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经济公知”

　　“文化公知”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了，但是“经济公知”却至今仍然十分猖獗，甚至主导着中国的经济话语权。“文化公知”的危害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而“经济公知”的危害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得不到批判，相反却大行其道。

　　什么是“经济公知”？一句话，就是信奉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把西方经济自由主义那套东西作为圭臬，在中国大肆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的那帮人。我们批判“经济公知”，是因为他们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一是与马克思主义作对。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信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庸俗经济理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经济理论传入我国开始，党内外便有一帮人以“工作重心转移”、“处于初级阶段”为幌子，接受西方经济理论的洗脑，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经济公知”的雏形。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公知”迅速壮大，他们的典型代表就是“吴市场”、“厉股份”。他们身上带着共产党员甚至是领导干部的光环，却处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对着干。马克思主义要消灭私有制，他们就大肆鼓吹和推行私有化；马克思主义要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他们就推行雇佣劳动，甚至是“包身工”，把剥削制度重新强加给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要解放劳苦大众，他们却把资本家看的比劳苦大众还要重，有的甚至为资本家站台，高喊什么“谁让企业家过不去就让谁过不去”。一句话，他们相信斯密、相信凯恩斯、哈耶克，胜过相信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注定背叛了共产党的建党理论基础，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成为资本势力彻头彻尾的代言人。

　　二是与人民作对。“经济公知”们经常打着改革的旗号，做反人民的事情。一是仇视和污蔑有利于人民、造福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打着“搞活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旗号，造成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更令人不解的是，对于失业的下岗职工仍不放过，本来已经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和原本有他们一份的国有资产，本来他们已经失去了收入来源，还要让他们自己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把他们推入生活的深渊。这是什么样的仇恨，才能让他们对工人阶级如此丧心病狂呢？与此同时，对于同一时期出现的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他们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不是与人民作对是什么？二是把人民作为改革的对象，从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养老改革，每一项改革，其根本目的，都是“甩包袱”，都是要让老百姓“掏腰包”，让老百姓买单。今天被广泛诟病的“三座大山”、“四座大山”，不就是“经济公知”们三十多年来的杰作吗？

　　三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做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翻开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在发展公有制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然而四十多年来，在“经济公知”的主导下，的各种各样的旗号，肆意诋毁和瓦解公有制经济。他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为借口，只允许“国退民进”，不允许“国进民退”，以牺牲国有企业为代价，为私营企业提供发展空间。而且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资源，公开发表文章，态度蛮横无比，强词夺理，纠缠不止，有一种不铲除中国的国有经济就不罢休的劲头。他们把美国作为看齐对象，美国人要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中国的国有经济，他们就按照美国标准、西方要求行事，忘了中国不是美国，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摧毁中国的国有经济，不等于从根上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我们批判“经济公知”，不仅仅在于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与人民、与社会主义制度作对，还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错误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唯物的，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还在于它是辩证的，“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那么与之相反，“经济公知”信奉的西方经济理论，是唯心、肤浅、空洞和头脚倒置的。不用讲什么深奥的道理，仅仅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印证他们这套理论的片面性、主观性和非科学性：

　　一是看投资：他们只讲投多少，不讲怎么投，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投，还是在私有制基础上投，是富了少数人，还是富了多数人。他们所谓的投资，可以不管窟窿有多大，风险高不高；可以不管投进去的钱都到了谁手里，谁有本事谁拿钱；可以不管项目掌握在谁手里，谁有关系、有背景、有靠山谁拿项目，谁拿到项目，谁就本身就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投资，在他们这种投资里，真正发财的，是靠着各种关系和背景以及其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拿到项目的人，对于老百姓来说，只不过是做了这些项目的奴隶，只能赚到一些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而已。而他们赚取的这些基本生活费，又会被住房、教育、医疗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所绑架。实践证明，在西方经济自由理论主导下，准确说就是离开了公有制，投资越大，只能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越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

　　二是看消费。近几年来，他们出台了一个又一个刺激消费的政策，又是“购车补贴”，又是消费券，又是什么“组合拳”，总是梦想着把老百姓兜里的钱掏出来，美其名曰“刺激消费”，“培育消费热点，消费提质扩容”，想当然地以为，出台了一个什么刺激文件，消费就会如他们所愿地“井喷”。特别是今年以来，许多城市解除限购、降低购房首付、降低房贷利率，央行也出面表态，称什么“房地产是实体经济”，甚至有的地方鼓励大学生购房，刺激消费的招数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结果却是商品房销售面、销售额不断创出新低。

　　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概而言之，“经济公知”所信奉的那套东西，“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鄙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第173页）。

　　我们批判“经济公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公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公知”从西方学来的那点皮毛东西，既没有解决中国经济中的既有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一是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要知道，苏联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是在共产党失去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我国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发生的。由此可见“经济公知”的能量有多大；二是把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搞成千疮百孔，债务高企、处处是“雷”，危机重重；三是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满1000元，另一方面中国的亿万富翁已高居世第一，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有1058位，超越了美国的696位。

　　如果说“文化公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那么“经济公知”就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根子上削弱甚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二者都是插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身上的“两把刀子”，而且后者更具破坏性、颠覆性。中国人民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还要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公有制经济，还要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如果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就不能不批判“经济公知”。我们需要重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把“经济公知”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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