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丨作为历史上率先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或地区，欧美等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展开的，由此形成了现代文明建制;同时，社会性或社会化进程也在艰难展开，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20世纪以来，在北美和西欧分别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和以社会化为导向的“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这两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分别代表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之间的纷争。然而，不论是市场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还是社会化的“莱茵模式”，它们都臣服于资本逻辑的统治，因而也都无从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或危机。
作者简介丨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欧美等西方世界是历史上率先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或地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资本、资本化或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展开的。尽管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这样那样的社会化要素的制约，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资本化逻辑在西方社会的统治地位，甚至可以说，其社会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资本化进程在社会领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01 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资本化逻辑
（一）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西方现代性的发端
要探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就不能不探讨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以及资本逻辑对于西方社会的决定性支配和影响。
资本主义，一旦从“历史的钟罩”里释放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能够不断自我增殖的经济社会体系，便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统治性法则。所以，在资本主义法则的统治之下，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开启了跨越几个世纪的现代性历史进程。
一是引发西方的金融革命。马克思在谈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衰史时就指出，当“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是“成反比例”的。
二是引发西方的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英国的西欧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厂手工业的时代，也开启了现代工业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史，推动资本主义由商业和金融时代进展到了工业和科技时代。自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自我增殖的经济体系或生产方式，开始全方位地改造传统社会，继而向整个世界扩张，最终促成西方社会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
（二）资本化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社会部门的形成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又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部门的形成过程。一般说来，现代社会的基本部门分别为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部门。
首先，资本逻辑促成了现代市场的产生。相对于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于，它第一次体现了财富积累的本能与财富的生产过程相结合这样一个历史性事实。正是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诞生，促成了欧美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同时促进了以欧美为财富、资本和文明中心的、统一性的现代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其次，资本逻辑促成了现代国家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西欧能够形成，其深层原因在于，城市、工商业和远程贸易推动着当时的西欧在战争与兼并中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局面，统一了民族市场，从而推动西欧各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最后，资本逻辑促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辖制下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准公共领域或准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或市民阶层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现代城市、市场、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症候
西方作为人类历史上首先步入现代文明的地区，其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但资本主义本身始终蕴含着在它自身之内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并为现代文明带来了诸多危机。
首先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从资本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新的统治方式”以来，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就“一直为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货币贬值、动荡的汇率以及其他‘货币病’或‘商业病’所困扰”。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社会体系内在的深刻矛盾和不治之症。
其次是严重的社会撕裂或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基于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体系”，资本主义的积累或增殖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或集中，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或集中，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化、对立或撕裂，导致社会的资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
最后是生态环境的危机或灾难。资源环境生态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的外部条件，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无限扩张不仅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而且还会引发资源枯竭、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
02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化维度
（一）资本主义之替代性议程的社会主义
在西方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曾经为世人许诺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理想，然而在革命胜利之后，真正赢得自由和平等的不是社会化的个人，而是物性化的商品、资本与货币。这种由资本逻辑所统治的现代社会却始终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直接激发了那些追求平等、自由、解放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现代左翼运动的崛起。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继承，是对这一革命的未尽事业的传承和发展。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这个词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症候、社会危机或文明灾难的愤懑，表达了对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的向往。社会主义，作为现代世界的左翼运动，它跟随资本主义跨越了19—20世纪，成为人们反对剥削和歧视、奴役和不公正的斗争的源泉。
自从18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在西方兴起以来，不论是作为激进的革命运动，还是作为保守的改良实践，它都在客观上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以及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危机和历史上罕见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开始吸收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元素，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政策或体制调整，着力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社会化进程。
（二）资本主义之改良性实践的社会政策
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化元素的成长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现代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这是从国家的高度推进社会化因素的生长和发育。
社会政策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率先开启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的先河，这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社会政策，但直至两个世纪后，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才标志着社会福利政策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认为，“社会政策”这一概念起源于德国。社会政策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开始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着手某些改良性的社会实践。
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促成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盛行。此后，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影响和推动欧美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社会福利开始被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之中。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遭遇滞涨危机，西方的社会政策体制和福利国家模式开始遭受严峻挑战，国家干预主义的效率受到普遍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福利社会化的双重压力下，西方各国纷纷改革福利国家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的社会政策体系，开始推动“福利型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变。
（三）作为资本主义之社会化进程的市民阶层
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就是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市民阶层或市民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追溯到这一时期西欧城市工商业繁荣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出现瓦解了传统封建制社会的等级或阶层结构，以及依附于其上的身份意识，逐渐培育出人们的自由意识和权利观念。
现代意义上“市民社会”的生成与近现代城市工商业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它以固定的城市居民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在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城镇，没有城市。城市的出现是12世纪之后的事情，英语中city与town的含义到14世纪才明确区分开来。城市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劳动、就业和生活观念。从公元11、12世纪开始，中世纪的西欧兴起了城市发展和城市复兴运动，这其实是一场争取城市独立、自由和自治权的运动。到了13、14世纪，西欧几乎所有城市都成为独立自治的社会实体，建立了“城市制度”，形成了“城市国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随着工商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到了16世纪，“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从政治上说，已经部分地消除了。”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各主要国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致使市民阶层从原先的“第三等级”上升为“第一等级”，成为国家生活的统治阶层。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无产者或劳动者得到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兴起，现代民族国家便逐渐将这一群体纳入市民社会领域，并赋予他们以相应的公民权利。随着欧美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市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要求开始由政治领域向经济和社会领域扩展，内涵也更为丰富，并且参与塑造国家，表达其社会化的权利诉求。
03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抑或“莱茵模式”？
西方作为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的地区，其背后贯穿的是资本、资本化或资本主义的历史与逻辑，但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又激起社会、社会化或社会主义元素在西方社会的艰难成长，逐渐形成对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修正和改良，形成当代西方社会不同的形态或发展模式。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英美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这两种模式分别代表西方社会内部的资本化和社会化这两种逻辑之争。
（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支配国家的资本主义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起源于英国，并在美国达到它的成熟形式。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曼彻斯特阶段。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首先在18—19世纪的英国形成，这一时期也称曼彻斯特模式。这种模式以市场为本位，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为参照，主张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
第二阶段是凯恩斯主义阶段。以1933年“罗斯福新政”的开启和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美国开始走向以政府的宏观政策和总量调控为基本标志的干预或管制资本主义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美英世界迎来了“里根-撒切尔时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发动了所谓“保守主义革命”。他们重新以市场为本位，解除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削减社会事业或公共服务规模，将市场和资本逻辑引入国家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
纵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史，尽管它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为缓解或克服资本主义所遭遇的危机或各种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调整或革新，但是其基本特征还是一贯的，就是以资本、资本化逻辑主导市场秩序，以市场化逻辑主导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一模式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自由市场秩序;二是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社会政策和福利保障体系。
（二）“莱茵模式”：国家规范的资本主义
作为“社会化的资本主义”，或者按照德国称谓，即“社会市场经济”，“莱茵模式”直接起源于二战之后的欧洲复兴时期。以德国为例，“莱茵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1948—1966)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围绕《基本法》制定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初步确立起经济秩序，以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
第二阶段(1966—1982)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几次全面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也促使联邦德国吸纳了凯恩斯主义关于宏观调控、需求管理和经济干预的思想，将其运用到经济社会政策之中，进而使“莱茵模式”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转换为“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阶段(1982—2000)是政府由全面干预转向减少干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世界遭遇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一方面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缩减政府支出，改革社会政策，将市场原则有限引入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国家制度。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是“莱茵模式”的自我调整阶段。“莱茵模式”国家积极扩张信用，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深化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国家管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与自由市场机制之间协调融合问题。
其实，“莱茵模式”作为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否定，它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德意志近现代史。19世纪上半叶，德国就形成了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传统。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社会政策学派就提出了“政府活动扩张法则”。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187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德国经济由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向，在实践领域以国家管制替代自由放任，以合作原则替代竞争原则，在制度层面形成了劳资共决的企业双层管理架构、为企业提供长期金融支持的全能银行机制、行业间普遍的卡特尔同盟、各类协会和研究机构、普遍化的工会等经济组织。
这个所谓的“社团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就是“莱茵模式”这一“社会市场经济”的前身。“莱茵模式”历经6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试图寻求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市场竞争与国家规范的有效平衡和适当配合，试图在“自由+秩序”和“效率+公平”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以国家规范为手段、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
（三）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化和社会化之争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作为当代西方社会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代表着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化逻辑与社会化要求之间，或者说市场支配国家与国家约束市场之间的冲突和纷争。
毫无疑问，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显然是资本主义模式，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市场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在社会领域，它推崇市场化、商品化和资本化的社会政策或福利体系。
一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以自由市场体系为其制度原型的，这种观点似乎言之成理，但它往往遮蔽了这一模式的一个内在的基本事实，即这一事实所展现的原则“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供给方原则，而是重商主义的举债-金融化的需求扩张原则”，如此一来，这种由资本原则所支配的国家就已经成为经济增殖和市场扩张内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了，因而也就不再是与市场相对立的另一极力量了。美国模式之所以还有活力，乃是因为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本位或储备地位，致使全球70%左右的财富生产为其经济金融化的繁荣和自由创新服务，为其支付不断高企的商业、信用或金融成本。所以，一旦美元丧失其基本地位，美国这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制也就难以为继了。
至于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一般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体制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管理和总量调控政策相结合的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曾经在20世纪70—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滞胀危机期间遭遇严峻挑战。
“莱茵模式”能否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或人道化，能否被视为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问题的发展模式，这一点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一模式的基础仍然是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市场和国家，虽然是国家规范市场甚至约束资本，但国家也已经深度卷入市场、资本和信用的增殖逻辑之中，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和统治。因此，由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国家来规范市场或约束资本，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症候、问题或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莱茵模式”还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都是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都在根本上服从资本法则的统治和支配，一旦遭遇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这两种模式都会面临不可克服的问题。
众所周知，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而且这一危机很可能只是二战之后那种以美国、欧盟与日本等“三合会”国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更深层次危机的预演。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历经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50来年的发展，西方各大经济体，不论是在个人或家庭层面，还是在企业和政府层面，都已经过度的信用化、货币化和资本化了，这是资本的无限积累或扩张逻辑在市场、国家和社会领域的必然表现。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市场推动资源、要素和产品的过度资本化或信用化，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同时导致资源闲置和失业。西方国家为了提高有效需求，一般都会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赤字或负债，进行财政、信用和金融扩张，以实现充分就业，支撑社会福利体系。
当经济体的利润或真实财富的增殖再也无法补偿过度资本化所带来的利息或信用成本的时候，资本主义距离危机的爆发也就为期不远了。因为资本的过剩不止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过剩，而且还表现为资本化的市场关系或经济社会交易体系的过剩，这种过剩危机只能通过系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解决。
2008年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危机时代”非但没有从资本、信用和债务过剩的泥潭中脱离出来，而且越陷越深。不论是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都不可能是解决这场由资本过剩所引发的萧条、衰退或危机的良方。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陷史无前例的过剩危机，致使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即逆全球化，导致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右翼思潮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兴起。
04 结语
纵观西方社会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其背后的主导逻辑或统治法则仍然是资本、资本化或资本主义。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而现代社会总是寻求“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所以，诸如资本的增殖、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乃至科学、技术或工业的革命和永不涸竭的创新，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是外在的、陌生的，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却是内生性的或本质性的。
所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展现的深层逻辑就是资本化的逻辑。这一逻辑不仅表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领域，而且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因此，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又是现代社会之基本部门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世界的社会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资本化的逻辑为其内核与支撑的。
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对治或矫正西方资本主义问题的社会化进程，在其内在性的意义上却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因为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性而言，是为了超越或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症候或问题而形成的历史运动;就其实践性而言，必然要形成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性方案或议程，用更高的社会化逻辑取代资本化逻辑，并且使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法则。
因此，不论是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还是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体制和模式之争，因而在面临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时，尤其在面临其体系性的症候和危机时，基本都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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