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保罗•斯威齐

[美]约翰•B.福斯特著   蔡希摘译

2OO4年2月28日， 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于纽约去世，享年94岁。世界左翼学者随后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这里选取的是《每月评论》网站2OO4年4月10日刊登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著的题为《纪念保罗•斯威齐》的长篇悼念文章。该文结合斯威齐的生平、著作，详细地介绍了斯威齐、他创办的《每月评论》杂志和每月评论出版社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和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极有帮助，现摘译如下，以纪念保罗•斯威齐。

一

保罗•斯威齐1910年4月10日出生于纽约。1927年进入哈佛大学，在该校念完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1932年，斯威齐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了一年。伦敦之行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跟很多人一样，他为突然爆发的大萧条所震惊。他的父亲在1929年经济大崩溃中丧失了大部分财产(尽管余下的财产足以使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斯威齐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最初目的是师从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但是，在后来激烈的争论中，斯威齐发现自己逐渐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促使理论前沿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他参加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学和他读的英文版的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斯威齐同时也受到了这个时期英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学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些年轻的、左翼的剑桥经济学家，包括琼•鲁逊。1933年，斯威齐回到哈佛学习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发现学术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些较有名的大学的讨论话题，而在早些时候，这在他所受的教育中是没有地位的。另一个大的变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熊彼特的到来。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熊彼特很少重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更为过分的是他要建立一种与马克思对立的知识结构。换句话说他把马克思作为靶子。熊彼特教授开设了六人组成的讨论会，斯威齐也参加了。这些年中，他们参加了很多学术讨论和辩论，许多有名的人物如奥斯卡•兰格、华西里•列昂惕夫、保罗•萨缪尔森也先后参与了这些讨论。斯威齐为熊彼特讲授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做了两年的助教。

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斯威齐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哈佛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革命的讨论。他当时为各种左派机构工作。1937年，他给国家资源委员会做“美国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分析，并在1939年作为全国资源委员会著名的报告《美国经济的结构》的附录出版。与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所谓的大量美国公司由管理层控制的论断不同，斯威齐指出了由工业和金融联盟组成的八大“利益集团”。他列出的第一个集团便是J.P.摩根公司投资银行与他父亲工作的第一国家银行的联盟。接着斯威齐分别在1939年和1940年给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和主管美国经济分析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做了关于竞争和垄断的研究。

整个30年代他写了不下25篇的经济学文章和评论。他在那个时期写的两篇文章对他后来的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第一篇是1938年6月发表在《经济学研究评论》上的《预期和经济学的范围》。第二篇是他1939年8月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的经典之作《寡头垄断条件下的需求》。前一篇文章反映了凯恩斯式的对市场不均衡和不稳定的忧虑。后一篇文章介绍了关于寡头垄断条件下定价的著名的“折弯的需求曲线” 理论，它解释了寡头垄断下价格倾向于上涨的原因。这两篇论文都对斯威齐和保罗•巴兰后来提出垄断资本理论有重要影响。

1938年，斯威齐成为哈佛大学的教师。在此期间，他和哥哥艾伦一起帮助成立了美国教师工会的分支—— 哈佛教师工会。除了教授经济学原理和一门关于公司的课程，他还教授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正是在对这门课程的不断完善中他写了《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经典著作现在仍被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材。

《资本主义发展论》最重要的结论是关于由体系内部资本过剩引起的资本主义长期投资不景气的。斯威齐写到， “生产的停滞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常现象。如果这种观点能被接受，那么整个危机问题就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我们的重点就从‘什么引起危机和萧条?’转化为与之相反的‘什么引起资本扩张?”’《资本主义发展论》和同年出版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两部作品被视作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的两派观点的争论。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1951) 中无数次提到斯威齐，特别是提到《资本主义发展论》。

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都是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1937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造成经济大滑坡，失业率从14%上升到19% ，这使对经济停滞的研究成为紧迫问题。而在此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言经济复苏会“自发” 进行。但1937年经济倒退到失业率19% 的事实使那些人震惊了。这触发了关于停滞原因的讨论，这场讨论影响深远。哈佛非常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Mvin Hansen)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中以书名形式提出：全面复苏还是停滞?这一讨论超出了凯恩斯的《通论》，促使美国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 的经济政策。此时期他另外一本有重要意义的书是《推进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保罗•斯威齐和他妻子也是其中的作者。

保罗•萨缪尔森,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美国获得者，后来回忆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生在熊彼特和斯威齐之间的争论。萨缪尔森写到，斯威齐“是艾克斯特和哈佛产生的最优秀的人⋯⋯ 他很早就矗立于那个时代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之中。”萨缪尔森回忆道：“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观点，但智慧的交锋、对彼此的欣赏，使一切变得很愉快。”熊彼特和斯威齐都看到停滞的趋势并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衰落。对熊彼特来说，这是因为整个体系之上的政治控制;对斯威齐来说，这是因为植根于资本主义自身经济发展的矛盾，马克思就说过，资本主义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有着根本不同，但斯威齐对熊彼特的经济学的尊敬在许多场合都有表现。在对熊彼特1939年的著作《国家的商业周期》的评论中，斯威齐写到， “熊彼特教授成功地把资本主义本质上看作是暂时性的历史时期，并且认为它有自己的阶段和自身的发展规律。”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刺激，创新依靠企业家，而斯威齐则坚持创新从属于资本积累过程。除了萨缪尔森，其他人也回忆了这场关于停滞的争论以及熊彼特和斯威齐之间的对话，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加尔布雷斯后来回忆说，斯威齐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停滞和资本主义未来争论中最显著的声音。都留重人说：“斯威齐是哈佛经济系30年代黄金时期的轴心人物。”

随着美国介入“二战”，斯威齐积极寻求在反法西斯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在20世纪30年代是反法西斯和反战联合会以及其他活跃组织的成员。1942年秋天，他离开哈佛参加军队。

1943年秋末斯威齐被派往伦敦战略服务处的调查分析部，负责把时事通讯编辑成月刊，取名为《欧洲政治报告》。这些时事通讯采取明确的左的、反法西斯的立场。斯威齐非常喜欢他在战略服务处主编杂志的工作，并表达了战争结束后要回到美国创办自己的杂志的愿望。

二

战争结束后，斯威齐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复员奖。这一奖项是专门为参加过军队的学者能够继续他们的研究而设立的。正是这一时期斯威齐写了《社会主义》和其他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数出现在《作为历史的现在》一书中。1950年熊彼特去世后不久，斯威齐主编了一本书，命名为《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书由熊彼特的两篇文章组成，由海茵茨•诺登第一次翻译过来。在引言末尾斯威齐向这位伟大的朋友表达了“敬意”：“他走了，哈佛和经济学领域中都不会再出现这样伟大的人物。”

战争期间哈佛经济学系刚好有一空缺职位，斯威齐便是该职位的两位候选人之一。熊彼特在1945年5月写信给院长极力推荐斯威齐，但是他最后没有得到这一空缺职位。对斯威齐来说已经非常清楚，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法获得空缺职位的。他在后来强调说，如果不是那么幸运地继承了家庭财产，他就有可能像很多人一样通过学术来谋生，屈服于各种压制和压力。幸好，他没有受到这种压力，因此他决定从军队退役后停止自己原先的教学工作。

促使斯威齐结束大学教学工作的另一因素是他一直存在的并不断增加的创办月刊的想法。战争结束后他与30年代就结识的利奥•胡贝尔曼来往密切。胡贝尔曼是非常杰出的劳工教育家、著名记者以及多部畅销书的作者。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系的主任， 《下午报》的编辑，《美国周刊》的专栏作家，海军气象局的教育和公共关系主任。他最有名的著作有《我们人民》(1932)， 《人的世俗商品》(1936)，《工会真相》(1946)。斯威齐和胡贝尔曼在40年代开始构思创办一本政治杂志，但是没有机会把它付诸实践。直到1948年末这种情况才有了转变。斯威齐有一位密友麦西逊是有名的哈佛的文学研究学者。他们曾一起致力于成立哈佛教师工会， 自此之后一直保持联系。斯威齐、胡贝尔曼、麦西逊支持亨利•华莱士1948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麦西逊听说了斯威齐创办新杂志的愿望，他提出在开办杂志三年内每年给他们5000美元的资助。结果《每月评论》就诞生了：它是一本独立的社会主义杂志，在1949年5月发行了第一期，该期中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文章《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

与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杂志很快消失不同，《每月评论》从一开始便获得成功，到目前为止已经创刊56年了，斯威齐一直担任主编直至去世，它的总部就设在曼哈顿商业区。杂志发行的第一年，它有2500位订阅者。1977年它的发行量达到顶峰120130册。作为激进刊物，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它的发行量减少了，1996年减少到5000册。90年代后期发行量回升，2003年达到7000册。

《每月评论》是英语国家领军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它和任何党派路线保持距离。它的声望从一开始主要源于其经济分析。

《每月评论》不仅仅是经济类期刊，它承担了“把现时作为历史”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责任，它的政治、历史和偶有的文化分析也颇有影响。作者通常都是左派人士，包括下面一些著名的人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w.B.杜波伊斯，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让一保罗•萨特，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马尔克姆•x，埃德加•斯诺，I.F.斯通，R.H.托尼(R.H.Tawney)，G.D.H.科尔(G.D.H.Cole)，亨利•华莱士，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iams)，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赖特•米尔斯，洛兰•韩丝贝莉(Lorraine Hansberry)，安妮•布拉登(Anne Braden)，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Elsberg)，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E.P.汤普森(E.P.Thompson)，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琼•罗宾逊，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萨米尔•阿明，作者远不止这些。

于新中国革命胜利那年创刊的《每月评论》一开始便关注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发生的革命。在50年代《每月评论》对外主要关注冷战，对内关注麦卡锡主义。胡贝尔曼和斯威齐一直都认为麦卡锡主义试图瓦解劳工、农民和民权活动家的新政联盟。因此，所有的编辑在那个时期都成了审讯对象。1953年，胡贝尔曼被乔•麦卡锡参议院委员会传唤。1954年，斯威齐被传唤两次。斯威齐拒绝回答参加亨利•华莱士新罕布什尔州选战的人的行动，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讲座的内容，以及他是否信仰马克思等的提问，认为这些问题侵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他被认为藐视法庭并遭到监禁(在那里他被保释出来)。1957年6月17日，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斯威齐的判决：不能因为跟颠覆活动“很少关联”的政治行为而侵犯宪法赋予斯威齐的自由权。对这个案子的判决书成为维护学术自由的著名判例。

1952年，每月评论出版社在麦卡锡镇压的时代诞生了。创办每月评论出版社的想法产生于1951年名记者斯通和胡贝尔曼、斯威齐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偶然的会面。斯通跟他们说他写了一本批驳官方版的朝鲜战争史的书，但是在麦卡锡主义和战争言论盛行的年代，他找不到出版商。他们看了他的书稿，立即决定创办每月评论出版社。1952年5月，出版了第一本书，斯通的《朝鲜战争秘史》。出版社早期的书，都跟斯通的情况差不多：那些有名的、出色的作者的书，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无法在别的地方出版，这包括哈维•奥康纳(Harvey Connor)的《石油帝国》(the Empire of Oil)(1955)，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1963)，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1966)。这些书都是有资格出版的，但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被出版商拒绝。韩丁的《翻身》是根据政府企图没收的关于中国的事实材料而写的，他打了数年官司才得到这些材料。他在1964年完成该书，随后花了三年时间都无法在波士顿和纽约找到愿意出版该书的出版商。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这本书后来又卖出了2OOOOO册。

虽然政治环境恶劣，斯威齐继续为《每月评论》写作并与人一起写作全方位评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文章，到90年代早期他仅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和评论就不下一百篇。1959年古巴革命发生不久后他访问了古巴，在那里他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胡贝尔曼和斯威齐也是最早认识到如果革命成功，古巴将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之一。《每月评论》有一期专门报道了古巴经济过渡，题为(1960年7—8月出现的革命的分析)，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两位编辑在这之后又出版了《社会主义在古巴》(Socialism in Cuba，1969)。

三

每月评论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的开端，并帮助确立了《每月评论》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立场。巴兰1910年出生在黑海沿岸的一个犹太家庭。巴兰在德国和俄国接受正规教育，曾以助理研究员身份进入有名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德国巴兰结识了德国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家鲁道夫•希法亭。随着希特勒上台，巴兰离开了德国，经过苏联、英国到了美国，并在哈佛从事经济学研究，他在那里遇到了保罗•斯威齐。后来又到斯坦福做了教授。巴兰(在50年代早期与米哈尔•卡莱茨基一起)成为《每月评论》的经济顾问，并以笔名投稿。

巴兰的力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20世纪中叶富国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积累体系。第二部分是关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说明帝国主义如何滥用和吸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除去消费和必要的成本后的社会净收益)。正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后来在《资本主义和拉美的不发达》(每月评论出版社1967出版)中所说的，问题在于“不发达的发展”。巴兰的书的第二部分，第一次准确地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依附情况，这是该部作品中最被认可的部分，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巴兰的书出版之前，他和斯威齐就已经致力于对该书的第一部分进行系统性的阐述。结果十年之后，在1966年出版了《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本书在巴兰死于心脏病两年后出版。斯威齐在序言中说到，这本书的精华部分是他和巴兰一起完成的。《垄断资本》虽然是以畅销书形式来写的，但它远胜于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和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并受到约瑟夫•施泰因德尔(Josef Steind1)在卡莱茨基基础上写出的经典之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的启发。它也反映了马克思、凡勃伦(Veblen)、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思想。

《垄断资本》的核心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受限制的竞争环境之下(一些大企业往往控制了核心工业和整个经济)，剩余增长趋势规律将会代替原先的在自由竞争时代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法则。垄断资本条件下的价格机制的实质(这可追溯至斯威齐早期的折弯的需求曲线理论)意味着资本并不会通过降低价格来应对最终需求的下降，而是会导致生产能力长期过剩， 因为工厂生产能力被闲置以保护利润空间。

有一位分析家用经济学专业语言很好地对巴兰和斯威齐所说出的基本矛盾做了总结：由于生产率增长使生产成本相对于价格降低，潜在的剩余(包括利润、利息、地租、政府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增加了。但是，由于过高的生产能力没能通过价格竞争被降低，所以投资停滞，潜在的剩余无法实现，因为在垄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利润份额，限制了消费增长。

在积累的垄断模式下，剩余吸收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剩余产生。工资收入者很少或不能得到剩余。剩余作为资产收入为资本所得。但是随着生产率提高，资本没有能力来吸收全部过多的剩余。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始终存在，巴兰和斯威齐提出， “划时代的创新” 比如蒸汽机、铁路、汽车虽然改变了整个经济，但是这些加快经济活动的“熊彼特创新” 少之又少，间隔时间长。最终，国外投资不仅没能消化国内生产剩余，而且造成剩余从第三世界回流，这种回流比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那里所投资的还要多。所以，巴兰和斯威齐说将有非常强的停滞趋势。

他们早期的作品体现了上述观点(在卡莱茨基和施泰因德尔作品中也有所表现)，但是，《垄断资本》的特色并不止这些，他们试图解决更为直接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有如此严重的停滞趋势下(特别是在垄断时期)，资本主义体系还能扩张这么快?《垄断资本》在战后美国(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时期写成(这个时期在后来被称为“黄金时期”，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误导)。巴兰和斯威齐解释为什么战后的扩张是“例外”，并不与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这一基本命题相矛盾。他们认为，战后的一些经济扩张可以用战后的一些有利条件来解释：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力量增加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经济的汽车化浪潮刺激了玻璃、钢铁和橡胶行业，带动了高速公路的建设及城郊的出现和零售领域的扩张;跨时代的创新在这里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因素所带来的附带刺激很快开始衰退。

结果，为了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浪费。巴兰和斯威齐在这里强调了三种形式的浪费：销售努力的增加(进入整个营销系统，依凡勃伦所说，就是“销售努力已进入到了整个生产过程”);军费开支(不仅包括冷战，还包括亚洲两次局部战争的开支);金融领域的扩大。后来斯威齐对《垄断资本》的批评主要是它对金融部门的增长关注较少。但实际上书中这部分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有洞见性的。

随着销售努力增加，军费开支增长，金融领域扩大以及战后和经济汽车化浪潮带来的消费需求大增，战后经济很繁荣。巴兰和斯威齐说到， “可以说，从开建铁路以来，美国经济从没有在和平时期受到过这么大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在持续的刺激下，剩余无法吸收的问题—— 失业和生产能力使用不足—— 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而且即使考虑周期性变化，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找到解决办法，因为最有效的办法即通过降价刺激需求和扩大政府民用开支，都被统治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排除在办法之外。

《垄断资本》在《美国经济评论》、《纽约书评》、《国家》、《科学和社会》上受到热烈评论。

这本书是那时新左派的教科书。那时的一位活动家回忆道：《垄断资本》“是学生运动中的‘每个人’在学习小组中必读和必须讨论的书之一，而且他们还推荐给激进的朋友。”《垄断资本》还代表了1968年由美国大多数青年激进经济学家组成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理论立场。

1971年斯威齐在剑桥大学作讲座，题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后来收入题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一些文章》一书中，1972)，成了关于《垄断资本》最初争论的最深刻的讨论。这时期他在年轻左翼政治经济学家中几乎成了神话人物。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和保罗•萨缪尔森1973年在《纽约时报》上写作关于急速发展的新左翼经济学的文章时，认为斯威齐毫无疑问地是美国激进经济学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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