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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景观与身份认同的非历史化

张屏瑾 · 2021-01-10 · 来源:《文艺研究》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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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著作均以非历史的理论或话语为出发点,在“倒推”的眼光中展开对城市发展史中特定历史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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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城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词,关于城市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从各种角度对城市文学的考辨与展望,显示出这一领域的学术生产力日益提高。城市文学从一种模糊的提法,发展成一个确定的研究对象,当下又有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的趋势。有研究者就开始以城市文学为线索,重新梳理既有文学史。应该说,这些以城市为主题的新的文学史写作得以出现,是因为研究动机和视野发生了转变,使其面貌不同于地方性文学史或类别文学史。总体而言,这种转变包含对“城市文明”所表征的道路的历史评价,也包含新的美学标准和研究方法。因此,讨论城市文学有助于深化理解20世纪中国在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1】。然而,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在不断繁荣的同时,也渐渐积累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未经反思的套路,折射出更深层的问题,亟须辨析与清理。

  在这个意义上,两本近年出版的城市文学研究著作值得关注,一本为杜素娟的《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以下简称《市民之路》),另一本是黄继刚的《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以下简称《空间的现代性想象》)。这两本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不再以某一城市的地域特征为写作的凭据,也不仅仅呈现“文学中的城市”,而是具备了基本的方法论或一定的立场,由此能够将以往文学史书写仅针对文学现象的归纳,上升为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表达特定历史观的研究。两本书都以长时间段的城市发展史中的一些特定现象为研究对象。《市民之路》从古代社会一直讲到新世纪,不过有关古代的一章相当于绪论,仅作为现代社会的对照存在,全书基本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城市性质;《空间的现代性想象》虽然以新时期至今的当代文学与历史为直接论述对象,但在分析具体的城市“景观”时,仍涉及20世纪初以及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可以说也是以20世纪中国的整体社会文化为分析基础。

  在总体视野上,这两本书也体现出当代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常有的一种“倒推”的眼光,即从对某些当代社会属性的判断出发,去对应历史的若干环节,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构造出符合当下话语情境的内容。从当下出发是很好的构建问题意识的方式,但也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即对当下所依据的理论和话语本身缺乏应有的反思,或者说,没有理解当下流行的某种理论或话语也是历史的产物。这样的研究,虽然看起来是在分析历史,却以非历史的理论或话语为出发点,无异于刻舟求剑。聚焦城市文学研究,上述非历史化的问题尤为明显,由此出发,可以进一步质询当下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概念方法、历史视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典型症候。

  一、概念的非历史化:空间、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

  具体来说,“空间”“景观”“现代性”“市民”等已经成为当下城市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细究起来,每个关键词都有两本帐可清理:一是概念自身的历史,二是其被接受、流行乃至成为约定俗成的方法的过程。此外,还应该关注这些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是否造成新的问题。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某些理论原本的有效性被阉割,基于不同的时空运用而发生错位的部分却被放大,造成理论使用的“短路”,大量似是而非的描述就此产生。这么说并非要求研究者遵循对理论的教条式理解,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身边也无处不在,而是指出任何一种理论或概念都要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中检验其有效性,尤其是当研究对象正是历史本身时。

  考虑到“空间”是城市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在这里不妨先梳理一下当代语境中对这个概念的三种典型错误用法。第一是将其简单理解为地理位置、场景、环境,忽略它最重要的意义生产功能;第二是把空间看作封闭的意义生产场所,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倾向派生出来的特殊状态,“地下”“潜在”等说法都是这种表达的翻版;第三是空间使用的非历史化,即把所有现象不加梳理地挪用为空间的内容,看似包容性很强,实际却没有辨析空间意义生成的历史合理性。对20世纪中国来说,无论是租界与通商口岸所在的半殖民地城市,还是缓慢向现代城市转型的古都与旧城,主要面对的都是新的国族身份的生成与认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爆发,除了思想与政治史上的意义以外,也与“新市民”的自我理解相关【2】。而在上海等地,城市现代性是在一种不均质、不完整的情景下展开的:乡土的传统时间观,随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来的现代民族主体意识,以及半殖民地政府实行的西洋式空间管理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常常是并存的,很难依循单一线索展开对“市民”身份及其感觉结构的讨论,如果说空间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也正是要在这个意义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许多研究者都将民国视为中国城市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起始阶段,强调晚清民初的部分经验对当代城市文化形成的影响,但中国的近现代史除了是城市历史的开端外,更是20世纪中国很多重要问题的开端。只有把这些问题关联起来综合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尤其是割裂地形成一些时段化的描述,那么看似是进入历史,实际上恰恰是在“纵向”地脱离历史。就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不同面向,处在同一个社会历史结构中,如茅盾《春蚕》,写的是乡村,却很大程度上关联着城市的金融与资本,他的《子夜》虽然最终省略了乡村革命的内容,但仍在各个方面与乡村的没落、凋敝构成互文关系。当代城市文学仍然沿袭这样的空间互文,王安忆的《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乃至《长恨歌》里的近郊和农村场景,也可以这样来看待。与城市有关的研究,常常因为对“城市现代性”的想象过于单一,限制了更宏观的历史视野,误以为“城市现代性”“空间现代性”乃至城市文学本身,可以被孤立、抽象地看待,从而造成了一连串历史判断的失误。比如,在《市民之路》一书中,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被视为追求“制度正义”的运动,茅盾、丁玲、叶紫等人的作品被描述为呼吁“制度正义”的小说。在作者看来,林家铺子老板和骆驼祥子等人物的悲剧,都是因为“个人正当的经济行为得不到制度的保护”【3】。而作者所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机会平等”及“结果平等”【4】,指向的是市场正义与个人奋斗,完全忽视了作家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必然失败的命运的呈现,以及他们刻画的政治斗争所诉诸的阶级主体性。又比如,40年代的沦陷区文学“‘另类’的道德现象”,在《市民之路》中被认为是“长期被压抑的私人日常生活领域的鲜明呈现……有利于打破一元式的国家政治伦理格局,构建私人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领域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格局”【5】。在此书看来,沦陷区居民从“国民”向“谋生者”身份认同的转变,“清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得以通过日常空间的构建排除掉艰难政治处境的困扰”【6】。

  出现这样的论调,纵然是作者秉持抽象的“(经济)制度正义”和“城市自治”观点所致,也暴露出研究方法的问题。《市民之路》与《空间的现代性想象》都是综述一百多年历史状况的学术著作,但它们对学术史上围绕重要历史事件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却不予理会,不是依据一个立场自说自话(《市民之路》),就是操持若干西方理论“武器”自我演练(《空间的现代性想象》)。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想要用单一的“城市伦理研究”或“景观学”去摘录历史,这造成了对研究对象的单向度理解,看似非常具体,实则极为教条。如果说《市民之路》是在当代一部分未经反思的“制度正义”“市场自由”观念下“纵向”地抽离历史,那么《空间的现代性想象》则是“横向”地割裂了历史,在作者的“景观”分类法下,历史现象和事件被当作填充物,分门别类地填入,生产出许许多多的“横切面”,而这些面向之间的逻辑关系亟待充实、厘清(详后)。

  使用当代概念的前提是对其当代性有充分的了解,应该看到,一些概念自身已经成为具有一系列历史前提的事件。比如“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于90年代前后开始在中国学界流行和传播,这与八九十年代的时代特征有关,今天对类似概念的使用,如果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加以反思,其有效性就相当可疑了。自从“公共空间”概念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可以重组“市民社会”的方式后,民国初年的城市状况就与之发生了关联。《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一书把“城市公共空间”设定在晚清民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电影院、舞厅、酒吧等地,就是城市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兴起后十分流行的研究思路。《市民之路》一书的作者则认为:“‘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指相对于国家权力体系而言的、普通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力和话语空间。就民国初期的情况来说,‘公共’的意义基本上就是一个与‘朝堂政治’相对应的概念。”【7】然而这里的“朝堂政治”指的是什么,与“国家权力体系”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在这里,“公共空间”所针对的,究竟是政府还是上海的殖民者,抑或兼而有之?看起来作者是不加区分地将它们统统视作“政治权力体系”,然后想象出一个自足的“市民空间”:“市民社会组织的组建意味着市民阶层开始在政治权力体系之外建构自己独立的社会空间和组织力量。”【8】晚清民初,各地的确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但这些商会、同乡会、工程局等组织的性质芜杂,与政府、政党、国际局势、社会运动、民间舆论与思潮等方面都有着复杂的联系,且不断居于变动和分裂之中,能否据之判断这段时间已经诞生了一个自足的“市民阶层”尚缺乏论证【9】。即使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自治”元素,就更需要将其放到宏观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而不是生造出一个抽象的“市民社会”来。

  二、“精英”的焦虑:启蒙、谋生与城市主体问题

  城市是谁的城市?这是与城市有关的创作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城市书写里,充满了对乡土的追忆,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不适、战栗与眩晕,前者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后者则导致“新感觉派”与现代主义的发生。这表明现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方面,城市被认为是诞生启蒙思潮及精英文化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种族、阶级、性别问题与城市的空间分化密切相关,左翼文学诞生在上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也从城市开始,城市既是诉诸文化与政治领导权的大众文艺的源头,也是当代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之渊薮,两者的含义截然不同,但在当代的城市文化研究中,两种“大众”常常被混为一谈。此外,劳动者的劳动与“经济人”的谋生之间存在不同【10】;20世纪50年代的“群众文化”与90年代的“底层文学”的关系【11】,“精英”与“成功人士”的区别等【12】,这些问题有着复杂的演变过程,却始终与我们对城市的种种判断相关,它们在引发今天考察城市的不同进路的同时,亦导致了一些误判的发生。

  自从90年代的城市“怀旧热”以来,可以在大量著作中看到对“民国精英”的想象与叙述。如《市民之路》一书就强调“城市精英人群在城市伦理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民国时期精英阶层最大的文化狂想,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朝堂式社会空间,构建具有公共性的新空间”【13】。作者对“精英人群”的定义是“工商业投资人和创办人”的“新的经济精英群体”,还有“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新的文化精英群体”,根据作者的描述,这两大精英群体,“拥有文化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常常会成为底层民众奋斗的目标和方向”【14】。

  但是,作者完全不提这样的“狂想”与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国族主权意识构成怎样的关联【15】,也不提以《新青年》同人的分裂为标志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是将他们全部归为具有“公共空间”意识的“精英”,追求与“国家权力不同的公共话语权力和行为权力”【16】。如果把出现这类精英的时间放置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二十年,那么这里的“国家权力”作何理解?五四运动又是在什么基础上爆发的?在作者的描述中,国族富强的诉求与“精英”似乎毫无关系,他们的作用大而化之地成了“通过自己的感受与想象,介入到城市伦理的人文构建之中,为市民合理的伦理吁求提供理论支持,并且利用其拥有的文化与经济话语权,在城市空间中传播对于‘新文化’和‘新价值’的理念和狂想”【17】。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在书中没有具体所指,不知道指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李大钊、陈独秀,是胡适、傅斯年,还是周氏兄弟?至于作者所说的“经济精英群体”,给出的定义是“民国时期的工商业投资人和创办人,大多是与官僚权力体系关系较为疏远的普通商人、工厂主、洋行高级职员、工程师、技师、手工业者、金融业主、华侨甚至技工、学徒等平民色彩的人群”【18】,同样既没有具体所指,也缺乏数据支撑。这样含混的叙述,很符合当下国人对“民国精英”的想象。实际上,晚清民初的工商业有很大一部分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很难说与国家权力全无关系,即使在30年代所谓的“黄金十年”,作为民族资本的工商业发展也举步维艰。有关这一话题,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角度的研究何其多矣,《市民之路》提到过的茅盾等作家也进行过深入分析。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论,并非作者有意歪曲历史,而是太执着于“工商业经济”塑造了“市民社会”这一观念,使得论述主题先行,偏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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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193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

  下:198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

  “怀旧热”让许多人在想象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时,总是一步从民国跨入80年代,不过,随着90年代市场化的兴起,“精英”内部出现了分裂。《市民之路》就对80年代的“精英”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虽然具有批判意识,但对“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19】还缺乏深刻认识,仅仅批判了某些具体的政治集团,没有将矛头指向“国家权力”本身。在作者看来,只要“祖国”和“人民”这样的词依然被使用,就说明知识分子的反思还不够深刻,“在对于‘人民’的歌咏背后,隐藏的依然是对于政治权威的信任和美好寄望”,表现出“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绝对信任、无条件服从的态度”【20】。

  在作者看来,80年代这批“文化精英”更大的错误在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90年代后开始批判市场化和消费主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政治权威话语和精英话语就试图阻挡市民社会和市民伦理的主体化”,是在“排斥市场化的出现,反对消费文化的合理性,贬低市场伦理的价值”【21】。在这里,作者将“市民伦理”基本与“市场伦理”等同了起来,凡是没有彻底拥抱市场的,都被视为违背了这种伦理,由此,作者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一概否定,甚至对“文化精英”所批判的“痞子文学”也感到不满,因为“痞子文学”其实仍有价值和意义追求,和“文化精英”相去不远。这种以市场为标准的批评观贯穿了《市民之路》一书,在谈到那些对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弊病有所表现的作家,如贾平凹、邱华栋、何顿等,以及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知识分子时,作者认为他们对“市民(场)伦理”持批评态度,“过度渲染市场社会的恐怖色彩和空虚气氛”,“过于强调人的高层社会属性需求实现的重要性”,“出现对于市场交换关系的‘过度妖魔化’理解,以及对于城市生存的‘非道德化’演绎”【22】。

  问题是,作为主权国家的国民又怎么能做到“以鲜明的‘私人性’消解掉原有的国家-民族的宏大空间设定”【23】,建立只属于城市的“谋生空间”?在这样的论述中,从事农业耕种不属于谋生,国有和集体主义经济下的劳动也不属于谋生,只有市场中的“经济人”才有资格称谋生。所谓“谋生”如果被视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话语,城市主体就从劳动者变为“经济人”。然而,以谋生来代替生存,是将后者的意义大大地减缩了。仅仅着眼于物质自利或欲望增殖这一原则,这本身就与文化启蒙的理念背道而驰。可以说,在这种眼光下,非但启蒙、个人这些概念的意义会发生扭曲,生存、劳动等概念的内涵也会被偷换,最终导致对城市本身的理解窄化。

  三、“宏大政治”与“日常生活”:二元对立的想象

  在当下的城市文学研究中,“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之一。日常生活在西方批评理论史中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轨迹,即从对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探究更微观的文化现象,以应对日益重要的生活方式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割裂宏大叙事与微观生活,宏大叙事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性仍然贯穿始终,这与下文要谈的“景观”批评有相似性。而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研究者,却多秉持二元对立的逻辑,出于对宏大叙事的反感,关注日常生活,认为后者对城市和市民生活来说,如果不是构成了全部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这一思路至今仍然是大量城市文学研究的主要立论基础。

  《市民之路》一书叙述了城市社会的两种秩序,“一种是在某种人为力量支配或设计下的秩序,一种是随着社会成员的活动而自然产生的秩序。前者是一种带有前瞻性的理性秩序,后者是一种实践性的感性秩序”【24】。这一观点很典型,即日常生活一定是感性和自发的。作者先是将古代社会的秩序视为“强大的伦理标准和行为惯性的约束”,压抑了日常生活;随后认为从民国开始这种“感性秩序”开始生成,在40年代的沦陷区达至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感性”品质成了“隐性存在”【25】,到80年代才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吊诡的是,这种“感性秩序”在作者的叙述中,在21世纪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最理性的,在“谋生者”的“私性·平等·契约”【26】之上,“城市伦理”最终“从德性到理性”【27】,当然这种理性指的是市场理性。在《市民之路》中,作者似乎认为,要获得唯一正义的市场理性,就应该转移道德感,削弱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消解民族革命的合理性,不谈国家工业的建设基础,去除对消费社会的警惕和批判,才能创造出一个具有完美“理性”的“个人权利”的世界,至于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剥削、倾轧、霸凌、歧视、堕落,是不在考虑范围内的。

  如果真要讲述20世纪有关城市的大故事,那么就得明了历史的核心脉络是什么。城市并不是另类故事,不需要另起一行来讲,而是始终伴随着20世纪最核心的命题,如启蒙、革命、现代和工业化等而展开。城市现代性话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已经随着现代国家的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过,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与之相关的城市经验与表达已经相当丰富,这也是90年代后城市怀旧话语发生的基础。但是,怀旧话语忽略了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性质,即当代文学是在新中国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经验,注定与“晚清—民国”时期不同。《市民之路》认为,“民国初期及以后,对于空间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空间与个人空间被理解成一体化的关系,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是无法分割的。社会空间不再被看作是权力空间,而是用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寄寓需要的公共性空间”【28】。首先,“社会空间”因为与权力无关得到作者的肯定,但接着又被否定,因为按照“城市伦理”,当“个人空间”出现时,“社会空间”就又成了一定程度的“权力空间”。其次,城市与“公共空间”成了互相证明的循环,因为有城市所以有“公共空间”,因为有“公共空间”所以有城市。这种思路也出现在不少与城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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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中被视为“政治景观”的延安宝塔山,1940年,郑景康/摄

  以单一的所谓“城市伦理”、“个人空间”和“市民社会”的眼光去寻找、定义“空间”,难免对很多重要的历史过程丧失解释力。例如,在《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一书里,延安化身为“政治景观”【29】,而在《市民之路》中则完全不存在【30】。“十七年”文学与电影中出现的城市,在《市民之路》里被命名为“乌托邦式城市空间”【31】——“空间”两个字放在这里几乎是多余的,相关分析中基本没有任何称得上空间分析的内容,甚至“城市”也不太重要,因为看不到多少对新中国城市建设起源、过程和复杂性的分析,只有对“乌托邦”的批判。作者反复描述了“乌托邦”的特性,如“取缔私有制”【32】(物质层面)、遏制物欲【33】(价值层面)、压制“个人”而宣扬“人民”概念【34】(身份认同层面)、制造“虚幻的幸福”为基础的“同一性空间”【35】等。这些判断其实并不新鲜,是80年代以来常见的将政治与个人生活对立起来的文学研究思路。作者指出:“一方是带有浓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伦理价值观念,一方却是日常生活伦理。”而“无论主流话语体系中的单一伦理渲染有多么强烈,未曾消亡的日常生活伦理都以潜在的方式支撑着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36】。

  《市民之路》不断强化的这种二元对立其实缺乏辩证性,只不过是试图建立其中一方的合法性并否定另一方。作者把新中国的“城市伦理”判定为从“自发”走向“自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伦理设定中,就是以这种‘自为性’的人为手段……自上而下地部署着来自乌托邦伦理空间的海市蜃楼”,“国家权力取代了原有城市空间的社会共同体,成为唯一具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控制者。私有制的取缔,公有制的实施,社会自由贸易的取缔,使得城市原有的自由运转方式彻底断裂”【37】。该书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城市有三个特征:“违背自身人性体验和需求”“伦理空洞”“异化”【38】。

  这些结论下得很草率,推导过程也缺乏学理性。城市空间难道不是政治空间?中国基于城市的“社会共同体”什么时候形成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截然对立的吗?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论述完全不考虑新中国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即所谓“同一性”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工业与经济公有制形成的前提是什么。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就无法思考国家与个体的关系,而只能将国家抽象地看成一种压迫机制。相反,如果具备相关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能力,就自然会打开封闭的单一立场,将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土地与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农村与城市的整体关联等基本史实,纳入学理讨论的范围,不会过于简单地就城市论城市,或把城市问题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实际上,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作为工业城市“文明”的基础,而在中国完成工业积累前,部分中国人确实在殖民者建立的孤岛式城市空间中感受到有限的城市文化,但若将这一点作为全部的城市伦理和城市叙事的发源与标准,便很难立住脚。市民的日常生活的确是一个重要命题,它是城市研究很多问题的出发点,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反复描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能得到解答。今天,仍有很多研究者将城市与日常生活问题的起点当成了终点,当成了封闭的、一劳永逸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90年代后海外中国学对中国早期现代性的研究的影响,后者本是一种参照系,却被放大为一整套话语、视野和方法,这一点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

  四、文化研究的拜物教:景观与景观学

  在方法论上,本文讨论的两本书都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思路,尤其是《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文化研究在国内兴起以来,极大地激发了文学研究的想象力。由于与与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密不可分,城市文学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更大。研究城市文学需要从一些既有的叙事现象中再度进行城市叙事的解码、编码,从而不断发明新的研究对象,这本来就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所以,近年来运用文化研究、符号学、文化批评,空间理论等方法的城市文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问题是,这些理论和研究方法背后的社会历史起源很容易被研究者忽视。它们被当作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模式,用来处理任何时空中的任何对象。这样的“知识生产”方法,是学院研究(也包括许多硕、博士论文)大量生产、虚假繁荣的原因之一。针对城市与城市文化的研究,似乎最容易以这样的方式来演练,因为除了在某些历史时期外,现代城市普遍地具备消费主义的特征,而城市文化更容易建立在象征资本之上,正如历史中的半殖民地城市,即使不具备足够的物质基础和主权,也能凭“飞地”的种种镜像关系而塑造感觉结构,使“物象”和“景观”泛滥。另外,当代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使得城市和城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常常被切割成不同的块面,很容易造成盲人摸象、各取所需的现象。这些特点都意味着学术生产与方法论更新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或城市研究本身正成为症候性的存在。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一书正文部分的第一句话就很令人困惑:“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被看做景观生产的过程,景观的生产承载着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变革并见证了历史的变革、演进和发展,同时也成为新时期文学书写中重要的空间意象。”【39】“景观”概念原本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矛盾的改变,根据居伊·德波的看法,在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从物质生产变为景观与观众的关系。这个概念含有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40】。但正如“空间”被过度使用或误用,在国内研究者对“景观”的运用中,这个概念的批判意味也常常被抹去。笔者并不认为必须严格遵守概念的本义,而是要追问,为何一种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在中国会变成历史的“见证”,乃至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过程都变成了“景观生产的过程”。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它的基本研究方法看起来多种多样,却并不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即从各个历史时段中挑选出可以被指认为“景观”的对象,通过归纳演绎,排列为“政治景观”“生产景观”“消费景观”“生活景观”“身体景观”等几部分,造就了一种看起来均质、客观的效果。但这样做并不见得尊重历史发展,因为历史本身绝非均质化,而且书中提到的这几种“景观”的内涵,彼此之间可能是矛盾、冲突的。与之相关的另一种典型方法是,从“物”出发,把“物”凌驾于历史的逻辑与脉络之上,这是抽象的符号学叙述最大的问题,只能说是一种恋物癖的表现。比如一种流行甚久的城市文化研究/书写方式,是把酒吧、咖啡馆、霓虹灯、广告等作为当代消费社会的空间意象来分析,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人人皆可操刀的方法,尤其体现出当下的“景观”文化研究的本末倒置状态。这类研究不是从社会历史出发去分析现象,而是把“景观”实体化,不是批判“景观”的景观分析,而是制造“景观”的景观分析。

  沿着以上的批评,可以说在《空间的现代性想象》和《市民之路》中,文学作品也被“景观”化了。这两本书的论述很大程度建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上,所有用来证明“空间”和“景观”问题的材料大多来自小说,但两位作者似乎都不认为讨论小说时形式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往往在论证中把小说情节随意征用为社会现实。《市民之路》从鲁迅讲到徐则臣,涉及几十位作家,《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也一样,但如此依赖文学叙事的分析,竟然完全不顾有关这些文学作品已有的前人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文本分析都是从自己观点出发的“自说自话”【41】。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文化研究的某种“激活”反而可能取消了文学作品原有的活力和复杂性。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除了表现电影院、酒吧、汽车、电梯等常规的“消费景观”外,还提出了颇为与众不同的“政治景观”与“生产景观”,因而把“景观”序列上溯到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作者申明“政治景观”是从德波的“景观社会”引申出的,“德波的景观社会中的‘景观’指由符号、象征物,以及视觉为载体的物或事件,这些物或事件被用来与政权的形象和实力相互链接,以起到使公众信服和归附的效用。”【42】如果这种描述是准确的,那么“景观”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为何要特别提出“政治景观”的概念?在笔者看来,这背后的目的是区分新时期之前与之后的历史。对一个本身就带有很强政治性的概念,不去讨论其真正的政治含义,而是给它加上“政治”的标签,这恰恰是以这个标签将“景观”概念去政治化。将宝塔山等意象归结为“政治景观”,实际上是要将其抽象化,变成一种分类,而不考虑其在革命年代的内涵正是对所谓“景观社会”构成批判与挑战。宝塔山当然可以视为空间符号,但其空间生产的意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意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分析,唯有那样才是有历史感的阐释。

  在论及“生产景观”时,作者引用了李杨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一文中的分析,“工业发生的场所不仅仅是一种风景或空间,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新的文化政治”【43】。但作者并没有就这种“文化政治”是什么展开论述,尤其是当他将“十七年”时期的工厂与20世纪90年代的写字楼放在同一个序列里分析时,更是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这两种“生产”内涵并不相同,却都被冠以“生产景观”,两者的更替被描述成一种含混的“时代发展”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起”的过程。在这里,作者为了论述90年代后兴起的写字楼里新的生产方式,还引入了“无地方性”概念:“随着写字楼中工作空间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一种新的‘无地方性’正在主导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对都市空间的认知能力。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速率的加剧则使‘无地域空间’变为遍布世界每一角落的存在,构成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44】问题是,作者还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特点,就已经把视角挪到了“无地方性”,而所谓“无地方性”并不是忽略工业化历史的连续性的理由,相反,应该据之重新思考民族工业生产的主体性的发展过程。那样的话,是否就可以避免一些对新中国早期工业题材文学“一刀切”式的判断?作者认为这些作品“雷同”“很难显现出独异个性”,“对复杂的人生世相作了机械简单化处理,文体特征在这类作品中也难以寻绎”【45】。这些判断正是站在不加反思的“无地方性”的立场上做出的。90年代的“白领写字楼”文学难道不是彼此雷同、面目不清的么?在《生产景观》一章的最后,作者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补充道:“只有将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完成信任的建构,才能真正安顿在现代社会中‘没有被异化成物’却被‘异化’成扭曲的自我的现代人的灵魂”【46】。话虽不错,但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理性,是否就是《市民之路》一书所说的“市场理性”?假如“异化扭曲”正是这种“理性”所造成的,那么人文关怀又如何与之“结合”?

  《空间与现代性》中的“身体景观”部分篇幅极短,甚至已经与“景观”无关,倒是表现出80年代以来“女性形象”研究的特点【47】。作者批评“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忽视了女性的性别,“女性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追寻被更加重要的民族复兴及文化政治所掩盖。”【48】这与《市民之路》批评新文化运动压抑个人的“个人性”如出一辙。从这点出发,新中国的“女劳模”是“个体的身体被纳入到政治价值体系当中”【49】。作者认为,80年代后的市场化和消费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复苏了主体性并打破了女性之前‘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中僵化的身体形象和性别身份,但同时又将女性引入到另一个陷阱。”【50】那么,怎么能既树立身体形象和性别身份,又避免堕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呢?作者在全书结尾处仅仅做出这样的结论:“身体构成了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全部,‘我们的主体性不是本质的和超越的,而是身体的。’”【51】这不但有误用概念之嫌,而且把不同时代“身体”意象之间的差异,又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性”抹平了,反而取消了本来可以有效建立起来的问题意识,未免令人遗憾。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城市史的确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无论是“空间”还是“景观”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我们须从历史出发去锻造概念,而不是倒过来,制造非历史化的概念演练与空想。遗憾的是,在今天的城市文学研究以及学术生产的流水线上,这样的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的现象并不少见。当然,所有上述有代表性的症候还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正如一系列关键词的选择和使用,往往折射出历史观上的分歧,在中国的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这些分歧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依据本文讨论的对象,这里的城市指的是现代中国城市,更严格地说,是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兴起的“城市”概念为基本的视野,以此来回溯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至于古代城市是否应该使用城市现代性的概念去衡量和研究,仍然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参见张屏瑾:《城市文学中的几个问题》,《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4期;《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城市经验与书写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关于身份认同与记忆构建在从“旧京”到“新城市”过程中的呈现,参见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3】、【4】、【5】、【6】、【7】、【8】、【13】、【14】、【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1】、【32】、【33】、【34】、【35】、【36】、【37】、【38】、  杜素娟:《市民之路:文学中的中国城市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第103-111页,第116页,第121页,第75页,第57页,第70、75页,第72页,第84页,第73页,第72页,第201页,第203页,第244页,第235、242页,第230页,第70页,第165页,第222页,第266页,第83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39页,第144页,第171页,第134页,第184、194页,第194、184、193页。

  【9】、即以上海总商会为例,它于1902年成立,1911年改组,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等历史事件与阶段,始终不是“独立的社会空间和组织力量”,而是始终与清廷、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进行博弈。这种博弈也深受国内外局势与舆论风潮影响,这从它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前后并不完全一致的表现上可以看出,亦无法完全用“在商言商”来概括。相关研究,参见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朱英:《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熊玉文:《上海总商会“佳电”来历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2期等。

  【10】、参见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鲍德里亚:《工作、消费与新贫》,王志弘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11】、参见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2】、参见王晓明:《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15】、关于“主权在国”与“主权在民”的讨论,汪晖指出,由于现代国家的“行政整合”难以回避权力的人格化问题,社会动员和社会意志的重组变得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不同的“党-国”与国民关系的形态。参见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9】、参见黄继刚:《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30】、实际上,从城市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延安的空间构造,参见危明星:《阶级与性别话语改写下的教堂空间——1940年前后延安文学中的教堂书写》,《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黄锐杰:《延安时期革命青年的伦理选择》,《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刘欣玥:《抗战时期的延安歌咏与“青年”的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

  【39】、【42】、【44】、【45】、【46】、【48】、【49】、【50】、黄继刚:《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第31页,第31页,第95页,第81页,第102页,第184页,第81页,第190页。

  【40】、参见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1】、《市民之路》全书没有一处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成果的引用,也没有参考文献。《空间的现代性想象》虽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44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在分析行文中同样缺乏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成果的关注。

  【43】、 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47】、关于8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实践与观点的梳理,参见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11期;《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51】、黄继刚:《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第194页。单引号内是该书引用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话,但并未标明出处。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对“身体-主体”的阐发与作者在这里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参见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知觉现象学>前言》,王士盛译,王恒校,《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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