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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暴乱背后, 我们都忽视了一场“无革命”的“革命”

尾注(Endnotes) · 2021-01-09 · 来源: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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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运动”的兴起折射资本主义停滞所预示的政治困境,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冲击由新自由主义主体政治化构建的身份政治。众多“非运动”实践都产生了身份“合流”现象。

  【导读】美国当地时间1月6日,数百名示威者占领国会大厦,造成4人死亡。据媒体报道,尽管示威由特朗普教唆而起,事态发展却脱离控制。区别于传统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游行活动,美国骚乱呈现出分散、无组织、自发性的特点。

  本文分析了自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游行示威活动,认为这是自2008年起萌生的“非运动”的持续发酵。这些“非运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化的,而是一种“被动抗争”,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客观失序的主观表达。它们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续的停滞和紧缩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非运动”的兴起折射资本主义停滞所预示的政治困境,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冲击由新自由主义主体政治化构建的身份政治。众多“非运动”实践都产生了身份“合流”现象。通过集体宣泄对封城、弗洛伊德之死、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现象的不满,人们跨越了因瓦解而变得模糊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上百万人的自发性行动。作者指出,有意思的是,当活动家们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借助种族来区分人群(或者借由种族身份来制造所谓的多元化格局)时,他们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们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运动。

  本文转自“澎湃思想市场”,原发表于《尾注》,由澎湃思想市场组织编译。《尾注》(Endnotes)是驻扎在德、英、美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前进吧,野蛮人!

  ——全球抗争与我们时代的“非运动”

  2020年五月初,反对饥饿的示威游行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封城让人们没有了收入,使得他们陷入饥饿之中。当月晚些时候,墨西哥则爆发了另一场示威活动,起因是一位因为没戴口罩而被捕的建筑工人吉奥瓦尼·洛佩兹(Giovanni López )为警察所杀;同时在印度,成千上万绝望的外来劳工也打破了宵禁规定。美国和德国一些亚马逊仓库的工人们已经开始罢工,以抗议糟糕的应对新冠疫情的卫生安全规定。然而针对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的工人运动声浪随后很快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在五月底,人们收看了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现场视频后,因愤怒而点燃的一场席卷美国的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后者最初主要由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居民主导,但很快就有来自各地、各种族、各阶层的美国民众加入其中。

  起初,新冠病毒的出现看起来意味着阶级斗争将暂时停滞,或者至少会赋予压迫者及其机制以额外的资源手段。而事实上,一如朱利安·顾巴(Julien Coupat)近来所主张的那样,封城的确表现出“一种新的管治与生产模式,一种特定类型的人。”因为封锁的缘故,撼动智利的大规模运动被打散,法国因养老金改革爆发的长期总罢工也戛然而止。但没过多久,世界各地的群众又打破了让近一半人禁足,且让世界经济陷入巨大衰退的宵禁和封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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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外火光一片)

  几乎在美国因抗议弗洛伊德遇害而爆发大规模示威的同时,成千上万要求获得经济援助的巴西人从圣保罗的贫民窟游行到州长官邸,而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的群众敲打着瓶瓶罐罐走上街头,以抗议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并要求结束封锁令。七月,成百上千塞尔维亚群众因为政府重新开启宵禁而冲击了议会,而在埃塞俄比亚,流行歌手哈卡鲁·洪德萨(Haacaaluu Hundeessaa)遇害,引爆了一轮暴力示威,以致超过150人丧生。接下来的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的邻国肯尼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首都内罗毕的贫民窟民众奋起反抗在宵禁执法过程中杀害了至少20人的警方;而白俄罗斯则在一场一如既往地将权力交到卢卡申科手中的选举过后,面临着示威、动乱和罢工的冲击。九月,哥伦比亚律师奥多内斯(Javier Ordóñez)被警察电击致死,又让该国见证了新一轮的动乱;马德里和那不勒斯的工人阶级社区则起来反抗警方和封城令。本文写作期间正值尼日利亚的另一轮大规模示威活动,目的在于抗议暴力执法和腐败的警方,而同时印度则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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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1960-2020)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或许映射出了人类面对一系列机制的蜕变(metanoia)(一种变化或转向),这套机制和陈规无法再将我们所属的物种顺利地改造为除了雇佣劳动力和资本之外无处栖息的动物。历经数十年的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高企后,我们如今正处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之中(见图1)。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有记录的72年来最严重的月度失业率”,而同时英格兰银行则警告称“英国将面临1706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印度法里达巴德(Faridabad)的同志们最近宣称“资本正在狼狈地撤退。资本如今极度虚弱。它正摇摇欲坠。”这种判断或许过于乐观了,但如今非常明显的是,这种经济模式所生产出的“特定类型的人”并非基于社交距离和自我监管上的孤立个体,而是一群心怀不满、准备反抗的人们。他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上街头,是因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异化以及警方而感到愤怒所导致的、一波多种身份认同的合流(confusion)。

  “非运动”的全球累加  

  预言新冠大流行的后果还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引发的抗议大潮时代还未结束。给当年——借用奥巴马的话——希望与改变的梦想带来生机的大多数抗争要么是为国家的镇压瓦解并演变为内战,要么是变成政党以求插手管理我们这个世界已停滞不前的经济。但如果说希冀改变是幼稚的,那也只是因为真正的改变,在ISIS的崛起中,在塞西在埃及的政变中,以及在新民粹主义的大肆扩散并让特朗普、维克托·奥尔班、博索纳罗甚至马克龙和鲍里斯·约翰逊等政治强人掌权的过程中,展露了它们梦魇般的底色。

  一些人试图通过经典的“革命-反革命”辩证法来理解自占领华尔街到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变化。然而,我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否见证了某种“反革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特朗普们只会激化冲突和分裂,以至于秩序派也会暴露出自己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事实。这批新民粹主义分子无力打造任何真正的霸权,而只能够造成人群的对立。

  拜登的胜选表明,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但这个星球上的拜登们也只能加深分裂,最终剥掉民主进程的合法性。如果存在一种非自由化的发展进程,那势必也会受制于各国当局对于抗议运动所采取的日益严苛的打压手段,一如我们如今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抗议者要求获得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以及和平、秩序和安全,而这是特朗普们、拜登们,哪怕桑德斯们都无法给予的。图2右轴的指标(绿色线条)显示,2008年到2019年间,全球范围内的抗争以每年11%的幅度增加中。左轴(红色线条)则借由衡量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满意度,展示了自2008年以来政体合法性的逐步下跌。这张图片清楚地表明,自2020年5月份以来出现的新一轮抗争运动意味着我们正在朝一个更具破坏性的十年走去。抗争并非刚走在来的路上,它已经来了,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年复一年以更大的强度展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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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ll countries 2000-2020)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稳步走向一个意味着革命将不可避免的“欧米伽点(omega point)”。这些运动可能只是单纯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无法管治的世界。但我们也可以在今天重复和坚持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1972年所说的:“在五月风暴过后,生产革命者的运动出现了。”全世界的人们如果不是在抛弃资本的话,起码也是在表达他们对于现状真切的不满。2008年以来抗议运动的累加所折射出的是拥有大规模动员和真实表达异见的人员的增长,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地会开始“理解革命的现实需求。”因而即便我们当前的时代在短期内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但从根本上讲它也具有破坏性且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决裂。斗争,以及随之产生的受反抗乃至革命需求所洗礼的人员的累加,是任何关于战胜资本主义的严肃讨论的先决条件。

  没错,革命并非是一所学校,我们也不能指望像相信个体记忆(或误读)那样相信集体记忆。但过去十年来社会不满的累加似乎仍在持续,并且,日益形塑了斗争的地景。这不仅仅是因为反政府运动已经重整了政治生态,一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马克龙的前进党的例子一样,后者组织集会并复刻2011年那套非左非右的说辞。这也不仅是因为广场运动、青年抗争和类似的运动为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的出现打下基础,并且扩散了杰里米·科尔宾和伯尼·桑德斯的愿景(与之相伴的,是民族主义右翼增长实为民粹主义转向这一事实)。不,我们坚持认为自2008年来,社会不满的累加标志着阶级斗争的持续加剧,理由很简单,因为自2011年来的运动大多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失败,要么最多宣称获得了惨胜,但变革的幽灵并没有被驱散。

  相反,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政府状态说明了大规模的抗议、动乱以及(值得强调的)罢工潮已经成为了新的常态。比方说在智利,从2006年那场成千上万高中生因要求免费交通和教育改革而瘫痪教育系统的和平革命(la revolución pingüina),到2011年更加暴力和普遍的抗争。再到2019年群众涌向街头表达对皮涅拉总统的愤怒,最终导致了宪法的全面修改。类似的轨迹也可以在其他很多国家找到,例如在美国,紧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是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后者则为今年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扫清了进路。大规模的抗争和激烈的社会冲突正在变成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稀松平常的面向,哪怕是激进左翼都认为它们无法企及其订下的高标准:它们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动,太不正规,太民族主义,太屈从于现状,或是太耽于身份政治。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事实上我们自2008年所见证的,是美国伊朗裔社会学家贝亚特(Asef Bayat)所说的“非运动”(non-movements),即“分散的、无组织的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持续发展。这些非运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化的。它们更接近于卡马特最近所说的“被动抗争”(passive revolts):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客观失序的主观表达。它们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续的停滞和紧缩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这是一种在民主合法性的衰退中日益上升的非运动的集结,覆盖了数量前所未有的人群,足以使我们把当前时代的趋势称之为不通过革命而进行的革命者生产。

  有关非运动的例子,贝亚特列举的是埃及无组织的贫困人群斗争,土耳其青年为恢复及实现他们理想生活方式所作的斗争,以及智利、印度和美国的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呼吁性别平等的斗争等。在这些斗争中,“诉求的实践(claim-making practices)”使得他们能够感受“直接的行动,而不是对当局施压以使其让步——后者是既有有组织社会运动的常用手段(例如劳工或环境运动)。”

  这种实践通常会披上身份认同的外衣。就像工人阶级从属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后者经由沿着阶级界线划分出的政治场域造成的两极分化而生成,如今的阶级分裂也塑造了非运动的基准。在一个债务作主的时代,大量人口处于没有储蓄甚至是负债状态下,阶级分化瓦解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基础,还包括民主制度。因而今天对于无产阶级,乃至越来越多落入其中的中产阶级们来说,转用别的分类标准来厘定自己在日益崩解的世界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是合理的。阶级依然是我们进行区分的主要参照,但今天决定阶级归属的已经包括很多不同的变量,例如年龄、性别、地理、种族或宗教等,它们既是社会斗争的渠道也为其设限,并且让身份政治演变为阶级斗争的真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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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智利圣地亚哥的抗争)

  正如我们在下文阐明的那样,我们并不想摈弃、谴责或谬赞身份政治,也不会将其与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混淆在一起。然而需要承认的是,非运动有着自由化的一面,因为它们所直面的是当前时代的非自由趋势。例如,法国的抗议者们当前所反对的是针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新一轮严苛管控,包括一项不得拍摄警方影像的禁令。我们也可以说非运动的基础是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在描述意大利70年代的自治运动时所说的“地鼠部落”(the tribe of moles),但它们的形式也表现出了一度为拉什(Christopher Lasch)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哀叹的社会的亚文化化和婴儿化。与此同时,身份的合流也削弱了交叉性视角下将阶级视作一种身份认同的理论,因为正是裂解的阶级结构使得身份认同成为停滞不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政治范畴。

  此外,针对身份政治的外部批评并无必要,因为非运动本身就对其在日常实践中显示出的局限展开了内在的批判。它们揭示了人们如何在经济必要性之外的范畴中构想现实,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同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机制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斗争。对我们而言,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义主体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对该主体来说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会赋予其力量又会反过来削弱它。这种政治不能被简单地对应到“真实的(real)与建构的(social)、“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革命”与“改良”的战略划分上,因为其在斗争中的可操作性导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斗争本身引发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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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游行)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争,以及在美国被恰当地命名为“大觉醒” (Great Awokening, 注:wokeness特指在种族方面有进步意识,认同有色人种的抗争)的种族态度转变,正是这种模式的表现之一,且揭示的是非运动的人类学性质。很大程度上,我们正在目睹的,是针对不再适用于去工业化下的无产者们的种种道德观念、代表方式和生产模式的叩问。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为上百万计的人们走上街头并且被他们集体宣泄的愤怒和厌恶所改变,但却(尚)未能够出现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一致的概念。非运动所指向的是我们时代的破坏性内核,是资本主义停滞所预示的政治危机这一事实,以及相应的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的终结。

  按照卡尔·施密特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是在非组织的民众和国家之间的调解。这种运动试图组织或动员行政或政治范畴下的“人民”,后者被用以超越区分既定民族的身份认同,因而这种运动通常会通过暴力压制特定群体的利益乃至群体本身。与之相反,非运动表达的是与身份政治相对的维度,它们并不生成人民,也很少表述清晰且政治的或积极的诉求。要不然它们就是生产无止境的局部诉求,或者时不时推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诉求——也因此它们就像九头蛇一般,其诸多诉求都无法自洽,但其存在是短促却又暴力的。

  当然,在我们所目睹的全球各地诸多囊括了大量无产者和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的非运动之中,有许多都企图将它们自身构建为一个新主体。它们有时候会联结政党、工会,以及其他一度属于社运和意识形态世界、如今又大多作为亚文化奇怪构成存在的组织。诚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又回归了。但就像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所指出的,像黄背心运动那样,非运动往往只能够动员乌合之众(rabble)以破坏现状。它们促成大规模的宪法修订,扳倒政府,迫使总统或总理们辞职(就像最近在智利、秘鲁和危地马拉所发生的)。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停滞中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它们的作用又是让这种停滞变得无法管治,那非运动所指向的就是一种走出工人运动之废墟的普世主义的需求。

  在这个身份定义阶级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愤怒是黄色的(如黄背心运动)或黑色的(如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而非红色的。加斯帕·米洛什·塔马什(Gáspár Miklós Tamás)所描述的从工人世界到无产者的世界的演变轨迹已经让阶级斗争超越了传统形式和政治话术。但我们所要阐述的要点并不仅是再一次说明全球的工人运动自1970年代以来已经日渐式微,阶级构成本身消极地揭露出其自身的裂解,因此新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塑了抗议和重组了社会运动。我们想强调的是非运动的逻辑所表达出的“身份政治”的相对维度以及社会基础,无论它源自右翼或是左翼。与其念叨一连串身份认同这种无稽之谈,关键还是在于一个日益具有破坏性的现状是如何为身份问题所命中的,并指出任何关于解放的讨论都需要立足于这一点。

  我们如今所目睹的是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混乱。这种混乱既可以在美国看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推倒雕像,加入到黑人无产者和大量白人民兵的阵线中以对抗警察;这种混乱也可以在法国看到,那里的工人们一度在街头合唱国际歌但如今更多高喊“Aou! Aou! Aou!”(来自扎克·施耐德的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这一口号,在挥舞法国国旗的同时又不忘亵渎法国最具爱国主义气息的纪念碑:凯旋门。随着这些令人困惑的口号或标志的使用,非运动宣称它们站在反对国家(或帝国)的“野蛮人”(barbarians)的一边,并开始质疑一套无法再带来福利或繁荣的生产模式。他们表达了对于一种能够再造日常状态的新方式的诉求,使得全世界的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起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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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Latin America 2000-2020)

  合流与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  

  非运动的一个统一特征是它们在停滞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斗争(见图1)。就像资本主义的招牌滞涨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那样,如今的停滞和去工业化也让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力量逐渐弱化,先是通过转向右翼,再经由其自身的泛希化(pasokification,指中间派的瓦解——译注)。与之相应的是非自由政党的崛起以及自2008年以来出现的严苛的紧缩政策。作为回应,我们可以看到非运动中破坏性的一面,它既来自自由派的价值观念,也来自在日益分化的碎片化中而倍感绝望的无产者们的基础需求。但这种碎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分裂。相反,它常常会使得人们集结成为真实但又薄弱的联盟。在这种联盟中,非运动们转变为维克托·哈拉(Victor Jara)的歌曲——“和平生活的权利”——这并非因为他们认同这首歌里所咏唱的英雄,而是因为和平乃至秩序在这个越发灾难性的世界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激进的诉求。

  非运动不仅是动乱或者占领广场等运动的爆发,在这些运动中,被剥夺权利的中产阶级以及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来自郊区和穷乡僻壤的人们,伊斯兰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民兵们和贫穷的黑人,都多多少少能够挽起手臂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并开始瓦解彼此区隔的状态。非运动还指向一系列的习惯与经历,一种使如此壮观的撕裂和暴力得以可能的日常政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的主力军为白人,且他的死亡催生了反对特朗普的大规模抗争这一事实,揭示的是让非运动得以合流,且超越抗争本身的社会学和人口学意义上的变化。

  即便是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反映了既定社会现实的正式组织,也应该拾起非运动的逻辑。这一点可以从法国工会的变化上观察到,后者最初对黄背心运动充满敌意,但后来又在2019年9月融入了这轮非运动之中,当时他们开始采取罢工等手段对抗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从这一点上讲,非运动占据了斗争的领导权,但也仅在其能反映更大规模的代表性危机时奏效。如此说来,非运动更应被描述为一种解制(destituent)的过程而非建构(constituent)的过程。但与那些将贫困及绝望(destitution)过分抬高为一种积极的或革命的进路的观点不同,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当下每一种力量都在解制,资本的流动也好,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好,都在让政治秩序变得难以管治。

  这种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也体现在非运动的构成中,作为对于严苛的或日益非理性的管治,尤其是对警察暴力的回应。近几十年来,任何国家的多数工人、学生、失业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腐败政策的受害者,这些政策将日益衰减的国家资源分配给体制内精英们。尽管这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会是大规模愤怒的源头,但随着如今国家政治沦为对一成不变的或不断缩小的利益蛋糕的争夺,这种愤怒加剧了;而当紧缩开支的宣传四处可见之时,这种分配中的任何不公平都变得更加无法容忍。这一点,一如我们会在下文提出的,也是为何今天的非运动会如此频繁地针对警察,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反种族主义会在美国成为如此核心的动员力量。

  然而,每一轮群众动员所要面临的,是超越消极联合(针对种族主义、警察、精英的联合)以达成积极且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或政治力量的能力局限。身份政治的永恒困扰正是这种局限的症候:一轮由于其赋权对象的原子化和碎片化,而无法体现和维持自身存在的斗争。某些时候,每一波斗争都会碰撞和瓦解在这些碎片上。非运动倾向于既攻击某个国家(state),又把自己从中这个国家之中抽离,而在非运动的构想中,这些国家又是抽离于非运动的。从这一点上讲,美国人要求的“削减警费”(defund the police)反映出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趋势(在很多层面上看都是一种进步),不再寻求接管国家权力,而只是与国家机器抗衡——以紧缩应对紧缩(austerity against austerity)

  传统的运动围绕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真正的共同体,如工会、大型政党或社会主义国家而形成,而自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运动表达出的则是日益原子化的人们的集体欲求。但虽说传统运动年代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但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身份认同的终结。相反,身份在日益多元化和亚文化化的经济之中激增,一如泰勒·科文(Tyler Cowen)所提出的,平均(the average)已经不复存在。再也没有什么稳定的中心,有的只是一个高度割裂的、重组了诸如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传统社运基底的阶级结构。自2008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揭示的则是不断深化的身份认同的合流。

  正如我们一再申明的,非运动扎根于资本主义停滞状态中,是对更加普遍的失序的主观表达。单单是抗议和动乱的数量——还有它们的常态化——就将我们的时代与其他时代,例如说反全球化的年代区分开来。这也是为何我们会说全球规模的革命者的产出会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标志。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和不同身份认同分层的人们,正在反感、恐惧和愤怒中直面统治秩序,并逐渐开始捍卫他们“逃离”无法负担的资本主义生活的权利。他们是没有革命的革命者,但在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对抗以及在对共同体的渴求中,非运动也表达出了与资本逻辑相抵触的一面。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政治——以传统的敌对与分裂形式——卷土重来。如今,身份政治宣告的是政治的归来而非后政治(post-political)时代(就像很多批评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所宣称的那样)的诞生。但政治已无法再制造出任何有意义的稳定状态了。它将人们对立起来,并且要么是让国家走向内战,要么也起码会加剧冲突和分裂。虽说身份政治代表着所谓共同体的消失,我们却也很少看到渴望重回社会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世界的念头,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在非运动所表达出的自由化需求的基础上出现的,对共同体式实存的渴求。尽管看上去很奇怪,但自由主义和觉醒在大量左翼变得日益保守且倒向为右翼助力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正因如此,我们想宽慰忧心忡忡的读者们,他们可能会问:我们又怎么能够确信,当前时代的失序不会单纯地把我们推向一个加剧我们如今所见证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鸿沟的极权主义秩序呢?阿拉伯之春最终不就导致了独裁和战争吗?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就预演了特朗普的上台吗?巴西的反对交通票价上涨的斗争引发了反腐败抗议,但不也为博索纳罗的上台铺平道路吗?身份认同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斗争不是在把我们推向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吗?的确,非自由主义和法西斯的力量正在积蓄着,但把它们的崛起归因于非运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我们时代失序的表现,而左翼和右翼民粹分子则都在试图利用这一点。

  还有,像瑞典和丹麦这种由左翼政府统治的国家出现了边境关停、民族主义转向以及严苛的难民政策,以及像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出现的右翼民粹分子的胜利,都明确揭示了在没有被非运动冲击到的地方所出现的非自由化的发展。在这个生产停滞且去工业化的世界里,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太轻易地借由语言、文化和工作构建起公民身份。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被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动员起来,而被导向针对警察——在无法管治的秩序下专干脏活的人——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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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Europe 2000-2020)

  新的世界失序

  贝亚特把非运动的出现与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用以描述上世纪8、90年代东欧剧变的“refolution”,即通过暴力革命达成自由化改革,加以比较。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先例,但艾什和贝亚特却都没有意识到其重要的原因。艾什没有看到的是东欧的运动是对于苏联解体的回应,后者预示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危机。而自此之后,西方世界也开始在自身滞涨和去工业化等方面追赶这些苏东国家(见[上篇]图1)。

  二战结束后的头一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顽固的派系领导阿马德乌·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写下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导向的基础(Tracciato d'impostazione /Fundamentals for a Marxist Orientation)的一篇文章。博尔迪加试图澄清的是,在“民主资本主义”(demo-capitalism)占据主导地位,且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则失去了它最初作为预言社会变革的、激进的实验性的科学的意义,这种情形下革命运动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个革命派系而言,反法西斯主义、民主以及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业已成为任何足以被称作共产主义的观点的最大阻碍。他哀叹道,如今连“极度保守的资产阶级组织也胆敢自诩为无产阶级政党了。”盟军在1945年的胜利不仅致使欧洲革命的前景暗淡,还把最初的共产主义想象重塑为了民主主义,后者最终导致的是无产阶级与工人运动的疏离。因此,早在托马斯·皮凯蒂警告“婆罗门左派”(the Brahmin left)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前,博尔迪加就已经宣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变成属于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更糟的情况会是变成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制的辩护工具。

  博尔迪加或许会同意马里奥·特伦迪(Mario Tronti),后者坚称“工人运动并非是被资本主义击败的,而是输给了民主制。”然而,博尔迪加则主张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给自身败给民主制埋下了伏笔。博尔迪加对战后的判断会帮助我们理解非运动的成长,这些非运动常常为了看似自由化的价值观而战,自下而上地向国家施加压力,而与此同时也映射出管治阶层危机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失序贯穿了我们这个时代,而这种危机正在摧毁漫长和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基础,这种和平一度中断了在前一个时代开展的革命。

  特朗普、博索纳罗、杜特尔特、莫迪、奥尔班、普京甚至马克龙的崛起揭示出现状其实是一种破坏(disruption),是大卫·兰尼(David Ranney)所说的“新的世界失序”(A New World Disorder)就像最近在波兰和美国所发生的,选举越来越多地在所谓“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两者的差距非常小,而更为典型的是年龄和教育程度取代阶级成为塑造政党忠诚度的决定因素。地球上的特朗普们在人群中,甚至是在统治阶级中制造分裂,让彼此互相抗衡,并且揭示出为自由民主而战很容易被激进化,就像革命者很容易被拉拢为准备拿起石头、盾牌和雨伞的黑衣人,为民主现状而战一样。例如,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就成为了一种反抗各地新民粹主义领导人及其独裁统治的渠道。但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立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博尔迪加所说的“反形式”(anti-formist)的倾向,这种倾向加剧了冲突且重塑了当前秩序的社会形式。

  如果我们采用博尔迪加的方法,那就可以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表达出对现状的不满,即“反形式”的逐年发展。博尔迪加的革命战争之梦已经成为(或者早已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它无法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奠定基础。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表明,战争可以如此轻易地将革命群众组织转化为一场金钱、军火和雇佣兵的骗局。

  如果抗争是为了避免滑入战争或民主这两种陷阱,那么有必要提出一种策略性的视角,以直面无产阶级内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分裂,包括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分裂。我们可以打赌说封城的经济后果已经开始迫使人们走到一起以对抗停滞和恶化的经济,且这种后果会进一步导致世界各地显而易见的身份认同的合流。有时候,合流带来的不确定性看起来会很可怕,这也是为什么那不勒斯的青年们在抗议封城时会感到有必要声明“我们是工人,不是法西斯分子。”但非运动勇气可嘉,它们挑战了警察暴力、封城以及对新冠病度的恐惧,所做的仅仅是让人们团结起来走上街头。这种对以滞后性和相应的灾难性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常态的责问,将会变得越发重要,因为经济将持续停滞下去,而非运动也会被推向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前进方向。

  因此,这种策略性的思考还需要想想非运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以最终掌握对资本主义停滞/去工业化的主导权,并为其所含括的新世界打下基础。为了生存,非运动必须激发出对某种生命形式(life-forms)的创造,从而不再依托金钱和雇佣劳动力便可生存下去。这也意味着需要发展对生产方式的新的用法,以之作为对抗资本的工具——该工具不仅将我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还使得大家能够共享让人们能够不再单纯苟活的劳动。一如Angry Workers of the World近来所描述的,最直接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人都“在相应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能够在付出更少劳动的情况下拿到足够的收入”。

  然而,愿意生活在这样一种由资本主义所扶植或禁绝的、去工业化状态管治下的共同体之中的人们,或许只能够通过当前时代(不妨挑衅一点地说)跨阶级的混杂形式而被制造出来。无产者、学生以及中产阶级被迫一同走向街头。但除非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特定利益,与世界上处于颠沛状态或失业的人们联手,否则他们的权利主张将导致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因此,虽说有必要“扎根”于无产阶级生活,从而使得挣扎中的工人能够跨越国际联结彼此,但同样重要的是将工作场所与非运动联系起来,后者的发展跨越了大多数群体乃至阶级的界限。这方面的失败将复刻此前的分裂,使得各个阶级被划分到彼此不同但鲜有利益冲突的区隔之中。无疑,这种既让全世界的无产者们集结成微弱的联盟又在其中制造分裂的摇摆状态,正是我们当前时代这头衰颓的比希摩斯(Behemoths)和失败的利维坦的特征。

  当下,一种病毒正在让文明机器几近陷入停顿。它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在不采取经济停摆的情况下保护生命,而这些经济活动早已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鉴于我们既不试图也没办法再造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基底的增长机制,那么前路就只有一条,就像博尔迪加主义者们在1953年所提出的,为了一种激进的“资本的’去投入’”(de-investment of capital)而奋斗。对博尔迪加而言,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相对于消费品分配的比例减少了”,且我们准备的是一个“生产不足(under-production)的计划,即把生产集中在必要选项上。”这种“去投入”和生产不足的结合业已通过封锁(以及长期以来的经济停滞)证明了自己的可行之处。但要想掌控资本主义的衰退,就需要解决那些在非运动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产生的、奇怪但又趋同的社会问题。

  智利的高中生们抗议交通费涨了30比索,而这演变为反对实行了30年的新自由主义宪政体制的群众运动,并最终在2020年10月达成了对宪法的大规模修订:“不止是30比索,而是整整30年(No son 30 pesos son 30 años)。”在法国,一场反对燃油费涨价的抗议很快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动员,以反对不平等以及专制政府强制采取的经济紧缩手段。而当斗争激化且很多初始目标都已经达成之后——往往是压迫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以抗议警察暴力——非运动揭示了一个团结的要点,在于它们都是由经济停滞所产生的,或至少是受到停滞左右的。如此一来,非运动中的身份认同合流就能让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它们即经济衰退下的主观表达。我们已经指出,在如今这个时代,阶级意识无非是资本的意识。而反过来,这一点在今天所指出的就是,资本主义是没有未来的这一愈发明显的事实。而当黄背心的参与者们在说“世界末日,每月月底”(end of the world, end of the month)时,不仅是想说他们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毁灭可能,还想指出这个世界和这种生活的终结是创造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必要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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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0-2020)

  现在我们都是杂种

  我们所目击到的挥舞国旗唱着国歌试图冲击凯旋门的行为,以及在美国时不时不分是非地推倒雕像的行为,都指涉了一种更加广义的所谓反政治的模式。但与从阿拉伯之春到黄背心运动再到黑命攸关等当代的非运动一样,针对警察的愤怒往往意味着更加普遍的对政治的愤怒。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警察是国家压迫的最直接反映,是在街头直面的对手。如果说雕像是静止的国家象征,那么警察则是活生生的象征,而在一个经济紧缩且疫病大流行的年代里,后者显得更加明显。随着国家已经在保护民众免受多重危机冲击时的无力,国家开始通过对民众的约束来遏制危机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将其功能缩减到了管治这一项之上。

  如此一来,在法国流传的口号“人人都讨厌警察”或许在更广义的层面指向了现代国家的非法化。警察暴力、隔离、社交距离以及封锁措施(以及一些政客试图重开经济的愿望)正在激发新一轮社会异见。近来的紧缩政策也让很多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警察沦为了堕落与暴力的代表,他们在那里的贫困及工人社区成为了国家化身。相应地,近来的调查结果表明对于警察的信任度也已经下跌,这些苗头包括警察已经越发成为无产阶级和少数族裔、小资产阶级乃至富人们共同的仇恨对象。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人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警察暴力的存在。普遍来讲,警察都是暴力的,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且鼓励专制的人格,也因为警察承担的保护财产的角色常常使得他们如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变成工人阶级天然的敌人。但警察暴力也会在最初确保紧缩政策以及如今确保封锁政策施行的过程中,随着其职权的扩大而加剧。在警力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时间和资源都变得有限的警官个体都会更加果决地采用立竿见影的或惩戒性的处罚手段。而暴力执法的升级反过来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受害者和旁观者对于警方的敌意日益增加。

  此外,被憎恶的经历也会在警察内部产生某种“亚文化”身份认同——与很多反抗他们的人群并无二致:一种被包围的少数群体的感觉(蓝命攸关“blue lives matter”),这也会恶化他们执法的暴力程度。当他们既无法感受到来自被他们规训的无产者的尊重,也无法感受到来自被他们所保护的富人的尊重时,他们也会出现愤世嫉俗的倾向。警察以不受惩罚地残酷执法来炫耀“文明”规章为乐趣。借用《李尔王》里埃德蒙的对白,警察们“为杂种们挺身而出”(stand up for bastards)。

  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这种无耻的暴行,这种可能性会带来真正的法西斯危险,并产生出可以理解的反法西斯和反警察的反应。但就像卡马特在1968年就已经指出的:“把非人道的都划归到社会的一部分中,再把人道的都划到另一部分中,这么做是危险的。”在卡马特看来,把我们的攻击集中在警察身上是“延续某种仪式——警察在其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战胜的征服者的角色”。与其将攻击警察认定为反抗的既定策略,我们倒不如想想如何从策略上绕开警察,甚至好好利用敌营内部的潜在矛盾。  

  最终,被非运动剥去合法性的不仅是警察,还有整个世界范围内把自身功能缩减到治安范畴的政治。通过剥去整个系统的合法性,非运动可以最为有效地抵抗警察。就像最近很多时候发生的,这么做会引发对内战的担忧,因为这预示着军队已经完成部署。而到最后,打消这种担忧的只能是叛变。就像士兵必须叛逃(传统上这是革命要成功的必要条件)那样,警察和安全系统的叛变——如2000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所谓推土机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将越发需要超越敌意,以让非运动得以回归到它们最初开始超越的种类、身份和角色的合流之中。

  削减警费所设想的是,如果把花在警察和监狱上的钱都重新分配到其他公共服务上的话,就能够解决本该由警察来管控的潜在社会问题。但这么做忽略的是警察和监狱其实是最为廉价的公共服务,它们本身就是紧缩政策的写照,也因此这么做对解决再分配问题无甚裨益。从实操角度来看,取缔警察常常意味着用其他机制来取代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用专业的调解人员、社工和私家保镖等),但这么一来同样的弊病也可能会出现。但即便是更加激进的取缔论调,在面对国家抛给警察的真正社会问题时也同样会犯错。那种让受害者决定处罚和“责任”(accountability)的做法只会复刻当前监狱政体的处罚偏见。但尽管对减少伤害和对弥合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都超越了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够认同(遑论承担)的范围。因为这会促使人们意识到,修补(repair)和赔偿(reparation,偿清一个人的债务意味着将自己赎出人际关系之外)不是一回事,并且资本主义让我们全都变成了杂种(尽管我们都不单单只是杂种)。

  削减警费这一口号会在一个拥有相对暴力的警察系统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私刑传统的国家喊出来,或许也不奇怪。“有组织的遗弃”会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政治被缩减到警政时,警察的不在场(absence)就像其在场(presence)一样政治化。这种作为不在场的在场的政治可以对应出许多例子,不仅是对美国狂野西部的想象,也包括很多由战争带来的局面(包括内战及其他),还包括很多被国家遗弃的贫困社区,例如由黑帮打理的巴西贫民窟。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例子也出现在吉姆·克劳法下的南方(Jim Crow South),那儿的警察常常拒绝进入黑人社区,除非有白人报警说他们是黑人犯罪的受害者。近期的案例则包括在一些美国城市出现的“无警区”(cop-free zones),例如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像有些参与者宣称的)的西雅图的国会山自治区(CHAZ),那里的杀人率可能会是世界上最高的。芝加哥的南部的凶杀率一度和巴西今年夏天的水平相当,对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取缔警察却又不取缔资本主义制度时情况会变成什么样。芝加哥大学位于海德公园,这里一块被该城市南部贫困社区环绕的富裕孤岛,那里的私人“警察”获得的经费比起周边所有辖区加起来的还要多。毕竟对于有钱人而言,私警终究是更加划算的安排: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为什么还要把税金撒在保护整个城市的警力上呢?

  在示威者的压力之下,明尼阿波利斯议会在2020年6月不仅投票通过削减警费,还中止了警务活动。尽管看起来他们会食言,但如果他们采取和新泽西州卡姆登一样的取缔模式的话,那最多也就是给警察换个名头而已。更加激进的废警想法有时会被民间武装分子兜售,他们整个夏天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上巡逻,以寻找传说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劫犯”。对自身经历的迥然不同的描述揭示了暴力问题的复杂性,它在活动家、店主和犯罪率高企社区的居民眼中的面貌都有所不同。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斗争本身很容易成为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消极表现,而这正是特朗普们想要激化的。就像阿甘本就2013年的雅典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无政府是权力的无政府(true anarchy is the anarchy of power)。”这一点或许可以从智利抗争的一个流行口号体现出来:“我们并非在战争中(No estamos en Guerra)。”这句口号针对的是皮涅拉总统,他在2019年10月的一场演讲中公然宣称:“我们正处在和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的战争中,这个敌人会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在这个例子以及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世界上的非运动似乎矛盾地代表了秩序派,然而警察却变成了无政府派的武装力量,并会加剧我们这个世界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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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glo-Saxon countries 2000-2020)

  一门物种(Species)的科学  

  在《尾注》第三期的《待命航线》一文里,我们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麻烦描述为将散落的无产阶级(以及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碎片组合为广场上的同一股力量的问题。如今回想起来,它们都是非运动大潮刚刚涨起时的信号。但“组合的问题”(problem of composition)更常被理解为一种“身份政治”的问题,后者似乎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的消亡而出现的。

  但要说反身份政治是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产物的话也有些许夸张。许多批评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认为,工人运动的残余力量,依然可以围绕着一个身份问题而集结起来,即从未远离其核心的“公民民族主义”(citizen nationalism)。但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只有右翼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壮大起来。然而,“身份政治”并非只是一个在社民左翼头顶上游荡的幽灵。事实上,这个词已经变成一种几近普遍化的贬义词了。即便是那些最“清醒”的人也开始采用同样的术语(或同义词)来批评那些试图缝合不必要的分裂的人,或者是那些用可疑的说辞来代表被压迫者中处境较好的亚群体(sub-groups)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身份政治”指涉的不仅是当代非运动所要面对的一系列局限。在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身份政治构成的是今天大多数斗争的基础,以及由此引发的必须直面的种种局限。

  非运动的核心组织原则是他们对普遍的不公或腐败,特别是对警察、政客或精英的愤怒和厌恶。但是在斗争的演变过程中,这种负面的团结(通过敌意达成的团结)是不够的。我们通过对于何为错的共同感觉判断而达成团结,但又恰恰限制于这种与“错”之间的关系,要超越这种限制只能依靠阐明关于“对”的共同愿景。此外,我们在愤怒和愤慨的旗号下走到一起,但其背后关乎利益和忠诚的真实分裂却被掩盖。这种分裂有些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让它们在暴力中被感知到。这在不仅仅是针对既定的敌人的斗争,而且作为为了特定阶级群体(例如黑人、原住民、青年、移民等)而战的斗争时也表现得很清楚,这些特定群体会将自己表现为最饱受剥削或最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来代表整体。

  如今这样一个整体是无法被代表的,以至于一些身份政治倾向于描述阶级斗争在既定工作场所或既定阶级构成之中的潜能与局限。的确,这样的斗争只能够借助直面和混淆让工人阶级深陷其中的身份认同区隔,从而来延展自身。阶级被区分成无数种情形,每一种都能反映局部,但没有一种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政治忠诚和利益群体的面貌。而且也鲜有协调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让局部的身份认同可以被加以调整以充分地反映作为整体的阶级。

  例如在美国,阶级是借由“种族”(race)来运作的;整个社会之中最贫困且最受剥削的阶层是比例不一的非裔或土著后裔,而这些族裔的特征又常常被识别为该社会阶层的特征。当然,这种表现形式的问题不仅在于,事实上存在着非裔或土著后裔构成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还在于贫穷的白人在这种视角下常会被误解为是享有特权的一拨人。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想象之中,白人工人阶级已经被视作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是一群与被唾弃的特朗普的基本盘相应的“可怜虫”,而在保守派眼中,这个群体则始终与早已不复存在的由男性担当的养家糊口的工种——包括警察——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体面与料想中“底层”(underclass)黑人应有的病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这两个阶级都被依照道德的或种族的准则被裂解为值得拉拢的和不值得拉拢的穷人,但哪一个“种族”应该在这种二分法之中被对应到哪一边,很大程度上则仰仗旁观者们对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忠诚度。

  如今所有的政治都倾向于身份政治,并不是因为身份之分歧变得更加清晰且难以对付,而是因为它们越发受到挑战和混淆。一方面,这是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停滞的简单作用,在这种停滞中,生产的进程与日益糟糕的经济走势相结合,以摧毁对维持就业、健康、居住和家庭生活稳定的期盼。另一方面,当对抗这些逐步恶化的境况的需求,足以打破跨阶级合作的重重阻碍时,当非运动最终涌向街头、广场以及环路时,身份进一步受到挑战,直至其存续也受到质疑。这些空间是需要被混淆的,因为其生产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分散的身份认同的主动合流。而这个进程势必让人感到忧虑,因为它涉及到身份政治那冒险的舞步,使之常常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中:变成单纯的表演性、痛苦的乃至暴力的。

  最新一轮对于黑命攸关的表述,也因此可以被视作是表现非运动的全球累加特征的一种普遍模式的实例。自5月26日以来席卷全美的示威、暴动以及对纪念碑的冲击反映的是一股迄今为止分离乃至互相对立的要素的巨型合流。在这种融合之中,内部分裂也随之激增,既包括已存在的身份认同,也包括在斗争中新生的身份。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中,我们可以指认出“日”与“夜”的不同,分别对应中产阶级的和平抗议以及无产阶级的暴动和洗劫。我们也可以论及“暴力”和“非暴力”之间的对立,或者是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对立,且很多这些小城镇第一次见证了示威游行的发生。但最惊人的或许还是要属这些抗议中的种族构成。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最初的明尼阿波利斯骚乱中,还是在后来芝加哥和费城的有针对性的抢劫事件中,黑人无产者都起了带头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抗议活动中,甚至在许多骚乱中,所谓“白人”参与者似乎也构成了街头运动参与者中的多数。这一事实常被左翼和右翼共同忽略,因为体察这一点有碍他们自身对身份认同的认知。但恰恰是“美国白人”的群众动员标志着这场运动与其他类似运动之间的不同之处,例如与2015年的黑命攸关运动以及1960年代席卷美国各大城市的动乱。

  这可以被解读为是对“白人性”的大规模背叛,作为对在年轻美国人之中尤为明显的种族主义观念的逐渐退却。在这场运动引发的整个文化的连锁反应过程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表演性反种族主义的显著抬头,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例子:穿着肯特布(Kente cloth)做成的衣服跪下的民主党政客,象征式地为黑人牧师洗脚的白人基督徒,以及越来越多打着“多元化导师”(diversity trainers)和“黑人领袖”(black leaders)旗号的人,他们告诉中产阶级白人:退回去,呆在你的道路上,保持非暴力,回到赎罪和救赎的个人操练之中。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做法在5月26日之后已不再是反种族主义的主导形式。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与本文所述的“身份政治”更加接近的东西:一种主动挑战由种族界限造成的分裂政治。在横幅上、在口号里,我们看到听到了跨种族团结的表达,但当活动家们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借助种族来区分人群(或者借由种族身份来制造所谓的多元化格局)时,他们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们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运动。

  事实上,人们可以把这场抗争视作对此前带有表演性质的模式的后进且务实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模式。毕竟,抗议者们主要的攻击对象是那些由自由派市长领导的行政机构,后者中有很多人的从政生涯都是由表演式的反种族主义姿态造就。这些市长里头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女性,而他们如今却在保护手里流着鲜血的警察,监视着抗议者的暴力化倾向。他们所谓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话语无法有效地劝服美国白人们待在家并且“配合工作”(do the work)。相反,成千上万(或许数百万计)的白人奋起反抗这些自由派的黑人市长们,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能够与自己的黑人友邻们并肩作战,而非屈从于对方。

  但如果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代表的是“对‘白人性’的背叛”,那也不是《种族叛徒》(Race Traitor)曾经捍卫的那种形式。这并非是在工人阶级力量推动下带来的策略性的背叛,而是一种由愤怒和不满引发的、对于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自发式背叛,这种主体拒绝成为他们应有的模样,且在斗争带来的合流之中粗略地感受他们可能成为的模样。  

  但尽管合流是可能且易于达成的,在斗争的热潮中它却难以持久。而且尽管非运动的合流常常以背叛“我们何为”这一点为前提,它们却鲜有机会让我们把旧有的生活抛在身后。我们反抗一种孤独的状况(一种仅因社交距离和封锁而加剧的孤独),但反抗本身却很少能够满足社区对饥饿的不满,而饥饿才是导致反抗出现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它们骤然打乱日常生活,然后又迅速退散:要么是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要么是回到自己所属的某种身份认同之中。

  这种一致性的缺乏也不是什么技巧或策略上的优势。让它们能够压倒警察力量的并不是它们在策略上的多样性,而是动员的范围和规模——而造成如此范围和规模的往往最开始是由于警察的暴力。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意识到,在某个节点之外,动员的合流,以及持续有效的组织的欠缺,都在阻碍斗争的延续。我们认为非运动利用且激进化了日常存在的再生产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生活再生产的变化。因此,我们所笃定的是这种人类学式的变化会在街头抗争被镇压之后还能继续下去,因为非运动是我们当下时代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逻辑表达。

  身份认同的合流是今日的反抗得以可能的条件,但也是需要被跨越的局限。从短期到中期来看,我们期望它能够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变得问题化(problematized)。这种局限或许意味着新型组织形式的必要性:这种隐匿的团体需要去吸引以空前规模占领街头、掀起对我们时代动荡浪潮的反叛群体——无论他们是流氓的还是被剥夺权利的中产阶级。但就像我们在这篇文章反复提出的,鉴于非运动是资本主义停滞状态的主观表达,那么它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意识到这种潜在的状况,并将它们自身定位为一个已走向衰退的体制的潜在终点。非运动意味着无产者不再拥有任何浪漫化的任务。它不能动员个人也不能为霸权而战。相反,它只能通过继续抵抗任何意图振兴当下这个政治世界的尝试,从而超越我们当下摇摇欲坠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阶级社会的基础。

  走出我们这个无政府时代的蹒跚一步在于非运动在其自身对人类共同体的渴求中所目睹的身份合流。直到现在,这一渴求依然无法在胜利中得到满足,也没有因为压迫而止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时代会继续表现为没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累加。饥饿的人们穿上了黄衣,使用身份的而不是阶级的碎片化话语,因为整个左翼的框架都已经垮塌了。如果一套务实的反种族主义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之中压倒了表演式的表达,那是因为革命的务实主义不再从意识形态已经僵化的世界之中提取诗意(poetry)。21世纪的革命必须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亡,以抵达它自身的内容。因此,当代种族科学的任务在于再一次阅读我们时代的符码,以理解非运动本身如何揭示我们当前时代的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趋势,以及在其合流中,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所谓的资本、国家和阶级等社会形式的消蚀。鉴于共产主义是一种废除了这些社会形式的真正的非运动,我们想对那些直面当下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的人们说:前进吧,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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