 “人欲”多有交集，跟“义”对家的“利”、“群”对家的“己”不是近亲也是近邻。笔者在这一段里使用的“情”含义不同，“理”也是如此。
[14] 私人生活中，有些事情确实没法太较“真”。不少老公互相交流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永远是错、老婆永远都对，难道她是上帝化了妆、下放到我家来结对子的么?答案是上帝下放到了亿万家。夫妻之间若事事都追究是非曲直，法院除了离婚案什么也别接了。
[15] 这样说，对提倡“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似不太公道，但自由任性的确不在儒家的基本方向上。
[16] 唐代的高适以边塞诗著称，搁今天没准儿能算“战狼诗人”呢，但他也写过这类诗：“迎拜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皆如此。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这类的诗。
[17] 前些年从价值观到社会经济政策都由着一部分人强取豪夺，全然一派自由放任的景象。笔者在《当代思潮名物浅说》中对“自由”做过些分析，批评中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实乃社会达尔文主义。但笔者从不反对在社会公正前提下的自由精神及独立人格。
[18] 《绿色环境和绿色社会》，《绿叶》2010年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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