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青年作家于逢与欧阳山、草明等人结伴，从上海辗转回到广州，组织参加了“广东战时文艺工作团”。不久，广州沦陷，战时青年都需各谋出路，一五四师九二二团[1]接纳了于逢、易巩、蒲风等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将其编入政训室，并带其深入广增、韩江、罗洪、潮汕等前线阵地。在换防途中及返回桂林之后，于逢先后写下了报告文学《溃退》、长篇小说《伙伴们》(与易巩合作)、中篇小说《乡下姑娘》等作品。而在这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写作中，《乡下姑娘》明显透露出一种“与抗战无关”的意味：不着力表现战争的悲壮与残酷，也未塑造战火中的英雄人物，而是以一个乡下姑娘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将战时随军知识青年下乡启蒙民众的难题凸显出来。对于这一点，茅盾在小说出版后不久写的《读〈乡下姑娘〉》一文中有所暗示——“在何桂花这恋爱的悲剧中，作者批判了民众工作的一些矛盾。青年男女的民众工作者只把演戏，教唱歌，教识字，作为全部的工作。然而除此以外，又实在没有事可做”[2]，但在新时期写回忆录时再次肯定“这是一部反映抗战现实的比较成功的作品”[3]。无独有偶，冯乃超在用典型人物的塑造标准批评了小说的写作缺陷后，也认为“这是一本缺点很多而值得一读的小说”[4]。21世纪以来，亦有学者将小说主题归为“反‘战争——启蒙’叙事”，认为当启蒙者的身份不具合理性时，启蒙的有效性是大打折扣的”[5]。
可以说，既往研究依然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确立的“思想启蒙”模式，划分出界限分明的启蒙主体(知识青年)与启蒙客体(底层民众)，并将启蒙的无效结局更多地归于启蒙者，如冯乃超就直接将“军队驻扎于村中”却没有“对乡村生活引起一些波动”[6]视为小说的写作遗憾。这样的批判性透视，很难真正表达于逢在亲历近一年的战地生活后那种“必须马上动笔”[7]的写作冲动。1940年前后，于逢栖身于广东释迦崠一带的某乡间部队，近一年的下乡生活造就了小说《乡下姑娘》的出世。作家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在“释迦崠”，并自述道：“我有着颇深的怀念和印象，希望能够写一本东西来纪念这些荒野的山村和蒙昧的人民，并且觉得必须马上动笔;因为自己深深感到，这本小小的怀念现在虽然深切，这些断片的印象现在虽然鲜明，但将来必定是在比这更有意义的题材和主题前，在比现在更为流变的生活中给完全忘掉，永远失去的。”[8]从这段意味深长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想见作家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与情感的深切。其实《乡下姑娘》的写作阶段，正是于逢在完成《溃退》、《伙伴们》这类群像式的写作之后企图转向一种个人化表达的结果。作家不再沉迷于宏大的“战斗”，而是将视野转向内地乡村活生生的民众个体，在乡村基层社会的现实场域中质疑“启蒙”特别是抗战中的“思想启蒙”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引入城/乡、知识/劳动、权力/资本等多重关系结构，分析于逢是如何通过以上关系的建构将一个内地乡村拖出“全民抗战”的时代大潮，这种脱离与间隔是如何消解着战时启蒙与动员的现实，进而探究40年代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在战时乡村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的内核，以此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困境。
一 “新民说”形成
《乡下姑娘》的故事主体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是抗战时期广东丰顺县城下属的一个偏僻村落黄家坑。抗日军队因调防需要暂时驻扎于此，黎主任及其勤务班长陈先生进驻张发婆的韫玉山庄，而张发婆的孙媳妇在与勤务班长的日常接触中渐渐萌生了爱情幻想并冒险私奔，最终计划失败，只好独自返回山庄。表面看来，小说主题关乎“抗战”，但主人公却不是战火中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在闭塞的乡村世界中辗转、挣扎，企图通过爱情这一浪漫化的方式得以自救的女人。那么，在抗战时期，于逢将这样一个略带悲情色彩的爱情故事置于“台前”，却将抗战烽火隐于“幕后”，到底想要讲述什么?显然，作者并没有把“爱情”当作单纯的人生欲望来写。如果说何桂花的恋爱悲剧更多地指向底层劳动妇女脱离乡村家庭(私领域)而试图参与国家抗战(公领域)的失败，那么，它是如何自然地转化为“爱情”这样的浪漫形式被表征出来?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到底承担了怎样的文化想象功能?
首先，何桂花与勤务班长的恋爱得以成立是基于何氏的城市想象。小说的第二章开篇写到两人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你是不是到过许多城市?”过了一会，农家少妇又蠢头蠢脑地问了。她要知道的事情是异常多的。“你到过揭阳城没有哪?”
“自然到过!”勤务班长大声说。“梅县我也到过，广州香港我也到过。揭阳算什么东西!”
“那些地方有没有揭阳那么好?”
“当然好得多啰!”他哈哈笑起来了，于是动手洗红薯，切成方粒放在锅里煮。
“听说揭阳有汽车，会自己走的。那些地方有吗?”
“怎么没有!”他说，蹲下来烧火。“不只汽车呀。还有好大的电车，叮叮口口地响，在马路上走得飞快飞快;还有十多层的洋楼……”[9]
何桂花的“问”与勤务班长的“答”共同指向一个由“揭阳城”、“汽车”、“电车”、“洋楼”所组成的现代化都市，这是何桂花在黄沙坑难以接触到的“别处的生活”，也是她在艰辛而琐碎的家庭劳作中对黄沙坑以外的世界的基本想象，如何离开乡村去往“揭阳城”甚至更远的远方早已是其潜意识中无法抹去的生存动力。谈话过后，何桂花被勤务班长略带冒犯的肩头触碰惊得慌乱逃开，尽管带着奇怪的、失悔的心情，却也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微妙的温情，继而联想到那些跟“契哥”走掉的妇人家以及丈夫的冷酷—“他有那么多的姘头我不管他，难道不能让我有一个契哥吗?男女应该平等呀!……况且许多人都有的”。识字班所宣传的“男女平等”理念与现实生活中丈夫的不忠’使得那些跟“契哥”走掉的妇人家成为何桂花认同、嫉妒进而仿效的对象，与勤务班长的暧昧之情很快在何桂花的意识里被赋予了对抗现存世界的功能，原本被压抑的情感特别是少女时代所孕育的浪漫爱情想象，终于等到一个合适的温床并开始发酵，来自城市的勤务班长的出现以及引诱可以说适时地为她提供了将这一想象变为“真实”的资源。
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才能理解何桂花为何选择勤务班长作为情人，除了他相貌、气质上的优势，更多的是那些独具吸引力的身份标识——“班长”头衔、“城市”归属。这使其更容易成为一个乡下姑娘心中的理想情人，而赢得他的爱恋，则意味着对此生宿命的反叛。同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对宿命的反叛并不只是摆脱当下贫苦的生活（何氏并不贪金钱），而是反叛自己的“童养媳”身份自由地了解并支配自己的身体，她与勤务班长的苟合以及冒险逃离乡下去往城市，正是意图在“性”与“生存空间”两个层面达到身体的一种解放。基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于逢多次描写何桂花一次又一次渺远的憧憬，而次憧憬都与对勤务班长的爱恋相联结：“她仿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它美丽而神秘，同时又显得这样辽远而无稽……她开始在自己的生活里加进了新的意义，加进了新的不满，同时又更加进了一种似乎不可能的新的幻想”;“一种热望在她心里燃起难堪的焦灼。勤务班长的白脸和远方的美丽的城市景物交错地浮现在她眼前……”何桂花更多的不是对爱情/婚姻的想象，而是对“另一个世界”中自我可以达到一种自由状态的幻想，且这种幻想是以一种被缚于一个男人的方式完成的。那么就不难理解，她为何在第一次被勤务班长引诱失身后遭到全村民众以及林军姐的鄙弃，却还是在军队将走之时用身体换回一个虚假的承诺且执迷不疑，因为这场爱恋本身就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她需要一个幻影离可能达到的“真实”更近，而勤务班长正是这个幻影中最不可或缺的道具。
从小说的情节上来看，何氏并未遭遇某种“特殊”的不幸，她和勤务班长的恋爱悲剧只是不断重演一个古老而固定的模式——痴心女子负心汉。但实际上，小说的内核是一个虚假的爱情，乡下姑娘痴心的并非男子而是“别处的生活”，毕竟两人从不曾在任何意义上缔结一对一的爱情关系，无论是伦理上抑或情感资本上。与其说何桂花痴迷于勤务班长这个人，不如说是执迷于自己对他人的爱，执迷于那种跨越伦理、身份、职业、阶级等所有现实条件去完成一次勇敢的逃离，勤务班长为她的勇敢僭越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对象，战争也为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机。所以，何桂花在出走失败、无奈返乡的3个月以后，根本记不起勤务班长的模样，因为她已经在身体上完成了一次短暂的“进城”之旅。
这也正是小说的不俗之处。于逢没有把“爱情”楔入“革命”的序列去书写一场村女与士兵共同抗日的壮举，而是以一种反讽的、近于残忍的破坏性方式去编织一个村女被剔除出抗战行列的悲剧。于逢的男性作家身份，使其不自觉地呈现出对何桂花这类乡村女性的恐惧与厌恶，甚至可以读出一种施虐者的快感，而那残忍之处在于让其在爱人的温存和对未来的憧憬中被3张花花绿绿的钞票打发的时刻，也在于何氏在元宵佳节如行尸走肉一般从城市独自返回乡村的一幕，眼睁睁看着自己走进自设的陷讲，且唯一的笃信者与受骗者都是她自己。回到小说的故事主体，可以说，于逢的《乡下姑娘》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却不是关于爱的证明，而是关于爱情话语的消解与反证，这种消解直接指向２０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或者说走向城市化的结构性难题。在小说文本中，进驻乡村的抗日军队，不是作为村民的“拯救者”角色出场，而是以一种具有明显对照性的压迫性力量到来——黎主任、勤务班长、林军姐等这一新的群体首先是以“城市人”的身份存在，林军姐们的自由身份更是让作为童养媳的何桂花自愧不如，使其多年来被压抑的情感与被奴役的身体在这一节点生发出逃离的冲动，进而成为一个潜在的乡村娜拉型人物。
二 知识逻辑与“思想解放”的限度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政治版图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分化重组，在一个共时态维度上形成三种不同的社会空间，但出于抗战建国的需要，国共两党都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视为不可或缺的力量资源，并制定了一系列妇女政策进行动员和争取。国民政府于1938年5月颁布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就明确了妇女运动的首要条件，即“提髙妇女文化水准：推行识字运动，举办民众学校”[10]，试图用这种迅捷的方式发动广大的启蒙运动。相应的，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对女学生群体进行课外训练，培养她们的战时服务能力，如慰劳前线、歌咏演戏、下乡教书等，“利用识字班及姐妹会的方式深人农村每一个角落里去教育她们(指农妇，笔者加)，把她们组织起来参加各种抗战建国工作”[11]。小说《乡下姑娘》中的林军姐正是跟随军队下乡服务的女学生之一，只是她的身份已经从都市学生转变成乡下教师，利用自己的身份、性别优势及宣传技能，使得何桂花、张庆嫂等的活动空间从田间地头转移到设于祠堂的“战地妇女识字班”;与此同时，这些乡村妇女也开始懵懵懂懂地接受“男女平等”、“思想解放”一类的口号和理念，且将启蒙自己的“教师”当作自己脱离悲苦生活的拯救者。
在何桂花们主动向林军姐们靠拢的过程中，我们或许更需要去辨析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宣传与民众动员的历史情境下，随军知识青年下乡过程中所宣扬的一系列现代社会的文明理念，到底是给民众带来自由与解放的希望，还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这种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情感两难又是由何种关系结构主导的？
且看何桂花对林军姐的第一次信仰崩塌。何桂花与勤务班长的奸情被小叔子福牯告发，村里的男人们将她拖进祠堂，想着或打死或淹死作为惩罚，“四周的妇人家有些发出浪笑声，有些抿着嘴，挤动着眼睛，互相暗示地撞着手肘;有些军队也幸灾乐祸地笑着，似乎异常高兴”。在这样一个“示众”现场，仓促赶来的林军姐本想制止男人们的暴力，但在听说了缘由(“偷汉子”“偷军队”)之后，“林军姐发了窘，脸颊和耳朵通红起来，鄙屑地横了何桂花一眼，就赶紧挤了出去……”
如果进一步分析林军姐为何离开，需要厘清她与何桂花之间的关系。首先，随军工作团的知识青年将黄沙坑的妇人们召集到识字班，教她们识字、唱歌、演戏，为其描述部队的生活与外间的世界，替她们剪发成为一个个“文明妹”，这些来自城市的女学生与乡下妇人们，无论在性别上或是年龄上都更容易结成一种“同伴”关系，唯有在“知识”介入的时候才构成“师生”关系。在小说叙事中，于逢几乎没有花费笔墨去写林军姐作为教师身份的“教”以及何桂花作为学生的“学”的过程，却多次描写她们在日常生活或者说人情往来上的亲密无间，如林军姐很是想念多日不去识字班的何桂花，何桂花也在新年将至之时计划邀请她来家里吃年糕，这都是同伴之间在私人情感方面的交际，而非知识或文化上的传授。反过来说，林军姐之所以在何桂花被示众的场面中仓皇离去，显然是其公领域的“教师”身份远远压倒了私领域的“同伴”角色。作为教师，她确实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口号在理念层面传递给了学生，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学生在实践层面走得更为彻底以至于让她不知所措。
这样一种看似平等实则失衡的关系内嵌于人物的心理层面，从而造成一种叙述张力。对这一关系的微妙之处，林军姐很清楚，何桂花却非常困惑，她无法理解为何老师会因这样的常见事情抛弃自己，进而开始了一种痛苦的反省：“她重新感到军姐们是一些和她全然不同的高贵人类，具有着她所不能理解的思想和感情，显得这样生疏，这样辽远而不可企及，正如最初和她们接触的时候她所曾感到过的。同时，她又开始深切地认识军姐们也并不像她从前所曾想象的人那么具有大勇敢，大权力，却是敌不过村里妇人家的笑声，也没有军队给她们以实际力量的帮助。”何桂花的反省与觉悟，与其说是一个底层劳动妇女在信仰倒塌之后所隐约浮现出的新的主体意识，不如说是于逢借何桂花的反省去审视林军姐式的“思想启蒙”：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对底层群众的所谓“启蒙”，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宣传或者说是对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形式反抗层面，“男女平等”的宣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诱惑，在思想或者说现实层面不具有任何可操作的可能。若是置于20世纪启蒙话语的文学书写中，它距离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中所呈现出的具有意识形态支持和制度保障的抗争性政治还很遥远。
再看何桂花对林军姐的第二次幻灭。部队离开黄沙坑的前一天，她试图去识字班再次寻求逃离的希望。
“军姐，”何桂花轻轻地推了一下教师的手肘，樵悴地问道。“你去了会不会回来的?”
“呃?会回来的!会回来的!”教师不耐烦地连连应着，瞟了她一眼，似乎有点冷冷的。
……
“那么这一次一定要带我走啦!”张庆嫂抢下军姐手里那包书籍，使她留心自己的话。“带我到外边玩玩去!”
“不过，这并不是‘玩玩’的!”林军姐有点懊恼了。“跟着军队走就要会教书，会唱歌，会演戏，……再说呢，这些事情都要问过上头的大官，说准就准，说不准就不准。我一个人怎么能够作主?……其实，你是不成的!你又不会说广州话，又不会演戏……”
这是小说中写得较为精彩的地方之一，“书籍”在这一情节中承担了某种意义上的叙事功能。从妇人们与林军姐的对话中，可以发现，林军姐显然拥有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认知，她手里的那包书籍赤裸裸地显示着一种阶级分野，她对自己在知识优势上的强调甚至炫耀，建立在对张庆嫂、何桂花等底层劳动妇女愚昧而“没有文化”的指认基础上，且这种指认带有明显的暴力性与攻击性。她之于“群众”的态度从亲近到不屑，最后懊恼，用“会教书”、“会唱歌”、“会演戏”、“会说广州话”这些唯有“知识”才能赋予的能力将这些想要出走的“群众”钉死在她们的宿命上，封闭了她们通往现代城市的道路。何桂花面对林军姐的这套话语当然哑口无言，没有丝毫反驳的能力。有意思的是，她从识字班出来后去了巫人张天神的家，把改变命运的希望从“教师”身上转移到“巫人”身上，请求张天神为她算算今年的运气如何，“何桂花默默地站着，不安地抚摩着桌角，用大眼睛担心地追随着巫人的每一个小动作，怯怯地窥伺着那黄黑而阴郁的脸上的表情。她心里卜卜地发跳，仿佛站在严厉的审判官面前……”何桂花的问卦让人想起祥林嫂的捐门槛，当现实将她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只能再次以一种怯弱又卑微的姿态求助于神灵的世界。这分明流露出底层弱势群体的无助与无力，反过来说也是对外来知识阶级的质疑与不信任。
鉴于张天神的卦辞是今年有贵人扶助，何桂花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勤务班长，且近乎屈辱地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交换最后的救命稻草。她乞怜班长带她离开，理由是：“我好好伏侍你!……我会洗衣服，我会烧饭，我什么都来得……我去挑弹药挑行李赚钱给你!”勤务班长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措，只好给了一个敷衍的谎言将其打发走。这里非常讽刺的是，于逢再次将何桂花拉回到一种“自然的劳动”中去，何氏进城本是为了摆脱牛马般的劳作进而将身体解放出来，但最终却只能再次将出走的希望寄托于“劳动”，将自己被奴役的劳动角色归属权从一个男人转移给另一个男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通过“劳动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妇女解放经验，即提升妇女劳动在性别分工中的地位从而改变乡村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并进一步将妇女的活动范围从家庭扩展到公共领域。也许，何桂花唯有等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能通过这种“自然的劳动”完成翻身和解放的诉求。
20世纪40年代的何桂花依然在重复祥林嫂、萧萧、翠翠、阿毛姑娘的老路，要么等待要么死亡，在一种不自甘的痛苦中自我放逐……她的恋爱悲剧昭示着一个难题：底层劳动妇女如何出走与自救?无论是林军姐还是勤务班长，都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力量改变她们的命运，而是处于一种无力解救的尴尬处境。作家于逢对林军姐与何桂花的关系探索，并未停留在简单的引导与被引导的层面，而是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叙事伦理：它既立足于底层妇女的解放诉求，又立足于乡村社会家庭伦理的规范性；既在理念层面试图对公共领域展开变革，又表露出超越现有条件改造宗法社会的无力。
三 地方势力与“军民合作”利益化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处于都市文化中心的知识青年被抛离出既有的生活轨道，一部分在“前线主义”的召唤下参加演剧队或宣传队，走向战地服务，一部分则由城返乡寻找谋生的手段，毕竟温饱问题是凡常生活中的第一要义。这样一来，内地乡村乡镇在1940年前后不仅是战时知识分子的避难之地，更是战时知识青年下乡或返乡后开展抗战动员与宣传的区域。然而，在《乡下姑娘》中，于逢用文学的方式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反差：作为随军下乡的知识青年林军姐并未表现出将村女何桂花拉进“全民抗战”行列的力量;返乡知识青年张长就确实拥有组织与动员乡民的能力，但却一味沉湎于作为现代乡村资本家的“小资”生活。
于是，从现实到文本，《乡下姑娘》呈现出一种价值失落：林军姐和张长就作为乡村抗战动员的主体力量，均显示着一种“非抗战性”，特别是张长就作为军队与村民之间的中介人，在意识到军队将成为自家杂货店的长期主顾后，开始滑向一种由资本所控制的“利益化”的军民合作。这个被迫留守乡村的“能人”在军队进驻黄沙坑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那流利的广州话和娴熟的交际本领，使其从一个知书识墨的读书人摇身一变为黄沙坑的保长，成为军队驻防调防的得力助手，也通过这种微妙的人情关系开展着他的投机事业。
从张长就与军队的交往来看，原先乡土社会由乡绅代理的“保长”身份渐渐变质，虽然他确实承担了在基层社会组织群众的功能，但更多的情况下，他是将这一身份作为“乡霸”的护身符为己所用、以谋私利，如将村庄木桥挪到离自家店铺更近的地方、在恶意竞争中压垮乡邻张日成的杂货店、仗着军队签署的货物放行条大肆买卖日货等等，这个由城返乡的读书人已经在本质上变为唯利是图的商人……黄沙坑在发生巨变，市场竞争中的丛林规则渐渐开始取代传统熟人社会的道理伦理规范，这似乎在预告黄沙坑这一闭塞的古老乡村社会的资本化时代即将到来。从于逢在抗战时期塑造的这一人物来看，虽然对张氏的求学经历并无过多描绘，但不能否认他的读书人身份在抗战历史语境中的功能缺失——现代知识青年回乡之后并未发动民众抗战建国，而是在军队的权力庇护下大发国难财，带着误国甚至叛国的意味。也就是说，知识青年在抗战语境中更多地蛰伏于“器”层面上对个人现实利益的追逐，而非“道”意义上对乡土德性的坚守，“知识”即使在国家利益面前也显得弱不禁风，很快被“权力”/“资本”收编而去。张长就的这种心理变异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面对新的资本经济与传统道德规范之间尖锐对立的矛盾所带给自身的困境，小说中并没有提供清晰的线索供我们参考。
在越南海防埠出生并长大的于逢，19岁第一次回到广州，在亲戚家小住不久即去上海，直到1937年才真正返回故乡。随军辗转内地乡村的经历，使得于逢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典型的、古老的客家族人。小说《乡下姑娘》的开头即采取了一种客家精神寻根式的铺写，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勾勒这个古老的客家村落之渺小、贫瘠与闭塞的状态——“仿佛是什么时代的先民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残迹”，“岭背周围的房子，大半是先人遗留下来的，经历了好些世代，看着人类生殖，成长，劳动和死亡”。除了以一种乡土风俗化的书写呈现这个客家村落，于逢更关注的是现代战争对客家族人的古老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小说开篇即是一段抗日战争前史：“在大约十一二年前的国内战争时期，黄沙坑第一次受到了从外间世界带来的灾难：彭军和钱军把释迦崠一带作为他们的战场，而互相角逐着，互相残杀着。”事实上，于逢并未经历国内战争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混乱，但他对这段混战的重述已经透露出对于这场民族战争的思考，即相对于之前的军阀之战，抗日战争对内地民众的意义是否在现实层面有本质的不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地民众是否真的能被动员起来参加所谓的“全民抗战”?
于逢关于战争的思考，更多的是通过小说中张发婆这一人物展开，并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战时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状态。可贵的是，作家将这种关系的探索置于日常生活情境中，没有选择在前线作战打仗的军队，而是选择了一支蛰于后方乡村、处于非战时状态的军队，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中并不多见，反而可以在沈从文二三十年代创作的军人题材小说中寻到相似的影子。国内战争时期的痛苦记忆(亲人被杀害、房子被烧毁)时时铭刻在张发婆的脑中，她脾气的顽固、多疑、古怪甚至暴戾都直接源自于这一灾难性记忆所带来的创伤。在小说叙事中，虽然黎主任进驻张发婆的韫玉山庄，但于逢并没有重复一般抗战小说中的“觉醒——抗战”模式，而是笔锋一转，书写民众与军队在同一个屋檐下根本无法共处的纠葛，即使黎主任搬出了“军民合作”的大题目也无济于事。小说中描写黎主任的生活：“每天早上老太婆他们吃过早饭很久很久，他才起床，洗完脸就到对溪的什么办公厅去;但立刻又回来躺着睡觉，或者练习书法，或者拿着一支发光的手杖又出去了。”二者维持着一种互不干扰的相处状态。仅有的几次交流都是因生活习惯不同而引发的冲突。总之，张发婆的既有生活轨道在携枪的军队面前被强行改变，她每每提起军队都是口称“那些强盗”——“兵”、“匪”、“盗”似乎在不经意间又走向一处。
韫玉山庄的大门两旁贴着这样一副对联：“韫玉何须求善价，山庄永固得安居。”[12]这本是表达客家族人安土重迁的情结，但在文本中却别有深意，甚至算得上是这部小说的“文眼”，形象地预言了韫玉山庄这个古老中国内地乡村的缩影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变革——韫玉力求善价，山庄不得安居。张发婆对韫玉山庄的极力守护与抗日军队的强行进驻，特别是对民众生活的搅扰，可能是于逢在随军驻防过程中所经历的“真实”，但他并没有将这一部分作为小说的浓墨重彩之处，毕竟“军民合作”主题在当时是无可置疑的时代走向，但我们还是在这个次要人物和次要的情节中看出了于逢的“苦闷”。正如他在战后回忆道：“的确抗战开始以后的几年间，我经历了诸种生活和见到了各式人等……我在作品中写出我之所爱、所憎、所怀疑、所苦恼，终于思想上进入了一个苦闷期……我感到，当眼睛朝着外界，我就看到了光明和未来;但当眼睛转向了自己的内心，我却莫名其妙地陷于忧郁。”[13]也正是这样的“苦闷”与“优郁”促使于逢走向创作的旺盛期，而《乡下姑娘》则成为这段时期的最有力之作。
结语
启蒙与救亡一直是学界聚讼纷纭的话题，理论上的辨析、思想史层面的探讨已经非常丰富，可是少有人深入战时中国乡村社会去关注启蒙与启蒙的困境。抗战时期，青年作家于逢基于自己真实的随军经历和体验，创作了看似与抗战无关的《乡下姑娘》，却呈现出他对战时启蒙与民众动员问题的思考。《乡下姑娘》呈现出一种对战时内地乡村的“再发现”：城乡分离并不能保障抗战中乡村民众的权益，知识逻辑的贯彻却消解了乡村女性的主体自觉，地方势力控制带来的是军民合作利益化的恶果，乡村的战时民众动员不可避免地走向困境，通过这样的叙事理路，叙事者在不自觉中成为那个“看风景的人”。换言之，这是一个入伍作家对战争动员的思考，对启蒙和救亡关系的思考：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后方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民众和国家究竟构成何种关系?处于思想蒙昧状态的民众如何投入国家抗战?这些既是于逢在华南大后方展开抗战动员时所遭遇到的问题，也是自抗战爆发一直到今天的历史难题。作家另辟溪径所构筑的这样一个无战火、无英雄的乡村世界，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现代作家在探索和反思个人与国家贯通的可能性的努力。
注释
[1]九二二团隶属于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部，团长吴履逊是广东揭阳籍进步军人，曾在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战役，他团中第六连连长正是丘东平的胞弟丘俊，而于逢在1934年去上海之后即通过同乡与丘东平相识，此时正在第六连当文书。
[2]茅盾：《读“乡下姑娘”》，《抗战文艺》第9卷第1—2期合刊。
[3]茅盾：《桂林春秋—回忆录(二十九)》，《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4]冯乃超：《乡下姑娘》，《新蜀报·蜀道》1943年11月20曰。
[5]雷霖：《论于逢〈乡下姑娘〉的反“战争一启蒙”叙事》，《怀化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
[6]冯乃超：《乡下姑娘》，《新蜀报·蜀道》1943年11月20日。
[7]于逢：《村女之恋·后记》，上海春潮社1946年版，第181页。
[8]于逢：《村女之恋·后记》，上海春潮社1946年版，第181页。
[9]于逢《乡下姑娘》，《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以下关于小说《乡下姑娘》的引文皆见于此，不再另行标注。
[10]《庐山妇女谈话会发布动员妇女参加抗離国工作大纲(1938年5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11]当时的《广东妇女》月刊“为了供给识字班、民众学校及各县妇女训练班之需要，编辑了高初级‘战时妇女读本’‘民众课本’‘妇女信札’‘歌剧选集’，此外还有纪念日的壁报及各种文化宣传”。参见吴菊芳：《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一年工作总结(1941年1月15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12]借用《论语》中的一篇。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本意是指君子怀才不遇，想有所作为。
[13]于逢：《我的生活创作道路》，《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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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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